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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近现代的国家关系中，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的首都派遣常驻外交使节是一种非常平常的外交活动。但在晚清时期，西方各国向北京派遣常驻使节的历程却是非常艰难，这当中既有晚清统治者虚骄心理的原因，也有他们在西方各国推行“炮舰政策”情况下担心政权不稳的因素。最终，在“炮舰”的支持下，西方各国的外交使节被送进了北京。
[关键词]晚清，西方各国，使节，进京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8-0044-07
随着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欧洲国家之间开始建立起常驻外交使节制度；其后，经过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外交使节的派遣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常驻外交使节制度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推行。但在晚清中外关系中，不论是西方各国向中国派遣常驻外交使节还是中国向西方各国派遣常驻使节，其历程皆非常艰难，其中中国向西方各国派遣常驻使节历程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①，而西方各国向中国派遣常驻使节方面，笔者还未见到专题研究，本文就拟对西方各国向中国派遣常驻使节的历程做一概略分析。
一
在清朝前期，欧洲各国就曾试图向北京派遣常驻使节。现有资料说明早在1720年俄国向中国派遣伊兹马伊洛夫使团时，俄国方面就以“为消除俄中两国属民在北京发生的龃龉和争执”为由，向中方提出“需要在该京城设常驻商务代表或领事，以便管束俄国人，制止他们胡作非为”。其后，中方不仅同意使团秘书兰格作为商务代表留驻北京，而且中国官方还承担了其生活费用。当然，从严格的国际法意义上说，领事体系和外交使团体系是两个不同的体系，俄国人派驻北京的商务代表或领事兰格算不上常驻外交使团代表。
但清政府的这种特别照顾，让与中国方面有大量贸易往来的英国人极其羡慕，因之1793年英国方面向中国派遣马戛尔尼使团时，英国国王就在致乾隆皇帝的“表文”中提出向中国派遣常驻使节的要求：“故此求与中国永远平安和好，必得派一我国的人带我的权柄住在中国地方，以便弹压我们来的人，有不是，罚他们；有委屈，亦可护他们。这样办法，可保诸事平安。”对于英国方面的遣使要求，乾隆皇帝的答复是：“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向来西洋各国有愿来天朝当差之人，原准其来京，但既来之后，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会本国。此系定制，想尔国王亦所知悉。今尔国王欲求派一尔国之人住居京城，既不能若来京当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归本国，又不可听其往来常通信息，实为无益之事。且天朝所管地方最为广远，凡外番使臣到京，驿馆供给，行止出入，俱有一定体制，从无听其自便之例。今尔国若留人在京，言语不通，衣服殊制，无地可以安置。若必似来京当差之西洋人，令其一律改易服色，天朝亦从不肯强人以所难。设天朝欲差人常住尔国，亦岂尔国所能遵行?况西洋诸国甚多，非只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此事断难准行，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致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这样，拒绝了英国方面的要求。如果说俄国的商务代表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常驻外交代表，马戛尔尼使团时期英国方面希望派遣的已经是带有近现代意义上的常驻外交使节。其后，1816年阿美士德使华时，英国方面也非常明确地希望他能向中国方面提出在北京派遣常驻大臣的要求，并称如果中国方面同意英国方面派遣常驻大臣的要求，英国方面也将同意中国向英国派遣常驻大臣。英国方面显然有点一厢情愿了，中国方面不会允许英国向北京派遣常驻大臣，也无意向伦敦派遣常驻大臣。众所周知，后来阿美士德还未向嘉庆皇帝提出该项要求就被遣送出京了。
虽然向北京派遣常驻外交使节是英国人一直所希望的，但在鸦片战争期间英国方面并未向中国提出派遣外交使节常驻北京的要求。相反，美国等国家对这个问题则比较关注，在泰勒总统向国会提交的向中国派遣全权专员以谋求通商特权的咨文里，就非常关注“对中英两国各自打算在对方宫廷立即建立相应的大使馆、使团或全权外交官的常设官邸一事”，但他也很清楚，“虽然像已经观察到的那样，已经规定今后两国间的交往将以平等条件为基础。按照西方国家的惯例，大使或特命全权公使只能派驻到一个国家的元首或君主身边，而北京的朝廷迄今是否愿意遵循这些惯例，接受一位特命全权公使驻在宫廷附近，是可以怀疑的”。当然《中英南京条约》并没有派遣常驻使节的规定。显然，美国方面很清楚中国方面非常忌讳外交使节进京，因之，顾盛到华后，就多次以进京修约相威胁。其实这也只是一种策略，在中方满足美方的修约要求后，顾盛放弃了进京修约的要挟。在鸦片战争时期第一个正式向中国提出向北京派驻常驻外交使节的是法国，当耆英与法使拉萼尼谈到结盟事宜时，拉萼尼提出：“西洋诸国，若遇两相结好，必须各派使臣往来聘问，倘中国亦可仿办，伊国当遣使进京朝见，即留住京城，中国亦遣使至伊国都城驻扎，庶两国消息常通，方可互相帮助”。耆英以其“越分妄求”，即“折以定制，正言覆绝”。耆英认为，法国方面的建议。“显系假慕义助顺之名，为希宠观光之计，而又欲中国遣使聘问，妄自尊崇，转以有益中国为辞，冀我俯就，其用意甚为巧黠，较诸咪二国夷情，又属另一局面”。清政府同英、美、法等国签订第一批不平等条约后，各国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它们勒索的各项权益，因之外国使节常驻北京的问题被暂时搁置了起来。
二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向北京派遣常驻使节成为各国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开始凸现出来。到1851年的时候，西方各国就有“当前的中国的政策不可能不危及同它有条约关系的列强的友好关系而长期维持下去。为防止列强中的任何一国有必要采取强迫手段，有人提出由列强采取联合的和平的措施”的倡议，列强“和平措施”的核心是“它们要同时向北京的朝廷提出它们的不满并联合坚持派出各自代表驻在能有机会接近帝国宫廷的首都”。但不知何故，其后西方各国并没有立即向中国方面提出遣使进驻北京的要求。一直到1854年，英国曲解片面最惠国条款，援引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有关条约在12年后可以略作修改的条款，准备向中国提出修约要求。在英国外交大臣克勒拉德恩向驻华公使包令的训示中，其中就有“争取英国国主得有一位代表长久而光明正大地驻节在北京朝廷”。这年10月，英国驻华公使包令和美国驻华使节麦莲在天津向中方提出的修约要求中，英国方面的第一条即是“国钦派大臣，驻扎京师”。美国方面在修约要求中则提出：“嗣后欲免两国官宪民人有互相错会意思，并为免异日艰难，必须准合众国钦派便宜行事大臣、或别样有权办事之员，驻扎中国京都。”中方负责谈判的前长芦盐政崇纶等人根据咸丰皇帝除“民夷相争、及上海欠税、广东查税三条，尚可允其查办”，余“一概斥驳”的指示，对于英国的“钦
