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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综合《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和已有研究成果，找到1927-1939年间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出版的冠以“国文”或“国语”名的初中教科书39套，列表如下：
由上表可见，30年代最大的教科书出版商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四家出版社共出了19套教科书，占当时同类出版物数量的一半左右。这39套教科书，都是文言白话混选，文言文数量按年递增，且按是否分单元，课后是否附语法修辞和文学知识的不同，这些教科书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别。按照它们各自预设的教学内容的不同，上述教科书可分三类。第一类继承了20年代突出新思潮的编写理念，以思想道德教育为主，但跟20年代相比，其内涵已经有所变化。第二类继承了20年代突出新文学的编写理念，以文学作品为主要内容，但受1930年前后时代背景的影响，其具体篇目和所体现的趣味跟20年代教科书中的新文学已经大不相同。第三类教科书呼应了20年代中期舆论对国文教科书的批评，以文章作法为主要内容。这类教科书在数量上最多，流通最广。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四大教科书供应商在一番摸索后，都转到了以文章作法为主导的编写轨道上来。
一
商务印书馆在1930年代出版了至少5套初中国文教科书，其中以傅东华、陈望道的《基本教科书国文》最有特色，以傅东华《复兴初中国文》影响最大。两套教科书主编都为傅东华，前后相隔不到一年，但在编辑思路上却变化很大。
《基本教科书国文》，1931年12月至1933年2月陆续出版。相比于此前出版的教科书，《基本教科书国文》的“新尝试”，在于它的课后“说明”。“说明”作为国文教科书助读系统的一部分，这并不新鲜。商务印书馆1928年出版的胡怀琛《新时代国语教科书》，其部分课文后也有“说明”。但《基本教科书国文》课后“说明”的内容，确为独创。“这些说明虽然散在各篇，合之自成系统，便是把一部文学概论和作文论分散开来，具体地灌输给学生知道”；同时，“中国及世界文学上最粗浅的常识——如各种文体及诗体的名字，及世界第一流作家和作品的名字，——我们认为在初中时代已有逐渐灌输的必要，所以书中有一部份的教材是为这个目的选入的，也无非欲在无形中为学生预备将来欣赏文学的基础”[1]。《基本教科书国文》同民国时期的其它中学国文教科书的不同之处，正在于设计了“文学概论和作文论”及各种文学知识等内容。
《基本教科书国文》第一册主要教学说明文的命题及命题的证明方法；方位、颜色、姿态、动态、人物的描写；并在描写和叙述的基础上设计传记、小说、史诗、童话等文体内容的教学。第二册教学抒情文、小品文、抒情诗、赋。第三册在内容设计上受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与《什么叫做短篇小说》两文的影响，教学文学方法，让学生欣赏和了解文学作品的取材、剪裁和布局。第四册教文学内容，“顺次读去，就可以晓得怎样观察，并且怎样去说明你们周围的世界，因而晓得怎样增富你们的文学材料。”[2]第五册教文学技巧，“前部讲音节，中部讲技巧，后部讲风格”[3]。第六册教学“文学传统的知识”，包括“文字的历史”、“学术思想以及一般文化的历史”及“风格的历史。”[4]
《基本教科书国文》教给学生关于文学创作、欣赏与研究的知识和技能，这在民国时期的中学国文教科书中非常独特。但傅东华在随后的教科书编纂中却并没有贯彻下去。《基本教科书国文》第六册于1933年2月出版，3个月后，《复兴初中国文》第一册就出版了。
比较两套国文教科书，我们发现傅东华的初中国文教科书编辑思路有了较大调整。《复兴初中国文》课后“暗示”跟《基本教科书国文》课后“说明”在形式上一脉相承，但内容上变化很大。综合各课的“说明”，可成一部系统的文学概论和作文法。而“暗示”的目的，却在“诱导学生对于教材内容作分析，综合，比较之研究，期使获得透彻之了解及深入之欣赏。”不再具备“文学概论”的功能。《基本教科书国文》课后的“文法和修辞”，多从“所读文中自然引出”，“虽然分散在各篇之后，合起来自能成为一部系统的文法和一部系统的修辞学。”《复兴初中国文》不再将“文法和修辞”分散在每篇精读文章之后，而是每册设计20篇习作课，穿插在精读文后，“供给语法文法及文章作法之教学及练习材料”。“文章作法”是新加進来的。在傅东华看来，“文章作法”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语法，文法，句法，章法等等，都属文章组织的研究”[5]，二是文章体裁的研究。正是“文章作法”，而非“文学概论”，成为《复兴初中国文》的编辑纲领。
《复兴初中国文》虽跟《基本教科书国文》有很多课文重复，但这些课文在两套教科书中却承担了不同的功能。《复兴初中国文》第一册选《水浒传》中的《景阳冈》，并将此文跟叶绍钧《篮球比赛》对比，目的在学习记述文的方法。而《基本教科书国文》则以此文为例，介绍小说的三要素：背景、人物、情节。《复兴初中国文》第二册以叶绍钧《蚕儿和蚂蚁》为例，说明“记叙文的一种主要性质”在于能抓住读者，诱导读者不断读下去。《基本教科书国文》第一册也选了《蚕儿和蚂蚁》，但企图通过这篇作品，让学生学会区别童话和寓言。《复兴初中国文》第四册选入宗臣《报刘一丈书》，暗示为：“用记叙体描写一个类型的人物，用记叙代替说明。读者不但可得一个概念，还可得一个活泼鲜明的印象。”这篇文章也被《基本教科书国文》第四册所选，该册的任务是学习“文学内容”，并将文学内容分为暴露、理解等，《报刘一丈书》被作为“直接暴露”的例文。《复兴初中国文》第五册选入《孟子·陈仲子》，目的为教会学生“做议论文立论须顾到实际，不可太近理想。”《基本教科书国文》第四册教学“文学内容”，理想主义或乌托邦为“文学内容”之一，《孟子·陈仲子》即作为批评乌托邦的例文。《复兴初中国文》第六册选苏东坡《前赤壁赋》，让学生明了议论和抒情的混合。《基本教科书国文》第五册也选《前赤壁赋》，却被用来作为“风格”的例文。
