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战后是中国现代政党格局分合演变的关键时期，除国共两党外，中间党派的作用至关重要。中国青年党作为中间党派之一，在战后初期曾试图扮演“调停国共”的中间派角色，追求西方式的议会政治。但是基于历史与现实的考量，中国青年党在国共两党强势相争的格局下最终作出了“投国弃共”的政治抉择。分析青年党在战后政党政治演变中的作用及其政治追求与政治抉择，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
【关键词】政党政治，中国青年党，政治抉择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0－0047－06
政党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20世纪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兴起和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形成的世纪。战后是中国政党分合演变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特色政党政治最终成型的时期。作为中间党派之一，中国青年党成立于1923年的法国巴黎，一度自称为国共之外的“第三大党”，在中国现代史，尤其在政党风云变幻莫测的战后，有其独特的地位和历史作用。
以往学界考察此一时期的政党演变时，大多以国共两党为主角，兼以论述民盟与中共的合作为视角来探讨政党的分化组合及其历史走向，对其他资产阶级政党诸如青年党，较少论述，偶有涉及，也多从中共统战史或革命同盟军的角度进行评述，把其当作“维护国民党反动统治，充当蒋介石法西斯独裁的点缀品”。政党是社会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代表，任何政党都有其自身独立的利益和政治选择的自由。因此，对于青年党在战后的活动，我们应该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理解和评价。因此，从政党政治的角度审视战后的青年党，不能以“线性思维”或“贴标签”的态度对待之，而应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从国际国内的背景入手，对其思想和行为的逻辑演变作出符合史实的论述和客观的评价。
一、战后初期的政党形势
战后的中国政党形势，国共两党仍是不可挑战的两大党，其中国民党居于主导地位，这是战前政党形势的延续，但又有其新的时代特点。一是中间势力的勃兴；一是国际势力强势介入。这一变化，对中国政党政治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战后，中国成为美苏争夺的焦点之一，两国为维护各自在华利益，同时也受雅尔塔协定与中苏条约的限制，均调整了各自的对华政策。抗战胜利后，美国出于控制远东、与苏联争夺势力范围的需要，在对国际与中国的复杂形势进行利弊权衡后，决定有限度介入中国内政，在继续支持国民党的同时，又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有所不满，要求当政的国民党实行民主改革，建立美式民主政体，容纳其他党派参加政权。1945年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话声明，指出：如果国民党政府的“基础加以扩大，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党派的话，即将推进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的改革”，以“和平民主的方法”达到“中国之统一”，从而最大限度维护美国在华利益。同样，苏联为维护自身的战略利益，与国民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也希望国共和平，不愿中国发生内战。
美苏的介入客观上要求国共两党寻求和平途径，以政治方法解决两党争端。因此，在军事相争的同时，国共两党都希望争取中间党派的支持，获取更多的政治砝码，以壮大自身的政治实力，确立自身的政治优势。这就为中间党派的兴起提供了政治土壤，据不完全统计，战后初期涌现出了105个大小不一的党派。青年党此时成立20余年，在中间党派中实力最强，并一度控制了民盟的对外言论，战后的国共两党寻求政治途径解决争端，让长期致力于议会政治的青年党看到了新的希望，希图通过千载难逢的时机，实现自身的政治理想，参与政治，分享政权。
1945年10月10日，国共签订《国共代表会谈纪要》，两党决定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初步商定参加政协会议的各方及名额，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及社会贤达各9名代表，共计36人。由于国共双方代表人数相等，因此民盟代表的态度对政协会议的走向至关重要，因为“谁能控制会议，显然要看国共两党之外的其他党派和人士倾向于何方”，无疑，民盟成为国共两党争取的共同目标。