派大臣，驻扎京师”的要求，崇纶等人答复：“京师为辇毂重地，天津与畿辅毗连，并内地各处，从无外国之人混入其中。试问贵国尺地寸土能畀我中国乎?应毋庸议。”对于美国方面的遣使进京要求，崇纶等人给出同样的答案：“京师为辇毂重地，从无外国之人混入其中。”修约失败，使使节们相信：“除非有一个武力示威的支持和强迫，是得不到条约的修改或通商以及贸易情况的改善。”
不过新任美国驻华使节伯驾似乎觉得自己不依靠武力也能完成修约使命。伯驾准备向中国提出的四项修约目标中的第一目标即是：“三国派遣使节驻留北京，中国派遣代表分驻华盛顿、伦敦和巴黎。”伯驾到广州后，向负责修约事务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发出了修约照会。由于在叶名琛看来，伯驾提出修约要求，不过是因为其此前曾在“粤匪倡乱时”与“各匪首密相往来，并于各夷商扬言：粤匪必能成事。迨至官兵将各匪一律荡平，该酋颇觉无颜，即于上年夏间自行回国”后，“终心怀忿忿，必欲别处己见，掩人耻笑”之举，这也就注定了伯驾的广州修约不可能成功。其后伯驾来到福州，向闽浙总督王懿德发出修约照会，对于伯驾照会中的“合众国驻扎中国之大臣，要在辇毂之下居住；并求皇上简派大臣，亦驻扎 该国华盛顿城内”的要求，王的答复是“汪洋大海，相隔甚远，彼此均有不便。且都城内外，均非夷酋驻扎之地，所请恐难准行”。在福州修约失败后，伯驾仍然没有放弃，他随后又来到上海，但等待他的仍然是拒绝和失败。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随着英法联军占领广州，英、法、美、俄四国使节同时向大学士裕诚发出了希望在上海修约的照会，其中法国的照会中特别向裕诚提到了使节进驻北京的“好处”：“查大西各国，常派大臣前往各国京师寄寓，向例如此。今就贵国而论，苟京师有本国或大英国钦差大臣寄寓，俾凡有不协之处，可直进奏。或不寄寓，倘有两国交涉之事，即能前赴妥办，甚为方便。”对于各国的照会，裕诚的答复是，希望各国能按既有的办事规则回广东找接替叶名琛的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谈判修约，拒绝在上海修约谈判。裕诚的答复显然让四国使节很不满意，于是1858年4月四国使节在英法联军的护送下来到天津，分别向直隶总督谭廷襄发出了修约照会，要求清政府派出全权代表进行修约谈判。由于英法认为直隶总督谭廷襄没有全权，拒绝与之谈判，而俄使普提雅廷和美使列卫廉则以和平谈判使者的面目出现，先后与中方代表进行了接触。在列卫廉与谭谈判之始，列就提出了包括11项内容的谈判提纲，其中一条对外交使节常驻首都要求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合众国特派钦命大臣，应准驻扎京师，或随时来往。彼处泰西各国于别国钦派大员，无一不从此制。至两国官民，遇有酌夺之事，争论之端，立可上达朝廷，善为调处，此乃各国历来通行，而大获其益者也。若中华大宪与外国钦使面晤往来，既可查考其国政民俗，间遇华民被外国苦害者，亦可达知各钦使详解申理。由此观知，此款若蒙俞允，彼此均受其益。譬之交际，必须互相觌面，方能常存交谊。当咸丰六年，设使有美国钦使在京都，则粤东之祸可免。现观其究竟恐为中国之害，然使今日有钦使一位住居该处，自能息止维艰。复修和好。”谭廷襄等人与俄、美的谈判由于双方的立场差距，进展并不顺利。而俄国人此时除了积极向中方勒索权益，俄使普提雅廷还以调停人的身份帮助英、法勒索权益：“所求，最要在进京一节。若有要事，或隔数年，准其进京一次，随从不过数人，中国何畏何惧?如将此节应允，伊即出头了结别事，否则不能开口，务须速给回信，以免参商。”对于俄使代英法提出的进驻北京的要求，谭廷襄的意见是：“自办理夷务以来，五口通商，遇有所求，往往推往广东。而广东又置之不答，迁延粉饰，不将实情上达，遂至激而至此，将来唇舌，正恐不一而足。从前西洋人南怀仁等，有终身在钦天监当差者，今伊等只请数年一次，或有要事方敢至京一次。如此随从数人，或约定行走陆路，不准去便天津海道。但能妥为驾驭，籍弥边患，未始非抚夷之一册。”谭廷襄显然对问题想得太简单了，这一点咸丰皇帝倒是看得比较清楚，其对谭廷襄的建议朱批：“卿等知其一，未知其二。俄夷之由旱路，实欲窥视喀尔喀，以遂其将来蚕食之谋。之隔数年或有要事进京一次，迥非昔时可比，言似近情，心实叵测。盖昔时住京洋人，因学算法，操纵由我，无虑为患。今则来去自伊，贪得无厌，若只顾了局，终有隐忧。”其后谭廷襄等又“屡以允进京为请”。咸丰皇帝认为谭廷襄等人“未免过涉惊慌”，“直似此事一准，其余遂可不烦讲论。岂知进京之请，半由俄夷因不允所请，特籍、为要挟”。
由于中方一直没有派出英法所谓的“全权代表”，英法联军最终攻占了大沽炮台，并向天津地区推进。咸丰皇帝不得不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前往天津办理交涉。并给予了二人“便宜行事”之权㈣㈣。在其后的整个谈判中，中英之间的谈判居于核心地位。在谈判一开始，英国使团翻译李泰国就叫嚣：“必须允其进京驻扎，方能在津议事，否则仍直带兵入都。”李泰国的威胁对桂良等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桂良认为，英国等国在使节驻京问题上已是“志在必行，万难转圜”。当然桂良他们也知道“谭廷襄曾有夷人进京之请，早奉谕旨斥驳，万不准行”的旧事，因之在“使节进京”问题上提出所谓的“思避重就轻之法”。他的“避重就轻”之法即是“密饬卞宝书前往熟商，俟定议之后，各船起碇回国，再行进京，随带不准多人”。或丰皇帝面对英国等国的威逼，被迫同意“将各款定议妥协，并将兵船退至拦江沙外，然后再议进京之事”。但咸丰皇帝似乎准备采取拖延战术，希图各国最终能放弃进京：“唯各国向无进京之例，此次应行礼节，亦须彼此商定，按照中国礼节。至各夷进京，中国民人亦必惊疑，更须先为晓谕，不能零时猝办。”同时，咸丰皇帝寄望于他加派的耆英能利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与各国间建立的“老朋友”关系，能最终解决各国使节的进京问题：“如佳良、花沙纳所许，该夷犹未满意，著耆英酌量，再行允准几条。或者改夷因耆英于夷务情形熟悉，可消弭进京之请，则更稳妥。接到此旨，不可先行泄漏，此时桂良等作为第一次准驳，留耆英在后，以为完全此事之人。”面对咸丰皇帝的算盘，英国人显然没那么容易对付，英国人对于自己所提要求的基本态度是“非所求全允不可”。
在中英谈判胶着的时候，俄国人由于通过《中俄瑷珲条约》已经满载而归，因之，6月13日中俄双方签订了看似简单，但俄方权益一点也不少的《中俄天津条约》，对于俄使进京问题，条约只是模糊规定：“遇有要事，俄国使臣或由恰克图进京故道，或由就近海口，预日行文，以便进京商办。使臣及随从人等迅速顺路行走，沿途及京师公馆，派人妥为预备，以上费用，均由俄国经理，中国毋庸预备。”但条约同时规定：“以后大清国若有重待外国通商等事，凡有利益之处，毋庸再议，即与俄国一律办理施行。”6月18日，中美《天津条约》