可见，傅东华的两套教科书虽在选文上多有重复，但《基本教科书国文》的主要目的，是教学文学创作、欣赏和研究的知识和技能，《复兴初中国文》的主要目的，却是教学叙述文、说明文、议论文等普通文的文章作法。商务印书馆在初中国文教科书上编辑思路的变化，在1930年代具有代表性。
二
1928-1937年间，中华书局至少出版了6套初中国文教科书。其中3套为朱文叔主编，分别为《国语与国文》，《初中国文读本》和《初中国文读本（增注本）》。其内容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1928年8月至1929年9月陆续发行的《国语与国文》，“略依其《初级古文读本》《初级国语读本》两书之旧，增删而改编之”[6]，显然还保留了20年代中期的风格。但《国语与国文》中的大多数选文在1933年7月至1934年8月出版的《初中国文读本》中不再出现了。
相比于《国语与国文》，《初中国文读本》中的文言文作品数量减少。《国语与国文》中一些比较高深的作品，像王粲《登楼赋》，庾信《小园赋》，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章学诚《古文十弊》，王国维《人间词话节录》等在《初中国文读本》中都不再出现。
两套教科书都收译文。《国语与国文》收译文33篇，多为五四时期翻译的小说、诗歌、戏剧等纯文学作品，如周作人翻译的《一文钱》《燕子与蝴蝶》《父亲在亚美利加》，胡愈之翻译的《街之树》《我的学校生活的一断片》，刘半农翻译的《猫的天堂》《法国马赛革命歌》等。《初中国文读本》收译文16篇，分为17课，在数量上大大减少。《国语与国文》中周作人、胡愈之、郑振铎、沈雁冰、鲁迅、田汉等五四时代的译作，绝大部分在《初中国文读本》中不再出现。《初中国文读本》新增的一些译作，除阿佐林著、徐霞村译《一个农夫》，阿哈洛年著、胡仲持译《运命》等少量文学作品外，像伊林著、吴朗西译《小五年计划与大五年计划》，亨丁登著、潘光旦译《饥馑荐臻的华北》，松冈洋右著、陈东林译《“青年宰相”印象记》，谦本图著、孙毓修译《日本风俗》《耶路撒冷》等都是应用文或游记、印象记等普通文。
此外，朱文叔“特约多人，按照初中程度，分别撰述既富兴味，又有内容之文字，编入各册，藉矫从来偏重文艺文之趋向。”[7]专门邀请名家为教科书撰文，这在民国时期的中学国文教科书编撰中属于特例。《初中国文读本》中“特约”的41篇作品，除吉田絃二郎著、文叔改译的《思母》为抒情文，廖勒尼亚著、慎伯改译的《莫斯科的女孩儿》为小说，熊佛西《枯树》为戏剧外，其它都不是纯文学作品。按内容划分，这38篇作品可以分为5类。包括陈兼善《进化论浅解》、周昌寿《物理学和人生》、竺可桢《天气》、黄云骙《纺织》、张耀翔《喜怒忧惧》、余云岫《病》等10篇科普文；闻一多《青岛》、孙福熙《夏天的生活》、金兆梓《风雪中的北平》等9篇描写自然风光和地方特征的描写文。廖世承《青年生活》，陆费逵《敬告中等学生》，顾颉刚《怀疑与学问》，王世颖《合作运动》等8篇指示现代人应有素质的议论文；陈望道《修辞》、黎锦熙《文法》、刘复《应用文及其作法》、孙俍工《习作方法论》等6篇作文方法和文体知识的说明文；韦息予《李鸿章》，袁昌英《朴朗吟教授》，金兆梓《陈朝玉传》等5篇人物传记。这些作者中，张耀翔是著名的心理学家，余云岫被称为“中国医学的播种者”，黄云骙是国内棉纺高支纱的开拓者之一，周昌寿是著名的物理学翻译家，陈兼善是著名的动物学家，竺可桢是著名的气象学家。他们大都不是文学家，“特约”他们为国文教科书撰文，自然淡化了国文教科书中“偏重文艺文之趋向”。
《初中国文读本》大量选入记叙、说明、议论等普通文和应用文，为增注本添进文章作法准备了条件。1935-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初中国文读本（增注本）》。跟《初中国文读本》比较，《初中国文读本（增注本）》“每册备有文章作法教材，供习作时间讲授之用，惟为教学便利计，不分羼于课间，而总列于书后，其次第视学生对于语言文字上知识之需要及了解之程度，定第一年讲语法、文法，第二三年讲文章體制。”[8]第一、二册讲文法。第三册讲记述文，分记述文的意义、种类，材料的积储、收集、选择，记述文的组织、开端和结束及文学的记述文等8方面。第四册为叙述文，分叙述文的意义和种类，叙述文和记述文的区别，叙述文的要素，题材的取舍，组织的顺序，首尾的安置，观点的一致和移动，叙述的快慢，叙述的流动和中止等9方面。增注本第五、六册查找不到，按顺序应设计说明文、议论文的教学。可见，跟《初中国文读本》相比，《初中国文读本（增注本）》更加突文章作法的教学。
朱文叔所编三套教科书的变化情况表明，中华书局的初中国文教科书内容，逐步从文学教学转向了文章作法。
三
1930年代的世界书局，至少出版了5套初中国文教科书，其中3套为朱剑芒编辑，这三套教科书的内容，也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
朱剑芒编辑的新主义教科书《初中国文》1929年6月开始出版，8月出齐。1930年9月，遵照教育部批示，《初中国文》订正出版。《初中国文》设计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学教学。文言文按时代逆序编选，以“引起其研究古代文艺的兴趣”，并对中国文学史有感性认知。每册中的文艺文份额为30%-40%，“诱导读者对于小说、诗歌等文艺作品，更奋发其热烈的研习与欣赏。”[9]二是思想教育，《初中国文》每册各有侧重：各册《内容提要》分别强调“激发青年的进取”，“指示前进的途径使力求新的生活”；“描写人生一切，指示青年认识人和社会间的关系”，“并对于旧社会被压迫的农工，抱有相当的同情”；“诱导读者对于人生观，常抱无穷的乐趣”；“灌输革命知识”，“鼓励现时代的革命精神”；“讨论人生问题”，“对于人生的真义，更有充分的了解”；“对于国家状况，具有深切的观念，并激发其爱护国家的热忱”。 《初中国文》按时代逆序编选文言文，是借鉴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编法；分选文为文艺文和实用文，属借鉴沈仲九、孙俍工《初中国语文读本》的编法；每册各以某一内容为主旨，则跟朱文叔《国语文类选》和穆济波所设计的教学内容相似。看来，它杂糅此前中学国文教科书内容，企图承担文学教学、思想教育等多重功能。