对于民盟，国民党采取内部瓦解的策略。国民党中宣部早在1943年拟订的《各党派之言论分析与对策》中曾提出：认为对于各党派而言，“以本党开放政权为最有利，次之在本党及中共相持不下之局面下亦可以稍收渔人之利，至于在本党或中共独揽政权之形式下则最不利”。针对这种情况，国民党中宣部提出国民党应付各党派的三项原则：1.必须拆散个小党派与中共联盟之形势。它认为：国民党对现状如无任何改变，则在“民主宪政”之共同要求下，各小党派可能与中共成立联盟，加厚反政府之力量，“目前有种种象征，证明此一可能性日益显著，故本党现阶段对各小党派，当尽力疏隔与中共之关系，不使有任何形式之反政府联盟可以产生”。2.采取对各小党派开放，对中共抑压政策。它认为：要拆散各小党派与中共之联盟形势，必须一方面尽可能给予他们以言论结社之自由，及参政之机会，另方面对中共则尽量予以钳制，如此，“不但可以一新国人之耳目，且可以转移国际(苏联方面例外)观听”。3.拉拢各小党派，增国民党外围实力，以孤立中共。它认为，国民党如对各小党派稍示公开，“彼等必如张君励云，感政府求治之殷，亦以琼瑶报之，而可能成为本党外围，如善加扶植及运用，不但可以孤立中共，亦可助我完成统一”。对策提出，拉拢各小党派的方法是，加强联系，有限度地满足其要求(言论自由，活动公开，参加各级民意机构)。
以此种方针为指导，1944年，国民党中央指派张群、吴铁城、王世杰、张治中、陈布雷负责，“联系各党派孤立共产党之工作”。国民党抓住民盟内部党派多、离心力强的弱点，配合青年党在民盟政协代表名额上做文章。在1945年9月10日的国共会谈中，张群就提出：“青年党已有21年之历史，党员人数较多，居于第三个较大的政党之地位，如果要他加入所谓‘第三方面’共同推选代表，恐他们不愿意，在政治会议中，青年党恐将争取一个单位。”1945年12月，民盟在酝酿推选参加政协的代表时，考虑给青年党一个或两个名额。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国民党吴铁城、张群以商谈政协筹备事务的名义，邀约民盟参加会议的常委沈钧儒、罗隆基、左舜生、李璜、章伯钧进行谈话。在谈话中，吴铁城、张群忽然提出民盟代表名额的分配问题，左舜生表示青年党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外最大的而且最有历史的大政党”，“在民盟三党三派中当然是最大的一个党派”，要求民盟的9个代表名额中占5席，罗隆基当场表示反对，左舜生却坚持己见，认为“这不是要价还价的问题，假使民盟不同意这种分配方法，青年党就要以独立的单位参加政协”，而且“民盟在政协有几个代表，青年党就要求同样的数目”。左舜生这一表态引起民盟在座常委的一致反对。张群出面调解青年党与民盟的矛盾，认为青年党作为一个独立单位参加 政协可以减少民盟内部矛盾，企图削弱或拆散民盟，拉拢青年党以增强自己的政治实力。后经国共两党协商，民盟仍保持9个代表席位，青年党另成一独立单位，拥有5个席位，中共让出5席，国民党让出1席，总数增加2名。这样，政协单位扩大成5个方面：国民党8名，中共7名，民盟9名，社会贤达9名，青年党5名，代表总数为38名。
这样，青年党在政协代表名额上与国民党合作，实现了作为独立单位参加政协的目标。国民党分化民盟的策略也得以部分实现。青年党的政协会议代表名额之争，是青年党为争取战后更多话语权和分享更多政权的一个斗争策略，此事也透露出民盟作为政党联盟的脆弱性。虽然脱离民盟参加政协会议，但并不意味着青年党已经在国共两党之间做出政治抉择，作为建立22年之久的一个独立政党，青年党有着自己的政治追求，这从之后政协会议上青年党的表现略见端倪。
二、政协会议中青年党的“议会政治”梦
1946年1月10日，政协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曾琦代表青年党在发言中指出：“我们希望由此而渡到宪政阶段，构成建国统一阵线，期以三十年完成名实相符的近代国家”，“想要把国家纳入正轨，唯有实行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而欲达此目的，必须大家实行‘开诚布公，集思广益，循名核实，激浊扬清’十六个字”。
政治民主化是政协会议的核心议题之一。国民党在会议中提交的《中国国民党代表团提出扩大政府组织方案》中认为：国民政府委员就原有名额增加三分之一。国民政府委员得由主席提请选任党外人士充任之。国民政府委员为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国民政府主席拥有紧急处置权。显然，国民党用增加名额“扩大政府”代替“改组政府”，实质上显示其仍不愿放弃一党专政。
对此问题，青年党提出《改革政治制度实行政治民主化案》，认为：新政府改组，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必须是全国性的，即除国民党以第一大党的资格仍居主要地位以外，须包括全国的各重要党派，以及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二、必须是有力量的：即参加这个政府的分子，有党的必须真能代表他们的党，无党的，必须真能取得人民的信赖。”并提出改组政府的具体办法为：一、“取消国防最高委员会代以中央政治会议”作为“国策决定机关”；二、改组行政院及有关财政、经济、外交、军事、交通等政务机构；三、将国民参政会人数增至五百名，并提高其职权，使其足以举监督政府之责。
罗隆基代表民主同盟指出：一、希望由“一人集权制”过渡到“民主集权制”，而且希望蒋介石成为民主的领袖；二、希望“各党派能参加政府”；三、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和现代化水平。改组政府的要点为：一是必须由共同纲领为施政共同准绳；二是要有“真能决策”的共同决策机关；三是要使执行机关“能真执行”。
由上述观之，青年党主张在不改变国民党法统地位的前提下，要求改组政府，容许各党各派参加政府，分享政权。其实，除青年党外，共产党与民盟亦承认和尊重国民党的领导地位，董必武在关于改组政府问题的报告中也表明，共产党“承认蒋主席的领导”，“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共产党的观点是在“现政府的基础上来改组的”。尽管国、青两党在维护国民党主导地位上意见一致，但青年党作为以议会政治为理想追求的政党，分享政权，发挥自己的政治作用才是其主要目的。因此，对于国民党仍主张1936年由国民党一党选出的代表参加国民大会这一问题上，青年党表示：“国府委员会从民国二十年以后就未开过会，以此久未运用的机构来运用，对人民的号召力较差，恐难使天下人民一新耳目。”