签订，关于“使节进京”问题，条约第五款规定：“大合众国大臣遇有要事，不论何时应准到北京暂住，与内阁大学士或与派出平行大宪酌议关涉彼此利益事件。但每年不得逾一次，到京后迅速定议，不得耽延。往来应由海口，或由陆路，不可驾驶兵船；进天津海口，先行知照地方官，派船迎接。若系小事。不得因有此条轻请进京。至上京，必须先行照会礼部，俾得备办一切事款，往返护送，彼此以礼相待。寓京之日，按品备办公馆，所有费用，自备资斧；其跟从大合众国钦差人等，不得逾二十人之数，雇觅华民供役在外，到处不得带货贸易。”但其第六款规定：“嗣后无论何时，倘中华大皇帝情愿与别国，或立约，或为别故，允准与众友国钦差前往京师，到彼居住，或旧或暂，即毋庸再行计议特许，应准大合众国钦差一律照办，同沾此典。”吲㈣
中俄、中美条约签订后，“公使进京”问题成为中英谈判中最后争论的问题。桂良等人的想法是按照中俄、中美条约当中“将来果有要事准其进京，随带不过数人，一年不过一次”的原则予以处理，但英国方面不愿就此办理：“各省督抚，蒙蔽太甚，必须伊国日有钦差在京，方能得信迅速。”面对英国人的威逼，桂良只能向咸丰皇帝建议：“此时与该夷议明，目前权且不往，先委数员看定寓所。中国代为租赁。俟彼此互换条约后，始由该国简派钦差前来，约计总在一年以外。每年不过二三十人，一切费用，均由该夷自备，全与中国无干。京城各处，除宫禁要地不准往来，其余各处任行无阻。”桂良认为：“夷性本属犬羊，向来最苦中国藐视，故欲得驻京师，以示体面。但能派员妥为照料，或者由感生悔，可释从前怀疑。即或不按本分，人数不多，亦可钤制。”对于英国方面的要求和桂良的建议，咸丰皇帝的态度是只同意按中俄、中美条约中的“有事进京”的原则办，“若必欲驻京，则俄夷成例具在，但能派学生留住，不能有钦差名目。须该中国衣冠，听中国约束，专令学习技艺，不得与闻公事”。对于使节常驻北京的问题，不仅咸丰皇帝不愿意，京城的很多官员也持强烈反对的态度。吏部尚书周祖培就曾专折论述了外使驻京的八大害，认为“该夷一人京师，则一切政令必多牵制，即欲为生聚教训之谋，不可得矣。宗人府府丞钱宝青更是认为允许公使进京是“千古未有之奇闻”。并建议如果桂良等再请“准外使驻京”，“是桂良等不能力持大局，即予罢斥，敕令回京，不准再与夷人辩议，从前所给准行盖置不论”。“如能罢议驻京，则共息干戈，言归于好，所有已准之款，仍许议行。如此恩威并示，庶夷人有所震惜(摄)，即桂良等亦稍知振作，而于抚局仍属无伤，此后酌议条款，转觉易于折辩”。内阁侍读学士段晴川、翰林院侍讲许彭寿、山东道御史陈溶等也上折反对外国公使进驻北京。面对京中的一片反对外国公使进京之声，咸丰皇帝的态度是：“准夷酋之伪钦差驻京师，动受节制，战抚两难，贻患无穷，不如战。”但“此时尚未到应战之时耳”。要求各巡防大臣、军机大臣、周祖培等“从长和衷商议”。
但英国方面已经没有时间让咸丰帝的大臣们“从长和衷商议”。在咸丰帝下发“从长和衷商议”朱谕的同时，英国方面向桂良等人发出强硬照会，称中方“徒事迁延”，威胁“若再无定说”，将带兵北进㈣㈣。面对英国的强硬态度和京城的批评之声，桂良等人颇感为难，在奏折中，桂良等人向咸丰皇帝诉苦：“此次两夷入津口后，狂悖情状，难以言传，皆有窥破中国虚实，故致大肆猖獗。”在“进既不可战，退又不可守”的情况下，他们只能是满足英法的要求，同两国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为取得咸丰皇帝对条约的批准，桂良等人在通报签约情况的折子中极力淡化“公使进京”的危害：“夷人之欲驻京，一欲夸耀外国，一欲就近奏事，并非有深谋诡计于其间。今议一年始行复来，并不带兵，即数十人，亦不过如高丽使臣，国家代之以礼。彼伪钦差即与一品官平行，必无他意，且彼必欲挈眷，是仿古人为质者，防范傥严，拘属甚易。且以数十人深入重地，不难钤制。纵恐日久结匪，祸生不测，不知都城虽大，严为稽查，奸宄无从混迹。改夷雇工使用，必由官为经理，所雇之人，即可窥其动静。夷人最怕花钱，任其自备资斧，又畏风尘，驻之无益，必将自去。此驻京之可从权允准也。”由于形势严峻，对于桂良等人的先斩后奏，咸丰帝也只能是“揽奏徒增愤懑”了。在中英最终签订的《天津条约》中，关于公使驻京问题，其第三款规定：“大英钦差各等大员及其眷属可在京师，或长行居住，或能随时往来，总侯奉本国谕旨遵行；英国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大英钦差大臣作为代国秉权大员，觐大清皇上时，遇有碍于国体之礼，是不可行。唯大英君主每有派员前往泰西各与国拜国主之礼，亦拜大清皇上，以昭划一肃敬。至在京师租赁地基或房屋，作为大臣等员公馆，大清官员亦宜协同襄办。雇觅夫役，亦随其意，毫无阻拦。待大英钦差公馆眷属、随员人等，或有越礼欺藐等情弊，该犯有地方官从严惩办。”而中法《天津条约》的第二款规定：“凡有大法国特派钦差大臣公使等予以诏敕前来中国者，或有本国重务办理，皆准进京侨居，按照泰西各国无异。又议定，将来假如凡与中国有立章程之国，或派本国钦差公使等进京长住者，大法国亦能照办。凡进京之钦差大臣公使等，当其暂居京师之时，无不按照情理全获施恩，其施恩者乃所有身家、公所与各来往公文、书信等件皆不得擅动，如在本国无异；凡欲招置人通事、服役人等可以延募。毫无阻拦。所有费用，均由本国自备。大清国大皇帝欲派钦差大臣前往大法国京师侨居，无不各按品级延接，全获恩施，俱照泰西各国所派者无异。”
三
按照《中英天津条约》的规定，双方将就关税问题在上海进行谈判。本来按桂良等人的想法，关税谈判将交由江苏巡抚赵德辙、江苏布政使薛焕负责。但咸丰皇帝却命令桂良等前往江苏负责谈判，据其上谕称，这主要是考虑到“此次夷务章程，系桂良等与改夷面定，自系一手经理”。但从同一份上谕中其对两江总督何桂清的神秘指示来看，显然不是那么简单：“此次商定税则，系夷务一大转关，何桂清务倍加慎密，不但严缉暗递消息之汉奸为要，即京员或有信函，尤不可稍为摇惑，议论多而实际少，唯静候内定办法，方能于大局有益也。”回其“内定办法”由于现在未见咸丰皇帝的密谕，不知其具体内容，但从大臣们和他的通信来看，其要似乎是准备以全免关税换取《天津条约》的废弃。如果不行，则务必争取“派员驻京、内江通商、及内地游行、赔偿兵费始还广东省城”等四项规定的废除，而在务必争取废除的四项规定中，“第一最要之事”当是指的“派员驻京”。
在税则谈判粗有头绪之后，中方的谈判人员“即用言语旁敲侧击，将驻京等事，隐约其词，仍向该夷商探”。但英国方面的态度是：“条约以外之事，均可商量，条约既定之说，万不能动。坚持定见，矢口不移。”“纵能免税，亦难罢弃条约。”对于中方最为关注的“驻京一款，且以奉到朱批， 业经奏明伊国君主，不能更动为词。最后，在中方的强烈要求下，英国对华全权交涉代表额尔金勋爵只是同意向英国政府建议：“如果来年换约的时候，女王陛下的大使能在北京受适当的接待，并在所有其他的细节上，天津所议定的条约能获得全部实施，那么就训令女王陛下的驻中国代表在北京以外的其他地方选择一驻扎地点，或按期访问京师，或仅视公务上的需要随时前往。”
面对英国方面的态度，咸丰皇帝不得不回到现实中来。他首次对桂良等人在谈判中的艰难处境表示理解：“该大臣等迫于时势，亦属势处两难，该大臣之苦衷，已在朕洞见之中。”在进京换约问题上也表现出了弹性：“因思驻京一节，为患最巨，断难允行。至进京换约，如能尽力阻止，更属妥善；倘改夷坚执不肯，务须剀切言明：议定由海口进京时，所带人数不准过十名，不得携带军械，到京后，照外国进京之例，不得坐轿摆队，换约之后，即行回帆，不许在京久住。”