1933年8月，朱剑芒编辑的《朱氏初中国文》开始由世界书局出版，1934年4月出齐。跟新主义教科书《初中国文》相比，《朱氏初中国文》有三个变化。第一，《朱氏初中国文》淡化了思想教育。《朱氏初中国文》每册选列“三数篇”发扬“民族精神”的作品，相比于《初中国文》每册各侧重某方面内容的编选方式，不仅比重大大减少，而且目标单一得多。第二，朱剑芒不再区分文艺文和实用文的比重，不再按照时代逆序选择古文，而按题材编选文章。“凡同一题材或内容相近的作品，必集两篇以上列于一起，以资教学上的连贯。”所谓“同一题材或内容相近”，是从文章学的角度来说的。“本书各册内容，均依由简及繁由近及远的原则为次序：如写景，先列乡村，城市，次及国内名胜与国外名胜；叙事，先叙片段的少数人的事实，渐进至整个的多数人的事实；抒情，先写由景物感发的情绪，渐进至由事实感发的情绪，说理，先从物理的解释，渐进至事理的解释等。”[10]第三，助读系统偏向文章作法。新主义教科书《初中国文》每篇后仅注释字词，《朱氏初中国文》“各篇注释后，更附以重要参考材料”。“自词性辨别，标点种类，句式构成，成语使用，篇章结构，以至修辞方法，条举缕析，分列于各册各篇，并随时摘出课文恰有的材料，以为例证。”[11]重点在辨析文章作法。
朱剑芒编辑的第三套初中国文教科书——1936年12月至1937年出版的《初中新国文》，跟《朱氏初中国文》相比，除大幅削减教材分量外，内容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三套教科书的比较表明，朱剑芒系列初中国文教科书的内容，也逐渐从思想教育、文学教学转向了文章作法。
四
跟上述三家书店相似，开明书店和北新书局所编初中国文教科书的内容也有变化。
开明书店第一套初中国文教科书，是王伯祥编辑的《开明国文读本》，1932年7月开始出版，1933年4月出齐。“第一二册注重于文章之体裁，凡记叙、抒情、解释、议论以及應用文等，无不具备，期使读者习得叙说事理及其表达情意之技能。第三四册于体裁外，更注重于文章之组织及风格，期使读者得进一步究明作文之技术及养成欣赏文艺之兴趣。第五六册更进而及于历代名著之选读，俾读者得以了解我国过去之典籍之一斑”。王伯祥为该套教材另编参考书六册，现仅见前三册，“特别注重于文法之词性、词位，造句、作文之方式，文言文与语体文之比较，修辞学上之组织法，藻饰法，文体之分类、比较及文学批评概略，文学史概略等。”[12]。可见，《开明国文读本》的内容，不仅有“究明作文之技术”、“养成欣赏文艺之兴趣”与“了解我国过去之典籍之一斑”，也有“文学批评概略，文学史概略等”。
开明书店的第二套中学国文教科书，是夏丏尊、叶圣陶、宋云彬、陈望道合编的《开明国文讲义》，1934年11月初版，共三册。“第一、二两册注重在文章的类别和写作的技术方面，第三册注重在文学史的了解方面，通体阅读之后，就可以得到关于国文科的全部知识。”“在第一、二两册里，每隔开四篇选文有一篇文话，用谈话式的体裁，述说关于文章的写作、欣赏种种方面的项目，比较起寻常的‘读书法’‘作文法’来，又活泼，又精密，读了自然会发生兴味，得到实益。在第三册里，每隔开三篇选文有一篇文学史话，注重文学的时代和社会的背景，并不琐屑地作对于文家和文篇的叙述，不像一般文学史那样枯燥呆板，读了自然会穷源知委，明了大概。”[13]比起《开明国文读本》来说，虽“了解我国过去之典籍之一斑”，“文学批评概略”等内容都不再出现，但仍有“文学欣赏的教学”，“文学史知识的教学”等内容。
开明书店的第三套中学国文教科书，是《国文百八课》，1935年6月开始出版，1938年9月出至第四册，后两册未见书。
在我们所讨论的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中，这套教材最受教育学者关注。夏、叶的编辑思路很明确，他们一方面反对“杂乱地把文章选给学生读，不论目的何在”；另一方面反对通过国文教学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时下颇有好几种国文课本是以内容分类的。把内容相类似的古今现成的文章几篇合成一组，题材关于家庭的合在一处，题材关于爱国的合在一处。这种办法，一方面侵犯了公民科的范围，一方面失去了国文科的立场，我们未敢赞同。”[14]这两种方式，在他们看来都是不科学的，“在学校教育上，国文科向和其他科学对列，不被认为一种科学，因此国文科至今还缺乏客观具体的科学性。”所以《国文百八课》“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想给与国文科以科学性，一扫从来玄妙笼统的观念。”[15]
《国文百八课》的“科学性”，在于以文章作法为纲组织选文。《国文百八课》每册十八课，每课即一单元，“内含文话，文选，文法或修辞，习问四项，各项打成一片。文话以一般文章理法为题材，按程配置，次选列古今文章两篇为范例；再次列文法或修辞，就文选中取例，一方面仍求保持其固有的系统；最后附列习问，根据着文选，对于本课的文话、文法或修辞提举复习考验的事项”。[16]编者对于文话的写作，破费苦心，“每课文话话题的写定，就费去了不少时间。本书预定一百零八课，每课各说述文章上的一个项目。哪些项目需要，哪些项目可略，颇费推敲。至于前后的排列，也大费过心思。”[17]文话是《国文百八课》最突出的特点，正如吕叔湘所说：“文话是编排的纲领，文选配合文话，文法修辞又取材于文选，这样就不但是让每一课成为一个单元，并且让全书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18]至于这些文话的具体安排，吕叔湘的介绍很到位：“第一册从‘文章面面观’开始，接着讲文言体和语体以及文章的分类，这是个总引子。接下去用不多几篇讲最常用的应用文：书信。这以后就是本册的重点：用九课的篇幅讲记述和叙述，讲题材，讲顺序，讲倒错，讲快慢，讲观点的一致与移动。第二册仍然接着讲记叙文。上来先讲三种记叙文的体式：日记，游记，随笔；然后接着讲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讲立足于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接下来讲记叙文中的感情抒发，记叙文中的景物描写和人物描写。