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民政部官网公布《民政部关于同意将河北省河间市等单位确认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称，经地方申报、实地调研、综合评估等工作环节，同意将河北省河间市，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乌兰察布市集宁区等15个单位确认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实验时间为期3年。
　　《批复》生效后，天价彩礼、大操大办、低俗婚闹等婚俗陋习的改革工作有望迎来实质性进展。但婚俗改革具体改什么、是否有必要等问题目前仍引发热议，针对改革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难题也需要探索出行之有效的方法。

大力推进婚姻领域移风易俗

　　《批复》提到的实验区遍布全国15个地区。“这些地方在某一方面属于典型，有的涉及低俗婚闹、彩礼过高或者铺张浪费的其中一个，也有的兼而有之。”婚俗文化学者、曾参与编纂高等学校婚庆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的刘秉季认为，此次被列为改革试点的15个地区，多数尚有改革空间。
　　《批复》称，实验区要围绕婚俗改革试点主题，大力推进婚姻领域移风易俗，遏制婚俗不正之风，为推进婚俗改革提供鲜活样板。记者查阅资料发现，这并非相关部门首次提出婚俗改革，多地在《批复》公布前已将婚俗改革列为民政工作重点。
　　去年5月，民政部曾印发《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大力推进婚姻领域移风易俗，开展对天价彩礼、铺张浪费、低俗婚闹、随礼攀比等不正之风的整治，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重申，要加大对高价彩礼等不良风气治理，推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此后，四川、河北、内蒙古、河南等省份就婚俗改革提出要求并将其纳为2021年民政工作要点，有的还提出了明确的时间节点，在全省范围内推动婚俗改革、树立婚嫁新风，遏制封建迷信、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相互攀比等的蔓延。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学教授李慧英曾带着课题组在河南省登封市、江西省靖安县、河北省永年县等地进行過田野调查，她告诉《中国报道》记者，政府部门有所动作之前，相关问题已经在全国比较广泛地出现了。“改革的初衷在于摒弃陈规陋习，此次下决心整治很有必要。”
　　《批复》公布后，改革有哪些新进展？记者致电多处试点地区的民政局了解到，有关婚俗改革的相关工作正逐步推进，详细的方案目前尚未出台，具体的出台时间还不确定，但工作人员均对改革表示理解和赞同。

“天价彩礼”为什么有市场？

　　政府部门发布的有关文件中，天价彩礼几乎都被置于改革内容之首。当婚姻被金钱绑架，天价彩礼已经成为阻止适婚青年迈入人生新阶段的主要障碍，甚至酿成悲剧。今年3月，江西九江银行推出的“彩礼贷”就曾触动多方神经。
　　腾讯新闻谷雨数据曾发起过一项《2020年国人彩礼调查》，整理出了1846份有关彩礼的答案。调查显示，超过七成的婚姻收过彩礼，一份“中国彩礼礼金地图”上显示，浙江以超过18万元的平均值，在所有地区中高居第一，远超全国平均值69095元;除了彩礼，还有超过七成送了首饰，近四成“顺带”送房、送车，类似这些物件被形象地称为“三金四银”“一动不动”。
　　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是15个改革实验区之一，一位当地青年告诉《中国报道》记者，当地城镇的彩礼多为“六万六”“八万八”这样的吉利数，经济落后的乡村地区有时反而高达10多万元，“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有儿子的家庭，他们希望把女儿的彩礼补贴给儿子娶媳妇用”。“近些年观念上有所进步，男女双方也会商量着来，大部分父母还是明事理的，但也有因为彩礼数额达不成一致导致结婚前几天婚事又‘黄了’的情况。为了改变这一风气，政府有过干预，但效果谈不上理想。”
　　刘秉季认为，在婚恋环境中，受家庭经济状况以及主观因素影响，政府很难制定统一的彩礼标准，即便有了标准，群众在实操过程中是否执行也有待观察。“从传说中最原始的彩礼‘伏羲制娶嫁，以俪皮为礼’，到后来发展为送物件和钱财，可以看出结婚最初和金钱并无关系，但目前的天价彩礼已经抹杀了彩礼在婚约中的角色，本质上是人们之间的攀比。”
　　李慧英的课题组深入调查后发现，天价彩礼背后深层原因有二：一是单一的“男娶女嫁”婚居模式导致生女孩“不合算”，女方希望通过彩礼寻求补偿;二是出生性别比失衡下男多女少，致使男性婚姻挤压，男方为了成家只好允诺高价彩礼。出生人口性别比，即出生100个女婴所对应的男婴人数。《中国统计年鉴2020》数据显示，我国当前主要的适婚群体“90后”的性别比为110.06，比“80后”性别比和总人口性别比分别高出8.32、5.42。李慧英表示，男多女少造成的男性婚姻挤压使彩礼成为男性争夺适婚女性的重要竞争手段。

