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暴发后，曾光作为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频繁在媒体发声，成为热点人物。74岁的他还开通了微博，为公众释疑解惑。1月31日，《环球人物》记者就此次疫情采访了曾光。

“如果疫情拐点出现，武汉人有很大的贡献”

　　4个月前，《环球人物》记者曾采访曾光，谈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作为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首席科学家，曾光喜欢用打仗来形容自己和流行病的每一次交手，他说自己是个“老战士”，无论何时都得绷紧一根弦。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一场新的“战疫”来得这么突然，这么快。
　　《环球人物》：疫情期间您去过两次武汉，都走了哪些地方？两次去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曾光：我是1月8日晚上接到的通知，要为一种“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提供咨询意见。第二天早上，我就坐飞机飞往武汉。可以说是临时参战，国家紧急需要我，我觉得义无反顾，就算是退休的老将也得出马。
　　到了之后我们听取了当地卫健委及临床大夫的防控、诊疗情况介绍，发现病情的严重性与季节性病毒性肺炎相似，当时医院已对患者实施隔离，但在隔离过程中没有出现二代病例，病毒人传人的能力这个时候还没表现出来。所以当时给我们的印象是这个病传染性不强。
　　第二次去武汉是1月18日，和钟南山院士一起，作为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去的。这次感受就大不一样了，症状和疫情明显严重了。我们先后去了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武汉市疾控中心，也去了华南海鲜城，看了下外部环境，还和武汉市、湖北省负责公共卫生的领导进行了交谈，比较遗憾的是我们没能见到武汉市长和湖北省省长，未能和他们直接交流一下。
　　这次回来之后我们就提建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作为乙类传染病要列为甲类管理。武汉人不出去，外地人不进来，这意味着武汉输出病例降低到最低，甚至降低到零。我觉得到正月十五，应该能看到成效。如果这个疫情拐点出现，武汉人有很大的贡献。
　　《环球人物》：这段时间网上有人提出质疑，认为专家在疫情早期的判断有误，当时就应该提高警惕性，您怎么看？
　　曾光：专家对于未知病毒变化的警惕性是一直存在的，对于未知病毒的了解也是日新月异的。我们向来不是在一个理想的静态中解决公共卫生问题的，病毒发展变化很快，它不暴露出来你怎么判断呢？好比一个人光骂人了，还没犯罪，你没办法这时就预测他会如何杀人，对吗？作为学者，我们只能和病毒赛跑，不断调整认识，也不断否定自己，这是个真实的过程。
　　《环球人物》：前几天，世卫组织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有人对此表示担心，您怎么看待世卫组织的这个决定？
　　曾光：从疫情初期，中国就一直和世卫组织保持密切联系，提供了检测到的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序列信息。世卫组织很了解中国的情况，包括中国政府采取的防控措施，在他们看来，很多措施力度很大，在其他国家很难实现，比如封闭武汉这样的城市。
　　这次疫情确实来得比较突然，传播得比较快，而且已经传播到其他国家去了，将这次疫情列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觉得世卫组织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在正常履行国际组织的职责。
　　我们也应该关注世卫组织为此做的7条解释，比如不建议对中国实施旅行和贸易限制，这也是说给全世界听的，就是希望其他国家理解，不要做出过激反应。另外还建议支持和保护医疗系统相对脆弱的国家，这是给公共卫生力量薄弱的国家提个醒，希望他们能有警觉。
　　总而言之，我觉得世卫组织的决定是在对中国进行充分肯定和理解的基础上提出的。作为中国的专家来看，我觉得我能够充分理解，也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环球人物》：当下的“战疫”不仅有武汉一个战场、全国、全世界都在参与其中。
　　曾光：是的，现在，我们都是在一个战场上。武汉和湖北地区是一个战场，全国其他省份及地区乃至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是另一个战场。中国现在做的一些事也是在为全人类服务。我们希望世界记住我们的贡献，也避免我们的一些教训。

“与非典相比，这是一个更狡猾的对手”