第三册开头讲小说，记叙文的一个特种形式；略讲韵文和散文的区别以及诗的本质；然后转入本册的重点：说明文。讲单纯的说明文以及说明和记述、叙述、议论的异同分合；讲说明的对象即事物的各个方面：它们的异同，它们的关系，它们的过程，以及抽象的事理。这一册的十八篇文话有十三篇是讲说明文的。第四册的重点是议论文，可是对议论文的说明，只用了最后的六课。在这之前讲了好些不能简单的归入记叙、说明、议论三类的文章：学术文，仪式文，宣言，对话，戏剧，抒情诗，叙事诗。”[19] 开明书店的第四套中学国文教科书，是夏丏尊、叶圣陶主编的《初中国文教本》，1937年6月开始陆续出版，1939年6月出至第三册，后三册未见书。文章法则是该书的编辑纲领，“本书含有精读范文及文章法则两项教材。文章法则又分甲乙二部，甲部提示文法要项，乙部提示文章理法，皆按照范文分别安插；即以范文为例证，打成一片。”[20]这就表明，选文不承担文学教学、思想教育等功能，而是“文章法则”等内容的“例证”。
比较开明书店出版的四套中学国文教科书的内容，前两套丰富多元，多项并存，但每项都不突出，后两套则突出“文章法则”。
北新书局赵景深《初中混合国语》的改版也体现了相似的变化。
《初中混合国语》第一册于1930年9月初版，至1932年8月出至第10版。对照第1版和第10版的《初级中学国语教科书编辑大意》，可发现赵景深作了些小改动。第二条“本书尤注重文法与修辞”，改为“本书尤注重文法与作文法”。第四条“本书因系混合编制，故所附文法修辞法等，较为简要，教者可参用《中等国文典》（章士钊，商务）、《国语文法》（黎锦熙，商务）、《作文法讲义》（陈望道，民智）、《文章作法》（夏丏尊，开明）、《修辞格》（唐钺，商务）等书阐发之。”改为“本书因系混合编制，故所附文法语法文章作法，较为简要，教者可参用《中等国文典》（章士钊，商务）、《国语文法》（黎锦熙，商务）、《作文法讲义》（陈望道，民智）、《文章作法》（夏丏尊，开明）、《论说文作法讲义》（孙俍工）、《语体写景文作法》（钱谦吾，南强）、《应用文作法讲义》（陈子展，北新）等书阐发之。”两处改动，可见第10版特别注重作文法。而增加的《论说文作法讲义》、《语体写景文作法》、《应用文作法讲义》都是讨论文章作法的，对文章作法的强调，有可能挤压小说、诗歌等纯文学和学术文的空间。这从《初中混合国语》第五、六册初版本和改版本选文的变化可以证实。
《初中混合国语》的初版本和改版本比较，前四册变化不大，但五、六册绝大部分选文都變了。第五册1932年5月初版。初版本共30课，包括李公佐《南柯太守传》，牛肃《吴保安传》，薛莹《郑德璘传》，马致远《跌雪》，马中锡《中山狼传》，冯梦龙《徐老仆义愤成家》，周清原《姚伯子至孝受显荣》，张大复《刺字》、《交印》，洪升《尸解》，丁西林《北京的空气》，闻一多《太阳吟》，戴望舒《雨巷》等文学作品。第五册1934年5月改版，共36课。初版本穿插修辞法，改版本没有修辞法，但穿插了书信文和日记文的有关知识与写作方法。为了配合这两种文体的教学，改版新选了大量日记和书信，初版本中的唐传奇、元杂剧、新诗、话剧，就都被删除了。《初中混合国语》第六册1932年5月初版，34年5月改版，6月出至第4版。初版本选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剧，新诗，翻译小说及梁启超《情圣杜甫》、苏雪林《爱国尚武的诗人陆放翁》、徐嘉瑞《岑参》等学术文，穿插修辞法和文体的教学。这里的“文体”，主要为作家风格，包括“沉郁”、“清新”、“淡泊”等12种。改版后，不讲修辞和文体，却穿插议论文的相关知识和写作方法。为配合议论文教学，新增刘蓉《习惯说》、蔡元培《理想与迷信》、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等论说文，初版本选入的历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和近人的文学论文都被删除了。《初中混合国语》改版本在初版本的基础上大量删除文学作品和学术文，增加议论文等普通文体，正是为了配合文章作法的教学。
综上所述，这五家出版社的初中国文教科书内容，都从文学教学、思想教育、典籍阅读等转向叙述文、说明文、议论文等普通文的文章作法。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名列当时教科书销量最大的五家出版社中，北新书局《初中混合国语》在当时也卖得很好。这充分说明文章作法已成为1930年代中期初中国文教科书的主要内容。
注释：
[1]编辑大意[A].基本教科书国文：第一册[C].商务印书馆，1931.
[2]《文明的曙光》课后说明[A].基本教科书国文：第四册[C].商务印书馆，1933.
[3]《文理》课后说明[A].基本教科书国文：第五册[C].商务印书馆，1933.
[4]《中国文字的源流》课后说明[A].基本教科书国文：第六册[C].商务印书馆，1933.
[5]编辑大意[A].复兴初中国文：第一册[C].商务印书馆，1933.
[6]黎锦熙.三十年来中等学校国文选本书目提要[A].师大月刊，1933（2）.
[7]新课程标准适用初中国文读本编例[A].初中国文读本：第一册[C].中华书局，1933.
[8]新课程标准适用初中国文读本编例[A].初中国文读本（增注本）：第一册[C].中华书局，1935.
[9]初中国文编辑纲要[A].朱剑芒.初中国文：第一册[C].世界书局，1929.
[10]编辑大意[A].朱氏初中国文：第一册[C].世界书局，1934.
[11]编辑大意[A].朱氏初中国文：第一册[C].世界书局，1934.
[12]编辑要旨[A].开明国文读本：第一册[C].开明书店，1932.
[13]编辑例言[A].开明国文讲义：第一册[C].开明书店，1934.
[14]叶圣陶：《关于〈国文百八课〉》，《叶圣陶集》（第16卷）。第34页。
[15]《编辑大意》，《国文百八课》（第一册），开明书店，1938年，新1版。
[16]同上。
[17]叶圣陶：《关于〈国文百八课〉》，《叶圣陶集》（第16卷）。第32页。
[18]吕叔湘：《国文百八课》，《国文百八课》，三联书店，2008年。
[19]同上。
[20]编辑大意[A].初中国文教本：第一册[C].开明书店，1937.
