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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恺怎么也没想到，一个普通的周末，会出现这么一档子事，事前毫无预兆，事后也如烟消云散，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但这一天所经历的林林总总，一直让郑恺与妻子罗琳耿耿于怀。
这天早晨，因为不上班，两口子都起得比较晚。上高中的儿子住校，一个月才回家一趟，这个周末不在回家的时间内。郑恺打电话说周末去学校看他，儿子说不要来了，他还有好多事要处理啦。
不知是真有事，还是到了叛逆期，反正儿子不太愿意与他们待在一起，即使回家，拿上生活费，把换洗的衣服往双肩包里一塞，找出各种理由，就离家返校走人了。谁知道是返校了还是与同学聚会去了，正当壮年的父母反倒成了多余的人。
多余归多余，日子还得过。罗琳说，上次我们在“江城鱼肆”吃的大碗鱼挺好的，我们今天干脆去吃鱼吧。郑恺知道妻子喜欢吃鱼，曾多次感慨，你就是猫变的，生来喜欢吃鱼，那就去吧。
挨到十一点，郑恺说，走吧。两人下楼，郑恺开车，车子很快驶出了小区。
小区很大，据说居住人口已超十万。从小区出来，曲里拐弯也得开一会儿。车子从小区驶出后，穿过张公堤。这张公堤是当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修建的一道防洪堤，使相伴长江的主城区免遭洪水侵袭，把雨季周边的汪洋恣肆挡在堤外，据说当年这绕城之堤还真起了很大作用。后人为此将大堤命名为“张公堤”。
时移世迁，堤外当年乱石滚滚，芦苇深深，臭水涟涟的荒芜之地，成了新开发的小区，郑恺一家成了小区的第一批居住者。因是堤外开发，又属单位最后一次福利分房，价格比堤内要便宜很多。郑恺在新闻媒体，罗琳在出版机构，两人收入在这座城市不算高也不算低，加之购房花钱不多，夫妻俩就尽可能满足儿子的各种需求，也可以吃遍江城，休假时还可去心之向往的名山大川踏足鉴赏。吃鱼虽不便宜，但还是能说去就去，说吃就吃。
车出张公堤，穿过一座拱桥，行驶有百余米便道，就可以上正道了，正道也就是下机场高速后驶往市区的主干道。
过拱桥后，郑恺发现接近主干道有三辆私家轿车停在路边，两位交警正手舞足蹈与司机大声争执。因车窗关闭着，罗琳正在听音乐，郑恺只是斜视看到了窗外的场景，他以为是违章或是别的现场纠纷，引起了交警与行车人这对马路边上的“难兄难弟”在争辩谁是谁非。也许是他们太过专注，郑恺的车从旁边驶过时，也未见任何提示与阻拦，他稍稍停留，便很快驶上了主干道。一上主干道，他也有些纳闷，往日车水马龙的主干道，犹如坦途，前无车驶，后无车行。刚走了不到五十米，从后视镜看到，机场高速下来了一辆考斯特。因他的车要左拐，他必须占左转道，后面的考斯特疾驶而来。他打开左转向灯，向左打方向盘，后面的考斯特毫不相让地向他的车挤了过来。这时，郑恺发现前面有两位交警已经跳起来，急促地、不停地向他挥舞手勢，提示让他的车往右边靠。郑恺感到情形不对，这时他才从后视镜中看到，在他的车后面是一支庞大的车队，正从高速上疾驶而下。他这时才突然想起了前面远去的开道摩托车的鸣笛声，再加上这后面疾驶而来的各色高档车辆，他瞬间明白自己这是闯入了专车车队。
待郑恺把车停靠在有边车道，交警跑过来了，一看是自己曾经采访过的王中队长。王队说，你胆子真大，敢冲撞专车车队。郑恺说，哪有那么多的领导专车车队，上边来的大领导不是昨天已经回去了吗？他去武当山视察，我还编发了新闻的。王队说，你他妈还是搞新闻的，刚来的这位领导与昨天走的，差不多一样大。郑恺说，我从便道上过来时，是看有交警拦了几台车，但没有谁拦我呀。王队说：回去收拾那两个苕货。
郑恺当记者的年限不长也不短，一九九八年抗洪他跟过中央领导的车队，平时跟来省视察的领导车队也不算少，他知道冲闯专车车队可不是小事。但他内心也无数次发问：有必要这样兴师动众，神乎其神，于民不安吗？想归想，问归问，但作为一名记者你不应该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吗？
专车车队已经急速驶过，主干道又一如往常，车水马龙。王队说，把驾驶证与行车证都给我。郑恺把两证交了。王队说，我的车走前头，你在后头跟着，郑恺说，受罚？王队说：到大队再说。
到了大队，进了一间类似于会客室或会议室的房间，王队说，你就在这儿看看报纸电视，过一会儿有人来与你谈话。郑恺说，我在这儿没问题，我老婆可以先回去吗？她中午还要去吃鱼呢。王队说，不管是吃鱼也好吃肉也好，今天恐怕是不行了，改天吧。我先走了。
过一会儿，值勤的送来了两份盒饭，内有鱼块。郑恺对罗琳说，你不是要吃鱼吗，大碗鱼吃不成了，但还有鱼块。郑恺一边调侃，一边在心里发火，这算什么事呀！我既没违章也没肇事，冲闯了专车车队，事先你们也没告知。如今弄在这个房间里，是拘留也好，是问询也罢，反正是没人身自由啦，有饭给你吃，有水给你喝，有报纸电视给你看，想下楼买包烟都不允许。郑恺想，要是儿子今天回家了也许不会有这档子事，也许有突发性采访也不会有这档子事，也许早一小时或晚一小时也不会有这档子事，罗琳不提议去吃鱼也不会有这档子事。世事难料，没有那么多假如和也许，事情让你摊上了，活该倒霉。
房间有一张沙发，想眯一会儿也难以躺下，躺下也睡不着。他给跑交通的记者宇杰打电话。区交通大队的通讯员已经给宇杰通报了此事，今天来的这位领导是来武汉主持中南抗旱专题会的，因为中南地区旱情已十分严重。宇杰还说，按照惯例，如果警卫局不找省厅追查冲撞车队之事，事情也就过去了。如追查省厅，省厅就会追查市局，市局就会追查区局，区局就会追查大队，然后中队，一级一级往下查，直到查清冲撞车队的人是什么身份，有无别的嫌疑，然后通报上级，直到认定属无意撞人车队，方可放行。驾驶证扣分与罚款那是怎么也跑不掉的。
宇杰还告诉郑恺，这位领导下午开完会即刻返回。如果在这期间上面没人追问，你晚上可以走人，如追问那就难说了。
