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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陆川导演的新作《九层妖塔》即将上映，距离上一部作品《王的盛宴》间隔了3年。陆川作品不多，甚至可以说很少，但几乎每一部作品上映后都会成为热议的话题，甚至引起争议。作家王朔说陆川“老走险招儿”。
观众对陆川的定位和期待是“文艺片导演”，陆川说，自己从来不排斥商业。《九层妖塔》是他第一次拍纯粹的商业电影，投资过亿。
陆川的父亲陆天明是著名作家、编剧，1964年为建设边疆从上海去了新疆。1971年，陆川在新疆出生，5岁时，跟随父母举家迁往北京。有评论说，童年的经历，让陆川生命里有了抑郁、暴力和残酷的特质，而且，这些特质在他的作品里也非常明显地存在着。
有人说陆川是富有质疑精神的中生代导演，他在作品中持续探讨关于环境、人性、生命的主题。
也有人因此说他是个机会主义者。
他说，做电影是件孤独的事，需要不停地跟自己较劲、对话，没有精力回应外部世界的褒贬。
做导演的这十几年，电影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他曾期望，若干年后有人提及他时，听到的评价是：一个真正的电影人。现在，这个说法已然不够，至于确切的答案，他还在寻找。
人物周刊：《九层妖塔》算是你第一次拍商业片吗？
陆川：严格意义上说是。
人物周刊：这种合作应该碰撞会很激烈吧？
陆川：有很多摩擦是毫无疑问的，拍一部戏，要把中间你骂过的人或者你吵过的架都罗列出来，那几天几夜也说不完，最后大家还是要看作品。
其实我更多地希望我的制片人是一个商人，因为我有可能改变不了我自己，我觉得艺术家必须跟商人合作才是合适的一个搭档。
人物周刊：互补。
陆川：至少互相有约束。比如这茶，在你喝不出区别的情况下，商人希望越便宜越好;艺术家希望，最好是某一天早晨5点钟，在下着大露的时候摘的那个茶尖，然后装在一个筐里用一根扁担挑着，不许坐火车、不能上飞机，步行运到北京，这是艺术家的想法。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互相撕，然后才能合适。
人物周刊：听说最近日本最大的视频网站播放了《南京！南京！》，你当时听到什么心情？
陆川：我还是挺高兴的。当时拍这片子，国内很多人在骂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一直有句话想说——这不是拍给你们看的，这是拍给日本人看的，或者拍给中国以外的人看的。中国有《地道战》《地雷战》和《小兵张嘎》这样的电影就够了。但是要说服中国以外的人相信南京大屠杀，你就不能仅仅是站在中国的人角度，这很重要。如果你上来就带着天然的仇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态度去拍这个电影，一旦走出中国，就没办法说服中国以外的观众，更没办法抵达其实我们最想抵达的那个目标——日本。本身国外有些人对中国出来的文艺作品、声音就带着一种偏见和敌意，所以你必须得去用一种更普世的角度去做这个作品，但是那条路很难。我们做完这部电影后，虽然获了很多奖，但是在日本只是做了几场小规模的放映，所以这次能够在日本的“优酷”这样的网站上公开放映，我还挺高兴的。
人物周刊：你想把这部电影当成史料？
陆川：有时候出去跟日本朋友交流，他们对这事也都不知道，所以当时拍《南京！南京！》的时候，我在想，这个电影怎么能让日本人看的时候信服，一下子能说服他，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其实，没有想到出现这么多人在骂，所以我们对后来出现的反应是有点猝不及防。
人物周刊：说你美化日本人。
陆川：一直到现在还有人在说，那是一个汉奸拍的电影，说这个不对。一部作品面世后，你会对生活的社会、当下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因为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小圈子里面，比如摄影师曹郁，美术指导郝艺，还有高圆圆、刘烨组成的小圈子里，浸泡在那个史料里面，我们的想法基本趋同了，但整个中国的社会是什么样，中国人对历史什么看法，其实我们是缺乏认知的。
人物周刊：你刚说到的关于《南京！南京！》的拍摄想法，是不是当时面对电影审查的相关负责人就说过类似的话？
陆川：是的，这个是真心话。我大学上的是军事外交这种学校，还真有点所谓的社会责任感。所以当时审查机关问，你为什么要拍这戏，那些话真的是脱口而出，确实是希望这个作品能够代表一种声音，能够传递出去。其实中国电影管理审查这块，我经历了十来年，4部戏，每部戏都磕磕绊绊，像《可可西里》也不是那么容易过的，《寻枪》是在公安部审了半年，所以我对这个审查体制是很了解的。我觉得它不是铁板一块。
人物周刊：你拍每一部戏几乎都很艰难，有想要放弃的时候吗？
陆川：我记得做电影宣传的时候，他们说拍这电影多难多难，其实我对这个反应是持反对意见的。在我看来，拍每一部戏都很难，你老说自己难，真的有撒娇的嫌疑，你知道吗？我觉得不难，我觉得特好玩儿。你可以不拍，你不拍有的是人想拍，这是这个世界上最奢侈、最不可思议的游戏，是每一个人都想玩的。
人物周刊：拍电影的时候会有做将军的感觉吗？
陆川：不是将军，是国王。
我是一个独立的导演
人物周刊：你的电影好像一直很关注宏大主题。
陆川：经历了《王的盛宴》之后，就是挨了那么多刀之后，我觉得在电影放之前说太多主题的事，这是一个坑，很容易掉到坑里面去。
人物周刊：过往的那些骂声让你怕了？