1859年6月，英国公使布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率队准备进京换约。但在天津就因拒绝按照中方的要求进京换约，并强行闯入拦江沙，双方再次发生武装冲突。由于清方的天津守将僧格林沁等已经“部署半年之久，各营军士无不奋勇出力”，英法军队大败而归。英法联军败退的消息传回伦敦和巴黎后，英、法分别再次任命额尔金勋爵、葛罗作为对华交涉全权代表，并率二万五千人的英法联军前往中国。
1860年2月，布鲁斯和布尔布隆分别代表英国和法国向中方发出照会，提出如果中国想“止息干戈”，就必须：“一、贵大臣宜照会本大臣，以为认错去岁五月间，在大沽海口攻击本国船只之事；二、许本国大臣进京换约暨驻扎中国，钦差大臣由大沽河进京，长驻京师；三、八年间在天津所定之和约，宜通行中国众官民，遵守勿违；四、按本国此次水陆二军所费饷需，照数赔还。”英、法方面的要求为中方所拒绝，咸丰皇帝坚持“凡和约内应行通融办理事宜”“于上海定议，各无异说后，不带兵船，减从北来，于北塘地方守候换约，在中国必不咎既往，当令查照咪国换约章程，再行商量办理。倘必欲多带兵船，仍从大沽行走，是并非真心换约，则应听海口办防之大臣据理酌办”。
1860年8月英、法联军绕开清军布防较好的大沽，出其不意的攻占了北塘，然后开始包抄大沽。在英法联军的强力军事威胁下，咸丰皇帝不得不谕令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和直隶总督恒福：“即可向该夷告以援照咪夷之例，减带从人，由北塘进京换约……若在北塘议和，稍不遂意，必有变更，总不如准其进京商议为妥，尤不可令该夷稍生疑虑，方能就我抚局。如愿来京换约，即与该夷约定日期，迅速具奏。”)其后，咸丰皇帝又任命大学士桂良为钦差大臣赴天津办理案件。桂良到津后，英法方面除前述四项要求外，又提出增开天津为口岸的要求。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后，桂良答应了英法上述各项要求，但关于各项要求的办理细节，双方还未达成一致。随后双方在“英法是否带兵进京换约”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英法带兵进京换约的要求为咸丰皇帝所拒绝。其后，英法联军开始向通州推进，咸丰皇帝不得不改派怡亲王载垣和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前往通州办理交涉。当英法联军推进到通州后，载垣等同意了包括准许英、法各带兵不超过四百进京换约在内的各项要求，咸丰皇帝也同意载垣等人的让步。但就在双方即将签订协议的时候，英国方面又提出进京换约时要向咸丰皇帝亲递国书的要求，咸丰皇帝对于英方要求的回应是：“如欲亲递国书，必须按照中国礼节，跪拜如仪，方可允许；设或不能，只宜按照咪、俄之例将国书赍至京师，交钦差大臣呈进，俟接受后，给与玺书，亦与亲递无异。现在抚局将有成就，不值因礼节而决裂，设该夷固执前说，不知悔悟，唯有与之决战。”由于英国方面亲递国书的态度非常坚决，载垣等人扣留了态度骄横的英国方面负责谈判沟通的代表巴夏礼，随后咸丰皇帝宣布与英法决战。但此时军心涣散的清军已经无力阻挡英法联军的进攻，联军开始向北京推进。面对京城危机，咸丰皇帝不得不改派恭亲王奕{斤作为钦差大臣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督办和局。自己则以“秋缐”之名逃往承德。英法联军控制北京后，奕{斤被迫分别与英国、法国先后签订了《北京条约》。关于公使驻京问题，中英《北京条约》第二款规定：“前于戊午年九月，大清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大英钦差大臣额尔金，将大英钦差大臣驻华大臣嗣在何处居住一节，在沪会商，所定之议，兹特申明作为罢论。将来大英钦差大臣在京长驻，抑或随时往来?仍照原约第三款明文，总侯本国谕旨遵行。”中法《北京条约》第三款则规定：“从换约之日起，咸丰八年在天津所定之和约及遗补之款，除现在所改之款外，即日均应一一遵行。”饶有意味的是，导致双方最终决裂开战的“亲递国书”问题，在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当中并无被提及，而这个问题又是咸丰皇帝极为关注的，这也是他是否回京的重要条件之一。在其后的交涉中，英国公使布鲁斯答复“断无勉强之理”。但咸丰皇帝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他钟爱的京城。
《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和法国开始同中方商讨使馆房屋的租借问题。英国方面最开始“以怡亲王府屋宇宽敞，必欲为将来驻京之馆”。在奕等坚决拒绝后，英国方面又提出以每年一千五百两的价格租借“东城内长安街之继公府”，但也被中方拒绝。经过商议，中方最终同意英国方面以每年一千两的价格租住在外任职的奕梁的梁公府。法国方面最初也试图租住肃亲王府，为中方所拒绝后，法国方面最终也以每年一千两的驻京租得了东交民巷景崇德府邸。1861年3月25日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率领法国使团达到北京，第二天英国公使布鲁斯率领英国使团抵达北京。其后，俄国驻华公使巴留申克于7月8日进驻北京；美国公使蒲安臣于1962年7月20日到达北京。各国最终实现了公使进驻北京的梦想。
在近现代的国家关系中，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的首都派遣常驻外交使节本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情。当然，这有两个前提，就是双方应是自愿和平等的。但在晚清，西方各国在向中国派遣常驻使节的过程却既不是自愿的，也不是平等的。从一开始，清政府方面就无意让西方各国的使节进驻北京，清朝的统治者不承认天下有与自己对等的政体，拒绝让“夷人”观光上国，以免破坏天朝大国的旧有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时是清政府不愿意平等对待西方各国；其后，西方各国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炮舰政策”，它们希图通过“炮舰”把自己的使节送进北京，以更好维护它们通过不平等条约勒索到的各项权益，而晚清统治者这时则担心使节进京后会影响政权稳定，因之也不愿意各国使节进驻北京，而西方各国的国力已足以迫使清政府满足它们的愿望，它们通过强力把使节送进了北京，这时可以说是西方各国无意平等对待清政府，这种非平等和自愿的遣使要求使整个遣使历程变得非常的艰难。即使后来各国公使进驻了北京，使节们按国际仪节觐见国家元首的惯例也一直到同治皇帝成年后才得以实现。而中国方面也一直到1875年才开始对外派驻公使，完全接受建交国家互派使节的国际惯例。