郑恺这才感到，这祸闯大了。虽然心地坦荡，与滋扰、生事、暗杀毫无关联，但久待公安，毕竟不好受。转而一想，事情既然摊上了，着急也没用，耐心听候发落吧。 下午两点左右，交警大队许大队长来了。郑恺主要跑农口，公安交警系统也偶尔采访过。他与许大队长几年前因采访有过一面之交。
见面后，许大队长竟然认出了郑恺。
我的大记者哟，你是省里的媒体，平时请你们都好难，今天算是委屈你了。
郑恺笑了笑：愿听许队教诲。
哪里哪里，我们也是公事公办，我们不会为难你，但事情还得搞清楚。
那是那是。
你知道今天来的是哪位领导吗？
我刚刚听说了。
不是我上纲上线，事情是很严重的。
我知道，都怪我误人歧途。
许队笑了。误人也许是，歧途就算不上了吧。
不，在当时那个时段，你们在执行任务，那条路是留给领导人的专用之路，它是不属于我们这些社会车辆的，我进入了，不就是歧途嘛。
你讲得有道理，但不能说是歧途，你并没有想去违法乱纪，至少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是这样的。
谢谢你的体察与宽恕。既然这样，驾驶证已经扣了，我听候处罚，是不是现在可以放我们走了？
许队一脸严肃：对不起，大记者同志，你还得耐心待着，能走时会放你走的，这是规矩。
一阵哨声响过，许队说了声，我又要带班执勤了，你就跟上午一样，耐心看报纸看电视。
此时，一阵刺耳的争吵声从对面办公室传来：我老头病了，好几天了，等着我送药回去，我搭车还得走一百多公里，上午我去了，也跟你们说好了，下午我就不上马路了，你们也答应了，怎么这会儿又变卦了？
另一个声音解释说：不是变卦了，是上面要求的，与上午一样，一人不缺，一岗不缺。
之后嚷嚷的声音，郑恺就听不太清楚了。
走廊里响起了嘈杂的脚步声，穿戴整齐的交警官兵急速下楼，提前两小时赶赴专车车队的沿途警戒岗位。
刚才大声争吵喊叫的老交警也下了楼，郑恺无意间看到了他脸上有一块火柴盒大小的伤疤。
警队走了不一会儿，来了一位女警官，从外表看，绝对是警花。漂亮、端庄、严肃。一颦一笑一招一式，就能看出其久经历练，充溢全身的职业气息。她与郑恺在办公室相对坐下后，先通报了自己的身份：
我是市局政工部门的科长，我姓胡。你叫郑恺？
是。
你是媒体记者？
对。当记者二十多年了。
你今天的事情很严重，市局领导特地要求我来与你谈话。
我知道很严重。不然政T部门的领导不会找我。
知道严重就好，希望你好好配合。
怎么配合？你说我照办。
胡科长停了一下，看了看郑恺，又沉吟片刻，然后说，你最好告诉你们单位党组织领导，要他来一下。
郑恺说：很抱歉，书记去西安开会，要到下星期才回来，我是副书记，所以我现在也算是单位党组织的领导。
胡科长轻轻“哦”了一声说，我们之所以郑重查清，是要查其中有没有政治因素。
郑恺“哈哈”一笑说：我入党二十一年了，我今天只是误人车队，我给许队说了，叫误人歧途，别无他图。我想你们无论通过何种途径，都是会查清楚的。
胡科长公事公办背后所隐含的柔和，郑恺捕捉到了。他却丝毫没有感到轻松。他在为公安的专注、专心、专业备感钦佩的同时，心中却掠过阵阵隐痛。
胡科长又反复询问了当时现场的情况，然后又与罗琳核对了郑恺所说的细节，譬如他们是不是开车去吃鱼，便道上的交警是不是没有拦他们的车，在主干道上是不是与机场下来的考斯特互相打方向盘争道。
事情本来就不复杂。胡科长问清楚了，郑恺与罗琳也回答清楚了。
停了片刻，胡科長要办公室拿来纸和笔，要求郑恺如实写一份事情的经过。
郑恺说：纸用你们的，笔我自己有。
郑恺把事情的经过写完之后，最后写了三条：一、误人歧途是自己错了，错了就得认罚;二、我未见到任何提示，也无人阻拦，我按正常出行开车，打转向灯进左拐车道，属正常行驶，这不是狡辩，只是表明我当时驾车时的真实心态与想法;三、我误人车队无任何政治图谋，更与谋杀、骚乱、制造事故、引发混乱、泄私愤、告御状无关。我以党性和人格担保，请明察！最后，郑恺郑重签下自己的姓名，并摁下手印。
郑恺问胡科长，要不要罗琳也签名摁手印？胡科长说：有你的签名与手印就行了。
胡科长开始收拾自己的公文包，郑恺知道胡科长要回局里了。郑恺问：该说的都说了，该写的也写了，我们可以回家了吧？
胡科长说，你们暂时还不能走，一会儿许队会与你们谈，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走。郑恺想起宇杰说的，要等那位大领导走了，上面没有追查的信息，才可以放行。
胡科长临走时，异常郑重地对郑恺说：一个星期内，你不能离开省城。
如果我有紧急采访任务，需要外出，也不能走吗？
不能走。你要随时准备接受询问，这是规定，也是纪律。你应该懂的。
郑恺暗自叫苦，这一周的人身自由被这事弄得限制住了。他约好三天之后赴“南三县”参加一个“三农座谈会”的。难道公安的事算事，做媒体的事就不算事吗？心中虽有万般埋怨，但不敢流露。
胡科长离开时，还转身对郑恺说：这事你也不要去与别人说，那样对你、对处理这件事都不好。有人问起，你就说采访去了。你们当记者的，自由度很大，随口说去哪儿采访去了，也不会有人再问，也不会有人追究。
郑恺听了胡科长的话，心里很别扭，但也无争辩的理由。遇上这种事，既不是买彩票中了大奖，也不是偶尔发现了一条重要新闻，有什么好说的，有什么多说的呢？窝在心里吧。
胡科长和郑恺握手告别。
送走胡科长，郑恺与罗琳又枯坐了两个小时。
走廊里响起了疲惫与纷沓的脚步声，没有走时的急促，随后是换装的稀里哗啦的声响。 昨天送走一位。
今天是接了一位，又送走一位。
交警们在大声说话，大声议论，有一种卸去重负之后的快感，有人还哼起了小曲。
别快活得太早了。说不定明天后天又来一位。 那倒是。反正今天不会有人来了。人家领导人也不容易，日理万机。我们瞪大了眼，站酸了腰，累弯了腿，是不容易，人家领导人更辛苦，东奔西跑，操劳国事。明天、后天有人来，我们还不照常。吃了这碗饭，就别怕来人多。
郑恺是第一次亲耳听到了这些交警在执行保卫任务后，如此毫不隐讳地交谈。他一下子感到了他们好亲切好可爱，被软禁一天的烦躁也随之渐渐散去。
保卫者理解了被保卫者，被保卫者也肯定会理解保卫者。郑恺突然之间被内心升腾而至的那种大氛围、大环境、大一同的情怀所感动。受点委屈，被人盘问，只当是生活中的一段小插曲吧。郑恺心情好了许多。
