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在讲座上谈孔子，学生提问：全球化时代，中国人谈孝顺，西洋人也知道要尊敬父母，讲来讲去，不是普世价值吗？何必要特别标举孔子？又何必特别标举中华文化呢？
　　我举例：有个相识十来年的老友，自幼生长于美国，是个白人；后长住台湾，皈依佛教，受东方文化影响颇深。那一年，因父亲年迈，他回返美国陪老父。住了好阵子，要返台，老父送到机场后，伸出手来，紧紧握着，很感激地道，“谢谢你回来看我！”
　　对中国人而言，子女探望父母，乃天经地义。正因如此，父母不可能与你握手，更不可能感激言谢！万一他们突然伸手致谢，你将作何反应？当然会诚惶诚恐，急急摇头，是不？两者虽有相似，更有差别。中西文化差异，比大家想象的，可能大许多。
　　换言之，若与西方人相较，我们的身上，的确有着很不一样的文化基因；不明白这些基因，就无以了解自己。如果整天高喊“普世价值”，却从不明白、更不珍惜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初初之时，似乎无碍；待时日一久、年纪渐长，满脑子的“普世价值”与骨子里的“文化基因”，一显一隐，就难免彼此扞格、相互矛盾；这时，也不免要纠结，更不免要有越来越多怎么也厘不清的困惑了。
　　现今台湾，正是如此纠结、如此困惑。二十年来，显性的台湾，整天“全球化”，竟日“普世价值”；但在同时，价值之错乱混淆、社会之光怪陆离，却也年甚一年。如此错乱混淆，反映在教育，于是，年轻一代从小习于“多元”价值、高谈“与国际接轨”，但同时，却又日益彷徨、日益心智空洞化。这样的彷徨与空虚，最后导致了忧郁。台湾的忧郁症患者，遂逐年年轻化。现在还不时听闻，连小学生也忧郁！
　　近来，许多人都纳闷，五四以后的读书人，为何一代不如一代？为何难再出现胡适那一辈人的雍容深稳？这问题看似复杂，但说白了，也不过是因较诸接受“新式教育”的后代诸人，胡适他们成长于五四之前，幼时在私塾，竟日就浸润在自家的文化基因里，“喝多了家乡的水”，因此，他们底子厚，他们底气足，如此而已。
　　“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而要做到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尤其困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实行高薪养廉，美国的参选者很多是富人，一般人当了官后积累名望和人脉，卸官后可以通过各种‘旋转门’把这些积累全变成现金捞回来。而这些路在中国都是死的。”
　　——《环球时报》5月30日发表社评《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认为，彻底根治腐败的条件目前不具备，“民间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
　　“大多数人认为10亿元以上的年轻富豪应该都是继承的，但其实错了，大多数实际上是白手起家的。”
　　——《2012胡润少壮派富豪榜》日前发布，上榜门槛为10亿元，上榜的33位少壮派富豪中，有25位是白手起家的。
　　“房地产行业尤其要听话，要听中央的话，而不是地方政府的话。”
　　——万科总裁郁亮在某颁奖盛典上称，个人和企业要想稳定成长需五个因素：听话，出活儿，动脑筋，运气与健康。
　　“在许多国家，一般只有内阁部长才配备专车；而在我国，只要是一方‘领导’，就会占一部车且绝大部分是专用，各地超编和超标配车已呈泛滥趋势。”
　　——全国政协委员庄威认为，公车泛滥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些干部头脑中的特权思想。
　　“如果我们的反腐败真的接受了这样的谬论，不是去致力于制度反腐，不是以零容忍的姿态去严打严控严治腐败，而是让民众在心理上降低期待，接受适度腐败，以此换得‘皆大欢喜’，那我们的反腐大业必将走入非常危险的境地。”
　　——《中国青年报》5月31日在第二版显要位置发表评论员曹林文章认为，这是荒唐的观点，是祸国之论。在“腐败零容忍”的追求下，腐败都如此猖獗，如果开了口子，力挺“腐败容忍”论，那么，有了理论支撑和借口，腐败又将猖獗到何种地步？
　　“吸烟的后果正在考虑，可能成为影响升迁的因素之一。”
　　——韩国近来掀起一股禁烟热潮，多家大型企业鼓励员工禁烟。近日三星公司甚至表示，将把是否吸烟与考核、升迁挂钩起来。
　　“金正日在朝鲜如同家中‘父亲’一样，他去世后，朝鲜形成了一种至少过3年才能结婚的氛围，已经订好婚期的人也一再将日期往后推迟。”
　　——韩国《中央日报》称，金正日去世以后，如果举办婚礼，会从干部们那里得到不好的评价。
　　“当你与政客走得太近，就会催生浮士德交易（为利益出卖灵魂），这种关系就像是相互勾结的关系，对政客或媒体都没什么好处。”
　　——《泰晤士报》前主编哈里·伊万斯称，记者必须遵守原则，避免与权贵走得太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