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中期，由于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经济危机的频繁，西方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严重的异化现实以及复杂的社会矛盾是产生现代派文学的重要社会条件。现代派作家们用手中的笔对当时的异化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并对人们的灵魂进行了严肃的剖析，使人们认识到了危机社会中全面异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切作家的创作都与客观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切文学现象都不可能是没有某种社会内容的无源之水。现代派文学中异化现象的产生也有深刻的社会根源。
　　
　　一、反哲学思潮与“现代心理学”是异化现象产生的理论土壤
　　
　　在20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各种危机此起彼伏，社会现实的残酷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一些传统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怀疑，在马列主义尚未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时候，一些反传统的、唯心的哲学思潮便应运而生。最具代表性的是叔本华的“唯意志论” 和尼采的“超人哲学”。他们开创了19世纪反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的先河，为现代派文学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现代派作家对资本主义制度有着切身的感受，是一批精神无处寄托、心灵无处栖息的“迷惘一族”，于是顺应这一形式的要求，无一例外的举起了“反叛”的旗帜。他们强调：文学是作家的自我表现，而不是对客观世界的再现，创作只能从自我出发，从主观出发，认为“在我们之外，不存在任何现实的东西，只有个人感觉和智能方面的意识才是现实的”。用卡夫卡的话说，现代派文学所描绘的图像是作家“个人的象形文学”。诚如卡夫卡所言，现代派文学从开始的象征主义小说到后来的荒诞派戏剧几乎无一例外地走上了这种“内心开拓”的道路，都没有脱离人对物的主观感受，都借揭示人的变态心理、“异化”人生来揭示社会的黑暗。
　　在传统心理学中，无意识（或称下意识）和梦等问题一直被排斥在研究范围外，而弗洛伊德却一反常规，把它们做为自已学说的基石，创建了“现代心理学说”。荒诞派戏剧中，作家们恰恰是通过稍纵即逝的幻想、意念乃至梦境的形式，以一种原始的、粗野的面貌将感情倾泄在作品中，用荒诞的、极其夸张的手法去表现异化的世界和人生。作品不仅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而且作品中出现的一切事件间没有正常的因果关系和必然联系。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毫无逻辑可言，剧中的主人公戈戈和狄狄盲目地寻找根本不认识的戈多，语言颠三倒四，动作怪诞滑稽，第二幕的故事情节与第一幕重复，他们等待的戈多是谁，作者没有交代。作品通过人的无意识的活动、梦呓般的语言，表现了西方社会中凄惨、荒凉的社会人生现实。
　　
　　二、精神危机是异化现象产生的另一重要原因
　　
　　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中期，西方国家的物质文明并没有给人类的精神文明提供物质基础，相反地却给一些没有理想的青年人带来了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他们对金钱的崇拜与追求几乎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人与人间的关系除了赤裸裸的“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这一时期，金钱成为许多作家的共同主题。如斯特林堡的《鬼魂奏鸣曲》。在这幕剧中，人鬼同台，现实与虚幻混杂在一起，剧中那座时髦的二层楼住宅象征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这里的一切全都建筑在谎言的基础上，人们利欲熏心、相互倾轧、彼此残杀，把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对金钱的掠夺表现的鲜血淋漓。
　　精神危机同时也反映在人们在巨大的国家机器面前，显得越发渺小和无能为力，越发地沮丧、悲观和消沉。奥地利表现主义作家卡夫卡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在巴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写着：我在摧毁一切障碍，而在我的手杖柄上写着：一切障碍都在摧毁我。”他的短篇小说《变形记》叙述了一个职员格里高尔的坎坷一生。故事表现了在充满异化的社会中，人是如何失去了自己存在价值的主题。
　　除此之外，人们还普遍感到人是孤独的，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和敌对现象越来越严重。萨特在剧本《禁闭》中就描写了一座因人与人相互敌对而形成的恐怖的“地狱”。在剧尾，加尔散有这样一段话：“我从来都没有想到……提起地狱，你们便会想到硫磺、火刑、烤架……啊，真是莫大的玩笑！何必用烤架呢，他人就是地狱”。“他人就是地狱”自此便成为揭示西方社会中人们相互关系的一句最锋芒犀利的名言。
　　
　　（戴玉英，山东临沂市第九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