在军队问题上，青年党在《停止军事冲突实行军队国家化案》指出：“军队国家化实为政治民主化之必要条件，政治民主化复为军队国家化之必要保障，无论偏重任何一端，均不能有利于问题之解决，必须二者并重，同时实行。”实行军队国家化的具体办法为：实行公平编遣，以建立精练之国防军；实行军民分治，以免军人干政；实行军党分立，以免政争变为兵争；全部国防军应独立于一切党派之外，任何党派均不得以军队为政争之工具；实行征兵制度，以彻底革新全国军队；设立国防部，以统一陆海空军之行政；实行民意监督，以彻底整饬军纪风纪。
中共代表周恩来认为，“青年党的提案上说的很公道，要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双方同时实行”，如何使军队国家化?周恩来认为：一、成立委员会执行整编全国军队的任务；二、同意全国整编与大量裁兵；三、中共将配合全国整编计划；四、同意军党分开。
民盟提出了军队国家化两大原则：一为“全国所有军队应即脱离任何党派关系，而归属于国家，达到军令政令之完全统一(现役军人脱离党籍)”。二为“大量裁减常备军额，而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工业建设，而一面普及国民军训，以为现代国防根本之图”。
对比国共、民盟与青年党的主张，青年党的提案既不同于国民党“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也不同于共产党“政治民主化”，成立联合政府，再将国共两党军队同时交给联合政府的主张。而与民主同盟的态度较为一致，也体现了青年党中间派的特点。民盟与青年党的这种态度，反映了在国共两大党的地位无法挑战的压力下，在表示一定倾向性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维持自身的独立性，以期达到调解国共争执的目标。
在“宪草”问题上，青年党指出采取总统制有“容易走到反民主的方面”和“容易引起革命，招致混乱的局面”的危险，而内阁制则“可使元首居于超然的地位，不负直接行政责任”，以及“可使政府随时有新陈代谢的作用，内阁的更迭容易，便不至引起革命”两方面的益处。青年党的主张是采取内阁制，在保存孙中山五院制精神的基础上采用两院制，至于中央与地方权限，“省制应该采均权主义，确定省之自治地位”。
可以看出，青年党是主张走议会政治道路的资产阶级政党，它设想的两院制内阁主张与国民党的“总统制”明显不同，在青年党的政体设计中，总统只是“虚位”的国家元首，内阁才是国家行政权力中心，这是青年党一直追求的议会政党政治的明确阐述，也是青年党与国民党的核心分歧所在。
三、青年党的政治抉择——投国弃共
1946年1月31日政协会议闭幕。根据政协会议达成的协议，决定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成立由各党各派合组的民主联合政府，并在停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结束训政、完成宪草修正案的基础上召开国民大会。同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这已表明了中间势力调停国共的失败。7月3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决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军事重镇张家口，蒋介石于当日宣布召开国民大会。
国民党决定召开国大后，中共与民盟协商后表示不参加。青年党虽自1945年底已脱离民盟，但出于维护政协决议和反对国民党“党治”，一度强调国民党应该“遵守政协”，他们“决不单独提出名单”。但迫于现实的政治压力和党派的政治 利益需要，青年党发生动摇，态度逐渐发生变化。这有其思想和历史根源，青年党自成立始即具有反共色彩，他们自称：“本党对于共产党，从周恩来在法国组党迄今，一贯立于反对地位。”1946年11月14日，青年党在中间势力开会时明确表示参加国民大会。16日时任青年党中宣部长的左舜生发表声明决定参加由国民党主导的制宪国大，表示：“吾人为促成民主宪政之实施，并与若干社会贤达表示一致之行动，更不愿引起全国日陷水深火热之人民，发生过度失望之感，始将本党代表名单，毅然提出。”12月2日，在纪念建党23周年大会上，青年党要求“迅速制定全国公认的宪法，在宪政基础之上完成民主的统一，庶可使国家基础渐趋巩固，和平建国始有可期”。
青年党之所以参加制宪国大，除其素来“反共”立场外，亦有利益因素缠结其中，当时《观察》杂志的评论准确地刻画了国民党与青年党对制宪国大的真实心态：“政府的态度现已表明，中共民盟不来，力促青年民社两党参加政府。这两党现在真是困难，不参加则时机难得。他们对于中共民盟不参加，‘其辞若有憾焉，其心实甚喜之’。因为也许可以借此多要几个名额，听说以替代中共民盟而向政府要求否决权了。参加呢，这个政府并非金瓯无缺，万一中共得势，其处境将较国民党打交道更苦，而且以后说话更无力。在国民党方面，亦未必十分重视这两党，而以前之与中共民盟同为政府之敌党，经验亦并不愉快。不过既要改组，必须点缀，否则‘宪’不起‘政’来，也是麻烦。”
1946年11月的制宪国大由国民党主导而召开，在政协会议期间，有能与之相抗衡的共产党参加时，国民党尚且顽固坚持其一党专政。而制宪国大由国民党主导而召开，青年党与民社党及社会贤达参与，青年、民社两党实力与国民党相差甚远，国民党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青年、民社两党，对其所发表政见，均可以己意而取舍。青年、民社两党在制宪国大上不过为装饰用的“花瓶党”而已，毫无政治权力可言。