下岗半小时后，许队来了，进门便说：刚把领导送走，该履行的手续你们也都办了。我们也是怕出事，也不愿出事，大家都好才是真正的好。
想不到许队还说出了一句广告词，郑恺一下笑了。
你们可以走了，但驾驶证还留在事故处理中队，后续会有人与你们联系怎么处理的。
郑恺拿了车钥匙，与许队握手告别说：在一个不该出车的时刻，犯了一个不该有的错误，也给你们添麻烦了。
许队说：这类错误，你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我们的工作，肯定有失误与遗漏，我们会尽力弥补。一旦有事，你们叫冤，我们也会增加许多额外负担，尤其是心理上的。压力山大。
鄭恺下楼后，在大楼前的场地取了车，刚开出铁闸门，突然看见一位换装后的老民警站在路旁，他是从脸颊上火柴盒大小的伤疤认出对方的。
郑恺停稳车后，打开车窗说：请问您去哪里？
对方犹疑而问：你是？
我是撞人专车车队，在你对面办公室待了一天的那个人。
他“哦哦”笑了两声。是你呀。
您去哪？
我去火车站。
上车吧，我送您去火车站。
老民警迟疑片刻后上了车。
郑恺说：老同志，怎么称呼？贵姓？
对方愣了一下：我这姓不太好说。
为啥？
我一说姓，别人就笑。也不能怪，别人问我，我就连姓带名一起说。
您姓焦？
当记者的真聪明。你猜对了。
郑恺哈哈一笑：哪里呀，我们单位有位女同志也姓焦，别人一问她姓啥，她就脸红，然后支支吾吾，连姓带名一起告诉别人，免得难堪。
我叫焦民。
这名字好呀，焦虑为民，符合人民警察的职责与身份。您这是去给老父亲送药吧？我这不是猜的，是中午您在办公室争吵时听到的。
是呀，老父亲遭罪，得了尿毒症，来省城治了一段时间，刚好一点儿，就急着回家，说这边开支太大了，还是回镇上治疗。有些药镇上没有，我就每个星期把药开好后给他送过去。我儿子还在那边上高中，镇上的一高是全省有名的重点高中。
哦。像您这种特殊情况，下午请个假，就真的不批，不都在讲人性化的管理吗？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警察当长了，心里总有一些怨气，家事与公事，有时总会有冲突。发牢骚，吐苦水，甚至拍桌子，打板凳，这样的事我们都干过。但说归说，吵归吵，执行任务从不含糊。今天中午我只是好多事搅在一起，发牢骚，乱吼乱叫，但内心我知道我的职责是什么，如果头儿真让我回去送药，我还不一定走呢。上岗时我会照样精神抖擞地站在我的岗位上。
郑恺与罗琳听着焦民的一番诉说与道白，心中顿起微澜。
焦民说：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不容易。你说领导人吧，论岁数比我们的父辈小不了多少，匆匆来匆匆走，开会要把事情说清楚，任务要有人领，红脸白脸都得唱，回去后说不定晚上还有别的活动和会议，他容易吗？我们保证他往返道路畅通，这是职责。我们也不容易，群众误解得多了去了。你一警戒，两个小时，他行车不便，出行不便，他们埋怨领导，埋怨民警。我们既要被老百姓埋怨，还要克服家中的大事小情所带来的诸多压力。就说中午与我的头儿争吵，我知道他心里也很难受，也很苦。
焦民好像突然之间找到了一个倾诉对象，满肚子的话要一吐为快，但他停下来了。
郑恺一边开车一边用心倾听，他问：难道您的头儿也有为难之事？
不说了，也不是什么很光彩的事。
说吧。既然您把我当朋友，我会认真听，用心想，但绝不当“传声筒”。
焦民叹了一口气后说：头儿也不容易。把女儿培养上了名牌大学，女儿在学校与老师好上了，人家老师有老婆孩子，也就算是当了“小三儿”吧。要说，这也没什么，如今这样的事多了去了。要命的是头儿的女儿怀了老师的孩子，并且是宫外孕，昨天大出血，今天还在危重病房。你说他是不是可以随便编个理由，今天不上岗，去医院守在女儿身边？不说了，不说了，说起来心里难受。
一阵沉默之后，焦民与郑恺聊起了当民警的过往。
焦民高中毕业后，通过招考，当上了县公安的民警。那时节，家里有小孩穿警服，那可是一件令邻里羡慕的大事。小伙子长得帅，又勤奋好学，别人不愿去干的事他去干，替别人代岗是常有的事。有一次，省公安厅一位领导下基层调研，听了汇报之后，不知怎么就提到了要把焦民带往省城，他对焦民说先从基层做起，把焦民分配到了省城一个基层中队，但没过多久，这位领导被调到北方任职，并且离开了公安系统。焦民的幸运之门刚刚开启，又犹如断线的风筝，一切都像没有发生过。这之后，这位领导没有联系他，他也没有再找过这位领导。多年之后，与郑恺提起这事，他只是淡淡地说，过去了也就过去了。
焦民在民警岗位上，一如既往，做本分人，做好自己的事，他带过一名女实习生，警校的学员，这位学员后来成了他的妻子。 听到这儿，郑恺笑着说：行呀，老焦同志，把实习生弄成了自己的老婆。
焦民苦笑两声：那时恋爱、结婚很简单，不像现在。不过，这也是过去时了，老婆离了，远走高飞了。
郑恺问：那是何故？
唉，我们这些“马路天使”越来越被人瞧不起，引爆点是有一次执行警戒任务，我正在马路上，被不知哪栋高楼用那种强力弹弓射出的铁块打伤了右脸颊，幸好是脸颊，不是眼睛，不然我就是“独眼龙”了。
郑恺一下子想起了老焦脸上的那块伤疤。
暗地袭警，这还了得？市局成立了专案组，查来查去，也没有找到肇事者，那时也没有监控，查了一段时间，也就没有了下文。
这件事对焦民妻子刺激很大，积攒下来的情绪也非一天两天，成年累月风里来雨里去，人称“马路天使”，还要提防那些别有用心或许毫无用心的，只是用弹弓击打你取乐的无聊之辈。
伤好之后，妻子很慎重地说：焦民，看来咱俩都是误入歧途。不过你在前我殿后。
郑恺‘哦”了一声：误人歧途。他自言白语重复了两遍。
后面的事，顺理成章，妻子主动辞职去了保险公司，收入翻一番还拐了弯儿，接触到的都是老总、土豪、富婆。她要焦民申请离职，也去保险公司。千劝万劝，焦民不改初心。我这辈子也许就是当马路天使的命，每次他都以这句话作答。
最后的结局只能是以分手告终。上高中的儿子去了爷爷奶奶生活的镇上，那里的高中教育质量全省有名。前两年，母亲去世，父亲又重病在身。焦民一有空就得往镇上跑，照顾父亲，看望儿子。
