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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同志出生于上海青浦练塘（原属江苏省）。幼年父母双亡，先随外婆生活，外婆亡故后，由在练塘经营小酒店的舅父收养。在练塘念私塾及小学期间，课余常随舅父到镇上书场听评弹（说书），有时也独自去听“戤壁书”，即不买书筹，戤立在墙边“听白书”。当时，听评弹是练塘这样的水乡小镇上唯一的文娱活动。由此，幼年的陈云吸收了不少民间文艺和史地常识，也培养起了对评弹的爱好。
离开家乡，从事革命活动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陈云都没有接触评弹。直到1958年，他因患心脏疾病，需要休养，遵照医生的建议，要使心脑得到放松和静养，他想起了幼年时喜爱的评弹，又开始以聆听评弹来疗养身心。而在欣赏评弹的同时，他更以他一贯的认真细致，重调查研究的思想作风，对评弹艺术的历史和现状，作广泛深入的研究，并开始关心评弹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在聆听评弹之余，他还广泛接触评弹艺人、编创人员以及干部。在此基础上，他以科学辩证的思想方法，经过深思熟虑，对评弹工作作出了许多及时的高瞻远瞩的指导意见，发表了一系列精辟见解。1959年他在听了评弹工作的汇报之后，还曾戏言：“我是上海人民评弹团的名誉团长。”
陈云同志在与评弹界的交往中，既接触编演人员，也接触干部，偶而还在书场茶馆中接触一些老听客。他接触的干部涉及领导机关到基层单位的各层次，他接触的演员涉及各个年龄层次和不同业务水平，但接触较多的是江浙沪三地主管评弹工作的干部以及具有代表性的老艺人和青年演员，其中尤以上海评弹团为重点。一则是因为上海评弹团是国家剧团，陈云同志将其编演人员视为国家干部（当年，评弹演员参加国家剧团视同参加革命，进入国家编制的。）同时，又因为上海评弹团集中了不少评弹界的代表性人物，许多是各艺术流派的创始人和领军人物，是一个高素质的艺术群体。陈云同志不但关心上海评弹团的创演书目和演员拼档，也关心演员的福利待遇和工资分配等问题。当然，他更关心演员的政治学习、文化修养和艺术思想。1960年6月，陈云同志曾将自己的一册《简明中国通史》，一本《中国分省地图》和一部《辞源》赠送给上海市人民评弹团，并附亲笔信，信上说：“送这几本书的意思，是想引起朋友们对于历史和地理进行考查核对的兴趣。”1961年5月上海评弹团部分演员到北京演出，陈云同志专门派人陪同他们游览长城、卢沟桥、周口店、青龙桥车站等文化古迹，还领他们登上天安门城楼，以广开眼界，增长文化知识。在青年演员赵开生将《青春之歌》改编为长篇评弹时，曾多次约见谈话，并写了书面意见，给予辅助指导。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陈云同志为了更好地休养身心，想学弹琵琶，提出由上海评弹团派演员去辅导，后来，又曾提出要周云瑞去教琵琶，并说，周云瑞能熟练地教授琵琶，又能记谱，这样的人才在评弹界是不多的。陈云同志在得知刘天韵、朱慧珍、周云瑞等患病之后，曾多次写信关怀，并嘱要好好休养。1978年6月，徐丽仙因患舌底癌去北京求医，住在文化部招待所，陈云同志得知后，亲临招待所探望，给了徐精神上很大的安慰，极大地鼓舞了徐丽仙与疾病斗争的勇气。在“文革”后，评弹界再次开展整旧创新工作时，陈云同志提出了要上海评弹团张鸿声这样的老艺人当顾问，“扳错头”，进行检验和辅导，这也是他对上海评弹团的老艺人的信任。
