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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文艺方针，“工农兵方向”一直支配着解放区文学与新中国文学的发展。它在歌颂新人物、新生活的同时，也潜在地规定着作家队伍构成的主次轻重之别。在工农型作家“中心”、知识分子型作家“边缘”的秩序作用下，“十七年”文学始终洋溢着颂歌、赞歌情调，直到新时期，这种单一的文艺秩序才为思想解放的多元化存在所打破．“人民”的外延才由“工农兵”扩展到“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