说完这些，焦民“嘿嘿”笑了两声：说多了，说多了，对着记者，也是一吐为快。你看这街上来来往往的人，随便拦下问问，只要他敢说真话，谁心里没有事，谁家里没有事，但日子还得过。现在有句流行语，叫笑对生活。是啊，笑总比哭好。
车到进站口了，郑恺很真诚地说：老焦，我真想要您留下来，我们一起喝两盅，但这肯定不行，您要给父亲送药，下次我约您。
好哇，大记者请我喝酒，我一定赏光。不过，我说的这些，你可千万别写成文章登出去，都是些挑不上筷子的家常事。以后开车还是小心点儿，不怕一萬，只怕万一，不怕你找事，就怕事找你。再见。
告别焦民，郑恺与罗琳沉默无语。
过后，郑恺突然说：经过这一天，我仿佛有种开“天目”的感觉。
罗琳说：此话怎讲？
怎么说呢，以前我总觉得，我们了解得太多，我们知道得太多，但事情不是这样。即使咫尺之间，即使身在其中，你又能真正把其中的关联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我怀疑。
你不会为此而写篇文章吧？
文章是写在纸上的，而领悟则是存在心底的。我曾经想到给领导人写信谈谈戒严、清道、警戒这些持续多年的见怪不怪的规矩，谈谈自己的看法。但我现在放弃了，即使我想写，我也只会讲讲这一天际遇中的这一连串的故事，中国人都喜欢听故事，我想再大的领导人也会一样。
第二天进办公大楼时，郑恺从旁人的眼光中发现了异常，记者是很敏感的。
部下不敢问什么，同级别的同事免不了问：你出来了？
我从来就没有进去，怎么会又出来了呢？
不是扣留了吗？
那不是扣留，是询问，这是有本质区别的。
看来这事是整栋办公楼都知道了，一般与公安机关有交葛，人们就会把事情往顶级的方面想。
在办公室刚刚坐定，宇杰进来了。
虽然是上下级关系，但因为彼此太熟，私下场合都是称兄道弟。
郑大哥，事情可能基本过去了，我一直与省厅通讯员联系。他们说，直到领导人离开省城，警卫局没有向省厅提出要追查闯入车队的车辆。上面不问，下面也就不会再查了。相关的处罚，可能会有，那就只是按违章扣分罚款了。
宇杰，你来得正好，我还正准备给领导人写封信。
我说你呀，老记者了，怎么越来越幼稚了呢！这是多少年延续下来的规定，谁都知道其中的弊病，但谁也改变不了这样的现实，这是铁律，你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不是自找苦吃吗？
我绝对不是义愤填膺地提抗议，提建议，上到领导人，下到站道的民警，和我这样误人车队的一介草民，这中间能不能找到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呢？
郑恺把一天内的经历详细给宇杰讲了一遍：我不讲什么道理，只讲故事，把一天的经历像讲故事一样讲述给领导人，领导人听讲道理听得太多了，也许他对讲故事会感兴趣。
不管你讲道理也好，讲故事也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情能“平安着陆”也就阿弥陀佛了，千万别再没事找事。
郑恺谢过宇杰，坐到办公桌前，心绪总是难以平静。他在心里问自己：建议要人出行取消清道，取消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行人是高兴了，没有了那种不期而遇的不便，一旦出了问题，谁能担得了责任？但过于频繁的封道、清路，有时一封就是两三个小时，过往的老百姓又该有多少怨气呢！
理不清，想不清。郑恺自言自语地说：自寻烦恼，烦恼自寻。
到了第三天，郑恺接到了事故处理中队的电话，要他去一趟。
郑恺赶紧去了事故处理中队，接待他的是一位姓彭的警官。
一进事故处理中队，进进出出的人特别多，城市发展、车辆增多，也带来了交通事故的剧增。
彭警官的办公室相对还比较安静。俩人握手坐下后，彭警官给郑恺先沏了一杯茶。茶香四溢，房间就多了一份温馨。
彭警官与郑恺聊了一些别的事情之后，他说道：我们调取了你那天开车误入专车车队的沿途所有监控录像，确实没有发现有值勤交警提醒你，劝阻你，你是不知情的，你打开左转向灯进入左转车道也没违规。市局和大队领导也都看了监控录像，认为你没有违章，最后结论是既不能扣分也不能罚款。
郑恺是抱着扣完分罚了款，把事情了结的心思而来的，听到彭警官传达的处理结果后，他一下子愣住了。
记者先生，你应该相信，我们是不会干那种栽赃于人的事的。
郑恺嗫嚅片刻，由衷说了声：谢谢！
原本想到会有天大的事情，但却非常简单就给予了结。
彭警官说，这类事要是发生在前几年，那可是大事。他曾经亲自办理过一桩此类案件，一位开车撞人专车车队的司机，被拘留了十五天。成立专班，上调下查，最后确实没有发现此人有别的企图，才放人了事。怎么说呢，现在社会进步了，我们也进步了。抱怨、贬损、咒骂，我们心里都清楚，我们也是人。几头受气的事我们经历得太多了。
两个人聊了很多。郑恺还问到了焦民、王队。彭警官说，本不想给你说的，王队因为没有与值勤交警在你穿过拱桥的便道上把你的车拦住，已经调到下面的派出所去了。是调是贬，明眼人都知道。
郑恺心里生出几分愧疚，自己毕竟是始作俑者。
郑恺向彭警官要王队的手机号码，想给他打电话表示歉意。
彭警官说：不必了。正常的工作调动，有啥好说东道西的呢。有人说我们做公安的，都是铁石心肠，这话也对也不对，其实我们既有铁骨也有柔情，其中的分野也只能让旁人去慢慢体味吧。
初次接触后，郑恺与彭警官慢慢成了好朋友。
郑恺还真的约焦民在小酒馆畅饮了一通，他还想到了下去采访时，给焦民的父亲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日子过得好快。一天晚上，郑恺与罗琳坐在客厅里收看《新闻联播》，其中头条新闻是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其中第五条是：要改进警卫工作，坚持有利于联系群众的原则，减少交通管制，一般情况下不得封路，不清场闭馆。
看到这里，郑恺与罗琳转身对视，然后是会心一笑。
责任编辑 刘升盈