　　她向记者强调，天价彩礼是人们在大环境影响下的一种被动选择，平衡男女性别比、实行“男到女家”或“两头居住”的婚居模式，以及追求男女平等，或许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彩礼过高现象。
　　尽管遏制乏力，国家和地方层面的举措也并没有缺位，今年元旦起实施的《民法典》就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各方推动下，已有可喜现象出现。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河北省河间市自2019年以来就有338对新人结婚实现“零彩礼”，6494对新人实现“低彩礼”，引发媒体关注。河间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今年他们还将继续邀请新人参加“520”集体婚礼等活动，鼓励市民移风易俗、喜事新办。
　　刘秉季认为，当代青年之所以高呼“结不起婚”，除了彩礼这一关难过，原因还在于婚礼会产生不菲的开支。“例如婚庆就包含了酒席、灯光、鲜花、舞台布置、演出、车队等，这些至少占到了所有婚礼开支的95%以上。”他建议，地方在推行改革时，除了遏制彩礼过高，还可以从注重婚礼仪式、弱化婚庆活动方面入手。

“破冰”非一日之功

　　根植于深层的文化背景，面对的是复杂的现实情况，婚俗改革工作注定不好开展。
　　“婚俗不能完全否定，但一定要加以限制。移风易俗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从某种程度上说，婚丧嫁娶也是亲戚、朋友、同事、邻里之间交流感情的途径，不能一刀切。”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丛虎向媒体表示，“如果希望有个政策、规定就能消除它，我觉得这不太现实，有效的方法就是限制一下。”
　　李慧英表示认同，她认为改革的思路有两种，一种是就事论事，另一种是找到问题存在的根源对症下药。“比如规定彩礼的最高线、统一制定操办婚礼的规格标准、给婚闹行为划出红线……但从远了看，标本兼治才是遏制不良婚俗的最好途径。”
　　这不仅考验着基层治理中与群众打交道的能力，也考驗着观念引导和文化浸润的能力。

　　“我们在试点地区做了一些尝试后意识到，当地干部要做到心中有数，做好引导。”李慧英向《中国报道》记者分析说，婚俗改革主要由基层来抓，而目前有些基层干部不太清楚怎么去做。“对基层村干部或者社区领导做一些培训很有必要，让他们明白为什么要改、方向是什么。再结合对当地婚俗情况所做的调查，明确具体存在哪些问题，改革就有针对性。”
　　她认为，民间蕴藏着很大的智慧，一些比较好的经验此前已被探索出来。比如有很多农村建立了红白理事会，把婚事新办写进居民公约、村规民约，起到了有效的监督作用。“也可以去做得比较好的地方观摩，这样改革时就能做到心里有数。”李慧英在走访过程中发现，很多老百姓虽反感随礼攀比等陋习，但深感一家一户势单力薄，如果以村庄支持、家庭尝试、村民欢迎的方式进行变革，一定会深得民心，有利于扭转社会风气。
　　谈及对婚俗改革有什么预期，刘秉季认为改革或将耗时许久且效果有待观察——一方面原因在于，婚俗多为经年累月沉淀演变而成的民俗，法律法规无法强制执行改革;另一方面，结婚属于刚需，能够展现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承载着人们对新人的祝福，“过多干预会遇到阻力”。
　　但在李慧英看来，为期3年的实验时间还算充裕，“与其说有什么预期，不如说期望，这3年可以分期分批地实行改革。事实上，如果说某个实验区能在其中一项陋习改革中标本兼治、深得民心，这个实验区就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