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东南告急、华南告急！湖北“截留”、四川“截留”！
新年伊始，传统的用工大省与劳务输出大省的抢工大战在中国大地上演。
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说：“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留在城市，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这句话在“农民工”——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巨大群体身上得到印证，他们如候鸟般在偌大的国土之上迁徙，在城市与城市之间辗转。
自改革开放以来，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他们是城市的“草根”，也如草根般生命力旺盛，百折不挠。他们生活在城市，工作在这钢筋水泥的丛林，并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却始终被打上“农民工”的标签和印记。即便登上春晚舞台的旭日阳刚组合以一曲“春天里”登上春晚舞台，“农民工兄弟”这样亲切的称呼屡屡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一再得到提升，也并不意味着城市包容和接纳这一群体。在这一称呼背后，是他们深刻而艰辛的命运，既无法摆脱等级贵贱的话语内核，也为新经济形势下的中国经济地图走向悄然画上一个注解。
2011年春，延续了几年的“用工荒”现象又派生出新的变化，这一变化引起许多人的关注，最明显的是，中西部开始与东部展开争抢农民工的激烈竞争。
据统计，当前农民工后备力量每年比此前高峰时减少了600多万人，三年减少近2000万人。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调研显示，东部地区外出打工者的月收入为1455元，中部地区为1389元，西部地区为1382元。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仅高5%，而5年前东部地区工资比西部地区平均高15%。
出走还是留守？这成为摆在农民工兄弟面前的一道选择题，也成为窥视我国经济形势变迁的一个力证。
农民工流动新趋势
时值春节，一直在广东东莞打工的江西村民杨平陷入了两难，他得知家乡新成立一家造伞厂，正在招募工人，月工资在2200元左右，同时该厂还能为他的妻子提供一份月薪1300元左右的工作。此前他在东莞一直从事电子元配件的流水线组装工作，月工资3000元左右，刨去吃穿用度，所剩不多。是继续远离亲人南下挣取微薄的工资，还是留在家乡就业，杨平选择了后者，这也意味着他将孩子带进城的计划要暂时搁置了。
据报道，春节还未过去，在郑州、重庆、武汉等地，就有多家企业集结于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等地，通过拉横幅、发传单、现场咨询等方式做宣传，希望返乡过春节的农民工能在春节后留在本地上班。更有机构发出慰问信，承诺当地不仅“有充裕的工作岗位，有收入的保障，有公租房、子女入学等政策环境，而且能近距离地照顾老人和子女，免去亲情的牵挂和旅途的奔波，获得家的归属感”。
以武汉市为例，公开数据显示，2月9日至3月11日，武汉市将举办117场免费招聘会，8000多家企业提供24万个就业岗位，这些岗位约七成为武汉本地岗位，另有300余家沿海企业来武汉抢人，供岗近8万个。
与此同时，在工厂集结的上海、广东、浙江等地，也打响了人才招揽的战役，与一贯熙熙攘攘的招工现场相比，战线开始向后方挺进，一些劳动力密集工厂所在地与西部地区建立友好县镇关系，更有地方政府在春节期间组织缺工企业深入到离职返乡农民工较多的乡镇、村居等地举办专场招聘会。尽管如此，仍然无法缓解用工荒的局面，“估计今年的招工形势比往年更严峻”，浙江某就业局工作人员这样表示。
在重庆，曾与绍兴签订就业协议的涪陵区就业局一改工作方式，转为劝说外出打工者“帮助家乡建设”，不再主动宣传、组织人员外出打工，此前该就业局每年组织约3000人前往绍兴打工。
在北京，家政服务公司的预约火爆程度再次提高，许多雇主表示家政服务员如今十分稀缺，人力成本明显提高。
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司长张红宇曾表示，如果说过去农村劳动力转移更多地依靠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那么下一步农村劳动力转移除了继续支持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外，借助国家区域开发战略，特别是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这些战略的实施，促使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战略选择。
农村劳动力的流向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有专家称，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孔雀东南飞”，民工大潮尽向开放前沿广东流动；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长三角与珠三角开始平分劳动大军；再到近几年来，向环渤海、中西部等地区“逆流动”的现象越来越明显，打工潮的流向转动折射出中国经济区域发展格局的大变迁。