由上表可见，30年代最大的教科书出版商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四家出版社共出了19套教科书，占当时同类出版物数量的一半左右。这39套教科书，都是文言白话混选，文言文数量按年递增，且按是否分单元，课后是否附语法修辞和文学知识的不同，这些教科书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别。按照它们各自预设的教学内容的不同，上述教科书可分三类。第一类继承了20年代突出新思潮的编写理念，以思想道德教育为主，但跟20年代相比，其内涵已经有所变化。第二类继承了20年代突出新文学的编写理念，以文学作品为主要内容，但受1930年前后时代背景的影响，其具体篇目和所体现的趣味跟20年代教科书中的新文学已经大不相同。第三类教科书呼应了20年代中期舆论对国文教科书的批评，以文章作法为主要内容。这类教科书在数量上最多，流通最广。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四大教科书供应商在一番摸索后，都转到了以文章作法为主导的编写轨道上来。
一
商务印书馆在1930年代出版了至少5套初中国文教科书，其中以傅东华、陈望道的《基本教科书国文》最有特色，以傅东华《复兴初中国文》影响最大。两套教科书主编都为傅东华，前后相隔不到一年，但在编辑思路上却变化很大。
《基本教科书国文》，1931年12月至1933年2月陆续出版。相比于此前出版的教科书，《基本教科书国文》的“新尝试”，在于它的课后“说明”。“说明”作为国文教科书助读系统的一部分，这并不新鲜。商务印书馆1928年出版的胡怀琛《新时代国语教科书》，其部分课文后也有“说明”。但《基本教科书国文》课后“说明”的内容，确为独创。“这些说明虽然散在各篇，合之自成系统，便是把一部文学概论和作文论分散开来，具体地灌输给学生知道”；同时，“中国及世界文学上最粗浅的常识——如各种文体及诗体的名字，及世界第一流作家和作品的名字，——我们认为在初中时代已有逐渐灌输的必要，所以书中有一部份的教材是为这个目的选入的，也无非欲在无形中为学生预备将来欣赏文学的基础”[1]。《基本教科书国文》同民国时期的其它中学国文教科书的不同之处，正在于设计了“文学概论和作文论”及各种文学知识等内容。
《基本教科书国文》第一册主要教学说明文的命题及命题的证明方法；方位、颜色、姿态、动态、人物的描写；并在描写和叙述的基础上设计传记、小说、史诗、童话等文体内容的教学。第二册教学抒情文、小品文、抒情诗、赋。第三册在内容设计上受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与《什么叫做短篇小说》两文的影响，教学文学方法，让学生欣赏和了解文学作品的取材、剪裁和布局。第四册教文学内容，“顺次读去，就可以晓得怎样观察，并且怎样去说明你们周围的世界，因而晓得怎样增富你们的文学材料。”[2]第五册教文学技巧，“前部讲音节，中部讲技巧，后部讲风格”[3]。第六册教学“文学传统的知识”，包括“文字的历史”、“学术思想以及一般文化的历史”及“风格的历史。”[4]
《基本教科书国文》教给学生关于文学创作、欣赏与研究的知识和技能，这在民国时期的中学国文教科书中非常独特。但傅东华在随后的教科书编纂中却并没有贯彻下去。《基本教科书国文》第六册于1933年2月出版，3个月后，《复兴初中国文》第一册就出版了。
比较两套国文教科书，我们发现傅东华的初中国文教科书编辑思路有了较大调整。《复兴初中国文》课后“暗示”跟《基本教科书国文》课后“说明”在形式上一脉相承，但内容上变化很大。综合各课的“说明”，可成一部系统的文学概论和作文法。而“暗示”的目的，却在“诱导学生对于教材内容作分析，综合，比较之研究，期使获得透彻之了解及深入之欣赏。”不再具备“文学概论”的功能。《基本教科书国文》课后的“文法和修辞”，多从“所读文中自然引出”，“虽然分散在各篇之后，合起来自能成为一部系统的文法和一部系统的修辞学。”《复兴初中国文》不再将“文法和修辞”分散在每篇精读文章之后，而是每册设计20篇习作课，穿插在精读文后，“供给语法文法及文章作法之教学及练习材料”。“文章作法”是新加進来的。在傅东华看来，“文章作法”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语法，文法，句法，章法等等，都属文章组织的研究”[5]，二是文章体裁的研究。正是“文章作法”，而非“文学概论”，成为《复兴初中国文》的编辑纲领。
《复兴初中国文》虽跟《基本教科书国文》有很多课文重复，但这些课文在两套教科书中却承担了不同的功能。《复兴初中国文》第一册选《水浒传》中的《景阳冈》，并将此文跟叶绍钧《篮球比赛》对比，目的在学习记述文的方法。而《基本教科书国文》则以此文为例，介绍小说的三要素：背景、人物、情节。《复兴初中国文》第二册以叶绍钧《蚕儿和蚂蚁》为例，说明“记叙文的一种主要性质”在于能抓住读者，诱导读者不断读下去。《基本教科书国文》第一册也选了《蚕儿和蚂蚁》，但企图通过这篇作品，让学生学会区别童话和寓言。《复兴初中国文》第四册选入宗臣《报刘一丈书》，暗示为：“用记叙体描写一个类型的人物，用记叙代替说明。读者不但可得一个概念，还可得一个活泼鲜明的印象。”这篇文章也被《基本教科书国文》第四册所选，该册的任务是学习“文学内容”，并将文学内容分为暴露、理解等，《报刘一丈书》被作为“直接暴露”的例文。《复兴初中国文》第五册选入《孟子·陈仲子》，目的为教会学生“做议论文立论须顾到实际，不可太近理想。”《基本教科书国文》第四册教学“文学内容”，理想主义或乌托邦为“文学内容”之一，《孟子·陈仲子》即作为批评乌托邦的例文。《复兴初中国文》第六册选苏东坡《前赤壁赋》，让学生明了议论和抒情的混合。《基本教科书国文》第五册也选《前赤壁赋》，却被用来作为“风格”的例文。
可见，傅东华的两套教科书虽在选文上多有重复，但《基本教科书国文》的主要目的，是教学文学创作、欣赏和研究的知识和技能，《复兴初中国文》的主要目的，却是教学叙述文、说明文、议论文等普通文的文章作法。商务印书馆在初中国文教科书上编辑思路的变化，在1930年代具有代表性。
二
