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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从瑞典回京沒几天，陈黔来电话，要我去听他的“交响管乐作品音乐会”。放下电话，心里有感。一是为小老弟高兴。二是好奇，因为我从来沒在现场听过纯管乐队的音乐会。三是另一个好奇，这个好奇，用北京话讲，叫“纳闷”。我在国内用的手机号，平常关机，回国才开。刚落地，还沒跟任何朋友联络，这位小老弟直不楞瞪一个电话过来，逮我个正着。奇怪，莫非他有“第六感应”，或者“特异功能”，感知这个人现在京城，感知京城多了一份热能？纳闷之余，感到亲近。因为陈黔与我，算得半个亲戚。
陈黔的父亲陈培信先生，是我在贵州早期自学作曲最重要的启蒙导师之一。当时正值“文革”，我和陈远林、马建平一同自学作曲。陈培信先生借给我们教材，为我们改题，让我们参加他当时任职的“贵阳市文工团”所属管弦乐队。自然而然，我们有了大把的实践机会，也结交了一些至今仍有交往的乐手朋友。
肖斯塔科维奇说过一句话：倾听乐队排练是最有效的学习。我体会肖斯塔科维奇的意思，倾听乐队排练就是直接感觉声音，直接见证并感觉作品的音响形成。一个作曲家如果真想有所作为，对声音具有超越理念的直觉敏感，是不可缺少的基本素质。缺少对声音超越理念的直觉敏感，很难真正享受音乐，倘若选择音乐为职业，会是一个不甚愉快的人生。
以肖斯塔科维奇这句话看来，那个时候的我们是真幸运，不单可以随时倾听排练，更身在乐队，感觉自己的“作品”。陈老师给予我们的非同小可，回想起来，我的乐队感应该就建立在那个时期。
陈老师帮我们扎实起步，分文不取，更让我们任意出入他的家、吃喝他的家。
陈老师的家，在贵阳城东螺丝山顶的“阳明祠”。“文革”期间，贵阳市文化局将阳明祠交给贵阳市文工团作团址，不知是否暗含保护王阳明这座祠堂的用意。如果真是这样，如今贵阳的人们该当感激贵阳市文化局当初的决策者。
当年，中秋之夜，明月当空，弦乐队在古树环抱的桂花厅前小院排演《二泉映月》，该当感激那样的时代，仍然有人，良知警醒。也正因此，相对已然毁得不成样子的老贵阳而言，阳明祠原有的格局与建筑，巧妙地逃脱了“文化革命”摧毁一切传统的疯狂暴力。
如今的阳明祠，作为贵阳残存的老房子、老祠堂，作为“旅游观光点”，水泥高楼包围的螺丝山顶，松柏如旧，毕竟还留得一个怀旧幽思与品茶清谈的好去处。当初的人们，如今的人们，该当感激那样的时代，仍然有人，良知警醒。
话说回头。陈老师帮我们扎实起步，分文不取，更让我们任意出入他的家、吃喝他的家。陈老师说话不多，松弛平和，我的印象当中，他总是在微笑。师母，陈黔的母亲，我们叫“陈妈”，也是话不多，朴素而细致，无微不至，很像我自己的母亲。我的印象当中，她也总是在微笑。想念他们，如同想念我自己的父母，心里亲近、感激和温暖。那些日子里，除了夜晚回自己的家睡觉，螺丝山那个家，恐怕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在那个家里，我因好奇小兄弟陈黔的拳套，曾经跟他玩过一局。我双拳沒挨着他一次，他却将我打得满脸开花。沒办法，不服气不行。难怪拳击赛结局，输家时常向赢家道贺。对陈黔，我就是那道贺的输家。
今日的道贺，却是贺他的作品音乐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０日晚，我蹭高为杰老师的车，如约去往海淀区车道沟８号院的“军乐厅”。