尽管如此，在庞大的春运客流中，涌向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的农民工仍然占据大多数比例。2011年春节期间，一位网友在一份关于农民工的报道中留言说，“今年岁末你们的回家让全国民营快递系统几乎瘫痪。”农民工在大城市第三产业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可见一斑。
用工荒的背后
在这场关于东西部劳动力争夺的角力背后，是暗流汹涌的经济形势变迁。
一直以来，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悬殊，仅占全部国土面积13%的东部地区曾保持创造占全国过半以上GDP的成绩，东部与西部差距十分明显。
以食品、轻纺、组装工业等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曾是东部产业的主力军，然而伴随资本密集型企业与技术密集型企业蓬勃兴起，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寻求更为廉价的生产要素。
历史表明，美国、日本与台湾都曾经走过这条路。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二战后向日本转移，而后日本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又向台湾转移，再后来台湾劳动密集型企业向中国大陆与印尼转移。
在我国内地，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东部制造企业开始向西部转移，有专家表示，用工紧张的连年严峻，将更有力地倒逼东部企业的转型升级，将劳动密集型企业向中西部转移，本地区发展附加值高、对外来务工者需求量相对较小的高利润产业。
随着多个产业转移示范区的批建，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任务也已进入国家战略层面。
从陆续闭幕的全国地方“两会”上传出的信息中不难看出，对于2011年GDP增幅目标的制定，西部地区普遍高于东部地区。其中重庆市以13.5%的GDP增幅目标拔得头筹，此外，西藏、甘肃、陕西、宁夏、贵州、四川、内蒙古、青海和陕西等省市制定的目标均在12%以上。中部各省的GDP增幅目标也多在10%之上。
相比之下，东部地区对于GDP增幅目标的设定显得更为谨慎，上海、广东、浙江等东部省份纷纷将GDP增幅目标降至个位数。上海社科院表示，“由于消费贡献率降低，投资储备不足，民间投资缺乏动力，上海经济运行的工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短中期动力不足，上海GDP增长率7.3%的发生概率为60%，乐观增长9.8%的发生概率为30%，悲观增长3.2%的发生概率为10%。”
GDP增幅目标的高企意味着地方政府仍需依靠更多的投资拉动效益，调查显示，部分位于东部地区的批发零售业、制造业、住宿餐饮业和建筑业等劳动密集型企业都表示了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外迁转移的意向。
2010年5月，鸿海集团与四川省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郭台铭宣布，鸿海集团将加速西进设厂，“让年轻员工能够回家乡工作，感受家的温暖。”有消息称，富士康将投资100亿美元在四川成都建新工厂，而此前富士康与重庆签署的生产基地协议被认为将为重庆带来千亿元产值。
据了解，目前在成都大规模招工的富士康，给生产工人开出的薪资福利条件是：每周工作5天，每天8小时；享受法定假期；月工资1590-2390元(不含加班工资)；购买社保，等等。除富士康外，英特尔、戴尔、联想等大企业也纷纷选择“西进”。
城市之门何时打开
事实上，对于农民工的就业流向，专家早有解读。他们认为，农民工流动迁徙的形式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跨地区流动，随着沿海地区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和劳动力的不足，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大量短期甚至长期迁移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这种人口流动也称为“民工潮”；另外一类流动则是农民就近流动到快速发展的本地城镇。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认为，解决农民工迁徙的根本问题在于城乡一体化，从而使农民不需要跋涉几千里路途来到沿海大城市来挣他那份钱，在家乡就可以挣到。
然而，城乡一体化显然是一个过于庞大的命题，加之于农民工身上更多的是现实问题的累积。
近几年来，我国的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涨，农民工的工资得到相应的提高。然而，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生活成本也不断上涨，大城市高企的房租、上涨的物价、攀升的子女教育费用等都成为农民工们的不可承受之重，踏上返乡就业的道路成为不可避免的抉择。
早在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就指出，农民工问题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多渠道多形式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