【作者简介】李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高级记者。现居武汉。已出版文学作品集六部。近年专注于小说创作，有中短篇小说发表于《北京文学》《芳草》等文学杂志。长篇评传《狂飙人格——歌德传》被国内数所高校列入外国文学专业研究生必读书目。
这天早晨，因为不上班，两口子都起得比较晚。上高中的儿子住校，一个月才回家一趟，这个周末不在回家的时间内。郑恺打电话说周末去学校看他，儿子说不要来了，他还有好多事要处理啦。
不知是真有事，还是到了叛逆期，反正儿子不太愿意与他们待在一起，即使回家，拿上生活费，把换洗的衣服往双肩包里一塞，找出各种理由，就离家返校走人了。谁知道是返校了还是与同学聚会去了，正当壮年的父母反倒成了多余的人。
多余归多余，日子还得过。罗琳说，上次我们在“江城鱼肆”吃的大碗鱼挺好的，我们今天干脆去吃鱼吧。郑恺知道妻子喜欢吃鱼，曾多次感慨，你就是猫变的，生来喜欢吃鱼，那就去吧。
挨到十一点，郑恺说，走吧。两人下楼，郑恺开车，车子很快驶出了小区。
小区很大，据说居住人口已超十万。从小区出来，曲里拐弯也得开一会儿。车子从小区驶出后，穿过张公堤。这张公堤是当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修建的一道防洪堤，使相伴长江的主城区免遭洪水侵袭，把雨季周边的汪洋恣肆挡在堤外，据说当年这绕城之堤还真起了很大作用。后人为此将大堤命名为“张公堤”。
时移世迁，堤外当年乱石滚滚，芦苇深深，臭水涟涟的荒芜之地，成了新开发的小区，郑恺一家成了小区的第一批居住者。因是堤外开发，又属单位最后一次福利分房，价格比堤内要便宜很多。郑恺在新闻媒体，罗琳在出版机构，两人收入在这座城市不算高也不算低，加之购房花钱不多，夫妻俩就尽可能满足儿子的各种需求，也可以吃遍江城，休假时还可去心之向往的名山大川踏足鉴赏。吃鱼虽不便宜，但还是能说去就去，说吃就吃。
车出张公堤，穿过一座拱桥，行驶有百余米便道，就可以上正道了，正道也就是下机场高速后驶往市区的主干道。
过拱桥后，郑恺发现接近主干道有三辆私家轿车停在路边，两位交警正手舞足蹈与司机大声争执。因车窗关闭着，罗琳正在听音乐，郑恺只是斜视看到了窗外的场景，他以为是违章或是别的现场纠纷，引起了交警与行车人这对马路边上的“难兄难弟”在争辩谁是谁非。也许是他们太过专注，郑恺的车从旁边驶过时，也未见任何提示与阻拦，他稍稍停留，便很快驶上了主干道。一上主干道，他也有些纳闷，往日车水马龙的主干道，犹如坦途，前无车驶，后无车行。刚走了不到五十米，从后视镜看到，机场高速下来了一辆考斯特。因他的车要左拐，他必须占左转道，后面的考斯特疾驶而来。他打开左转向灯，向左打方向盘，后面的考斯特毫不相让地向他的车挤了过来。这时，郑恺发现前面有两位交警已经跳起来，急促地、不停地向他挥舞手勢，提示让他的车往右边靠。郑恺感到情形不对，这时他才从后视镜中看到，在他的车后面是一支庞大的车队，正从高速上疾驶而下。他这时才突然想起了前面远去的开道摩托车的鸣笛声，再加上这后面疾驶而来的各色高档车辆，他瞬间明白自己这是闯入了专车车队。
待郑恺把车停靠在有边车道，交警跑过来了，一看是自己曾经采访过的王中队长。王队说，你胆子真大，敢冲撞专车车队。郑恺说，哪有那么多的领导专车车队，上边来的大领导不是昨天已经回去了吗？他去武当山视察，我还编发了新闻的。王队说，你他妈还是搞新闻的，刚来的这位领导与昨天走的，差不多一样大。郑恺说，我从便道上过来时，是看有交警拦了几台车，但没有谁拦我呀。王队说：回去收拾那两个苕货。
郑恺当记者的年限不长也不短，一九九八年抗洪他跟过中央领导的车队，平时跟来省视察的领导车队也不算少，他知道冲闯专车车队可不是小事。但他内心也无数次发问：有必要这样兴师动众，神乎其神，于民不安吗？想归想，问归问，但作为一名记者你不应该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吗？
专车车队已经急速驶过，主干道又一如往常，车水马龙。王队说，把驾驶证与行车证都给我。郑恺把两证交了。王队说，我的车走前头，你在后头跟着，郑恺说，受罚？王队说：到大队再说。
到了大队，进了一间类似于会客室或会议室的房间，王队说，你就在这儿看看报纸电视，过一会儿有人来与你谈话。郑恺说，我在这儿没问题，我老婆可以先回去吗？她中午还要去吃鱼呢。王队说，不管是吃鱼也好吃肉也好，今天恐怕是不行了，改天吧。我先走了。
过一会儿，值勤的送来了两份盒饭，内有鱼块。郑恺对罗琳说，你不是要吃鱼吗，大碗鱼吃不成了，但还有鱼块。郑恺一边调侃，一边在心里发火，这算什么事呀！我既没违章也没肇事，冲闯了专车车队，事先你们也没告知。如今弄在这个房间里，是拘留也好，是问询也罢，反正是没人身自由啦，有饭给你吃，有水给你喝，有报纸电视给你看，想下楼买包烟都不允许。郑恺想，要是儿子今天回家了也许不会有这档子事，也许有突发性采访也不会有这档子事，也许早一小时或晚一小时也不会有这档子事，罗琳不提议去吃鱼也不会有这档子事。世事难料，没有那么多假如和也许，事情让你摊上了，活该倒霉。
房间有一张沙发，想眯一会儿也难以躺下，躺下也睡不着。他给跑交通的记者宇杰打电话。区交通大队的通讯员已经给宇杰通报了此事，今天来的这位领导是来武汉主持中南抗旱专题会的，因为中南地区旱情已十分严重。宇杰还说，按照惯例，如果警卫局不找省厅追查冲撞车队之事，事情也就过去了。如追查省厅，省厅就会追查市局，市局就会追查区局，区局就会追查大队，然后中队，一级一级往下查，直到查清冲撞车队的人是什么身份，有无别的嫌疑，然后通报上级，直到认定属无意撞人车队，方可放行。驾驶证扣分与罚款那是怎么也跑不掉的。
宇杰还告诉郑恺，这位领导下午开完会即刻返回。如果在这期间上面没人追问，你晚上可以走人，如追问那就难说了。
郑恺这才感到，这祸闯大了。虽然心地坦荡，与滋扰、生事、暗杀毫无关联，但久待公安，毕竟不好受。转而一想，事情既然摊上了，着急也没用，耐心听候发落吧。 下午两点左右，交警大队许大队长来了。郑恺主要跑农口，公安交警系统也偶尔采访过。他与许大队长几年前因采访有过一面之交。
见面后，许大队长竟然认出了郑恺。
我的大记者哟，你是省里的媒体，平时请你们都好难，今天算是委屈你了。