制宪国大后，国民党宣布改组政府，实现多党政治，结束训政，为行宪国民大会做准备，青年党积极公开参与“改组”活动。1947年2月底，青年党和民社党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同时提出出席立法院、监察院、宪政促进会以及参政会四个机构名单。3月，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选出参加新政府的人员，并讨论了共同纲领。4月，曾琦代表中国青年党与国民党蒋介石、民社党张君励及社会贤达莫德惠、王云五等人签署了《国民政府改组后施政方针》。在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中，曾琦任国民政府委员，左舜生任农林部长，李璜任经济部长，常燕生任政务委员。青年党也以在野派自居，“缅惟以二十四年来一贯在野之政党，一旦毅然于国事艰难之际，出而分担责任”，认为“民主政治之推进，端赖有若干民主政党以政策相切磋，而不以干戈相角逐，争于议席不争于疆场”。其参加政府的目的在于“内获得和平之改革，外则获得国际之尊重，使中国今后不再陷于分崩离析之局”。
1947年9月，青年党领袖曾琦在该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称：“中国现介于苏美两大集团之间，可以亲美反苏，亦可以亲苏反美。但自中苏条约签订以来，苏联所表现之不友好态度，层出不穷，如搬运东北物资，及长期占据旅大等，均极明显之事实。美国对华政策固不如吾人理想之友善，然较诸苏联，则属进步多多矣。次就国内情势而言，青年党今日亦介于国共两党之间，可以亲共反国。但自政协会议以来，共党存心破坏，无所不用其极。青年党力谋团结，与国民党政策固无二致。因而参加国大，参加政府，在与国民党合作之下，而使国家臻于富强之境。”于此无异宣示青年党的政治立场已经倒向国民党。
虽青年党的政治立场已倒向国民党，但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听从国民党安排，唯国民党马首是瞻。制宪国大会后，国民党与青年党、民社党在行宪国民大会代表名额、立法院、行政院委员名额问题上发生分歧。青年党负责人在致陈立夫的信中也提出最低限度名单，并且表示，如果国民党不接受，将不予承认。为在行宪国大问题上获得青年党和民社党的配合，避免出现分裂，国民党不得不专门为青年党和民社党留出名额。国民党的让步乃是出于需要青年党和民社党“装裱”门面，并非真心实现政党政治，就连宪法专家王世杰也认为，“实际上彼等(青、民二党)之参加恐不能有何贡献，唯国民党则可以宣布此次之国大并非一党之国大矣”，最终选举结果青年党只有5人当选。通过选举，青年党认识到国民党无心于议会政治，自己不过为国民党的“棋子”而已。1948年6月17日，曾琦发表题为“当然的不得已之举”的声明，决定退出行政院。10月，曾琦到美国疗养，开展所谓人民外交。1949年5月，曾琦在美国组织“民主自由同盟”，号召“超党派运动”，继续“爱国”“反共”事业。同时，青年党在广州与阎锡山、陈立夫、于斌等50余人共同组成“中国反侵略大联盟”，将各地的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组织起来反共，反苏。但此时国民党已是强弩之末，内战的败局已定，随着解放军攻陷南京，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宣告结束，青年党在大陆的命运随之终结，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四、历史启示
战后，中国政党格局的走向受国际国内因素影响，错综复杂。
青年党作为一个战后没有武装，以资产阶级议会道路为追求的政党，在战后初期国共两党以政治斗争暂时替代军事斗争时，或可发挥一定的作用，有所作为。因此，战后政治形势为青年党提供了难得的政治机遇。从1946年政协会议期间青年党发表的提案分析，青年党以调停国共为自身定位，在军队、政权，国民大会、宪草等问题上，与民盟等中间党派的主张大体保持一致，而且提出了对于议会多党政治的追求。然而，其实际产生的影响与青年党的期望相差甚远，中国当时并没有引进西方议会政治的环境与条件，中国的党派政治以实力为原则，当时国共两党有组织、有军队，有政权，有成熟的意识形态和广大的群众基础。国共两大党相争是当时中国特定的政治环境，留给其他党派的活动空间相当有限。青年党虽也有组织、有政纲，成立较早，但这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年代，没有军队便已然失去发言权，且青年党长期活动于上层社会与知识分子中间，属于典型的“书生政党”，群众基础薄弱，难与国共两党相抗衡。客观现实决定了青年党的独立的“短暂性”，一旦内战爆发，在国共之间要想继续保持中立完全不可能。
综上所述，战后初期，国共受美苏压力，亦处于自身实力的考量，一度采用政治方法解决争端。青年党自抗战结束前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国共调停者的身份活跃于政坛，后逐渐脱离民盟，在有限倾向国民党的同时保持独立性。但这一时期青年党的地位也颇为尴尬，在政协期间或可有有所作为，随着内战爆发，国共两党的命运取决于内战的胜负，政治斗争已经沦为次要之际，青年党只能被迫在国共两党间作出政治抉择。国共全面内战爆发后，迫于国民党政治压力，亦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考量，青年党逐渐向国民党靠拢，参加国民党主导的制宪国大，积极参与“改组”政府活动，无论青年党在制宪国大上如何与国民党“唇枪舌战”“据理力争”，其命运已经被绑在内战的战车上，非己意所能决定。经国大选举失败后，认清自己的“花瓶党”地位和国民党无心于多党制的本质。内战结束后，国民党败走台湾，青年党在大陆的历史亦宣告终结。
