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杨知评最近很忙，因为7月6日要在这个城市举行该园区“中新联合协调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届时，始建于1994年的苏州工业园区将正式举行“成年礼”，谋划新发展，并与新加坡探索新的合作路径。“经过18年发展，园区目前已经是有近80万常住人口的新城市。”杨知评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这个新城市在践行了来自新加坡关于城市规划、管理以及外向型经济发展等理念后迅速崛起，如今站在十八岁边上，相对经济发展而言，城市的社会管理成为比较紧迫的问题。新城市的社会管理模式以及人才培养和引进会是本届理事会双方探讨的合作重点。
　　走过“十八岁”
　　站在十八岁边上，不胜感慨的还有曾任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后任宿迁市副市长的沈小鹰。已经退休的他曾亲历了1990年代中新合作全过程。
　　1994年，当第一批苏州官员前往新加坡“取经”时，现在被当地人称为“洋苏州”的工业园区所在地还是一个落后渔村。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其回忆录里用“处处是破旧景象，河水污秽浑浊”来形容他1992年9月初到苏州的印象，但是考察途中他“突发奇想，认为有办法把苏州发展成一个漂亮的城市”。
　　这一想法与一个苏州人不谋而合，这位苏州人名叫章新胜。沈小鹰对这位当时的苏州市长不吝赞誉，李光耀同样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用“精明能干”来形容他。
　　本科毕业于原杭州大学英语专业、之后取得哈佛大学城市设计专业硕士学位的章新胜，在李光耀中国之行苏州站的一顿午餐上，以自己流利的英语主动与后者商谈合作事宜。之后不到两年时间，中新两国领导人即达成合作共识。1994年2月，李光耀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北京签署苏州工业园区协议书，园区开发计划随之启动。
　　根据协议，新加坡向中国输出软件：现代化城市的规划、建设与运行管理理念；经济发展尤其是外向型经济的管理，城市投资环境的营造；公共管理中适合中国的部分。
　　新加坡成立“软件办”，中国成立“借鉴办”，双方正式合作，苏州官员开始频繁前往新加坡学习。
　　“合作过程也伴随着各种声音。”沈小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国家体制和经济性质不同，当时国内对于新加坡“转移软件”理念尚有顾虑，甚至在接受培训过程中，当新加坡专家讲授“亲商”理念时，由于其发音不太清晰，不少苏州官员在笔记本上写下“轻商”两字。
　　“其实这代表了当时地方政府重政轻商的治理理念，认为官员的职能在于领导而非服务，企业则须服从安排而无自主性。”沈小鹰认为，新加坡以亲商为主题的软件体系为园区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并于此后数年产生不可估量的价值。18年的园区发展起于理念创新，同样赢在先进理念。
　　不仅仅是园区
　　“中新合作时定名为工业园区，实则不仅仅是园区，而是一座新城市。”杨知评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当地人用“洋苏州”来形容这个规划总面积288平方公里的园区（其中中新合作区为80平方公里）。园区宣传牌上，刻有醒目的“非凡城市”四字，以宣告自身的不落俗套。
　　“园区的独特性很多。”杨知评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其与传统工业园区相比的“非凡”之处：
　　其一，产生于国际合作性项目，机制上由两国副总理任主席的联合协调理事会负责运作；其二，理念不同，亲商文化改变了传统“官本位”治理理念，打造服务型小政府。规划先行，建设在后，保证规划一以贯之而不受官员任期制影响；其三，定位不同。园区是一座城市，而非仅仅集中了数家工业企业的园区。
　　在体制机制上，园区完全借鉴新加坡精细化城市治理方式，提高班子人员工作和服务效率；在审批制度上，由于中央部委授权，减少诸多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开发建设前期园区的项目审批拥有相当于省一级的权限。
　　过去18年间，中新共召开13次理事会。其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指示该园区应发展为自主创新示范区。据杨知评透露，每次理事会上，苏州都会争取一些先行先试政策，以保证在一些体制机制上取得创新，园区“承担着对外开放先行军和改革开放试验田的重任”。