郑恺笑了笑：愿听许队教诲。
哪里哪里，我们也是公事公办，我们不会为难你，但事情还得搞清楚。
那是那是。
你知道今天来的是哪位领导吗？
我刚刚听说了。
不是我上纲上线，事情是很严重的。
我知道，都怪我误人歧途。
许队笑了。误人也许是，歧途就算不上了吧。
不，在当时那个时段，你们在执行任务，那条路是留给领导人的专用之路，它是不属于我们这些社会车辆的，我进入了，不就是歧途嘛。
你讲得有道理，但不能说是歧途，你并没有想去违法乱纪，至少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是这样的。
谢谢你的体察与宽恕。既然这样，驾驶证已经扣了，我听候处罚，是不是现在可以放我们走了？
许队一脸严肃：对不起，大记者同志，你还得耐心待着，能走时会放你走的，这是规矩。
一阵哨声响过，许队说了声，我又要带班执勤了，你就跟上午一样，耐心看报纸看电视。
此时，一阵刺耳的争吵声从对面办公室传来：我老头病了，好几天了，等着我送药回去，我搭车还得走一百多公里，上午我去了，也跟你们说好了，下午我就不上马路了，你们也答应了，怎么这会儿又变卦了？
另一个声音解释说：不是变卦了，是上面要求的，与上午一样，一人不缺，一岗不缺。
之后嚷嚷的声音，郑恺就听不太清楚了。
走廊里响起了嘈杂的脚步声，穿戴整齐的交警官兵急速下楼，提前两小时赶赴专车车队的沿途警戒岗位。
刚才大声争吵喊叫的老交警也下了楼，郑恺无意间看到了他脸上有一块火柴盒大小的伤疤。
警队走了不一会儿，来了一位女警官，从外表看，绝对是警花。漂亮、端庄、严肃。一颦一笑一招一式，就能看出其久经历练，充溢全身的职业气息。她与郑恺在办公室相对坐下后，先通报了自己的身份：
我是市局政工部门的科长，我姓胡。你叫郑恺？
是。
你是媒体记者？
对。当记者二十多年了。
你今天的事情很严重，市局领导特地要求我来与你谈话。
我知道很严重。不然政T部门的领导不会找我。
知道严重就好，希望你好好配合。
怎么配合？你说我照办。
胡科长停了一下，看了看郑恺，又沉吟片刻，然后说，你最好告诉你们单位党组织领导，要他来一下。
郑恺说：很抱歉，书记去西安开会，要到下星期才回来，我是副书记，所以我现在也算是单位党组织的领导。
胡科长轻轻“哦”了一声说，我们之所以郑重查清，是要查其中有没有政治因素。
郑恺“哈哈”一笑说：我入党二十一年了，我今天只是误人车队，我给许队说了，叫误人歧途，别无他图。我想你们无论通过何种途径，都是会查清楚的。
胡科长公事公办背后所隐含的柔和，郑恺捕捉到了。他却丝毫没有感到轻松。他在为公安的专注、专心、专业备感钦佩的同时，心中却掠过阵阵隐痛。
胡科长又反复询问了当时现场的情况，然后又与罗琳核对了郑恺所说的细节，譬如他们是不是开车去吃鱼，便道上的交警是不是没有拦他们的车，在主干道上是不是与机场下来的考斯特互相打方向盘争道。
事情本来就不复杂。胡科长问清楚了，郑恺与罗琳也回答清楚了。
停了片刻，胡科長要办公室拿来纸和笔，要求郑恺如实写一份事情的经过。
郑恺说：纸用你们的，笔我自己有。
郑恺把事情的经过写完之后，最后写了三条：一、误人歧途是自己错了，错了就得认罚;二、我未见到任何提示，也无人阻拦，我按正常出行开车，打转向灯进左拐车道，属正常行驶，这不是狡辩，只是表明我当时驾车时的真实心态与想法;三、我误人车队无任何政治图谋，更与谋杀、骚乱、制造事故、引发混乱、泄私愤、告御状无关。我以党性和人格担保，请明察！最后，郑恺郑重签下自己的姓名，并摁下手印。
郑恺问胡科长，要不要罗琳也签名摁手印？胡科长说：有你的签名与手印就行了。
胡科长开始收拾自己的公文包，郑恺知道胡科长要回局里了。郑恺问：该说的都说了，该写的也写了，我们可以回家了吧？
胡科长说，你们暂时还不能走，一会儿许队会与你们谈，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走。郑恺想起宇杰说的，要等那位大领导走了，上面没有追查的信息，才可以放行。
胡科长临走时，异常郑重地对郑恺说：一个星期内，你不能离开省城。
如果我有紧急采访任务，需要外出，也不能走吗？
不能走。你要随时准备接受询问，这是规定，也是纪律。你应该懂的。
郑恺暗自叫苦，这一周的人身自由被这事弄得限制住了。他约好三天之后赴“南三县”参加一个“三农座谈会”的。难道公安的事算事，做媒体的事就不算事吗？心中虽有万般埋怨，但不敢流露。
胡科长离开时，还转身对郑恺说：这事你也不要去与别人说，那样对你、对处理这件事都不好。有人问起，你就说采访去了。你们当记者的，自由度很大，随口说去哪儿采访去了，也不会有人再问，也不会有人追究。
郑恺听了胡科长的话，心里很别扭，但也无争辩的理由。遇上这种事，既不是买彩票中了大奖，也不是偶尔发现了一条重要新闻，有什么好说的，有什么多说的呢？窝在心里吧。
胡科长和郑恺握手告别。
送走胡科长，郑恺与罗琳又枯坐了两个小时。
走廊里响起了疲惫与纷沓的脚步声，没有走时的急促，随后是换装的稀里哗啦的声响。 昨天送走一位。
今天是接了一位，又送走一位。
交警们在大声说话，大声议论，有一种卸去重负之后的快感，有人还哼起了小曲。
别快活得太早了。说不定明天后天又来一位。 那倒是。反正今天不会有人来了。人家领导人也不容易，日理万机。我们瞪大了眼，站酸了腰，累弯了腿，是不容易，人家领导人更辛苦，东奔西跑，操劳国事。明天、后天有人来，我们还不照常。吃了这碗饭，就别怕来人多。
郑恺是第一次亲耳听到了这些交警在执行保卫任务后，如此毫不隐讳地交谈。他一下子感到了他们好亲切好可爱，被软禁一天的烦躁也随之渐渐散去。
保卫者理解了被保卫者，被保卫者也肯定会理解保卫者。郑恺突然之间被内心升腾而至的那种大氛围、大环境、大一同的情怀所感动。受点委屈，被人盘问，只当是生活中的一段小插曲吧。郑恺心情好了许多。
下岗半小时后，许队来了，进门便说：刚把领导送走，该履行的手续你们也都办了。我们也是怕出事，也不愿出事，大家都好才是真正的好。
想不到许队还说出了一句广告词，郑恺一下笑了。
你们可以走了，但驾驶证还留在事故处理中队，后续会有人与你们联系怎么处理的。