【作者简介】王雪超，男，1984年生，河北邯郸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贞】
【关键词】政党政治，中国青年党，政治抉择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0－0047－06
政党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20世纪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兴起和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形成的世纪。战后是中国政党分合演变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特色政党政治最终成型的时期。作为中间党派之一，中国青年党成立于1923年的法国巴黎，一度自称为国共之外的“第三大党”，在中国现代史，尤其在政党风云变幻莫测的战后，有其独特的地位和历史作用。
以往学界考察此一时期的政党演变时，大多以国共两党为主角，兼以论述民盟与中共的合作为视角来探讨政党的分化组合及其历史走向，对其他资产阶级政党诸如青年党，较少论述，偶有涉及，也多从中共统战史或革命同盟军的角度进行评述，把其当作“维护国民党反动统治，充当蒋介石法西斯独裁的点缀品”。政党是社会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代表，任何政党都有其自身独立的利益和政治选择的自由。因此，对于青年党在战后的活动，我们应该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理解和评价。因此，从政党政治的角度审视战后的青年党，不能以“线性思维”或“贴标签”的态度对待之，而应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从国际国内的背景入手，对其思想和行为的逻辑演变作出符合史实的论述和客观的评价。
一、战后初期的政党形势
战后的中国政党形势，国共两党仍是不可挑战的两大党，其中国民党居于主导地位，这是战前政党形势的延续，但又有其新的时代特点。一是中间势力的勃兴；一是国际势力强势介入。这一变化，对中国政党政治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战后，中国成为美苏争夺的焦点之一，两国为维护各自在华利益，同时也受雅尔塔协定与中苏条约的限制，均调整了各自的对华政策。抗战胜利后，美国出于控制远东、与苏联争夺势力范围的需要，在对国际与中国的复杂形势进行利弊权衡后，决定有限度介入中国内政，在继续支持国民党的同时，又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有所不满，要求当政的国民党实行民主改革，建立美式民主政体，容纳其他党派参加政权。1945年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话声明，指出：如果国民党政府的“基础加以扩大，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党派的话，即将推进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的改革”，以“和平民主的方法”达到“中国之统一”，从而最大限度维护美国在华利益。同样，苏联为维护自身的战略利益，与国民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也希望国共和平，不愿中国发生内战。
美苏的介入客观上要求国共两党寻求和平途径，以政治方法解决两党争端。因此，在军事相争的同时，国共两党都希望争取中间党派的支持，获取更多的政治砝码，以壮大自身的政治实力，确立自身的政治优势。这就为中间党派的兴起提供了政治土壤，据不完全统计，战后初期涌现出了105个大小不一的党派。青年党此时成立20余年，在中间党派中实力最强，并一度控制了民盟的对外言论，战后的国共两党寻求政治途径解决争端，让长期致力于议会政治的青年党看到了新的希望，希图通过千载难逢的时机，实现自身的政治理想，参与政治，分享政权。
1945年10月10日，国共签订《国共代表会谈纪要》，两党决定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初步商定参加政协会议的各方及名额，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及社会贤达各9名代表，共计36人。由于国共双方代表人数相等，因此民盟代表的态度对政协会议的走向至关重要，因为“谁能控制会议，显然要看国共两党之外的其他党派和人士倾向于何方”，无疑，民盟成为国共两党争取的共同目标。
对于民盟，国民党采取内部瓦解的策略。国民党中宣部早在1943年拟订的《各党派之言论分析与对策》中曾提出：认为对于各党派而言，“以本党开放政权为最有利，次之在本党及中共相持不下之局面下亦可以稍收渔人之利，至于在本党或中共独揽政权之形式下则最不利”。针对这种情况，国民党中宣部提出国民党应付各党派的三项原则：1.必须拆散个小党派与中共联盟之形势。它认为：国民党对现状如无任何改变，则在“民主宪政”之共同要求下，各小党派可能与中共成立联盟，加厚反政府之力量，“目前有种种象征，证明此一可能性日益显著，故本党现阶段对各小党派，当尽力疏隔与中共之关系，不使有任何形式之反政府联盟可以产生”。2.采取对各小党派开放，对中共抑压政策。它认为：要拆散各小党派与中共之联盟形势，必须一方面尽可能给予他们以言论结社之自由，及参政之机会，另方面对中共则尽量予以钳制，如此，“不但可以一新国人之耳目，且可以转移国际(苏联方面例外)观听”。3.拉拢各小党派，增国民党外围实力，以孤立中共。它认为，国民党如对各小党派稍示公开，“彼等必如张君励云，感政府求治之殷，亦以琼瑶报之，而可能成为本党外围，如善加扶植及运用，不但可以孤立中共，亦可助我完成统一”。对策提出，拉拢各小党派的方法是，加强联系，有限度地满足其要求(言论自由，活动公开，参加各级民意机构)。