[作者简介]梁建，男，1972年生，重庆市荣昌县 人，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云南师范 大学历史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 的教学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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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晚清，西方各国，使节，进京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8-0044-07
随着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欧洲国家之间开始建立起常驻外交使节制度；其后，经过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外交使节的派遣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常驻外交使节制度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推行。但在晚清中外关系中，不论是西方各国向中国派遣常驻外交使节还是中国向西方各国派遣常驻使节，其历程皆非常艰难，其中中国向西方各国派遣常驻使节历程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①，而西方各国向中国派遣常驻使节方面，笔者还未见到专题研究，本文就拟对西方各国向中国派遣常驻使节的历程做一概略分析。
一
在清朝前期，欧洲各国就曾试图向北京派遣常驻使节。现有资料说明早在1720年俄国向中国派遣伊兹马伊洛夫使团时，俄国方面就以“为消除俄中两国属民在北京发生的龃龉和争执”为由，向中方提出“需要在该京城设常驻商务代表或领事，以便管束俄国人，制止他们胡作非为”。其后，中方不仅同意使团秘书兰格作为商务代表留驻北京，而且中国官方还承担了其生活费用。当然，从严格的国际法意义上说，领事体系和外交使团体系是两个不同的体系，俄国人派驻北京的商务代表或领事兰格算不上常驻外交使团代表。
但清政府的这种特别照顾，让与中国方面有大量贸易往来的英国人极其羡慕，因之1793年英国方面向中国派遣马戛尔尼使团时，英国国王就在致乾隆皇帝的“表文”中提出向中国派遣常驻使节的要求：“故此求与中国永远平安和好，必得派一我国的人带我的权柄住在中国地方，以便弹压我们来的人，有不是，罚他们；有委屈，亦可护他们。这样办法，可保诸事平安。”对于英国方面的遣使要求，乾隆皇帝的答复是：“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向来西洋各国有愿来天朝当差之人，原准其来京，但既来之后，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会本国。此系定制，想尔国王亦所知悉。今尔国王欲求派一尔国之人住居京城，既不能若来京当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归本国，又不可听其往来常通信息，实为无益之事。且天朝所管地方最为广远，凡外番使臣到京，驿馆供给，行止出入，俱有一定体制，从无听其自便之例。今尔国若留人在京，言语不通，衣服殊制，无地可以安置。若必似来京当差之西洋人，令其一律改易服色，天朝亦从不肯强人以所难。设天朝欲差人常住尔国，亦岂尔国所能遵行?况西洋诸国甚多，非只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此事断难准行，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致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这样，拒绝了英国方面的要求。如果说俄国的商务代表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常驻外交代表，马戛尔尼使团时期英国方面希望派遣的已经是带有近现代意义上的常驻外交使节。其后，1816年阿美士德使华时，英国方面也非常明确地希望他能向中国方面提出在北京派遣常驻大臣的要求，并称如果中国方面同意英国方面派遣常驻大臣的要求，英国方面也将同意中国向英国派遣常驻大臣。英国方面显然有点一厢情愿了，中国方面不会允许英国向北京派遣常驻大臣，也无意向伦敦派遣常驻大臣。众所周知，后来阿美士德还未向嘉庆皇帝提出该项要求就被遣送出京了。
虽然向北京派遣常驻外交使节是英国人一直所希望的，但在鸦片战争期间英国方面并未向中国提出派遣外交使节常驻北京的要求。相反，美国等国家对这个问题则比较关注，在泰勒总统向国会提交的向中国派遣全权专员以谋求通商特权的咨文里，就非常关注“对中英两国各自打算在对方宫廷立即建立相应的大使馆、使团或全权外交官的常设官邸一事”，但他也很清楚，“虽然像已经观察到的那样，已经规定今后两国间的交往将以平等条件为基础。按照西方国家的惯例，大使或特命全权公使只能派驻到一个国家的元首或君主身边，而北京的朝廷迄今是否愿意遵循这些惯例，接受一位特命全权公使驻在宫廷附近，是可以怀疑的”。当然《中英南京条约》并没有派遣常驻使节的规定。显然，美国方面很清楚中国方面非常忌讳外交使节进京，因之，顾盛到华后，就多次以进京修约相威胁。其实这也只是一种策略，在中方满足美方的修约要求后，顾盛放弃了进京修约的要挟。在鸦片战争时期第一个正式向中国提出向北京派驻常驻外交使节的是法国，当耆英与法使拉萼尼谈到结盟事宜时，拉萼尼提出：“西洋诸国，若遇两相结好，必须各派使臣往来聘问，倘中国亦可仿办，伊国当遣使进京朝见，即留住京城，中国亦遣使至伊国都城驻扎，庶两国消息常通，方可互相帮助”。耆英以其“越分妄求”，即“折以定制，正言覆绝”。耆英认为，法国方面的建议。“显系假慕义助顺之名，为希宠观光之计，而又欲中国遣使聘问，妄自尊崇，转以有益中国为辞，冀我俯就，其用意甚为巧黠，较诸咪二国夷情，又属另一局面”。清政府同英、美、法等国签订第一批不平等条约后，各国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它们勒索的各项权益，因之外国使节常驻北京的问题被暂时搁置了起来。
二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向北京派遣常驻使节成为各国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开始凸现出来。到1851年的时候，西方各国就有“当前的中国的政策不可能不危及同它有条约关系的列强的友好关系而长期维持下去。为防止列强中的任何一国有必要采取强迫手段，有人提出由列强采取联合的和平的措施”的倡议，列强“和平措施”的核心是“它们要同时向北京的朝廷提出它们的不满并联合坚持派出各自代表驻在能有机会接近帝国宫廷的首都”。但不知何故，其后西方各国并没有立即向中国方面提出遣使进驻北京的要求。一直到1854年，英国曲解片面最惠国条款，援引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有关条约在12年后可以略作修改的条款，准备向中国提出修约要求。在英国外交大臣克勒拉德恩向驻华公使包令的训示中，其中就有“争取英国国主得有一位代表长久而光明正大地驻节在北京朝廷”。这年10月，英国驻华公使包令和美国驻华使节麦莲在天津向中方提出的修约要求中，英国方面的第一条即是“国钦派大臣，驻扎京师”。美国方面在修约要求中则提出：“嗣后欲免两国官宪民人有互相错会意思，并为免异日艰难，必须准合众国钦派便宜行事大臣、或别样有权办事之员，驻扎中国京都。”中方负责谈判的前长芦盐政崇纶等人根据咸丰皇帝除“民夷相争、及上海欠税、广东查税三条，尚可允其查办”，余“一概斥驳”的指示，对于英国的“钦