　　2003年，在非典肆虐、北京告急时，曾光被聘为国务院非典督导组成员、首都非典防治指挥部顾问，为抗击疫情出谋划策。此刻中国再次在面临疫情考验，许多场景也触动了曾光关于非典的记忆。
　　《环球人物》：这次疫情爆发后，武汉很快开始修建火神山、雷神山两家医院，借鉴了当年北京的小汤山模式。
　　曾光：没错。非典早期我们有过曲折，当时有人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疫苗和抗病毒药上。我向中央领导提建议，不能把力量都放在高科技研发上，而是要先集中力量隔离防控。于是我们建立了小汤山医院，也封闭了一些医院，使疫情得到了控制。
　　当时情况也很紧张，千头万绪，但我觉得抓住关键环节可以收到非常好的效果。现在的情况比那时候复杂，但我认为还是有解的。这次武汉的火神山和雷神山两家医院，会对缓解疫情起到很大帮助作用。 　　《环球人物》：也有很多人把非典的冠状病毒和新型冠状病毒作比较。
　　曾光：新型冠状病毒跟非典病毒相比，尽管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完全不同的病毒。不能拿非典的想法来套新型冠状病毒。与非典相比，新型冠状病毒实际上更狡猾。它在武汉的社区传播很快，因为我们不知道病毒具体在哪里。可能有很多轻症，类似于普通感冒。所以武汉的战役是在敌我界限不清的前提下开始的。

　　《環球人物》：和17年前抗击非典相比，我们有了哪些进步？还有哪些不足？
　　曾光：我们当然有进步。比如我们有一支默默无闻但十分强大的现场流行病学队伍。病毒的潜伏期、传播途径等问题要靠他们去调查，为防治对策提供意见。
　　我们的临床大夫经验也比以前丰富了。非典那年我去了北京人民医院，这次我去了武汉金银潭医院，真的是强多了。那会儿人民医院病房满了，非典病人不能入住，只能几个人挤在一间条件简陋的临时病房里，这很容易造成医院感染。可现在你看金银潭医院，是动员整合全院资源去投入战斗，提前做好准备的。
　　另外在病原鉴定方面，这次我们迅速回答了“病毒是什么”这个问题，只用十几天就确认了病原是新型冠状病毒。非典期间，研发确诊试剂花了好几个月时间。
　　不足肯定还是有的。武汉此次面对疫情行动有些慢，隔离措施不彻底，主要是科学认识的问题，但也不排除一些决策上的犹豫，对自己可能还不够自信。
　　《环球人物》：眼下全民抗击疫情，有没有什么人或事让您觉得感动？
　　曾光：武汉人让我很感动。我听说有武汉人愿意主动把假期进一步延长，他们肯定知道延长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对吧？意味着生活上、工作上很多的不方便，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中国消灭天花比全世界早了十几年”

　　在抗击疾病的漫长战争中，出生在1946年的曾光见证了中国几十年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是一名久经沙场的公共卫生战士。这些年，卷土重来的古老疾病和虎视眈眈的新型病毒都在试图攻破公共卫生的防线。74岁的曾光虽然退休了，但是还在忧虑着、工作着、行动着。
　　《环球人物》：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的公共卫生建设是什么情况？
　　曾光：我说几个数据，新中国成立前，全国人口平均寿命只有35岁;1959年，中国有900万麻疹病人;1967年，患流脑（流行性脑膜炎）有300万人。我小时候得过麻疹合并肺炎，差点丢了性命，父母带我到北京看病，打一支青霉素都要卖首饰，你想那是多么珍贵啊！
　　新国家集中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是我们建设公共卫生的优势。世卫组织直到1959年才开展全球天花消灭行动，我们消灭天花比全世界早了十几年，当时中国还不是世卫组织国，这是很了不得的一件事。
　　《环球人物》：公共卫生事业面临的考验很多。20世纪80年代，上海出现了甲肝疫情，您当时在做些什么？
　　曾光：当时我在负责全国疫情报告管理工作，1988年，上海甲肝爆发，当地部门负责人首先给我打电话汇报。症状是全身乏力，面色连同眼睛都发黄，患病30万人。当时上海的东西已经卖不出去了，外地人连大白兔奶糖都不敢买了。后来甲肝暴发的元凶被流行病学专家找到了，它是上海人经常吃的毛蚶。此后，禁止食用毛蚶切断了食源型甲肝的传播，疫情很快平息了。
　　《环球人物》：您现在退休了，但是好像比以前更忙？
　　曾光：慢性病、癌症、疫苗安全、食品安全……这些都是我放不下的忧虑。现在我每个月的日程都排得满满当当，有时一天换一个城市。我比过去还忙。为什么？因为对于中国公共卫生发展，我有我的想法，我想要继续发声，我觉得自己还能为国家再做点贡献。
　　在采访的最后，曾光再一次倾身向前，向记者强调，战胜新型冠状病毒不容易，但这个难题是有解的。尽管连日奔波，但他眼神里透露出的信心和坚定，像一道明亮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