以此种方针为指导，1944年，国民党中央指派张群、吴铁城、王世杰、张治中、陈布雷负责，“联系各党派孤立共产党之工作”。国民党抓住民盟内部党派多、离心力强的弱点，配合青年党在民盟政协代表名额上做文章。在1945年9月10日的国共会谈中，张群就提出：“青年党已有21年之历史，党员人数较多，居于第三个较大的政党之地位，如果要他加入所谓‘第三方面’共同推选代表，恐他们不愿意，在政治会议中，青年党恐将争取一个单位。”1945年12月，民盟在酝酿推选参加政协的代表时，考虑给青年党一个或两个名额。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国民党吴铁城、张群以商谈政协筹备事务的名义，邀约民盟参加会议的常委沈钧儒、罗隆基、左舜生、李璜、章伯钧进行谈话。在谈话中，吴铁城、张群忽然提出民盟代表名额的分配问题，左舜生表示青年党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外最大的而且最有历史的大政党”，“在民盟三党三派中当然是最大的一个党派”，要求民盟的9个代表名额中占5席，罗隆基当场表示反对，左舜生却坚持己见，认为“这不是要价还价的问题，假使民盟不同意这种分配方法，青年党就要以独立的单位参加政协”，而且“民盟在政协有几个代表，青年党就要求同样的数目”。左舜生这一表态引起民盟在座常委的一致反对。张群出面调解青年党与民盟的矛盾，认为青年党作为一个独立单位参加 政协可以减少民盟内部矛盾，企图削弱或拆散民盟，拉拢青年党以增强自己的政治实力。后经国共两党协商，民盟仍保持9个代表席位，青年党另成一独立单位，拥有5个席位，中共让出5席，国民党让出1席，总数增加2名。这样，政协单位扩大成5个方面：国民党8名，中共7名，民盟9名，社会贤达9名，青年党5名，代表总数为38名。
这样，青年党在政协代表名额上与国民党合作，实现了作为独立单位参加政协的目标。国民党分化民盟的策略也得以部分实现。青年党的政协会议代表名额之争，是青年党为争取战后更多话语权和分享更多政权的一个斗争策略，此事也透露出民盟作为政党联盟的脆弱性。虽然脱离民盟参加政协会议，但并不意味着青年党已经在国共两党之间做出政治抉择，作为建立22年之久的一个独立政党，青年党有着自己的政治追求，这从之后政协会议上青年党的表现略见端倪。
二、政协会议中青年党的“议会政治”梦
1946年1月10日，政协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曾琦代表青年党在发言中指出：“我们希望由此而渡到宪政阶段，构成建国统一阵线，期以三十年完成名实相符的近代国家”，“想要把国家纳入正轨，唯有实行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而欲达此目的，必须大家实行‘开诚布公，集思广益，循名核实，激浊扬清’十六个字”。
政治民主化是政协会议的核心议题之一。国民党在会议中提交的《中国国民党代表团提出扩大政府组织方案》中认为：国民政府委员就原有名额增加三分之一。国民政府委员得由主席提请选任党外人士充任之。国民政府委员为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国民政府主席拥有紧急处置权。显然，国民党用增加名额“扩大政府”代替“改组政府”，实质上显示其仍不愿放弃一党专政。
对此问题，青年党提出《改革政治制度实行政治民主化案》，认为：新政府改组，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必须是全国性的，即除国民党以第一大党的资格仍居主要地位以外，须包括全国的各重要党派，以及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二、必须是有力量的：即参加这个政府的分子，有党的必须真能代表他们的党，无党的，必须真能取得人民的信赖。”并提出改组政府的具体办法为：一、“取消国防最高委员会代以中央政治会议”作为“国策决定机关”；二、改组行政院及有关财政、经济、外交、军事、交通等政务机构；三、将国民参政会人数增至五百名，并提高其职权，使其足以举监督政府之责。
罗隆基代表民主同盟指出：一、希望由“一人集权制”过渡到“民主集权制”，而且希望蒋介石成为民主的领袖；二、希望“各党派能参加政府”；三、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和现代化水平。改组政府的要点为：一是必须由共同纲领为施政共同准绳；二是要有“真能决策”的共同决策机关；三是要使执行机关“能真执行”。
由上述观之，青年党主张在不改变国民党法统地位的前提下，要求改组政府，容许各党各派参加政府，分享政权。其实，除青年党外，共产党与民盟亦承认和尊重国民党的领导地位，董必武在关于改组政府问题的报告中也表明，共产党“承认蒋主席的领导”，“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共产党的观点是在“现政府的基础上来改组的”。尽管国、青两党在维护国民党主导地位上意见一致，但青年党作为以议会政治为理想追求的政党，分享政权，发挥自己的政治作用才是其主要目的。因此，对于国民党仍主张1936年由国民党一党选出的代表参加国民大会这一问题上，青年党表示：“国府委员会从民国二十年以后就未开过会，以此久未运用的机构来运用，对人民的号召力较差，恐难使天下人民一新耳目。”