郑恺拿了车钥匙，与许队握手告别说：在一个不该出车的时刻，犯了一个不该有的错误，也给你们添麻烦了。
许队说：这类错误，你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我们的工作，肯定有失误与遗漏，我们会尽力弥补。一旦有事，你们叫冤，我们也会增加许多额外负担，尤其是心理上的。压力山大。
鄭恺下楼后，在大楼前的场地取了车，刚开出铁闸门，突然看见一位换装后的老民警站在路旁，他是从脸颊上火柴盒大小的伤疤认出对方的。
郑恺停稳车后，打开车窗说：请问您去哪里？
对方犹疑而问：你是？
我是撞人专车车队，在你对面办公室待了一天的那个人。
他“哦哦”笑了两声。是你呀。
您去哪？
我去火车站。
上车吧，我送您去火车站。
老民警迟疑片刻后上了车。
郑恺说：老同志，怎么称呼？贵姓？
对方愣了一下：我这姓不太好说。
为啥？
我一说姓，别人就笑。也不能怪，别人问我，我就连姓带名一起说。
您姓焦？
当记者的真聪明。你猜对了。
郑恺哈哈一笑：哪里呀，我们单位有位女同志也姓焦，别人一问她姓啥，她就脸红，然后支支吾吾，连姓带名一起告诉别人，免得难堪。
我叫焦民。
这名字好呀，焦虑为民，符合人民警察的职责与身份。您这是去给老父亲送药吧？我这不是猜的，是中午您在办公室争吵时听到的。
是呀，老父亲遭罪，得了尿毒症，来省城治了一段时间，刚好一点儿，就急着回家，说这边开支太大了，还是回镇上治疗。有些药镇上没有，我就每个星期把药开好后给他送过去。我儿子还在那边上高中，镇上的一高是全省有名的重点高中。
哦。像您这种特殊情况，下午请个假，就真的不批，不都在讲人性化的管理吗？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警察当长了，心里总有一些怨气，家事与公事，有时总会有冲突。发牢骚，吐苦水，甚至拍桌子，打板凳，这样的事我们都干过。但说归说，吵归吵，执行任务从不含糊。今天中午我只是好多事搅在一起，发牢骚，乱吼乱叫，但内心我知道我的职责是什么，如果头儿真让我回去送药，我还不一定走呢。上岗时我会照样精神抖擞地站在我的岗位上。
郑恺与罗琳听着焦民的一番诉说与道白，心中顿起微澜。
焦民说：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不容易。你说领导人吧，论岁数比我们的父辈小不了多少，匆匆来匆匆走，开会要把事情说清楚，任务要有人领，红脸白脸都得唱，回去后说不定晚上还有别的活动和会议，他容易吗？我们保证他往返道路畅通，这是职责。我们也不容易，群众误解得多了去了。你一警戒，两个小时，他行车不便，出行不便，他们埋怨领导，埋怨民警。我们既要被老百姓埋怨，还要克服家中的大事小情所带来的诸多压力。就说中午与我的头儿争吵，我知道他心里也很难受，也很苦。
焦民好像突然之间找到了一个倾诉对象，满肚子的话要一吐为快，但他停下来了。
郑恺一边开车一边用心倾听，他问：难道您的头儿也有为难之事？
不说了，也不是什么很光彩的事。
说吧。既然您把我当朋友，我会认真听，用心想，但绝不当“传声筒”。
焦民叹了一口气后说：头儿也不容易。把女儿培养上了名牌大学，女儿在学校与老师好上了，人家老师有老婆孩子，也就算是当了“小三儿”吧。要说，这也没什么，如今这样的事多了去了。要命的是头儿的女儿怀了老师的孩子，并且是宫外孕，昨天大出血，今天还在危重病房。你说他是不是可以随便编个理由，今天不上岗，去医院守在女儿身边？不说了，不说了，说起来心里难受。
一阵沉默之后，焦民与郑恺聊起了当民警的过往。
焦民高中毕业后，通过招考，当上了县公安的民警。那时节，家里有小孩穿警服，那可是一件令邻里羡慕的大事。小伙子长得帅，又勤奋好学，别人不愿去干的事他去干，替别人代岗是常有的事。有一次，省公安厅一位领导下基层调研，听了汇报之后，不知怎么就提到了要把焦民带往省城，他对焦民说先从基层做起，把焦民分配到了省城一个基层中队，但没过多久，这位领导被调到北方任职，并且离开了公安系统。焦民的幸运之门刚刚开启，又犹如断线的风筝，一切都像没有发生过。这之后，这位领导没有联系他，他也没有再找过这位领导。多年之后，与郑恺提起这事，他只是淡淡地说，过去了也就过去了。
焦民在民警岗位上，一如既往，做本分人，做好自己的事，他带过一名女实习生，警校的学员，这位学员后来成了他的妻子。 听到这儿，郑恺笑着说：行呀，老焦同志，把实习生弄成了自己的老婆。
焦民苦笑两声：那时恋爱、结婚很简单，不像现在。不过，这也是过去时了，老婆离了，远走高飞了。
郑恺问：那是何故？
唉，我们这些“马路天使”越来越被人瞧不起，引爆点是有一次执行警戒任务，我正在马路上，被不知哪栋高楼用那种强力弹弓射出的铁块打伤了右脸颊，幸好是脸颊，不是眼睛，不然我就是“独眼龙”了。
郑恺一下子想起了老焦脸上的那块伤疤。
暗地袭警，这还了得？市局成立了专案组，查来查去，也没有找到肇事者，那时也没有监控，查了一段时间，也就没有了下文。
这件事对焦民妻子刺激很大，积攒下来的情绪也非一天两天，成年累月风里来雨里去，人称“马路天使”，还要提防那些别有用心或许毫无用心的，只是用弹弓击打你取乐的无聊之辈。
伤好之后，妻子很慎重地说：焦民，看来咱俩都是误入歧途。不过你在前我殿后。
郑恺‘哦”了一声：误人歧途。他自言白语重复了两遍。
后面的事，顺理成章，妻子主动辞职去了保险公司，收入翻一番还拐了弯儿，接触到的都是老总、土豪、富婆。她要焦民申请离职，也去保险公司。千劝万劝，焦民不改初心。我这辈子也许就是当马路天使的命，每次他都以这句话作答。
最后的结局只能是以分手告终。上高中的儿子去了爷爷奶奶生活的镇上，那里的高中教育质量全省有名。前两年，母亲去世，父亲又重病在身。焦民一有空就得往镇上跑，照顾父亲，看望儿子。
说完这些，焦民“嘿嘿”笑了两声：说多了，说多了，对着记者，也是一吐为快。你看这街上来来往往的人，随便拦下问问，只要他敢说真话，谁心里没有事，谁家里没有事，但日子还得过。现在有句流行语，叫笑对生活。是啊，笑总比哭好。
车到进站口了，郑恺很真诚地说：老焦，我真想要您留下来，我们一起喝两盅，但这肯定不行，您要给父亲送药，下次我约您。