我作为党指派去从事评弹开拓、改革、建设工作的干部，深感陈云同志如慈爱的长辈般给予我的爱护与关心。1963年夏天，一次在苏州交谈时，陈云同志曾亲切地对我说，“吴团长啊，我替你想想，你这个团长不好当啊”。这既是体贴，又是策勉，给我的温暖和激励是终身难忘的。自1959年陈云同志结合养病聆听评弹之后，整个评弹艺术工作可说无时不在他的爱护和关怀之下。我也一直受到他耳提面命的亲切教诲。每次他来上海，或是在苏杭休养，都要把我找去，聆听汇报，了解情况，并作精辟的指示。多次对评弹的重要指示也都是命我首先在评弹界传达贯彻的。如1961年7月25日他写了《目前关于噱头、轻松节目、传统节目的处理的意见》，便是当晚在文化俱乐部的一次晚会上亲手交给我去传达贯彻的。“文革”结束，1977年他便在杭州召集我们几个管理评弹工作的干部举行了“评弹座谈会”，提出了对当前评弹工作的意见，研究评弹的拨乱反正问题。到1978年7月8日和22日，为了“正确处理现代书和传统书的关系”的问题，两次写了长信给我，进行开导和指示（两封信当即由新华社用电讯转发全国）。后来，评弹出现了不景气现象，我向他反映情况和思想上的困惑，他便提出了“要从社会找原因”的深刻见解。1981年春陈云同志来上海，在4月5日专找我谈话，提出了“出人出书走正路，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的重要方针，由我向领导汇报并在评弹界传达。这一体现文艺发展的有力方针，后来更为文艺、出版等界普遍奉为发展事业的指导方针。
陈云同志以上海评弹团为推动评弹艺术发展的重点，他心中怀着的是整个评弹事业，怀着的是拥有众多爱好者的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应该说，所有江浙沪的评弹艺人和评弹工作都在他的关注之下。他曾多次教导我，“不要忘记，整个评弹艺术都是我们国家的”，“在江浙沪乃至全国，有着广大的评弹听众。评弹的从业人员的队伍也是不小的，我们应该想到他们”。在杭州开“评弹座谈会”时，他还特地安排我们去浙江图书馆看了《四库全书》，教育我们要注意保存和传承祖国的文化遗产。他还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不能让评弹艺术在我们手中消失啊。”
评弹流行于长江三角洲一带，过去江浙沪三地的行会组织都是统一的。为使三地评弹工作的行政管理、艺术领导上加强情况交流，步调一致，措施统一，1984年4月陈云同志与我谈话时，我向他提出了江浙沪两省一市的文化厅（局）建立评弹工作领导小组的建议，陈云同志立即表示赞同，并说“这个办法好”。经陈云同志向中宣部及文化部提出，文化部于1984年6月在北京召集会议讨论，并于当年1O月正式发文，成立江浙沪评弹工作领导小组，并任命我为组长。之后，领导小组每年举行会议，在江浙沪文化主管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对评弹艺术的生存和发展发挥了作用。 1991年，我听说京剧有了发展基金，并举办了大奖赛、研究班等，对艺术的传承发展颇有成效，就在见到陈云同志时向他提出了国家拨款，成立评弹基金的请求。他当时问我要多少。我心中无底，不敢多说，报了“三十万”。陈云同志接着说“五十万吧”。1992年上半年，以江浙沪评弹领导小组名义正式打了报告，经陈云同志办公室交财政部研办。1992年6月，由财政部正式行文拨发给评弹领导小组，文中指明“妥善安排，专款专用”建立“评弹发展基金”，后再由江浙沪两省一市各补出十万元，共计八十万元。但由于我们缺乏经验，没有建立基金运用的可操作的规章制度，未能使基金在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方面发挥如原来设想的作用，实以为憾。