毋庸置疑，这些中央文件指明了解决“用工荒”难题的方向。
新生代农民工的出路
在庞大的农民工队伍里，有一支新生力量不容忽视。伴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提法的出现，他们也逐渐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出生于上世纪80后、90年代，积极乐观、富有朝气，虽然在农村长大，但绝大多数没有务农经历。据最新统计，全国2.23亿的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约有1.4亿，约占农民工总数6成。
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多对于城市生活的渴望，他们与父辈们有着巨大的差别，也有着比父辈更执着的“城市梦”，然而与父辈们相同的是，他们仍然游离在城市边缘。这样一群没有种过田的年轻人，梦想着在城市长期发展，他们有着清晰的职业规划和人生目标，不甘心总是在城市的边缘和底层生存与“追梦”。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张元红教授表示，吸引农民工流动的最关键因素还是工资收入的高低，然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一份长远的职业规划以及在城市安定生活的向往成为更加吸引他们的要素。
伴随城市生活的耳濡目染，这批年轻人对于家乡的感情也日渐淡漠，他们不甘心回老家，却又没有被城市完全接纳，这个在城市这个缺乏归属感的庞大人群，似乎正在成为一个同时疏离于城市和乡村的夹心层。
一位来自东莞的服装制造业老板称，如今20多岁的年轻人在制造业做技工的已经越来越少，特别是服装行业，工人普遍呈老年化状态，工人大多集中在40-50岁的年龄段，再过几年，他们基本也就做不了了。
对传统制造业失去兴趣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一大特点，他们往往瞧不起这类技工，而追求更新鲜时髦的工种。学技术、创业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追求的目标，如何为这些年轻人提供就业教育机会、提高他们自身素质、完善进城配套政策等已成为政府部门思考的课题。
在人口流转的今天，城市也在流转，毫无疑问，如何吸引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成为考验中西部地区城市的命题。张元红认为，解决农民工的生存条件与农民工的未来是重要的民生保障，需要有关部门统筹规划，逐步打破城镇户籍、住房、社保等瓶颈，同时建立综合服务保障体系，把就业政策向乡镇和农村延伸，才能让在外工作的农民工真正安定下来。
新年伊始，传统的用工大省与劳务输出大省的抢工大战在中国大地上演。
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说：“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留在城市，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这句话在“农民工”——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巨大群体身上得到印证，他们如候鸟般在偌大的国土之上迁徙，在城市与城市之间辗转。
自改革开放以来，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他们是城市的“草根”，也如草根般生命力旺盛，百折不挠。他们生活在城市，工作在这钢筋水泥的丛林，并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却始终被打上“农民工”的标签和印记。即便登上春晚舞台的旭日阳刚组合以一曲“春天里”登上春晚舞台，“农民工兄弟”这样亲切的称呼屡屡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一再得到提升，也并不意味着城市包容和接纳这一群体。在这一称呼背后，是他们深刻而艰辛的命运，既无法摆脱等级贵贱的话语内核，也为新经济形势下的中国经济地图走向悄然画上一个注解。
2011年春，延续了几年的“用工荒”现象又派生出新的变化，这一变化引起许多人的关注，最明显的是，中西部开始与东部展开争抢农民工的激烈竞争。
据统计，当前农民工后备力量每年比此前高峰时减少了600多万人，三年减少近2000万人。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调研显示，东部地区外出打工者的月收入为1455元，中部地区为1389元，西部地区为1382元。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仅高5%，而5年前东部地区工资比西部地区平均高15%。
出走还是留守？这成为摆在农民工兄弟面前的一道选择题，也成为窥视我国经济形势变迁的一个力证。
农民工流动新趋势
时值春节，一直在广东东莞打工的江西村民杨平陷入了两难，他得知家乡新成立一家造伞厂，正在招募工人，月工资在2200元左右，同时该厂还能为他的妻子提供一份月薪1300元左右的工作。此前他在东莞一直从事电子元配件的流水线组装工作，月工资3000元左右，刨去吃穿用度，所剩不多。是继续远离亲人南下挣取微薄的工资，还是留在家乡就业，杨平选择了后者，这也意味着他将孩子带进城的计划要暂时搁置了。