派大臣，驻扎京师”的要求，崇纶等人答复：“京师为辇毂重地，天津与畿辅毗连，并内地各处，从无外国之人混入其中。试问贵国尺地寸土能畀我中国乎?应毋庸议。”对于美国方面的遣使进京要求，崇纶等人给出同样的答案：“京师为辇毂重地，从无外国之人混入其中。”修约失败，使使节们相信：“除非有一个武力示威的支持和强迫，是得不到条约的修改或通商以及贸易情况的改善。”
不过新任美国驻华使节伯驾似乎觉得自己不依靠武力也能完成修约使命。伯驾准备向中国提出的四项修约目标中的第一目标即是：“三国派遣使节驻留北京，中国派遣代表分驻华盛顿、伦敦和巴黎。”伯驾到广州后，向负责修约事务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发出了修约照会。由于在叶名琛看来，伯驾提出修约要求，不过是因为其此前曾在“粤匪倡乱时”与“各匪首密相往来，并于各夷商扬言：粤匪必能成事。迨至官兵将各匪一律荡平，该酋颇觉无颜，即于上年夏间自行回国”后，“终心怀忿忿，必欲别处己见，掩人耻笑”之举，这也就注定了伯驾的广州修约不可能成功。其后伯驾来到福州，向闽浙总督王懿德发出修约照会，对于伯驾照会中的“合众国驻扎中国之大臣，要在辇毂之下居住；并求皇上简派大臣，亦驻扎 该国华盛顿城内”的要求，王的答复是“汪洋大海，相隔甚远，彼此均有不便。且都城内外，均非夷酋驻扎之地，所请恐难准行”。在福州修约失败后，伯驾仍然没有放弃，他随后又来到上海，但等待他的仍然是拒绝和失败。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随着英法联军占领广州，英、法、美、俄四国使节同时向大学士裕诚发出了希望在上海修约的照会，其中法国的照会中特别向裕诚提到了使节进驻北京的“好处”：“查大西各国，常派大臣前往各国京师寄寓，向例如此。今就贵国而论，苟京师有本国或大英国钦差大臣寄寓，俾凡有不协之处，可直进奏。或不寄寓，倘有两国交涉之事，即能前赴妥办，甚为方便。”对于各国的照会，裕诚的答复是，希望各国能按既有的办事规则回广东找接替叶名琛的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谈判修约，拒绝在上海修约谈判。裕诚的答复显然让四国使节很不满意，于是1858年4月四国使节在英法联军的护送下来到天津，分别向直隶总督谭廷襄发出了修约照会，要求清政府派出全权代表进行修约谈判。由于英法认为直隶总督谭廷襄没有全权，拒绝与之谈判，而俄使普提雅廷和美使列卫廉则以和平谈判使者的面目出现，先后与中方代表进行了接触。在列卫廉与谭谈判之始，列就提出了包括11项内容的谈判提纲，其中一条对外交使节常驻首都要求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合众国特派钦命大臣，应准驻扎京师，或随时来往。彼处泰西各国于别国钦派大员，无一不从此制。至两国官民，遇有酌夺之事，争论之端，立可上达朝廷，善为调处，此乃各国历来通行，而大获其益者也。若中华大宪与外国钦使面晤往来，既可查考其国政民俗，间遇华民被外国苦害者，亦可达知各钦使详解申理。由此观知，此款若蒙俞允，彼此均受其益。譬之交际，必须互相觌面，方能常存交谊。当咸丰六年，设使有美国钦使在京都，则粤东之祸可免。现观其究竟恐为中国之害，然使今日有钦使一位住居该处，自能息止维艰。复修和好。”谭廷襄等人与俄、美的谈判由于双方的立场差距，进展并不顺利。而俄国人此时除了积极向中方勒索权益，俄使普提雅廷还以调停人的身份帮助英、法勒索权益：“所求，最要在进京一节。若有要事，或隔数年，准其进京一次，随从不过数人，中国何畏何惧?如将此节应允，伊即出头了结别事，否则不能开口，务须速给回信，以免参商。”对于俄使代英法提出的进驻北京的要求，谭廷襄的意见是：“自办理夷务以来，五口通商，遇有所求，往往推往广东。而广东又置之不答，迁延粉饰，不将实情上达，遂至激而至此，将来唇舌，正恐不一而足。从前西洋人南怀仁等，有终身在钦天监当差者，今伊等只请数年一次，或有要事方敢至京一次。如此随从数人，或约定行走陆路，不准去便天津海道。但能妥为驾驭，籍弥边患，未始非抚夷之一册。”谭廷襄显然对问题想得太简单了，这一点咸丰皇帝倒是看得比较清楚，其对谭廷襄的建议朱批：“卿等知其一，未知其二。俄夷之由旱路，实欲窥视喀尔喀，以遂其将来蚕食之谋。之隔数年或有要事进京一次，迥非昔时可比，言似近情，心实叵测。盖昔时住京洋人，因学算法，操纵由我，无虑为患。今则来去自伊，贪得无厌，若只顾了局，终有隐忧。”其后谭廷襄等又“屡以允进京为请”。咸丰皇帝认为谭廷襄等人“未免过涉惊慌”，“直似此事一准，其余遂可不烦讲论。岂知进京之请，半由俄夷因不允所请，特籍、为要挟”。
由于中方一直没有派出英法所谓的“全权代表”，英法联军最终攻占了大沽炮台，并向天津地区推进。咸丰皇帝不得不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前往天津办理交涉。并给予了二人“便宜行事”之权㈣㈣。在其后的整个谈判中，中英之间的谈判居于核心地位。在谈判一开始，英国使团翻译李泰国就叫嚣：“必须允其进京驻扎，方能在津议事，否则仍直带兵入都。”李泰国的威胁对桂良等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桂良认为，英国等国在使节驻京问题上已是“志在必行，万难转圜”。当然桂良他们也知道“谭廷襄曾有夷人进京之请，早奉谕旨斥驳，万不准行”的旧事，因之在“使节进京”问题上提出所谓的“思避重就轻之法”。他的“避重就轻”之法即是“密饬卞宝书前往熟商，俟定议之后，各船起碇回国，再行进京，随带不准多人”。或丰皇帝面对英国等国的威逼，被迫同意“将各款定议妥协，并将兵船退至拦江沙外，然后再议进京之事”。但咸丰皇帝似乎准备采取拖延战术，希图各国最终能放弃进京：“唯各国向无进京之例，此次应行礼节，亦须彼此商定，按照中国礼节。至各夷进京，中国民人亦必惊疑，更须先为晓谕，不能零时猝办。”同时，咸丰皇帝寄望于他加派的耆英能利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与各国间建立的“老朋友”关系，能最终解决各国使节的进京问题：“如佳良、花沙纳所许，该夷犹未满意，著耆英酌量，再行允准几条。或者改夷因耆英于夷务情形熟悉，可消弭进京之请，则更稳妥。接到此旨，不可先行泄漏，此时桂良等作为第一次准驳，留耆英在后，以为完全此事之人。”面对咸丰皇帝的算盘，英国人显然没那么容易对付，英国人对于自己所提要求的基本态度是“非所求全允不可”。
在中英谈判胶着的时候，俄国人由于通过《中俄瑷珲条约》已经满载而归，因之，6月13日中俄双方签订了看似简单，但俄方权益一点也不少的《中俄天津条约》，对于俄使进京问题，条约只是模糊规定：“遇有要事，俄国使臣或由恰克图进京故道，或由就近海口，预日行文，以便进京商办。使臣及随从人等迅速顺路行走，沿途及京师公馆，派人妥为预备，以上费用，均由俄国经理，中国毋庸预备。”但条约同时规定：“以后大清国若有重待外国通商等事，凡有利益之处，毋庸再议，即与俄国一律办理施行。”6月18日，中美《天津条约》