1928-1937年间，中华书局至少出版了6套初中国文教科书。其中3套为朱文叔主编，分别为《国语与国文》，《初中国文读本》和《初中国文读本（增注本）》。其内容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1928年8月至1929年9月陆续发行的《国语与国文》，“略依其《初级古文读本》《初级国语读本》两书之旧，增删而改编之”[6]，显然还保留了20年代中期的风格。但《国语与国文》中的大多数选文在1933年7月至1934年8月出版的《初中国文读本》中不再出现了。
相比于《国语与国文》，《初中国文读本》中的文言文作品数量减少。《国语与国文》中一些比较高深的作品，像王粲《登楼赋》，庾信《小园赋》，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章学诚《古文十弊》，王国维《人间词话节录》等在《初中国文读本》中都不再出现。
两套教科书都收译文。《国语与国文》收译文33篇，多为五四时期翻译的小说、诗歌、戏剧等纯文学作品，如周作人翻译的《一文钱》《燕子与蝴蝶》《父亲在亚美利加》，胡愈之翻译的《街之树》《我的学校生活的一断片》，刘半农翻译的《猫的天堂》《法国马赛革命歌》等。《初中国文读本》收译文16篇，分为17课，在数量上大大减少。《国语与国文》中周作人、胡愈之、郑振铎、沈雁冰、鲁迅、田汉等五四时代的译作，绝大部分在《初中国文读本》中不再出现。《初中国文读本》新增的一些译作，除阿佐林著、徐霞村译《一个农夫》，阿哈洛年著、胡仲持译《运命》等少量文学作品外，像伊林著、吴朗西译《小五年计划与大五年计划》，亨丁登著、潘光旦译《饥馑荐臻的华北》，松冈洋右著、陈东林译《“青年宰相”印象记》，谦本图著、孙毓修译《日本风俗》《耶路撒冷》等都是应用文或游记、印象记等普通文。
此外，朱文叔“特约多人，按照初中程度，分别撰述既富兴味，又有内容之文字，编入各册，藉矫从来偏重文艺文之趋向。”[7]专门邀请名家为教科书撰文，这在民国时期的中学国文教科书编撰中属于特例。《初中国文读本》中“特约”的41篇作品，除吉田絃二郎著、文叔改译的《思母》为抒情文，廖勒尼亚著、慎伯改译的《莫斯科的女孩儿》为小说，熊佛西《枯树》为戏剧外，其它都不是纯文学作品。按内容划分，这38篇作品可以分为5类。包括陈兼善《进化论浅解》、周昌寿《物理学和人生》、竺可桢《天气》、黄云骙《纺织》、张耀翔《喜怒忧惧》、余云岫《病》等10篇科普文；闻一多《青岛》、孙福熙《夏天的生活》、金兆梓《风雪中的北平》等9篇描写自然风光和地方特征的描写文。廖世承《青年生活》，陆费逵《敬告中等学生》，顾颉刚《怀疑与学问》，王世颖《合作运动》等8篇指示现代人应有素质的议论文；陈望道《修辞》、黎锦熙《文法》、刘复《应用文及其作法》、孙俍工《习作方法论》等6篇作文方法和文体知识的说明文；韦息予《李鸿章》，袁昌英《朴朗吟教授》，金兆梓《陈朝玉传》等5篇人物传记。这些作者中，张耀翔是著名的心理学家，余云岫被称为“中国医学的播种者”，黄云骙是国内棉纺高支纱的开拓者之一，周昌寿是著名的物理学翻译家，陈兼善是著名的动物学家，竺可桢是著名的气象学家。他们大都不是文学家，“特约”他们为国文教科书撰文，自然淡化了国文教科书中“偏重文艺文之趋向”。
《初中国文读本》大量选入记叙、说明、议论等普通文和应用文，为增注本添进文章作法准备了条件。1935-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初中国文读本（增注本）》。跟《初中国文读本》比较，《初中国文读本（增注本）》“每册备有文章作法教材，供习作时间讲授之用，惟为教学便利计，不分羼于课间，而总列于书后，其次第视学生对于语言文字上知识之需要及了解之程度，定第一年讲语法、文法，第二三年讲文章體制。”[8]第一、二册讲文法。第三册讲记述文，分记述文的意义、种类，材料的积储、收集、选择，记述文的组织、开端和结束及文学的记述文等8方面。第四册为叙述文，分叙述文的意义和种类，叙述文和记述文的区别，叙述文的要素，题材的取舍，组织的顺序，首尾的安置，观点的一致和移动，叙述的快慢，叙述的流动和中止等9方面。增注本第五、六册查找不到，按顺序应设计说明文、议论文的教学。可见，跟《初中国文读本》相比，《初中国文读本（增注本）》更加突文章作法的教学。
朱文叔所编三套教科书的变化情况表明，中华书局的初中国文教科书内容，逐步从文学教学转向了文章作法。
三
1930年代的世界书局，至少出版了5套初中国文教科书，其中3套为朱剑芒编辑，这三套教科书的内容，也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
朱剑芒编辑的新主义教科书《初中国文》1929年6月开始出版，8月出齐。1930年9月，遵照教育部批示，《初中国文》订正出版。《初中国文》设计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学教学。文言文按时代逆序编选，以“引起其研究古代文艺的兴趣”，并对中国文学史有感性认知。每册中的文艺文份额为30%-40%，“诱导读者对于小说、诗歌等文艺作品，更奋发其热烈的研习与欣赏。”[9]二是思想教育，《初中国文》每册各有侧重：各册《内容提要》分别强调“激发青年的进取”，“指示前进的途径使力求新的生活”；“描写人生一切，指示青年认识人和社会间的关系”，“并对于旧社会被压迫的农工，抱有相当的同情”；“诱导读者对于人生观，常抱无穷的乐趣”；“灌输革命知识”，“鼓励现时代的革命精神”；“讨论人生问题”，“对于人生的真义，更有充分的了解”；“对于国家状况，具有深切的观念，并激发其爱护国家的热忱”。 《初中国文》按时代逆序编选文言文，是借鉴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编法；分选文为文艺文和实用文，属借鉴沈仲九、孙俍工《初中国语文读本》的编法；每册各以某一内容为主旨，则跟朱文叔《国语文类选》和穆济波所设计的教学内容相似。看来，它杂糅此前中学国文教科书内容，企图承担文学教学、思想教育等多重功能。