进得军乐厅，但见舞台上方一条横幅，大书“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改建六十周年系列音乐会——陈黔交响管乐作品音乐会”，原来陈黔的作品音乐会是这个活动的头炮。陈黔父亲陈培信先生在天之灵，想必正为儿子的成功微笑。默想陈老师的微笑，我心下波动，禁不住为他父子二人欣喜。
找好座位安顿下来，抬头一看，满台百十来位手持西式管乐器的军人。头一回，感觉有些不适应，不知该把他们看做士兵，抑或乐手。翻开节目单，得知两位指挥家都是徐新老师的传人，乐队里头的乐手也大多有音乐学院背景。这才确定，台上都是音乐家，不是士兵。这也才确定，沒走错，是来听乐队奏乐，是来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演奏陈黔交响管乐作品。
陈黔是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黄万品先生高足，基本功扎实。面对百十来件管乐器，写作却明显能听出成熟的管弦乐队思维，作品刚柔相济，音响把握到家。不过，就我的个人分寸而言，觉得，铙钹、小京锣、板鼓的使用，有点烂。如同贴标签，说：“瞧，这是中国做派！”
音乐会五个作品当中，小号与乐队的《卡巴拉耶》，总算沒了铙钹、小京锣、板鼓的骚扰。但它之所以吸引我，却另有让我为之兴奋的缘由。
节目单的资料，说“卡巴拉耶”是一首新疆维吾尔民歌。以往，受西式学院系统训练的汉族作曲家改编新疆民歌，或者以新疆民歌为素材写作，通常是被它“异国情调”的旋律以及接近西方音乐的小二度吸引。换句话讲，面对的是“材料”，并不将它看作本体。学院系统教授的西方音乐及其技法，那才是本体。
遗憾，中国汉人的节奏感，文艺复兴以降西方职业作曲家的节奏感，欠缺灵动的弹性。而突厥语系音乐的节奏，却充满灵动的弹性。那些充满灵动弹性的节奏被自负地排除在学院系统的知识视野与经验之外。比方说，大多数受西式学院系统训练的汉族作曲家，大多数西方学院系统作曲家，知道３加３的６拍子、３加３加３的９拍子，却不知道快速行进当中３加４的７拍子；知道２拍子、４拍子，却不知道快速行进当中３加４加３的８拍子，等等。其实这些充满灵动弹性的节奏，早已存在了数百上千年。欠缺对世界各地丰富多彩的传统音乐文化及其节奏的知识与感觉，面对突厥语系音乐以及其他传统音乐里头弹性灵动的节奏，受西式学院系统训练的汉族作曲家，以及西式学院系统训练的西方作曲家，要么根本听不出，要么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处理，要么干脆放弃。
中国汉人儒文化的拘束，西方上流社会的拿捏，拒绝民间文化传统文化粗放天然的野性。民间文化传统文化的粗放与天然野性，在他们眼中，不高雅，不讲究，属“低文化”、“草根文化”。这样的准则训练出来的乐手，当然只能适应“雅致”的“讲究”。这当中，透露出自居“精英”、自居“高雅文化”的傲慢。
如此一来，这般的作曲，这般的演奏，失却了弹性灵动的节奏，失却了粗狂豪放自由不拘的音乐实质，失却了朴拙浓烈却细腻温婉的情感流露，我们听到的，也就如同西方浪漫乐派的中国汉人版本。
陈黔不那样。他沒有自居“精英”、自居“高雅文化”的傲慢。他爱那些音乐，沉浸在那些音乐，甚至沒有诸如“平等”一类的意识。那些音乐对于他，是本体，远非仅仅“材料”。他与那样的音乐溶为一体。如同对自己的身体与自己的气质，他对那些弹性灵动的节奏，以及粗狂豪放自由不拘的音乐实质，具有切身的、超越理念的直觉敏感。听陈黔的《卡巴拉耶》，我感受到近似原生态突厥语系音乐给予我的兴奋与快活，以及勃发的强悍生命力。再有，相对２０世纪西方学院先锋派的非正常人性，陈黔的《卡巴拉耶》所播散的，是活泼泼的自然人性、活泼泼的正常人性。