陈云同志和干部、艺人交谈，一向和颜悦色，平易近人，没有领导人的盛气，却充满着长辈的慈祥和智者的幽默风趣。他发表的意见都是建议性、商讨性的，从不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研究问题，他总先征询别人的看法，从不轻易下结论。他主张“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并还教育我们，“人的认识是发展的，会变化的，我们不要怕改变自己的认识”。正是这种深入实际，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思想方法，他常能不受“左”或“右”的干扰，及时正确地抓住事物的特性和发展规律，并由此，帮助编演人员总结工作中的经验，给予热情的指导和鼓励。
陈云同志谈话时，总是欢颜常开;有说有笑，使人感到温馨鼓舞。对我严厉的正色，在我记忆中，只有两次。一次是最初见到陈云同志，不知如何称呼好，问同去的一位领导干部，说叫“陈总理”吧。我也就叫了一声，陈云同志听了，马上正色说：“总理是周恩来同志，我是副总理。”此后，我就随着他身边的人员，叫他“首长”了。还有一次，和几位来拜访他的市里的领导在一起闲谈，讲到了评弹书目《描金凤》的情节，我讲到书中人物董武昌，一时口误，说了“董必武”。陈云同志立即脸一板，纠正说：“错了，错了。”我警觉到自己的口误，马上说：“我说错了，是董武昌。”陈云同志才点了点头。
陈云同志的记忆力真是好得惊人。这里想讲一件小事。1965年陈云同志在上海一处招待所接见我。我们在楼上他的房间里谈话，中间我去了一次卫生间，发现抽水马桶外面围上了墨绿的丝绒。回到房中，我不经意地说了一句：“真考究，抽水马桶上还裹了丝绒。”陈云同志听了只是淡淡一笑。到1977年，在杭州开评弹座谈会时，陈云同志讲到江青生活的奢侈，忽然对我说：“你那次讲到的马桶上裹上丝绒，那就是江青叫搞的。”时隔十多年后，我当时随口讲的一句话，连自己都几乎已经忘记了，想不到陈云同志还能记得。这只是一个小例子。在我和陈云同志的交往中，听他谈起在上海地下工作以及东北战场上的事，历历如绘，都像就发生在昨天一样。
陈云同志研究评弹，当然首先要聆听评弹。陈云同志曾多次深入书场，坐在广大听众中欣赏评弹表演，并感受演出现场，演员和听众的交流、互动。后来，接待方为了照顾他的身体，便以组织内部晚会为主，而更多的是由电台为他录制当地（以上海为多）书场的演出录音，在家中聆听，除“文革”期间曾经中断外，陈云同志几乎无一日不听评弹。他几乎听过所有的传统长篇书目，大量新编历史书和现代题材的长、中、短篇书目。有时听不同系脉、不同风格的演员对同一书目的演出，也有时为了研究对同一档演员演出的同一书目聆听多遍。他曾对中篇评弹《真情假意》反复聆听过二三十遍。可以说，他听过的书目和演出，远远超过了绝大多数专门从事评弹工作的演员和干部。作为调查研究，陈云同志在听书时，还对其中的说表、唱篇乃至噱头，作了统计、分析。有时还将唱词抄录下来。陈云同志研究的不单纯是内容情节和文本，他还注重于演员说噱弹唱演的表演艺术。在聆听研究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陈云同志通过谈话和通信的方式，对干部和艺人（通信主要是对干部），发表精辟的见解，以指导书目的整理和建设，艺术的提高和革新。自1959年到1983年，陈云同志以书面和谈话方式发表的有关评弹的艺术特性、书目整旧创新、人才培养、经营管理的部分意见，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指导下，以《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讲话和通信》为题，编印出版。1997年又在原书基础上增补了1984年至1990年的部分材料，续出了《增订本》。最近，中央文献研究室又编印了《陈云与评弹界》，较全面地刊载了陈云同志与评弹界交往的谈话记录、书信原件，并附了大量照片。