在军队问题上，青年党在《停止军事冲突实行军队国家化案》指出：“军队国家化实为政治民主化之必要条件，政治民主化复为军队国家化之必要保障，无论偏重任何一端，均不能有利于问题之解决，必须二者并重，同时实行。”实行军队国家化的具体办法为：实行公平编遣，以建立精练之国防军；实行军民分治，以免军人干政；实行军党分立，以免政争变为兵争；全部国防军应独立于一切党派之外，任何党派均不得以军队为政争之工具；实行征兵制度，以彻底革新全国军队；设立国防部，以统一陆海空军之行政；实行民意监督，以彻底整饬军纪风纪。
中共代表周恩来认为，“青年党的提案上说的很公道，要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双方同时实行”，如何使军队国家化?周恩来认为：一、成立委员会执行整编全国军队的任务；二、同意全国整编与大量裁兵；三、中共将配合全国整编计划；四、同意军党分开。
民盟提出了军队国家化两大原则：一为“全国所有军队应即脱离任何党派关系，而归属于国家，达到军令政令之完全统一(现役军人脱离党籍)”。二为“大量裁减常备军额，而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工业建设，而一面普及国民军训，以为现代国防根本之图”。
对比国共、民盟与青年党的主张，青年党的提案既不同于国民党“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也不同于共产党“政治民主化”，成立联合政府，再将国共两党军队同时交给联合政府的主张。而与民主同盟的态度较为一致，也体现了青年党中间派的特点。民盟与青年党的这种态度，反映了在国共两大党的地位无法挑战的压力下，在表示一定倾向性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维持自身的独立性，以期达到调解国共争执的目标。
在“宪草”问题上，青年党指出采取总统制有“容易走到反民主的方面”和“容易引起革命，招致混乱的局面”的危险，而内阁制则“可使元首居于超然的地位，不负直接行政责任”，以及“可使政府随时有新陈代谢的作用，内阁的更迭容易，便不至引起革命”两方面的益处。青年党的主张是采取内阁制，在保存孙中山五院制精神的基础上采用两院制，至于中央与地方权限，“省制应该采均权主义，确定省之自治地位”。
可以看出，青年党是主张走议会政治道路的资产阶级政党，它设想的两院制内阁主张与国民党的“总统制”明显不同，在青年党的政体设计中，总统只是“虚位”的国家元首，内阁才是国家行政权力中心，这是青年党一直追求的议会政党政治的明确阐述，也是青年党与国民党的核心分歧所在。
三、青年党的政治抉择——投国弃共
1946年1月31日政协会议闭幕。根据政协会议达成的协议，决定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成立由各党各派合组的民主联合政府，并在停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结束训政、完成宪草修正案的基础上召开国民大会。同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这已表明了中间势力调停国共的失败。7月3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决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军事重镇张家口，蒋介石于当日宣布召开国民大会。
国民党决定召开国大后，中共与民盟协商后表示不参加。青年党虽自1945年底已脱离民盟，但出于维护政协决议和反对国民党“党治”，一度强调国民党应该“遵守政协”，他们“决不单独提出名单”。但迫于现实的政治压力和党派的政治 利益需要，青年党发生动摇，态度逐渐发生变化。这有其思想和历史根源，青年党自成立始即具有反共色彩，他们自称：“本党对于共产党，从周恩来在法国组党迄今，一贯立于反对地位。”1946年11月14日，青年党在中间势力开会时明确表示参加国民大会。16日时任青年党中宣部长的左舜生发表声明决定参加由国民党主导的制宪国大，表示：“吾人为促成民主宪政之实施，并与若干社会贤达表示一致之行动，更不愿引起全国日陷水深火热之人民，发生过度失望之感，始将本党代表名单，毅然提出。”12月2日，在纪念建党23周年大会上，青年党要求“迅速制定全国公认的宪法，在宪政基础之上完成民主的统一，庶可使国家基础渐趋巩固，和平建国始有可期”。
青年党之所以参加制宪国大，除其素来“反共”立场外，亦有利益因素缠结其中，当时《观察》杂志的评论准确地刻画了国民党与青年党对制宪国大的真实心态：“政府的态度现已表明，中共民盟不来，力促青年民社两党参加政府。这两党现在真是困难，不参加则时机难得。他们对于中共民盟不参加，‘其辞若有憾焉，其心实甚喜之’。因为也许可以借此多要几个名额，听说以替代中共民盟而向政府要求否决权了。参加呢，这个政府并非金瓯无缺，万一中共得势，其处境将较国民党打交道更苦，而且以后说话更无力。在国民党方面，亦未必十分重视这两党，而以前之与中共民盟同为政府之敌党，经验亦并不愉快。不过既要改组，必须点缀，否则‘宪’不起‘政’来，也是麻烦。”
1946年11月的制宪国大由国民党主导而召开，在政协会议期间，有能与之相抗衡的共产党参加时，国民党尚且顽固坚持其一党专政。而制宪国大由国民党主导而召开，青年党与民社党及社会贤达参与，青年、民社两党实力与国民党相差甚远，国民党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青年、民社两党，对其所发表政见，均可以己意而取舍。青年、民社两党在制宪国大上不过为装饰用的“花瓶党”而已，毫无政治权力可言。