改变心的状态，将改变听的状态。
改变听的状态，将改变做的状态。
我期待陈黔们更多基于活泼泼自然人性与正常人性的写作。
瞿小松 中国音乐学院客座教授，作曲家
（责任编辑 张萌）
陈黔的父亲陈培信先生，是我在贵州早期自学作曲最重要的启蒙导师之一。当时正值“文革”，我和陈远林、马建平一同自学作曲。陈培信先生借给我们教材，为我们改题，让我们参加他当时任职的“贵阳市文工团”所属管弦乐队。自然而然，我们有了大把的实践机会，也结交了一些至今仍有交往的乐手朋友。
肖斯塔科维奇说过一句话：倾听乐队排练是最有效的学习。我体会肖斯塔科维奇的意思，倾听乐队排练就是直接感觉声音，直接见证并感觉作品的音响形成。一个作曲家如果真想有所作为，对声音具有超越理念的直觉敏感，是不可缺少的基本素质。缺少对声音超越理念的直觉敏感，很难真正享受音乐，倘若选择音乐为职业，会是一个不甚愉快的人生。
以肖斯塔科维奇这句话看来，那个时候的我们是真幸运，不单可以随时倾听排练，更身在乐队，感觉自己的“作品”。陈老师给予我们的非同小可，回想起来，我的乐队感应该就建立在那个时期。
陈老师帮我们扎实起步，分文不取，更让我们任意出入他的家、吃喝他的家。
陈老师的家，在贵阳城东螺丝山顶的“阳明祠”。“文革”期间，贵阳市文化局将阳明祠交给贵阳市文工团作团址，不知是否暗含保护王阳明这座祠堂的用意。如果真是这样，如今贵阳的人们该当感激贵阳市文化局当初的决策者。
当年，中秋之夜，明月当空，弦乐队在古树环抱的桂花厅前小院排演《二泉映月》，该当感激那样的时代，仍然有人，良知警醒。也正因此，相对已然毁得不成样子的老贵阳而言，阳明祠原有的格局与建筑，巧妙地逃脱了“文化革命”摧毁一切传统的疯狂暴力。
如今的阳明祠，作为贵阳残存的老房子、老祠堂，作为“旅游观光点”，水泥高楼包围的螺丝山顶，松柏如旧，毕竟还留得一个怀旧幽思与品茶清谈的好去处。当初的人们，如今的人们，该当感激那样的时代，仍然有人，良知警醒。
话说回头。陈老师帮我们扎实起步，分文不取，更让我们任意出入他的家、吃喝他的家。陈老师说话不多，松弛平和，我的印象当中，他总是在微笑。师母，陈黔的母亲，我们叫“陈妈”，也是话不多，朴素而细致，无微不至，很像我自己的母亲。我的印象当中，她也总是在微笑。想念他们，如同想念我自己的父母，心里亲近、感激和温暖。那些日子里，除了夜晚回自己的家睡觉，螺丝山那个家，恐怕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在那个家里，我因好奇小兄弟陈黔的拳套，曾经跟他玩过一局。我双拳沒挨着他一次，他却将我打得满脸开花。沒办法，不服气不行。难怪拳击赛结局，输家时常向赢家道贺。对陈黔，我就是那道贺的输家。
今日的道贺，却是贺他的作品音乐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０日晚，我蹭高为杰老师的车，如约去往海淀区车道沟８号院的“军乐厅”。
进得军乐厅，但见舞台上方一条横幅，大书“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改建六十周年系列音乐会——陈黔交响管乐作品音乐会”，原来陈黔的作品音乐会是这个活动的头炮。陈黔父亲陈培信先生在天之灵，想必正为儿子的成功微笑。默想陈老师的微笑，我心下波动，禁不住为他父子二人欣喜。