签订，关于“使节进京”问题，条约第五款规定：“大合众国大臣遇有要事，不论何时应准到北京暂住，与内阁大学士或与派出平行大宪酌议关涉彼此利益事件。但每年不得逾一次，到京后迅速定议，不得耽延。往来应由海口，或由陆路，不可驾驶兵船；进天津海口，先行知照地方官，派船迎接。若系小事。不得因有此条轻请进京。至上京，必须先行照会礼部，俾得备办一切事款，往返护送，彼此以礼相待。寓京之日，按品备办公馆，所有费用，自备资斧；其跟从大合众国钦差人等，不得逾二十人之数，雇觅华民供役在外，到处不得带货贸易。”但其第六款规定：“嗣后无论何时，倘中华大皇帝情愿与别国，或立约，或为别故，允准与众友国钦差前往京师，到彼居住，或旧或暂，即毋庸再行计议特许，应准大合众国钦差一律照办，同沾此典。”吲㈣
中俄、中美条约签订后，“公使进京”问题成为中英谈判中最后争论的问题。桂良等人的想法是按照中俄、中美条约当中“将来果有要事准其进京，随带不过数人，一年不过一次”的原则予以处理，但英国方面不愿就此办理：“各省督抚，蒙蔽太甚，必须伊国日有钦差在京，方能得信迅速。”面对英国人的威逼，桂良只能向咸丰皇帝建议：“此时与该夷议明，目前权且不往，先委数员看定寓所。中国代为租赁。俟彼此互换条约后，始由该国简派钦差前来，约计总在一年以外。每年不过二三十人，一切费用，均由该夷自备，全与中国无干。京城各处，除宫禁要地不准往来，其余各处任行无阻。”桂良认为：“夷性本属犬羊，向来最苦中国藐视，故欲得驻京师，以示体面。但能派员妥为照料，或者由感生悔，可释从前怀疑。即或不按本分，人数不多，亦可钤制。”对于英国方面的要求和桂良的建议，咸丰皇帝的态度是只同意按中俄、中美条约中的“有事进京”的原则办，“若必欲驻京，则俄夷成例具在，但能派学生留住，不能有钦差名目。须该中国衣冠，听中国约束，专令学习技艺，不得与闻公事”。对于使节常驻北京的问题，不仅咸丰皇帝不愿意，京城的很多官员也持强烈反对的态度。吏部尚书周祖培就曾专折论述了外使驻京的八大害，认为“该夷一人京师，则一切政令必多牵制，即欲为生聚教训之谋，不可得矣。宗人府府丞钱宝青更是认为允许公使进京是“千古未有之奇闻”。并建议如果桂良等再请“准外使驻京”，“是桂良等不能力持大局，即予罢斥，敕令回京，不准再与夷人辩议，从前所给准行盖置不论”。“如能罢议驻京，则共息干戈，言归于好，所有已准之款，仍许议行。如此恩威并示，庶夷人有所震惜(摄)，即桂良等亦稍知振作，而于抚局仍属无伤，此后酌议条款，转觉易于折辩”。内阁侍读学士段晴川、翰林院侍讲许彭寿、山东道御史陈溶等也上折反对外国公使进驻北京。面对京中的一片反对外国公使进京之声，咸丰皇帝的态度是：“准夷酋之伪钦差驻京师，动受节制，战抚两难，贻患无穷，不如战。”但“此时尚未到应战之时耳”。要求各巡防大臣、军机大臣、周祖培等“从长和衷商议”。
但英国方面已经没有时间让咸丰帝的大臣们“从长和衷商议”。在咸丰帝下发“从长和衷商议”朱谕的同时，英国方面向桂良等人发出强硬照会，称中方“徒事迁延”，威胁“若再无定说”，将带兵北进㈣㈣。面对英国的强硬态度和京城的批评之声，桂良等人颇感为难，在奏折中，桂良等人向咸丰皇帝诉苦：“此次两夷入津口后，狂悖情状，难以言传，皆有窥破中国虚实，故致大肆猖獗。”在“进既不可战，退又不可守”的情况下，他们只能是满足英法的要求，同两国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为取得咸丰皇帝对条约的批准，桂良等人在通报签约情况的折子中极力淡化“公使进京”的危害：“夷人之欲驻京，一欲夸耀外国，一欲就近奏事，并非有深谋诡计于其间。今议一年始行复来，并不带兵，即数十人，亦不过如高丽使臣，国家代之以礼。彼伪钦差即与一品官平行，必无他意，且彼必欲挈眷，是仿古人为质者，防范傥严，拘属甚易。且以数十人深入重地，不难钤制。纵恐日久结匪，祸生不测，不知都城虽大，严为稽查，奸宄无从混迹。改夷雇工使用，必由官为经理，所雇之人，即可窥其动静。夷人最怕花钱，任其自备资斧，又畏风尘，驻之无益，必将自去。此驻京之可从权允准也。”由于形势严峻，对于桂良等人的先斩后奏，咸丰帝也只能是“揽奏徒增愤懑”了。在中英最终签订的《天津条约》中，关于公使驻京问题，其第三款规定：“大英钦差各等大员及其眷属可在京师，或长行居住，或能随时往来，总侯奉本国谕旨遵行；英国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大英钦差大臣作为代国秉权大员，觐大清皇上时，遇有碍于国体之礼，是不可行。唯大英君主每有派员前往泰西各与国拜国主之礼，亦拜大清皇上，以昭划一肃敬。至在京师租赁地基或房屋，作为大臣等员公馆，大清官员亦宜协同襄办。雇觅夫役，亦随其意，毫无阻拦。待大英钦差公馆眷属、随员人等，或有越礼欺藐等情弊，该犯有地方官从严惩办。”而中法《天津条约》的第二款规定：“凡有大法国特派钦差大臣公使等予以诏敕前来中国者，或有本国重务办理，皆准进京侨居，按照泰西各国无异。又议定，将来假如凡与中国有立章程之国，或派本国钦差公使等进京长住者，大法国亦能照办。凡进京之钦差大臣公使等，当其暂居京师之时，无不按照情理全获施恩，其施恩者乃所有身家、公所与各来往公文、书信等件皆不得擅动，如在本国无异；凡欲招置人通事、服役人等可以延募。毫无阻拦。所有费用，均由本国自备。大清国大皇帝欲派钦差大臣前往大法国京师侨居，无不各按品级延接，全获恩施，俱照泰西各国所派者无异。”
三
按照《中英天津条约》的规定，双方将就关税问题在上海进行谈判。本来按桂良等人的想法，关税谈判将交由江苏巡抚赵德辙、江苏布政使薛焕负责。但咸丰皇帝却命令桂良等前往江苏负责谈判，据其上谕称，这主要是考虑到“此次夷务章程，系桂良等与改夷面定，自系一手经理”。但从同一份上谕中其对两江总督何桂清的神秘指示来看，显然不是那么简单：“此次商定税则，系夷务一大转关，何桂清务倍加慎密，不但严缉暗递消息之汉奸为要，即京员或有信函，尤不可稍为摇惑，议论多而实际少，唯静候内定办法，方能于大局有益也。”回其“内定办法”由于现在未见咸丰皇帝的密谕，不知其具体内容，但从大臣们和他的通信来看，其要似乎是准备以全免关税换取《天津条约》的废弃。如果不行，则务必争取“派员驻京、内江通商、及内地游行、赔偿兵费始还广东省城”等四项规定的废除，而在务必争取废除的四项规定中，“第一最要之事”当是指的“派员驻京”。
在税则谈判粗有头绪之后，中方的谈判人员“即用言语旁敲侧击，将驻京等事，隐约其词，仍向该夷商探”。但英国方面的态度是：“条约以外之事，均可商量，条约既定之说，万不能动。坚持定见，矢口不移。”“纵能免税，亦难罢弃条约。”对于中方最为关注的“驻京一款，且以奉到朱批， 业经奏明伊国君主，不能更动为词。最后，在中方的强烈要求下，英国对华全权交涉代表额尔金勋爵只是同意向英国政府建议：“如果来年换约的时候，女王陛下的大使能在北京受适当的接待，并在所有其他的细节上，天津所议定的条约能获得全部实施，那么就训令女王陛下的驻中国代表在北京以外的其他地方选择一驻扎地点，或按期访问京师，或仅视公务上的需要随时前往。”
面对英国方面的态度，咸丰皇帝不得不回到现实中来。他首次对桂良等人在谈判中的艰难处境表示理解：“该大臣等迫于时势，亦属势处两难，该大臣之苦衷，已在朕洞见之中。”在进京换约问题上也表现出了弹性：“因思驻京一节，为患最巨，断难允行。至进京换约，如能尽力阻止，更属妥善；倘改夷坚执不肯，务须剀切言明：议定由海口进京时，所带人数不准过十名，不得携带军械，到京后，照外国进京之例，不得坐轿摆队，换约之后，即行回帆，不许在京久住。”