制宪国大后，国民党宣布改组政府，实现多党政治，结束训政，为行宪国民大会做准备，青年党积极公开参与“改组”活动。1947年2月底，青年党和民社党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同时提出出席立法院、监察院、宪政促进会以及参政会四个机构名单。3月，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选出参加新政府的人员，并讨论了共同纲领。4月，曾琦代表中国青年党与国民党蒋介石、民社党张君励及社会贤达莫德惠、王云五等人签署了《国民政府改组后施政方针》。在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中，曾琦任国民政府委员，左舜生任农林部长，李璜任经济部长，常燕生任政务委员。青年党也以在野派自居，“缅惟以二十四年来一贯在野之政党，一旦毅然于国事艰难之际，出而分担责任”，认为“民主政治之推进，端赖有若干民主政党以政策相切磋，而不以干戈相角逐，争于议席不争于疆场”。其参加政府的目的在于“内获得和平之改革，外则获得国际之尊重，使中国今后不再陷于分崩离析之局”。
1947年9月，青年党领袖曾琦在该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称：“中国现介于苏美两大集团之间，可以亲美反苏，亦可以亲苏反美。但自中苏条约签订以来，苏联所表现之不友好态度，层出不穷，如搬运东北物资，及长期占据旅大等，均极明显之事实。美国对华政策固不如吾人理想之友善，然较诸苏联，则属进步多多矣。次就国内情势而言，青年党今日亦介于国共两党之间，可以亲共反国。但自政协会议以来，共党存心破坏，无所不用其极。青年党力谋团结，与国民党政策固无二致。因而参加国大，参加政府，在与国民党合作之下，而使国家臻于富强之境。”于此无异宣示青年党的政治立场已经倒向国民党。
虽青年党的政治立场已倒向国民党，但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听从国民党安排，唯国民党马首是瞻。制宪国大会后，国民党与青年党、民社党在行宪国民大会代表名额、立法院、行政院委员名额问题上发生分歧。青年党负责人在致陈立夫的信中也提出最低限度名单，并且表示，如果国民党不接受，将不予承认。为在行宪国大问题上获得青年党和民社党的配合，避免出现分裂，国民党不得不专门为青年党和民社党留出名额。国民党的让步乃是出于需要青年党和民社党“装裱”门面，并非真心实现政党政治，就连宪法专家王世杰也认为，“实际上彼等(青、民二党)之参加恐不能有何贡献，唯国民党则可以宣布此次之国大并非一党之国大矣”，最终选举结果青年党只有5人当选。通过选举，青年党认识到国民党无心于议会政治，自己不过为国民党的“棋子”而已。1948年6月17日，曾琦发表题为“当然的不得已之举”的声明，决定退出行政院。10月，曾琦到美国疗养，开展所谓人民外交。1949年5月，曾琦在美国组织“民主自由同盟”，号召“超党派运动”，继续“爱国”“反共”事业。同时，青年党在广州与阎锡山、陈立夫、于斌等50余人共同组成“中国反侵略大联盟”，将各地的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组织起来反共，反苏。但此时国民党已是强弩之末，内战的败局已定，随着解放军攻陷南京，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宣告结束，青年党在大陆的命运随之终结，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四、历史启示
战后，中国政党格局的走向受国际国内因素影响，错综复杂。
青年党作为一个战后没有武装，以资产阶级议会道路为追求的政党，在战后初期国共两党以政治斗争暂时替代军事斗争时，或可发挥一定的作用，有所作为。因此，战后政治形势为青年党提供了难得的政治机遇。从1946年政协会议期间青年党发表的提案分析，青年党以调停国共为自身定位，在军队、政权，国民大会、宪草等问题上，与民盟等中间党派的主张大体保持一致，而且提出了对于议会多党政治的追求。然而，其实际产生的影响与青年党的期望相差甚远，中国当时并没有引进西方议会政治的环境与条件，中国的党派政治以实力为原则，当时国共两党有组织、有军队，有政权，有成熟的意识形态和广大的群众基础。国共两大党相争是当时中国特定的政治环境，留给其他党派的活动空间相当有限。青年党虽也有组织、有政纲，成立较早，但这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年代，没有军队便已然失去发言权，且青年党长期活动于上层社会与知识分子中间，属于典型的“书生政党”，群众基础薄弱，难与国共两党相抗衡。客观现实决定了青年党的独立的“短暂性”，一旦内战爆发，在国共之间要想继续保持中立完全不可能。
综上所述，战后初期，国共受美苏压力，亦处于自身实力的考量，一度采用政治方法解决争端。青年党自抗战结束前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国共调停者的身份活跃于政坛，后逐渐脱离民盟，在有限倾向国民党的同时保持独立性。但这一时期青年党的地位也颇为尴尬，在政协期间或可有有所作为，随着内战爆发，国共两党的命运取决于内战的胜负，政治斗争已经沦为次要之际，青年党只能被迫在国共两党间作出政治抉择。国共全面内战爆发后，迫于国民党政治压力，亦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考量，青年党逐渐向国民党靠拢，参加国民党主导的制宪国大，积极参与“改组”政府活动，无论青年党在制宪国大上如何与国民党“唇枪舌战”“据理力争”，其命运已经被绑在内战的战车上，非己意所能决定。经国大选举失败后，认清自己的“花瓶党”地位和国民党无心于多党制的本质。内战结束后，国民党败走台湾，青年党在大陆的历史亦宣告终结。
【作者简介】王雪超，男，1984年生，河北邯郸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