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陈云同志对一门表演艺术如此熟谙精通，其研究之深入，指导之具体，可说已经超过了从事这门艺术的专门家，也令一些资深的老艺术家衷心折服。
然而，作为一个艺术欣赏者，陈云同志自然也有他的好恶。他比较喜爱那种典雅而又诙谐风趣的书目，也欣赏一些声情并茂、技艺高精的说唱表演。但是他在和编演人员谈话时，一般不流露他个人的好恶，只是为了指导艺术的提高，在和我的谈话中，曾发表过如“刘天韵是个好角色”，“朱雪琴唱的《思想上插上大红旗》有气势”，“杨振雄的单档《西厢记》极好”，“徐丽仙在评弹音乐的发展上是有她的地位的”等。他喜欢徐文萍唱的祁调《秋思》，曾亲笔抄录了开篇的词句并将录音保留下来。后来听说上海电台没有这一录音，他就把自己的录音送给他们，以飨广大听众。只在和我谈话时，他曾讲过一些对个别艺人的负面评价，因为他知道我不会轻易外传的。
陈云同志和评弹界的接触多了，时间长了有些事外界就不免有误解和误传。比如，上世纪六十年代，陈云同志为了指导青年演员编说现代题材的新长篇书目，曾要一位艺人写出其编说长篇《孟丽君》的经验。那位艺人将其长期反复修改演唱的经验总结为“三收三放”，但后来却有传媒人士误传为陈云同志赏识其《孟丽君》书目并宣扬其一生说好一部长篇。陈云同志知道后，很不高兴，说：“评弹艺人大多是一辈子说好一部书的。我的意思只是要青年演员借鉴其‘三收三放’的经验，编说好新书而已。”为此，他还要秘书打电话给我，澄清此事。在1978年夏天，陈云同志在北京探望徐丽仙之后，也有误传，说，陈云同志问徐丽仙，你嘴里长的是花生米还是五香豆。我听到后觉得不像陈云同志的口吻，就查看了徐丽仙写的当日的谈话记录，又亲口问过徐丽仙，都证明并无此事。最近，又听到说，一位寓居上海的苏州老艺人，“在三年困难时期，陈云同志常特地派车接他到锦江饭店吃一顿丰盛晚餐”，更觉这一传闻失实。陈云同志来上海，要听评弹演出或是要接见什么艺人，不论是上海本地或是外地的，总是由市委招待处，通过上海评弹团和曲艺协会，具体说，就是通过我联系和陪同的。陈云同志来上海也不住锦江饭店，接见艺人或内部晚会基本上很少留饭。人们知道陈云同志爱护艺人，于是出现了纯系想象的传闻，又以讹传讹。但若不澄清，是有损陈云同志的形象的。
离开家乡，从事革命活动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陈云都没有接触评弹。直到1958年，他因患心脏疾病，需要休养，遵照医生的建议，要使心脑得到放松和静养，他想起了幼年时喜爱的评弹，又开始以聆听评弹来疗养身心。而在欣赏评弹的同时，他更以他一贯的认真细致，重调查研究的思想作风，对评弹艺术的历史和现状，作广泛深入的研究，并开始关心评弹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在聆听评弹之余，他还广泛接触评弹艺人、编创人员以及干部。在此基础上，他以科学辩证的思想方法，经过深思熟虑，对评弹工作作出了许多及时的高瞻远瞩的指导意见，发表了一系列精辟见解。1959年他在听了评弹工作的汇报之后，还曾戏言：“我是上海人民评弹团的名誉团长。”
陈云同志在与评弹界的交往中，既接触编演人员，也接触干部，偶而还在书场茶馆中接触一些老听客。他接触的干部涉及领导机关到基层单位的各层次，他接触的演员涉及各个年龄层次和不同业务水平，但接触较多的是江浙沪三地主管评弹工作的干部以及具有代表性的老艺人和青年演员，其中尤以上海评弹团为重点。一则是因为上海评弹团是国家剧团，陈云同志将其编演人员视为国家干部（当年，评弹演员参加国家剧团视同参加革命，进入国家编制的。）同时，又因为上海评弹团集中了不少评弹界的代表性人物，许多是各艺术流派的创始人和领军人物，是一个高素质的艺术群体。陈云同志不但关心上海评弹团的创演书目和演员拼档，也关心演员的福利待遇和工资分配等问题。当然，他更关心演员的政治学习、文化修养和艺术思想。