据报道，春节还未过去，在郑州、重庆、武汉等地，就有多家企业集结于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等地，通过拉横幅、发传单、现场咨询等方式做宣传，希望返乡过春节的农民工能在春节后留在本地上班。更有机构发出慰问信，承诺当地不仅“有充裕的工作岗位，有收入的保障，有公租房、子女入学等政策环境，而且能近距离地照顾老人和子女，免去亲情的牵挂和旅途的奔波，获得家的归属感”。
以武汉市为例，公开数据显示，2月9日至3月11日，武汉市将举办117场免费招聘会，8000多家企业提供24万个就业岗位，这些岗位约七成为武汉本地岗位，另有300余家沿海企业来武汉抢人，供岗近8万个。
与此同时，在工厂集结的上海、广东、浙江等地，也打响了人才招揽的战役，与一贯熙熙攘攘的招工现场相比，战线开始向后方挺进，一些劳动力密集工厂所在地与西部地区建立友好县镇关系，更有地方政府在春节期间组织缺工企业深入到离职返乡农民工较多的乡镇、村居等地举办专场招聘会。尽管如此，仍然无法缓解用工荒的局面，“估计今年的招工形势比往年更严峻”，浙江某就业局工作人员这样表示。
在重庆，曾与绍兴签订就业协议的涪陵区就业局一改工作方式，转为劝说外出打工者“帮助家乡建设”，不再主动宣传、组织人员外出打工，此前该就业局每年组织约3000人前往绍兴打工。
在北京，家政服务公司的预约火爆程度再次提高，许多雇主表示家政服务员如今十分稀缺，人力成本明显提高。
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司长张红宇曾表示，如果说过去农村劳动力转移更多地依靠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那么下一步农村劳动力转移除了继续支持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外，借助国家区域开发战略，特别是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这些战略的实施，促使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战略选择。
农村劳动力的流向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有专家称，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孔雀东南飞”，民工大潮尽向开放前沿广东流动；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长三角与珠三角开始平分劳动大军；再到近几年来，向环渤海、中西部等地区“逆流动”的现象越来越明显，打工潮的流向转动折射出中国经济区域发展格局的大变迁。
尽管如此，在庞大的春运客流中，涌向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的农民工仍然占据大多数比例。2011年春节期间，一位网友在一份关于农民工的报道中留言说，“今年岁末你们的回家让全国民营快递系统几乎瘫痪。”农民工在大城市第三产业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可见一斑。
用工荒的背后
在这场关于东西部劳动力争夺的角力背后，是暗流汹涌的经济形势变迁。
一直以来，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悬殊，仅占全部国土面积13%的东部地区曾保持创造占全国过半以上GDP的成绩，东部与西部差距十分明显。
以食品、轻纺、组装工业等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曾是东部产业的主力军，然而伴随资本密集型企业与技术密集型企业蓬勃兴起，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寻求更为廉价的生产要素。
历史表明，美国、日本与台湾都曾经走过这条路。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二战后向日本转移，而后日本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又向台湾转移，再后来台湾劳动密集型企业向中国大陆与印尼转移。
在我国内地，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东部制造企业开始向西部转移，有专家表示，用工紧张的连年严峻，将更有力地倒逼东部企业的转型升级，将劳动密集型企业向中西部转移，本地区发展附加值高、对外来务工者需求量相对较小的高利润产业。
随着多个产业转移示范区的批建，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任务也已进入国家战略层面。
从陆续闭幕的全国地方“两会”上传出的信息中不难看出，对于2011年GDP增幅目标的制定，西部地区普遍高于东部地区。其中重庆市以13.5%的GDP增幅目标拔得头筹，此外，西藏、甘肃、陕西、宁夏、贵州、四川、内蒙古、青海和陕西等省市制定的目标均在12%以上。中部各省的GDP增幅目标也多在10%之上。
相比之下，东部地区对于GDP增幅目标的设定显得更为谨慎，上海、广东、浙江等东部省份纷纷将GDP增幅目标降至个位数。上海社科院表示，“由于消费贡献率降低，投资储备不足，民间投资缺乏动力，上海经济运行的工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短中期动力不足，上海GDP增长率7.3%的发生概率为60%，乐观增长9.8%的发生概率为30%，悲观增长3.2%的发生概率为10%。”
