对话走进张学良内心的传媒第一人郭冠英
　　“好比大家都在谈《圣经》，但只有我把耶稣的形象活生生给你呈现出来了。”
　　郭冠英把他的纪录片《世纪行过一张学良传》由4集扩充到14集。“比以前更深刻，更好看。”这位在政府任职的台湾业余制片人，并不掩饰自己的自豪，“最多的知识应该在学术著作中，其次是报纸，最肤浅的应该是电视片。可是我的纪录片把这个都倒过来了，学术著作中的问题我都提纲挈领触及到了，我还有很多他们没有的第一手的资料。”
　　
　　《瞭望东方周刊》：根据你的接触，你觉得张学良是个什么性情的人，你对他的印象是怎样的?
　　郭冠英：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乱的人，有点乱七八糟。他有很多缺点，又有很多年轻人爱国的冲动。张学良性格有些不稳，浮躁。我和他熟了，觉得他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未必对，也不是那么深刻。可能是因为他老了，可能是因为他年轻时做少帅，有的时候不太愿意听别人的话，有点专断。
　　《瞭望东方周刊》：都说他年轻时是一个花花公子。又是花花公子，又很爱国，这两者之间好像有些矛盾。
　　郭冠英：对。其实在“九一八”之前，他又吸毒，又喜欢搞女人。他爸爸留给他那么大的资本，那么年轻就成为北方的实权者。但是他又很想玩，空有爱国心，但是没有细致的策略与计划。
　　
　　张学良晚年完全觉得他没有错
　　
　　《瞭望东方周刊》：西安事变中，杨虎城和张学良到底谁是主角？杨瀚说，杨虎城起了主要作用。上世纪90年代，张 学良在回答张之丙姐妹的访谈时说：“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当然我们两个人，那是杨虎城不平啊。”又说：“那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
　　郭冠英：西安事变的主角，怎么可能是杨虎城?张之丙姐妹采访的水准不是很高。忏悔录里讲得最清楚，那是张学良1956年写的，他那时要讨好蒋介石，如果认为杨虎城是主谋，他那时就应该讲。他没这么说。他说，杨虎城不过是陪衬，但也起了恶缘的作用。
　　张之丙访问时，张学良已经老了，张之丙又不会问，他老人家的回答又有些乱。就有一句没一句那么断章取义的乱搭。有时即便那句话确实是他讲的，但整个的意思全是乱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刚才提到张学良的忏悔录，表达了对西安事变的悔意。那是他的真心话吗?他晚年好像有反复。
　　郭冠英：有反复。我觉得，在五六十年代，至少是出于求生，他确实认为自己做错了。我们说那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被人控制久了，有时候确实会相信控制你的那个人；他当时确实有这种心理状态。他也常常对蒋纬国讲“我错了”这类话。
　　到了80年代末，他跟我接触的时候，就已经在说，西安事变他没有错。大概在蒋介石死后，他就开始觉得自己没有错。进入90年代，他就跟我讲了很多很多这类的话，完全觉得他没有错。到了更晚年的时候，他甚至对张之丙说，“我就是共产党”。他的意思是，他(西安事变前)非常同情共产党，甚至想加入共产党。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张学良写给蒋介石的忏悔录，在对西安事变的关键事实回忆上，有没有说违心话?
　　郭冠英：关键事实没有违心的话，但是他隐瞒了对共产党的好感。后来他跟我讲，共产党长征多伟大，没有一个军队像共产党那样子不起。
　　哥伦比亚大学有他的一些资料，不止是忏悔录，他五六十年代写的其他一些东西，留了下来，都蛮反共的。他当时想和蒋接近嘛。
　　《瞭望东方周刊》：有一些历史著作说，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对蒋介石非常佩服。张学良晚年对蒋介石如何评价？
　　郭冠英：确实，他刚一见到蒋，就觉得蒋很勇敢，很有领袖气质和魅力，英俊豪迈。而且蒋又对他很好。所以他把蒋当作父兄那样的关系来往。他后来跟我评价说，蒋对中国还是有功的……不过呢，不要说大人物，一个小人物也有他好的一面，坏的一面。就看是好的多还是坏的多而已。
　　他还引用王新衡的一句话：蒋先生这个人用奴才，不用人才。我就问他，那你认为蒋公是成功还是失败?张学良说，他失败，我跟你讲，他这个人守旧，太守旧了。他什么事都认为自己讲的就是对的。我给这么一句话吧，能做皇帝的话，他就做皇帝了。
　　
　　国民党应为杨虎城平反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采访他的时候，他有评价过杨虎城吗?
　　郭冠英：有。他说，虎城这个人，我批评他是个老粗，他这个人想学时髦，他下面用了很多人，差不多都是共产党，这些人对他影响很大。可是他对深刻的东西并不了解，看事情不是那么深。对整个政治的了解，差周恩来很远。他是个好人，我跟他很好，他很想做个爱国人的样子。
　　根据张学良的这些话，我对杨虎城有了很好的印象。他不是说杨是个老粗吗?我就说他“粗明大意，坚持到底”。
　　《瞭望东方周刊》：你怎么看，杨虎城后人要为杨虎城平反这件事。
　　郭冠英：我觉得，国民党应该为杨虎城做某种程度的平反。尤其现在又国共合作。以前国共斗争时，最大的冤案就是杨虎城被杀。马英九不是说，公车上踩到人都要道歉吗?把杨虎城和亲属、部下8个人都杀了，你不需要道歉吗?而且，杀害不是政府行为，政府首脑那时是李宗仁，李宗仁当时要放杨虎城。国民党只是一个社会团体，怎么可以违背政府的命令?当然当时党国一家，但理论上也是李宗仁当家。
　　我觉得，连战出来做某种的平反，比较好。比如说，举办个西安事变展览，把张、杨地位给肯定肯定。反正台湾已经肯定了张学良嘛。
　　《瞭望东方周刊》：张学良被国民党肯定了吗?
　　郭冠英：张学良死的时候，给他了一个勋章。这个很重要，不是教科书里肯定他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不一样。共产党对历史非常认真的，国民党是随你怎么讲，只要我继续执政就好了。共产党比较严谨，常常有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国民党从来没有这个东西的。
　　台湾的大部分人，心中可能还是这样想的：张学良是祸国殃民。但是因为张学良活在台湾，成为了一个风云人物。媒体每天追着风云人物，结果是不断讲着张学良的好处：爱国、统一……最后被冤屈了。我跟张学良熟，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推波助澜的工作。
　　《瞭望东方周刊》：以台湾为例，你觉得蒋介石时代和“民主时代”，在历史的书写上有什么不同吗?
　　郭冠英：对大陆的历史书写会越来越客观，因为没有蒋家戒严时的那个包袱了。但是它又有“台独”的包袱了。“台独”现在加了很多很多荒谬的解释，实际上另外一种历史扭曲出现了。以前是在中国之下，强调己方的正统。现在是，它根本不管你中国的历史，把中国历史撇开了。现在很多原来跟共产党吵架的国民党史官，现在不太讲话了。反而是共产党内的很多历史学家，对国民党、对抗战都慢慢还是公平地评价了。但是国民党这块认为，你们这样講，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帮助。不是你说国民党以前什么都对，国民党就可以在台湾执政，不是这样子。所以国民党史家不兴奋，不去应和或批评，他都不管了。
　　我有句很重要的话：如果台湾很多历史学家还在痛骂西安事变，痛骂张学良，这是一件好事，因为他还在关心中国历史。最怕是没人关心这件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