1960年6月，陈云同志曾将自己的一册《简明中国通史》，一本《中国分省地图》和一部《辞源》赠送给上海市人民评弹团，并附亲笔信，信上说：“送这几本书的意思，是想引起朋友们对于历史和地理进行考查核对的兴趣。”1961年5月上海评弹团部分演员到北京演出，陈云同志专门派人陪同他们游览长城、卢沟桥、周口店、青龙桥车站等文化古迹，还领他们登上天安门城楼，以广开眼界，增长文化知识。在青年演员赵开生将《青春之歌》改编为长篇评弹时，曾多次约见谈话，并写了书面意见，给予辅助指导。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陈云同志为了更好地休养身心，想学弹琵琶，提出由上海评弹团派演员去辅导，后来，又曾提出要周云瑞去教琵琶，并说，周云瑞能熟练地教授琵琶，又能记谱，这样的人才在评弹界是不多的。陈云同志在得知刘天韵、朱慧珍、周云瑞等患病之后，曾多次写信关怀，并嘱要好好休养。1978年6月，徐丽仙因患舌底癌去北京求医，住在文化部招待所，陈云同志得知后，亲临招待所探望，给了徐精神上很大的安慰，极大地鼓舞了徐丽仙与疾病斗争的勇气。在“文革”后，评弹界再次开展整旧创新工作时，陈云同志提出了要上海评弹团张鸿声这样的老艺人当顾问，“扳错头”，进行检验和辅导，这也是他对上海评弹团的老艺人的信任。
我作为党指派去从事评弹开拓、改革、建设工作的干部，深感陈云同志如慈爱的长辈般给予我的爱护与关心。1963年夏天，一次在苏州交谈时，陈云同志曾亲切地对我说，“吴团长啊，我替你想想，你这个团长不好当啊”。这既是体贴，又是策勉，给我的温暖和激励是终身难忘的。自1959年陈云同志结合养病聆听评弹之后，整个评弹艺术工作可说无时不在他的爱护和关怀之下。我也一直受到他耳提面命的亲切教诲。每次他来上海，或是在苏杭休养，都要把我找去，聆听汇报，了解情况，并作精辟的指示。多次对评弹的重要指示也都是命我首先在评弹界传达贯彻的。如1961年7月25日他写了《目前关于噱头、轻松节目、传统节目的处理的意见》，便是当晚在文化俱乐部的一次晚会上亲手交给我去传达贯彻的。“文革”结束，1977年他便在杭州召集我们几个管理评弹工作的干部举行了“评弹座谈会”，提出了对当前评弹工作的意见，研究评弹的拨乱反正问题。到1978年7月8日和22日，为了“正确处理现代书和传统书的关系”的问题，两次写了长信给我，进行开导和指示（两封信当即由新华社用电讯转发全国）。后来，评弹出现了不景气现象，我向他反映情况和思想上的困惑，他便提出了“要从社会找原因”的深刻见解。1981年春陈云同志来上海，在4月5日专找我谈话，提出了“出人出书走正路，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的重要方针，由我向领导汇报并在评弹界传达。这一体现文艺发展的有力方针，后来更为文艺、出版等界普遍奉为发展事业的指导方针。
陈云同志以上海评弹团为推动评弹艺术发展的重点，他心中怀着的是整个评弹事业，怀着的是拥有众多爱好者的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应该说，所有江浙沪的评弹艺人和评弹工作都在他的关注之下。他曾多次教导我，“不要忘记，整个评弹艺术都是我们国家的”，“在江浙沪乃至全国，有着广大的评弹听众。评弹的从业人员的队伍也是不小的，我们应该想到他们”。在杭州开“评弹座谈会”时，他还特地安排我们去浙江图书馆看了《四库全书》，教育我们要注意保存和传承祖国的文化遗产。他还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不能让评弹艺术在我们手中消失啊。”