1933年8月，朱剑芒编辑的《朱氏初中国文》开始由世界书局出版，1934年4月出齐。跟新主义教科书《初中国文》相比，《朱氏初中国文》有三个变化。第一，《朱氏初中国文》淡化了思想教育。《朱氏初中国文》每册选列“三数篇”发扬“民族精神”的作品，相比于《初中国文》每册各侧重某方面内容的编选方式，不仅比重大大减少，而且目标单一得多。第二，朱剑芒不再区分文艺文和实用文的比重，不再按照时代逆序选择古文，而按题材编选文章。“凡同一题材或内容相近的作品，必集两篇以上列于一起，以资教学上的连贯。”所谓“同一题材或内容相近”，是从文章学的角度来说的。“本书各册内容，均依由简及繁由近及远的原则为次序：如写景，先列乡村，城市，次及国内名胜与国外名胜；叙事，先叙片段的少数人的事实，渐进至整个的多数人的事实；抒情，先写由景物感发的情绪，渐进至由事实感发的情绪，说理，先从物理的解释，渐进至事理的解释等。”[10]第三，助读系统偏向文章作法。新主义教科书《初中国文》每篇后仅注释字词，《朱氏初中国文》“各篇注释后，更附以重要参考材料”。“自词性辨别，标点种类，句式构成，成语使用，篇章结构，以至修辞方法，条举缕析，分列于各册各篇，并随时摘出课文恰有的材料，以为例证。”[11]重点在辨析文章作法。
朱剑芒编辑的第三套初中国文教科书——1936年12月至1937年出版的《初中新国文》，跟《朱氏初中国文》相比，除大幅削减教材分量外，内容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三套教科书的比较表明，朱剑芒系列初中国文教科书的内容，也逐渐从思想教育、文学教学转向了文章作法。
四
跟上述三家书店相似，开明书店和北新书局所编初中国文教科书的内容也有变化。
开明书店第一套初中国文教科书，是王伯祥编辑的《开明国文读本》，1932年7月开始出版，1933年4月出齐。“第一二册注重于文章之体裁，凡记叙、抒情、解释、议论以及應用文等，无不具备，期使读者习得叙说事理及其表达情意之技能。第三四册于体裁外，更注重于文章之组织及风格，期使读者得进一步究明作文之技术及养成欣赏文艺之兴趣。第五六册更进而及于历代名著之选读，俾读者得以了解我国过去之典籍之一斑”。王伯祥为该套教材另编参考书六册，现仅见前三册，“特别注重于文法之词性、词位，造句、作文之方式，文言文与语体文之比较，修辞学上之组织法，藻饰法，文体之分类、比较及文学批评概略，文学史概略等。”[12]。可见，《开明国文读本》的内容，不仅有“究明作文之技术”、“养成欣赏文艺之兴趣”与“了解我国过去之典籍之一斑”，也有“文学批评概略，文学史概略等”。
开明书店的第二套中学国文教科书，是夏丏尊、叶圣陶、宋云彬、陈望道合编的《开明国文讲义》，1934年11月初版，共三册。“第一、二两册注重在文章的类别和写作的技术方面，第三册注重在文学史的了解方面，通体阅读之后，就可以得到关于国文科的全部知识。”“在第一、二两册里，每隔开四篇选文有一篇文话，用谈话式的体裁，述说关于文章的写作、欣赏种种方面的项目，比较起寻常的‘读书法’‘作文法’来，又活泼，又精密，读了自然会发生兴味，得到实益。在第三册里，每隔开三篇选文有一篇文学史话，注重文学的时代和社会的背景，并不琐屑地作对于文家和文篇的叙述，不像一般文学史那样枯燥呆板，读了自然会穷源知委，明了大概。”[13]比起《开明国文读本》来说，虽“了解我国过去之典籍之一斑”，“文学批评概略”等内容都不再出现，但仍有“文学欣赏的教学”，“文学史知识的教学”等内容。
开明书店的第三套中学国文教科书，是《国文百八课》，1935年6月开始出版，1938年9月出至第四册，后两册未见书。
在我们所讨论的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中，这套教材最受教育学者关注。夏、叶的编辑思路很明确，他们一方面反对“杂乱地把文章选给学生读，不论目的何在”；另一方面反对通过国文教学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时下颇有好几种国文课本是以内容分类的。把内容相类似的古今现成的文章几篇合成一组，题材关于家庭的合在一处，题材关于爱国的合在一处。这种办法，一方面侵犯了公民科的范围，一方面失去了国文科的立场，我们未敢赞同。”[14]这两种方式，在他们看来都是不科学的，“在学校教育上，国文科向和其他科学对列，不被认为一种科学，因此国文科至今还缺乏客观具体的科学性。”所以《国文百八课》“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想给与国文科以科学性，一扫从来玄妙笼统的观念。”[15]
《国文百八课》的“科学性”，在于以文章作法为纲组织选文。《国文百八课》每册十八课，每课即一单元，“内含文话，文选，文法或修辞，习问四项，各项打成一片。文话以一般文章理法为题材，按程配置，次选列古今文章两篇为范例；再次列文法或修辞，就文选中取例，一方面仍求保持其固有的系统；最后附列习问，根据着文选，对于本课的文话、文法或修辞提举复习考验的事项”。[16]编者对于文话的写作，破费苦心，“每课文话话题的写定，就费去了不少时间。本书预定一百零八课，每课各说述文章上的一个项目。哪些项目需要，哪些项目可略，颇费推敲。至于前后的排列，也大费过心思。”[17]文话是《国文百八课》最突出的特点，正如吕叔湘所说：“文话是编排的纲领，文选配合文话，文法修辞又取材于文选，这样就不但是让每一课成为一个单元，并且让全书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18]至于这些文话的具体安排，吕叔湘的介绍很到位：“第一册从‘文章面面观’开始，接着讲文言体和语体以及文章的分类，这是个总引子。接下去用不多几篇讲最常用的应用文：书信。这以后就是本册的重点：用九课的篇幅讲记述和叙述，讲题材，讲顺序，讲倒错，讲快慢，讲观点的一致与移动。第二册仍然接着讲记叙文。上来先讲三种记叙文的体式：日记，游记，随笔；然后接着讲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讲立足于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接下来讲记叙文中的感情抒发，记叙文中的景物描写和人物描写。第三册开头讲小说，记叙文的一个特种形式；略讲韵文和散文的区别以及诗的本质；然后转入本册的重点：说明文。讲单纯的说明文以及说明和记述、叙述、议论的异同分合；讲说明的对象即事物的各个方面：它们的异同，它们的关系，它们的过程，以及抽象的事理。这一册的十八篇文话有十三篇是讲说明文的。第四册的重点是议论文，可是对议论文的说明，只用了最后的六课。在这之前讲了好些不能简单的归入记叙、说明、议论三类的文章：学术文，仪式文，宣言，对话，戏剧，抒情诗，叙事诗。”[19] 开明书店的第四套中学国文教科书，是夏丏尊、叶圣陶主编的《初中国文教本》，1937年6月开始陆续出版，1939年6月出至第三册，后三册未见书。文章法则是该书的编辑纲领，“本书含有精读范文及文章法则两项教材。文章法则又分甲乙二部，甲部提示文法要项，乙部提示文章理法，皆按照范文分别安插；即以范文为例证，打成一片。”[20]这就表明，选文不承担文学教学、思想教育等功能，而是“文章法则”等内容的“例证”。
