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经历了工业化带来的高速增长时期后,经济步入了新常态发展阶段,牺牲环境产生的大气污染等代价已经成为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巨大阻碍因素,而实现绿水青山的生态环境不仅是现阶段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促进经济增长的新秘方。因此,本文对造成大气污染现状的原因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一方面,大气资源本身所特有的公共物品以及外部性特征,导致地方政府在提供清洁空气这一公共物品时出现集体决策不一致现象,从而使得地方政府在进行环境规制时不仅要考虑当地政府的状况,也要结合其与企业和居民参与集体决策时产生的综合成本进行决定,因此出现地方政府间的环境规制竞争现象;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目前财政分权下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使得地方政府在进行环境规制时出现供给总量不足与结构扭曲问题,从而进一步放松环境规制强度,同时在官员晋升激励的不同约束条件下,经济绩效考核和环境绩效考核也会对其环境规制强度产生影响。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将重点关注的2003年-2015年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中的“2+26市”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回归分析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因素,发现经济绩效的考核会降低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而环境绩效的考核则会明显增加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因而要加强政府官员的环境绩效考核比重,完善绩效考核体系。同时,为了进一步研究京津冀传输通道区域内的大气污染特性及其背后的原因,本文通过IMoran’指数分析得出这一区域内的大气污染水平及环境规制强度均存在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性,即均受到邻近地区大气污染和地方政府规制强度的影响,出现大气污染与环境规制的高值聚集区域和低值聚集区。接着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具体分析在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竞争下大气污染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证明在京津冀这一大气传输区域内,地方政府规制强度的提高并未有效降低当地的大气污染水平,这可能是由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执行与监管力度不够所导致,而邻近地区地方政府倾向于采取差异化的规制竞争策略,即当本地加强其环境规制强度时反而会导致邻近地区地方政府放松其环境规制强度,从而意味着环境规制的大气污染治理效果存在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在进行大气污染防治时,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首先要完善地方政府的环境绩效考核体系,充分发挥政治激励对于环境规制的有效作用;其次要强化该大气污染区域的联防联控举措,提升环境执法与监管力度;最后结合目前我国范围内的环境治理现状,要充分利用多样化的环境规制工具,逐步使用市场激励型的规制工具进行差异化环境规制,并通过完善公众参与的环境管理机制实现环保共治的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