评弹流行于长江三角洲一带，过去江浙沪三地的行会组织都是统一的。为使三地评弹工作的行政管理、艺术领导上加强情况交流，步调一致，措施统一，1984年4月陈云同志与我谈话时，我向他提出了江浙沪两省一市的文化厅（局）建立评弹工作领导小组的建议，陈云同志立即表示赞同，并说“这个办法好”。经陈云同志向中宣部及文化部提出，文化部于1984年6月在北京召集会议讨论，并于当年1O月正式发文，成立江浙沪评弹工作领导小组，并任命我为组长。之后，领导小组每年举行会议，在江浙沪文化主管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对评弹艺术的生存和发展发挥了作用。 1991年，我听说京剧有了发展基金，并举办了大奖赛、研究班等，对艺术的传承发展颇有成效，就在见到陈云同志时向他提出了国家拨款，成立评弹基金的请求。他当时问我要多少。我心中无底，不敢多说，报了“三十万”。陈云同志接着说“五十万吧”。1992年上半年，以江浙沪评弹领导小组名义正式打了报告，经陈云同志办公室交财政部研办。1992年6月，由财政部正式行文拨发给评弹领导小组，文中指明“妥善安排，专款专用”建立“评弹发展基金”，后再由江浙沪两省一市各补出十万元，共计八十万元。但由于我们缺乏经验，没有建立基金运用的可操作的规章制度，未能使基金在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方面发挥如原来设想的作用，实以为憾。
陈云同志和干部、艺人交谈，一向和颜悦色，平易近人，没有领导人的盛气，却充满着长辈的慈祥和智者的幽默风趣。他发表的意见都是建议性、商讨性的，从不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研究问题，他总先征询别人的看法，从不轻易下结论。他主张“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并还教育我们，“人的认识是发展的，会变化的，我们不要怕改变自己的认识”。正是这种深入实际，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思想方法，他常能不受“左”或“右”的干扰，及时正确地抓住事物的特性和发展规律，并由此，帮助编演人员总结工作中的经验，给予热情的指导和鼓励。
陈云同志谈话时，总是欢颜常开;有说有笑，使人感到温馨鼓舞。对我严厉的正色，在我记忆中，只有两次。一次是最初见到陈云同志，不知如何称呼好，问同去的一位领导干部，说叫“陈总理”吧。我也就叫了一声，陈云同志听了，马上正色说：“总理是周恩来同志，我是副总理。”此后，我就随着他身边的人员，叫他“首长”了。还有一次，和几位来拜访他的市里的领导在一起闲谈，讲到了评弹书目《描金凤》的情节，我讲到书中人物董武昌，一时口误，说了“董必武”。陈云同志立即脸一板，纠正说：“错了，错了。”我警觉到自己的口误，马上说：“我说错了，是董武昌。”陈云同志才点了点头。
陈云同志的记忆力真是好得惊人。这里想讲一件小事。1965年陈云同志在上海一处招待所接见我。我们在楼上他的房间里谈话，中间我去了一次卫生间，发现抽水马桶外面围上了墨绿的丝绒。回到房中，我不经意地说了一句：“真考究，抽水马桶上还裹了丝绒。”陈云同志听了只是淡淡一笑。到1977年，在杭州开评弹座谈会时，陈云同志讲到江青生活的奢侈，忽然对我说：“你那次讲到的马桶上裹上丝绒，那就是江青叫搞的。”时隔十多年后，我当时随口讲的一句话，连自己都几乎已经忘记了，想不到陈云同志还能记得。这只是一个小例子。在我和陈云同志的交往中，听他谈起在上海地下工作以及东北战场上的事，历历如绘，都像就发生在昨天一样。