找好座位安顿下来，抬头一看，满台百十来位手持西式管乐器的军人。头一回，感觉有些不适应，不知该把他们看做士兵，抑或乐手。翻开节目单，得知两位指挥家都是徐新老师的传人，乐队里头的乐手也大多有音乐学院背景。这才确定，台上都是音乐家，不是士兵。这也才确定，沒走错，是来听乐队奏乐，是来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演奏陈黔交响管乐作品。
陈黔是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黄万品先生高足，基本功扎实。面对百十来件管乐器，写作却明显能听出成熟的管弦乐队思维，作品刚柔相济，音响把握到家。不过，就我的个人分寸而言，觉得，铙钹、小京锣、板鼓的使用，有点烂。如同贴标签，说：“瞧，这是中国做派！”
音乐会五个作品当中，小号与乐队的《卡巴拉耶》，总算沒了铙钹、小京锣、板鼓的骚扰。但它之所以吸引我，却另有让我为之兴奋的缘由。
节目单的资料，说“卡巴拉耶”是一首新疆维吾尔民歌。以往，受西式学院系统训练的汉族作曲家改编新疆民歌，或者以新疆民歌为素材写作，通常是被它“异国情调”的旋律以及接近西方音乐的小二度吸引。换句话讲，面对的是“材料”，并不将它看作本体。学院系统教授的西方音乐及其技法，那才是本体。
遗憾，中国汉人的节奏感，文艺复兴以降西方职业作曲家的节奏感，欠缺灵动的弹性。而突厥语系音乐的节奏，却充满灵动的弹性。那些充满灵动弹性的节奏被自负地排除在学院系统的知识视野与经验之外。比方说，大多数受西式学院系统训练的汉族作曲家，大多数西方学院系统作曲家，知道３加３的６拍子、３加３加３的９拍子，却不知道快速行进当中３加４的７拍子；知道２拍子、４拍子，却不知道快速行进当中３加４加３的８拍子，等等。其实这些充满灵动弹性的节奏，早已存在了数百上千年。欠缺对世界各地丰富多彩的传统音乐文化及其节奏的知识与感觉，面对突厥语系音乐以及其他传统音乐里头弹性灵动的节奏，受西式学院系统训练的汉族作曲家，以及西式学院系统训练的西方作曲家，要么根本听不出，要么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处理，要么干脆放弃。
中国汉人儒文化的拘束，西方上流社会的拿捏，拒绝民间文化传统文化粗放天然的野性。民间文化传统文化的粗放与天然野性，在他们眼中，不高雅，不讲究，属“低文化”、“草根文化”。这样的准则训练出来的乐手，当然只能适应“雅致”的“讲究”。这当中，透露出自居“精英”、自居“高雅文化”的傲慢。
如此一来，这般的作曲，这般的演奏，失却了弹性灵动的节奏，失却了粗狂豪放自由不拘的音乐实质，失却了朴拙浓烈却细腻温婉的情感流露，我们听到的，也就如同西方浪漫乐派的中国汉人版本。
陈黔不那样。他沒有自居“精英”、自居“高雅文化”的傲慢。他爱那些音乐，沉浸在那些音乐，甚至沒有诸如“平等”一类的意识。那些音乐对于他，是本体，远非仅仅“材料”。他与那样的音乐溶为一体。如同对自己的身体与自己的气质，他对那些弹性灵动的节奏，以及粗狂豪放自由不拘的音乐实质，具有切身的、超越理念的直觉敏感。听陈黔的《卡巴拉耶》，我感受到近似原生态突厥语系音乐给予我的兴奋与快活，以及勃发的强悍生命力。再有，相对２０世纪西方学院先锋派的非正常人性，陈黔的《卡巴拉耶》所播散的，是活泼泼的自然人性、活泼泼的正常人性。
改变心的状态，将改变听的状态。
改变听的状态，将改变做的状态。
我期待陈黔们更多基于活泼泼自然人性与正常人性的写作。
瞿小松 中国音乐学院客座教授，作曲家
（责任编辑 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