比较开明书店出版的四套中学国文教科书的内容，前两套丰富多元，多项并存，但每项都不突出，后两套则突出“文章法则”。
北新书局赵景深《初中混合国语》的改版也体现了相似的变化。
《初中混合国语》第一册于1930年9月初版，至1932年8月出至第10版。对照第1版和第10版的《初级中学国语教科书编辑大意》，可发现赵景深作了些小改动。第二条“本书尤注重文法与修辞”，改为“本书尤注重文法与作文法”。第四条“本书因系混合编制，故所附文法修辞法等，较为简要，教者可参用《中等国文典》（章士钊，商务）、《国语文法》（黎锦熙，商务）、《作文法讲义》（陈望道，民智）、《文章作法》（夏丏尊，开明）、《修辞格》（唐钺，商务）等书阐发之。”改为“本书因系混合编制，故所附文法语法文章作法，较为简要，教者可参用《中等国文典》（章士钊，商务）、《国语文法》（黎锦熙，商务）、《作文法讲义》（陈望道，民智）、《文章作法》（夏丏尊，开明）、《论说文作法讲义》（孙俍工）、《语体写景文作法》（钱谦吾，南强）、《应用文作法讲义》（陈子展，北新）等书阐发之。”两处改动，可见第10版特别注重作文法。而增加的《论说文作法讲义》、《语体写景文作法》、《应用文作法讲义》都是讨论文章作法的，对文章作法的强调，有可能挤压小说、诗歌等纯文学和学术文的空间。这从《初中混合国语》第五、六册初版本和改版本选文的变化可以证实。
《初中混合国语》的初版本和改版本比较，前四册变化不大，但五、六册绝大部分选文都變了。第五册1932年5月初版。初版本共30课，包括李公佐《南柯太守传》，牛肃《吴保安传》，薛莹《郑德璘传》，马致远《跌雪》，马中锡《中山狼传》，冯梦龙《徐老仆义愤成家》，周清原《姚伯子至孝受显荣》，张大复《刺字》、《交印》，洪升《尸解》，丁西林《北京的空气》，闻一多《太阳吟》，戴望舒《雨巷》等文学作品。第五册1934年5月改版，共36课。初版本穿插修辞法，改版本没有修辞法，但穿插了书信文和日记文的有关知识与写作方法。为了配合这两种文体的教学，改版新选了大量日记和书信，初版本中的唐传奇、元杂剧、新诗、话剧，就都被删除了。《初中混合国语》第六册1932年5月初版，34年5月改版，6月出至第4版。初版本选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剧，新诗，翻译小说及梁启超《情圣杜甫》、苏雪林《爱国尚武的诗人陆放翁》、徐嘉瑞《岑参》等学术文，穿插修辞法和文体的教学。这里的“文体”，主要为作家风格，包括“沉郁”、“清新”、“淡泊”等12种。改版后，不讲修辞和文体，却穿插议论文的相关知识和写作方法。为配合议论文教学，新增刘蓉《习惯说》、蔡元培《理想与迷信》、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等论说文，初版本选入的历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和近人的文学论文都被删除了。《初中混合国语》改版本在初版本的基础上大量删除文学作品和学术文，增加议论文等普通文体，正是为了配合文章作法的教学。
综上所述，这五家出版社的初中国文教科书内容，都从文学教学、思想教育、典籍阅读等转向叙述文、说明文、议论文等普通文的文章作法。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名列当时教科书销量最大的五家出版社中，北新书局《初中混合国语》在当时也卖得很好。这充分说明文章作法已成为1930年代中期初中国文教科书的主要内容。
注释：
[1]编辑大意[A].基本教科书国文：第一册[C].商务印书馆，1931.
[2]《文明的曙光》课后说明[A].基本教科书国文：第四册[C].商务印书馆，1933.
[3]《文理》课后说明[A].基本教科书国文：第五册[C].商务印书馆，1933.
[4]《中国文字的源流》课后说明[A].基本教科书国文：第六册[C].商务印书馆，1933.
[5]编辑大意[A].复兴初中国文：第一册[C].商务印书馆，1933.
[6]黎锦熙.三十年来中等学校国文选本书目提要[A].师大月刊，1933（2）.
[7]新课程标准适用初中国文读本编例[A].初中国文读本：第一册[C].中华书局，1933.
[8]新课程标准适用初中国文读本编例[A].初中国文读本（增注本）：第一册[C].中华书局，1935.
[9]初中国文编辑纲要[A].朱剑芒.初中国文：第一册[C].世界书局，1929.
[10]编辑大意[A].朱氏初中国文：第一册[C].世界书局，1934.
[11]编辑大意[A].朱氏初中国文：第一册[C].世界书局，1934.
[12]编辑要旨[A].开明国文读本：第一册[C].开明书店，1932.
[13]编辑例言[A].开明国文讲义：第一册[C].开明书店，1934.
[14]叶圣陶：《关于〈国文百八课〉》，《叶圣陶集》（第16卷）。第34页。
[15]《编辑大意》，《国文百八课》（第一册），开明书店，1938年，新1版。
[16]同上。
[17]叶圣陶：《关于〈国文百八课〉》，《叶圣陶集》（第16卷）。第32页。
[18]吕叔湘：《国文百八课》，《国文百八课》，三联书店，2008年。
[19]同上。
[20]编辑大意[A].初中国文教本：第一册[C].开明书店，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