1859年6月，英国公使布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率队准备进京换约。但在天津就因拒绝按照中方的要求进京换约，并强行闯入拦江沙，双方再次发生武装冲突。由于清方的天津守将僧格林沁等已经“部署半年之久，各营军士无不奋勇出力”，英法军队大败而归。英法联军败退的消息传回伦敦和巴黎后，英、法分别再次任命额尔金勋爵、葛罗作为对华交涉全权代表，并率二万五千人的英法联军前往中国。
1860年2月，布鲁斯和布尔布隆分别代表英国和法国向中方发出照会，提出如果中国想“止息干戈”，就必须：“一、贵大臣宜照会本大臣，以为认错去岁五月间，在大沽海口攻击本国船只之事；二、许本国大臣进京换约暨驻扎中国，钦差大臣由大沽河进京，长驻京师；三、八年间在天津所定之和约，宜通行中国众官民，遵守勿违；四、按本国此次水陆二军所费饷需，照数赔还。”英、法方面的要求为中方所拒绝，咸丰皇帝坚持“凡和约内应行通融办理事宜”“于上海定议，各无异说后，不带兵船，减从北来，于北塘地方守候换约，在中国必不咎既往，当令查照咪国换约章程，再行商量办理。倘必欲多带兵船，仍从大沽行走，是并非真心换约，则应听海口办防之大臣据理酌办”。
1860年8月英、法联军绕开清军布防较好的大沽，出其不意的攻占了北塘，然后开始包抄大沽。在英法联军的强力军事威胁下，咸丰皇帝不得不谕令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和直隶总督恒福：“即可向该夷告以援照咪夷之例，减带从人，由北塘进京换约……若在北塘议和，稍不遂意，必有变更，总不如准其进京商议为妥，尤不可令该夷稍生疑虑，方能就我抚局。如愿来京换约，即与该夷约定日期，迅速具奏。”)其后，咸丰皇帝又任命大学士桂良为钦差大臣赴天津办理案件。桂良到津后，英法方面除前述四项要求外，又提出增开天津为口岸的要求。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后，桂良答应了英法上述各项要求，但关于各项要求的办理细节，双方还未达成一致。随后双方在“英法是否带兵进京换约”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英法带兵进京换约的要求为咸丰皇帝所拒绝。其后，英法联军开始向通州推进，咸丰皇帝不得不改派怡亲王载垣和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前往通州办理交涉。当英法联军推进到通州后，载垣等同意了包括准许英、法各带兵不超过四百进京换约在内的各项要求，咸丰皇帝也同意载垣等人的让步。但就在双方即将签订协议的时候，英国方面又提出进京换约时要向咸丰皇帝亲递国书的要求，咸丰皇帝对于英方要求的回应是：“如欲亲递国书，必须按照中国礼节，跪拜如仪，方可允许；设或不能，只宜按照咪、俄之例将国书赍至京师，交钦差大臣呈进，俟接受后，给与玺书，亦与亲递无异。现在抚局将有成就，不值因礼节而决裂，设该夷固执前说，不知悔悟，唯有与之决战。”由于英国方面亲递国书的态度非常坚决，载垣等人扣留了态度骄横的英国方面负责谈判沟通的代表巴夏礼，随后咸丰皇帝宣布与英法决战。但此时军心涣散的清军已经无力阻挡英法联军的进攻，联军开始向北京推进。面对京城危机，咸丰皇帝不得不改派恭亲王奕{斤作为钦差大臣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督办和局。自己则以“秋缐”之名逃往承德。英法联军控制北京后，奕{斤被迫分别与英国、法国先后签订了《北京条约》。关于公使驻京问题，中英《北京条约》第二款规定：“前于戊午年九月，大清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大英钦差大臣额尔金，将大英钦差大臣驻华大臣嗣在何处居住一节，在沪会商，所定之议，兹特申明作为罢论。将来大英钦差大臣在京长驻，抑或随时往来?仍照原约第三款明文，总侯本国谕旨遵行。”中法《北京条约》第三款则规定：“从换约之日起，咸丰八年在天津所定之和约及遗补之款，除现在所改之款外，即日均应一一遵行。”饶有意味的是，导致双方最终决裂开战的“亲递国书”问题，在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当中并无被提及，而这个问题又是咸丰皇帝极为关注的，这也是他是否回京的重要条件之一。在其后的交涉中，英国公使布鲁斯答复“断无勉强之理”。但咸丰皇帝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他钟爱的京城。
《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和法国开始同中方商讨使馆房屋的租借问题。英国方面最开始“以怡亲王府屋宇宽敞，必欲为将来驻京之馆”。在奕等坚决拒绝后，英国方面又提出以每年一千五百两的价格租借“东城内长安街之继公府”，但也被中方拒绝。经过商议，中方最终同意英国方面以每年一千两的价格租住在外任职的奕梁的梁公府。法国方面最初也试图租住肃亲王府，为中方所拒绝后，法国方面最终也以每年一千两的驻京租得了东交民巷景崇德府邸。1861年3月25日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率领法国使团达到北京，第二天英国公使布鲁斯率领英国使团抵达北京。其后，俄国驻华公使巴留申克于7月8日进驻北京；美国公使蒲安臣于1962年7月20日到达北京。各国最终实现了公使进驻北京的梦想。
在近现代的国家关系中，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的首都派遣常驻外交使节本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情。当然，这有两个前提，就是双方应是自愿和平等的。但在晚清，西方各国在向中国派遣常驻使节的过程却既不是自愿的，也不是平等的。从一开始，清政府方面就无意让西方各国的使节进驻北京，清朝的统治者不承认天下有与自己对等的政体，拒绝让“夷人”观光上国，以免破坏天朝大国的旧有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时是清政府不愿意平等对待西方各国；其后，西方各国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炮舰政策”，它们希图通过“炮舰”把自己的使节送进北京，以更好维护它们通过不平等条约勒索到的各项权益，而晚清统治者这时则担心使节进京后会影响政权稳定，因之也不愿意各国使节进驻北京，而西方各国的国力已足以迫使清政府满足它们的愿望，它们通过强力把使节送进了北京，这时可以说是西方各国无意平等对待清政府，这种非平等和自愿的遣使要求使整个遣使历程变得非常的艰难。即使后来各国公使进驻了北京，使节们按国际仪节觐见国家元首的惯例也一直到同治皇帝成年后才得以实现。而中国方面也一直到1875年才开始对外派驻公使，完全接受建交国家互派使节的国际惯例。
[作者简介]梁建，男，1972年生，重庆市荣昌县 人，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云南师范 大学历史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 的教学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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