陆川：我觉得它至少让我知道怎么去保护一个电影。作为一个导演，通过跟社会、跟媒体交流后才知道怎么生存下去，《王的盛宴》之前，我可能就不太知道怎么去跟媒体和公众交流，你以为你说的每句话别人都会去听或者相信。在《王的盛宴》之后，你会发现不是这样的。
观众对陆川的定位和期待是“文艺片导演”，陆川说，自己从来不排斥商业。《九层妖塔》是他第一次拍纯粹的商业电影，投资过亿。
陆川的父亲陆天明是著名作家、编剧，1964年为建设边疆从上海去了新疆。1971年，陆川在新疆出生，5岁时，跟随父母举家迁往北京。有评论说，童年的经历，让陆川生命里有了抑郁、暴力和残酷的特质，而且，这些特质在他的作品里也非常明显地存在着。
有人说陆川是富有质疑精神的中生代导演，他在作品中持续探讨关于环境、人性、生命的主题。
也有人因此说他是个机会主义者。
他说，做电影是件孤独的事，需要不停地跟自己较劲、对话，没有精力回应外部世界的褒贬。
做导演的这十几年，电影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他曾期望，若干年后有人提及他时，听到的评价是：一个真正的电影人。现在，这个说法已然不够，至于确切的答案，他还在寻找。
这是这个世界上最奢侈的游戏
人物周刊：《九层妖塔》算是你第一次拍商业片吗？
陆川：严格意义上说是。
人物周刊：这种合作应该碰撞会很激烈吧？
陆川：有很多摩擦是毫无疑问的，拍一部戏，要把中间你骂过的人或者你吵过的架都罗列出来，那几天几夜也说不完，最后大家还是要看作品。
其实我更多地希望我的制片人是一个商人，因为我有可能改变不了我自己，我觉得艺术家必须跟商人合作才是合适的一个搭档。
人物周刊：互补。
陆川：至少互相有约束。比如这茶，在你喝不出区别的情况下，商人希望越便宜越好;艺术家希望，最好是某一天早晨5点钟，在下着大露的时候摘的那个茶尖，然后装在一个筐里用一根扁担挑着，不许坐火车、不能上飞机，步行运到北京，这是艺术家的想法。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互相撕，然后才能合适。
人物周刊：听说最近日本最大的视频网站播放了《南京！南京！》，你当时听到什么心情？
陆川：我还是挺高兴的。当时拍这片子，国内很多人在骂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一直有句话想说——这不是拍给你们看的，这是拍给日本人看的，或者拍给中国以外的人看的。中国有《地道战》《地雷战》和《小兵张嘎》这样的电影就够了。但是要说服中国以外的人相信南京大屠杀，你就不能仅仅是站在中国的人角度，这很重要。如果你上来就带着天然的仇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态度去拍这个电影，一旦走出中国，就没办法说服中国以外的观众，更没办法抵达其实我们最想抵达的那个目标——日本。本身国外有些人对中国出来的文艺作品、声音就带着一种偏见和敌意，所以你必须得去用一种更普世的角度去做这个作品，但是那条路很难。我们做完这部电影后，虽然获了很多奖，但是在日本只是做了几场小规模的放映，所以这次能够在日本的“优酷”这样的网站上公开放映，我还挺高兴的。
人物周刊：你想把这部电影当成史料？
陆川：有时候出去跟日本朋友交流，他们对这事也都不知道，所以当时拍《南京！南京！》的时候，我在想，这个电影怎么能让日本人看的时候信服，一下子能说服他，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其实，没有想到出现这么多人在骂，所以我们对后来出现的反应是有点猝不及防。
人物周刊：说你美化日本人。
陆川：一直到现在还有人在说，那是一个汉奸拍的电影，说这个不对。一部作品面世后，你会对生活的社会、当下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因为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小圈子里面，比如摄影师曹郁，美术指导郝艺，还有高圆圆、刘烨组成的小圈子里，浸泡在那个史料里面，我们的想法基本趋同了，但整个中国的社会是什么样，中国人对历史什么看法，其实我们是缺乏认知的。
人物周刊：你刚说到的关于《南京！南京！》的拍摄想法，是不是当时面对电影审查的相关负责人就说过类似的话？
陆川：是的，这个是真心话。我大学上的是军事外交这种学校，还真有点所谓的社会责任感。所以当时审查机关问，你为什么要拍这戏，那些话真的是脱口而出，确实是希望这个作品能够代表一种声音，能够传递出去。其实中国电影管理审查这块，我经历了十来年，4部戏，每部戏都磕磕绊绊，像《可可西里》也不是那么容易过的，《寻枪》是在公安部审了半年，所以我对这个审查体制是很了解的。我觉得它不是铁板一块。
人物周刊：你拍每一部戏几乎都很艰难，有想要放弃的时候吗？
陆川：我记得做电影宣传的时候，他们说拍这电影多难多难，其实我对这个反应是持反对意见的。在我看来，拍每一部戏都很难，你老说自己难，真的有撒娇的嫌疑，你知道吗？我觉得不难，我觉得特好玩儿。你可以不拍，你不拍有的是人想拍，这是这个世界上最奢侈、最不可思议的游戏，是每一个人都想玩的。
人物周刊：拍电影的时候会有做将军的感觉吗？
陆川：不是将军，是国王。
我是一个独立的导演
人物周刊：你的电影好像一直很关注宏大主题。
陆川：经历了《王的盛宴》之后，就是挨了那么多刀之后，我觉得在电影放之前说太多主题的事，这是一个坑，很容易掉到坑里面去。
人物周刊：过往的那些骂声让你怕了？
陆川：我觉得它至少让我知道怎么去保护一个电影。作为一个导演，通过跟社会、跟媒体交流后才知道怎么生存下去，《王的盛宴》之前，我可能就不太知道怎么去跟媒体和公众交流，你以为你说的每句话别人都会去听或者相信。在《王的盛宴》之后，你会发现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