　　目前，园区内约80万人，由60%左右的流动人口与40%左右的本地户籍人口构成，分布在约100个社区中。其规划打破传统城市条带状结构，借鉴来自新加坡的点状布局，打破人口过度集中区域，以不同功能的社区来分散承载不同需求的人群，进而解决了国内其他一二线城市普遍存在的交通拥堵问题。
　　“写字楼不设底商，避免行人、车辆过度滞留引起拥堵；商业区立体化，多层停车位通向不同方向，疏导车流；小区设置邻里中心，居民可不出小区实现医疗等基本生活需求，同时加强邻里之间的联络。”沈小鹰认为，这样的新城市规划理念在全国尚属独有。
　　以社工委、社区工作站、邻里中心等为主的三层架构在杨知评看来，打破了中国目前多数城市存在的政府服务程序繁复且容易失效等问题，一方面有利于政府提升服务效率；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社区居民自治能力。
　　举行“成年礼”同样意味着要接受新考验，作为一个新城市，该园区下一步同样需要更成熟的治理理念和创新的发展路径。“社会管理是目前比较紧迫的问题。”杨知评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述三层架构模式如何有效发挥作用，如何以科学社会网络架构管理社会，都有待在此次中新理事会后与新加坡深入探讨，“期待新方再输出有效的软件体系”。
　　输出“新城市”
　　随着中新合作成果凸显，全国各地赴苏参观学习者至今已逾20万人次。据园区管委会提供的资料，自2001年国家开发区协会举办苏州工业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培训班以来，平均每年到该园区实地参观学习的各类人员超过300批次。该园区自身也根据中央要求建立了培训中心，以培训其他地方前来学习的人员。
　　根据中新合作之初的设想，临届成年的苏州工业园区到了重点发挥样本示范作用的时候。去年9月，苏州召开实施“走出去”战略工作会议，确定此战略是苏州社会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并确定其为苏州融入全球分工与区域合作体系的必经之路，是其有效应对自身发展瓶颈的客观需要。
　　该战略一度引起争论，认为“非凡城市”理念会在其他地方引起工业园区的重复建设乃至资源浪费，进而引发新一轮“大拆大建”的城市扩张问题。也有观点认为，只以复制一个园区的模式“走出去”，效果有待观察。
　　杨知评就此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应，苏州工业园区“走出去”主要以输出先进开发经验和理念为主，而非仅仅由建筑实体构成的城市，园区对于“走出去”战略也很慎重，会像当年新加坡在中国谨慎选择合作方一样，对合作方进行细致考察。
　　“我们希望自己的经验被更多城市所用，但是各地情况不同，合作方式也不同。”他说，有些是深度合作，有些则是协助建设。“走出去需要经验，而不仅仅是复制”，因此，在与别的城市合作时，会结合当地的文化、经济、社会特点进行，而“合作仅仅是开始，非常早期，有待探索并积累经验”。
　　其实，2006年，中央、江苏省已开始部署和要求尝试整体对外转移和输出开发建设经验模式。同年底，由苏州工业园区参与共建的苏州宿迁工业园区启动建设，目前已基本完成；2009年5月，苏州南通科技产业园启动建设；2010年底，借鉴园区经验开发建设的新疆霍尔果斯特殊经济开发区启动。
　　作为经验接受方的苏通科技产业园管委会副主任周少华，面对《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此番合作受益良多。首先，是苏州经验的输入打破了南通一些地方官员存在的教条主义政绩观和价值观，工作上更务实。“我们懂得了发展中的问题必须在先期规划中预料到并提供解决办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要注重把基础打牢、打实，基础设施建设一定要走在经济、社会发展前面，不能盲目贪多求快。”
　　其次，在南通有限的土地上避免了再走传统“摊煎饼式”复制工业园区、盲目铺张发展工业的老路，转而采取“先规划，后建设；先地下，后地上”等战略，打造一个宜居的现代化新城市；另外，经由合作，南通可充分分享苏州多年积累的招商经验，后者的合作伙伴也可以直接为己所有。
　　“近二三年可能会比较艰难。”周少华坦言，和当年前往宿迁的沈小鹰一样，在规划阶段、地下作业阶段，“会遭遇各方面的诟病，因为传统思路是一立项就要马上看见楼盘拔地而起，否则就是不出成绩。”他们均强调，新城市建设必须严格按计划进行，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