好哇，大记者请我喝酒，我一定赏光。不过，我说的这些，你可千万别写成文章登出去，都是些挑不上筷子的家常事。以后开车还是小心点儿，不怕一萬，只怕万一，不怕你找事，就怕事找你。再见。
告别焦民，郑恺与罗琳沉默无语。
过后，郑恺突然说：经过这一天，我仿佛有种开“天目”的感觉。
罗琳说：此话怎讲？
怎么说呢，以前我总觉得，我们了解得太多，我们知道得太多，但事情不是这样。即使咫尺之间，即使身在其中，你又能真正把其中的关联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我怀疑。
你不会为此而写篇文章吧？
文章是写在纸上的，而领悟则是存在心底的。我曾经想到给领导人写信谈谈戒严、清道、警戒这些持续多年的见怪不怪的规矩，谈谈自己的看法。但我现在放弃了，即使我想写，我也只会讲讲这一天际遇中的这一连串的故事，中国人都喜欢听故事，我想再大的领导人也会一样。
第二天进办公大楼时，郑恺从旁人的眼光中发现了异常，记者是很敏感的。
部下不敢问什么，同级别的同事免不了问：你出来了？
我从来就没有进去，怎么会又出来了呢？
不是扣留了吗？
那不是扣留，是询问，这是有本质区别的。
看来这事是整栋办公楼都知道了，一般与公安机关有交葛，人们就会把事情往顶级的方面想。
在办公室刚刚坐定，宇杰进来了。
虽然是上下级关系，但因为彼此太熟，私下场合都是称兄道弟。
郑大哥，事情可能基本过去了，我一直与省厅通讯员联系。他们说，直到领导人离开省城，警卫局没有向省厅提出要追查闯入车队的车辆。上面不问，下面也就不会再查了。相关的处罚，可能会有，那就只是按违章扣分罚款了。
宇杰，你来得正好，我还正准备给领导人写封信。
我说你呀，老记者了，怎么越来越幼稚了呢！这是多少年延续下来的规定，谁都知道其中的弊病，但谁也改变不了这样的现实，这是铁律，你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不是自找苦吃吗？
我绝对不是义愤填膺地提抗议，提建议，上到领导人，下到站道的民警，和我这样误人车队的一介草民，这中间能不能找到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呢？
郑恺把一天内的经历详细给宇杰讲了一遍：我不讲什么道理，只讲故事，把一天的经历像讲故事一样讲述给领导人，领导人听讲道理听得太多了，也许他对讲故事会感兴趣。
不管你讲道理也好，讲故事也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情能“平安着陆”也就阿弥陀佛了，千万别再没事找事。
郑恺谢过宇杰，坐到办公桌前，心绪总是难以平静。他在心里问自己：建议要人出行取消清道，取消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行人是高兴了，没有了那种不期而遇的不便，一旦出了问题，谁能担得了责任？但过于频繁的封道、清路，有时一封就是两三个小时，过往的老百姓又该有多少怨气呢！
理不清，想不清。郑恺自言自语地说：自寻烦恼，烦恼自寻。
到了第三天，郑恺接到了事故处理中队的电话，要他去一趟。
郑恺赶紧去了事故处理中队，接待他的是一位姓彭的警官。
一进事故处理中队，进进出出的人特别多，城市发展、车辆增多，也带来了交通事故的剧增。
彭警官的办公室相对还比较安静。俩人握手坐下后，彭警官给郑恺先沏了一杯茶。茶香四溢，房间就多了一份温馨。
彭警官与郑恺聊了一些别的事情之后，他说道：我们调取了你那天开车误入专车车队的沿途所有监控录像，确实没有发现有值勤交警提醒你，劝阻你，你是不知情的，你打开左转向灯进入左转车道也没违规。市局和大队领导也都看了监控录像，认为你没有违章，最后结论是既不能扣分也不能罚款。
郑恺是抱着扣完分罚了款，把事情了结的心思而来的，听到彭警官传达的处理结果后，他一下子愣住了。
记者先生，你应该相信，我们是不会干那种栽赃于人的事的。
郑恺嗫嚅片刻，由衷说了声：谢谢！
原本想到会有天大的事情，但却非常简单就给予了结。
彭警官说，这类事要是发生在前几年，那可是大事。他曾经亲自办理过一桩此类案件，一位开车撞人专车车队的司机，被拘留了十五天。成立专班，上调下查，最后确实没有发现此人有别的企图，才放人了事。怎么说呢，现在社会进步了，我们也进步了。抱怨、贬损、咒骂，我们心里都清楚，我们也是人。几头受气的事我们经历得太多了。
两个人聊了很多。郑恺还问到了焦民、王队。彭警官说，本不想给你说的，王队因为没有与值勤交警在你穿过拱桥的便道上把你的车拦住，已经调到下面的派出所去了。是调是贬，明眼人都知道。
郑恺心里生出几分愧疚，自己毕竟是始作俑者。
郑恺向彭警官要王队的手机号码，想给他打电话表示歉意。
彭警官说：不必了。正常的工作调动，有啥好说东道西的呢。有人说我们做公安的，都是铁石心肠，这话也对也不对，其实我们既有铁骨也有柔情，其中的分野也只能让旁人去慢慢体味吧。
初次接触后，郑恺与彭警官慢慢成了好朋友。
郑恺还真的约焦民在小酒馆畅饮了一通，他还想到了下去采访时，给焦民的父亲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日子过得好快。一天晚上，郑恺与罗琳坐在客厅里收看《新闻联播》，其中头条新闻是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其中第五条是：要改进警卫工作，坚持有利于联系群众的原则，减少交通管制，一般情况下不得封路，不清场闭馆。
看到这里，郑恺与罗琳转身对视，然后是会心一笑。
责任编辑 刘升盈
【作者简介】李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高级记者。现居武汉。已出版文学作品集六部。近年专注于小说创作，有中短篇小说发表于《北京文学》《芳草》等文学杂志。长篇评传《狂飙人格——歌德传》被国内数所高校列入外国文学专业研究生必读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