陈云同志研究评弹，当然首先要聆听评弹。陈云同志曾多次深入书场，坐在广大听众中欣赏评弹表演，并感受演出现场，演员和听众的交流、互动。后来，接待方为了照顾他的身体，便以组织内部晚会为主，而更多的是由电台为他录制当地（以上海为多）书场的演出录音，在家中聆听，除“文革”期间曾经中断外，陈云同志几乎无一日不听评弹。他几乎听过所有的传统长篇书目，大量新编历史书和现代题材的长、中、短篇书目。有时听不同系脉、不同风格的演员对同一书目的演出，也有时为了研究对同一档演员演出的同一书目聆听多遍。他曾对中篇评弹《真情假意》反复聆听过二三十遍。可以说，他听过的书目和演出，远远超过了绝大多数专门从事评弹工作的演员和干部。作为调查研究，陈云同志在听书时，还对其中的说表、唱篇乃至噱头，作了统计、分析。有时还将唱词抄录下来。陈云同志研究的不单纯是内容情节和文本，他还注重于演员说噱弹唱演的表演艺术。在聆听研究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陈云同志通过谈话和通信的方式，对干部和艺人（通信主要是对干部），发表精辟的见解，以指导书目的整理和建设，艺术的提高和革新。自1959年到1983年，陈云同志以书面和谈话方式发表的有关评弹的艺术特性、书目整旧创新、人才培养、经营管理的部分意见，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指导下，以《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讲话和通信》为题，编印出版。1997年又在原书基础上增补了1984年至1990年的部分材料，续出了《增订本》。最近，中央文献研究室又编印了《陈云与评弹界》，较全面地刊载了陈云同志与评弹界交往的谈话记录、书信原件，并附了大量照片。
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陈云同志对一门表演艺术如此熟谙精通，其研究之深入，指导之具体，可说已经超过了从事这门艺术的专门家，也令一些资深的老艺术家衷心折服。
然而，作为一个艺术欣赏者，陈云同志自然也有他的好恶。他比较喜爱那种典雅而又诙谐风趣的书目，也欣赏一些声情并茂、技艺高精的说唱表演。但是他在和编演人员谈话时，一般不流露他个人的好恶，只是为了指导艺术的提高，在和我的谈话中，曾发表过如“刘天韵是个好角色”，“朱雪琴唱的《思想上插上大红旗》有气势”，“杨振雄的单档《西厢记》极好”，“徐丽仙在评弹音乐的发展上是有她的地位的”等。他喜欢徐文萍唱的祁调《秋思》，曾亲笔抄录了开篇的词句并将录音保留下来。后来听说上海电台没有这一录音，他就把自己的录音送给他们，以飨广大听众。只在和我谈话时，他曾讲过一些对个别艺人的负面评价，因为他知道我不会轻易外传的。
陈云同志和评弹界的接触多了，时间长了有些事外界就不免有误解和误传。比如，上世纪六十年代，陈云同志为了指导青年演员编说现代题材的新长篇书目，曾要一位艺人写出其编说长篇《孟丽君》的经验。那位艺人将其长期反复修改演唱的经验总结为“三收三放”，但后来却有传媒人士误传为陈云同志赏识其《孟丽君》书目并宣扬其一生说好一部长篇。陈云同志知道后，很不高兴，说：“评弹艺人大多是一辈子说好一部书的。我的意思只是要青年演员借鉴其‘三收三放’的经验，编说好新书而已。”为此，他还要秘书打电话给我，澄清此事。在1978年夏天，陈云同志在北京探望徐丽仙之后，也有误传，说，陈云同志问徐丽仙，你嘴里长的是花生米还是五香豆。我听到后觉得不像陈云同志的口吻，就查看了徐丽仙写的当日的谈话记录，又亲口问过徐丽仙，都证明并无此事。最近，又听到说，一位寓居上海的苏州老艺人，“在三年困难时期，陈云同志常特地派车接他到锦江饭店吃一顿丰盛晚餐”，更觉这一传闻失实。陈云同志来上海，要听评弹演出或是要接见什么艺人，不论是上海本地或是外地的，总是由市委招待处，通过上海评弹团和曲艺协会，具体说，就是通过我联系和陪同的。陈云同志来上海也不住锦江饭店，接见艺人或内部晚会基本上很少留饭。人们知道陈云同志爱护艺人，于是出现了纯系想象的传闻，又以讹传讹。但若不澄清，是有损陈云同志的形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