GDP增幅目标的高企意味着地方政府仍需依靠更多的投资拉动效益，调查显示，部分位于东部地区的批发零售业、制造业、住宿餐饮业和建筑业等劳动密集型企业都表示了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外迁转移的意向。
2010年5月，鸿海集团与四川省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郭台铭宣布，鸿海集团将加速西进设厂，“让年轻员工能够回家乡工作，感受家的温暖。”有消息称，富士康将投资100亿美元在四川成都建新工厂，而此前富士康与重庆签署的生产基地协议被认为将为重庆带来千亿元产值。
据了解，目前在成都大规模招工的富士康，给生产工人开出的薪资福利条件是：每周工作5天，每天8小时；享受法定假期；月工资1590-2390元(不含加班工资)；购买社保，等等。除富士康外，英特尔、戴尔、联想等大企业也纷纷选择“西进”。
城市之门何时打开
事实上，对于农民工的就业流向，专家早有解读。他们认为，农民工流动迁徙的形式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跨地区流动，随着沿海地区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和劳动力的不足，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大量短期甚至长期迁移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这种人口流动也称为“民工潮”；另外一类流动则是农民就近流动到快速发展的本地城镇。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认为，解决农民工迁徙的根本问题在于城乡一体化，从而使农民不需要跋涉几千里路途来到沿海大城市来挣他那份钱，在家乡就可以挣到。
然而，城乡一体化显然是一个过于庞大的命题，加之于农民工身上更多的是现实问题的累积。
近几年来，我国的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涨，农民工的工资得到相应的提高。然而，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生活成本也不断上涨，大城市高企的房租、上涨的物价、攀升的子女教育费用等都成为农民工们的不可承受之重，踏上返乡就业的道路成为不可避免的抉择。
早在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就指出，农民工问题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多渠道多形式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
毋庸置疑，这些中央文件指明了解决“用工荒”难题的方向。
新生代农民工的出路
在庞大的农民工队伍里，有一支新生力量不容忽视。伴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提法的出现，他们也逐渐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出生于上世纪80后、90年代，积极乐观、富有朝气，虽然在农村长大，但绝大多数没有务农经历。据最新统计，全国2.23亿的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约有1.4亿，约占农民工总数6成。
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多对于城市生活的渴望，他们与父辈们有着巨大的差别，也有着比父辈更执着的“城市梦”，然而与父辈们相同的是，他们仍然游离在城市边缘。这样一群没有种过田的年轻人，梦想着在城市长期发展，他们有着清晰的职业规划和人生目标，不甘心总是在城市的边缘和底层生存与“追梦”。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张元红教授表示，吸引农民工流动的最关键因素还是工资收入的高低，然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一份长远的职业规划以及在城市安定生活的向往成为更加吸引他们的要素。
伴随城市生活的耳濡目染，这批年轻人对于家乡的感情也日渐淡漠，他们不甘心回老家，却又没有被城市完全接纳，这个在城市这个缺乏归属感的庞大人群，似乎正在成为一个同时疏离于城市和乡村的夹心层。
一位来自东莞的服装制造业老板称，如今20多岁的年轻人在制造业做技工的已经越来越少，特别是服装行业，工人普遍呈老年化状态，工人大多集中在40-50岁的年龄段，再过几年，他们基本也就做不了了。
对传统制造业失去兴趣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一大特点，他们往往瞧不起这类技工，而追求更新鲜时髦的工种。学技术、创业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追求的目标，如何为这些年轻人提供就业教育机会、提高他们自身素质、完善进城配套政策等已成为政府部门思考的课题。
在人口流转的今天，城市也在流转，毫无疑问，如何吸引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成为考验中西部地区城市的命题。张元红认为，解决农民工的生存条件与农民工的未来是重要的民生保障，需要有关部门统筹规划，逐步打破城镇户籍、住房、社保等瓶颈，同时建立综合服务保障体系，把就业政策向乡镇和农村延伸，才能让在外工作的农民工真正安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