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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被誉为中国现代著名翻译家，可是近年来只有《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新时代》《生命之科学》和《鲁拜集》出版发行，仅仅只有这么几部作品可能很难将郭沫若与翻译家的称号联系起来。特别是随着8卷本《鲁迅译文全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和11卷本《周作人译文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等现代文学作家翻译作品集的陆续出版发行，读者们对于现代文学作家的翻译情形有了整体的认知，对这些作家的创作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也有了新的突破。相对于鲁迅和周作人等来讲，读者们近年来读到的郭沫若译作却寥寥无几，这更令他们对郭沫若著名翻译家的称谓有所质疑。
不得不承认这么一个客观事实，就是读者们目前能够购买到或者在图书馆能够正常借阅到的郭沫若的译作是比较少的。现在读者们对于郭沫若翻译作品可能比较熟知的就是《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近年来出版的版本比较多，既有普通的版本，也有美绘本，虽然《浮士德》的版本相对来讲要少一些，但是毕竟它是名著，读者们印象也会较为深刻。《生命之科学》（上、下）、《鲁拜集》等部分郭沫若译作也在近期出版过，但由于都是单本发行，造成的影响肯定远远小于《鲁迅译文全集》等系统性结集出版的其他现代中国作家的全套译文。
郭沫若究竟有多少翻译作品呢？据目前所能查阅到的资料来看，郭沫若生前共翻译出版了29部单行本的译作，其中小说9部、诗歌5部、戏剧6部、自然科学1部、哲学社会科学5部，艺术理论2部，再加上1980年由郭沫若的子女整理出版的《英诗译稿》，其实郭沫若共有30部译作。这些译作主要有英、德、日、俄等多个语种，字数约500多万字。随着这些数据的统计和比较，那么另外一个问题肯定就萦绕在读者心目中，为什么郭沫若有那么多的译作，但他的影响力却远不如鲁迅、周作人等人呢？
别的原因暂且不论，仅仅就读者能够阅读到郭沫若译作的文本就很少，因为郭沫若绝大多数译作在1950年后就没有再出版，还有一些译作在20世纪50年代虽然有过再版，但在此之后也没有再版过，还有一些译作干脆就只出版过一次，一直到目前为止就再也没有再版过。近期再版过的仅仅只是上面我们提到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那么有限几部，这几部近期出版的郭沫若译作数量还不到他全部翻译作品的六分之一。这也就直接造成了读者们对郭沫若的译作只能停留在对能够阅读到的仅有的几部译作的直观印记中，他们对郭沫若著名翻译家身份的质疑当然也就顺理成章了。
郭沫若译作出版情况一览
郭沫若译作其实绝大多数都是在1950年前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发行的，此后还有一些译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但是到了1960年以后，他的译作几乎都销声匿迹了，很少能够得以再次出版。下面我们就分1950年前和1950—1960年这两个时间段看一看郭沫若究竟有多少译作出版的情况。
首先来看看郭沫若译作在1950年前的出版情况，查阅相关版本和史料，大体上有以下几部：
1、《查拉图司屈拉钞》初版本为创造社出版部1928年版；
2、《德意志意识形态》初版本为言行出版社1938年版，最后一版为群益出版社1949年版；
3、《法网》初版本为创造社出版部1927年版，最后一版为现代书局1933年版；
4、《煤油》初版本为光华书局1930年版，最后一版为国民书店1939年版；
5、《日本短篇小说集》（上、中、下）初版本为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6、《石炭王》初版本为上海乐群书店1929年版，最后一版为群益书社1947年版；
7、《屠场》初版本为南强书局1929年版，最后一版为译文社1946年版；
8、《异端》初版本为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最后一版为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9、《银匣》初版本为创造社出版部1927年版，最后一版为现代书局1933年版；
10、《约翰沁孤戏曲集》初版本为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
11、《争斗》初版本为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
12、《茵梦湖》初版本为创造社出版部1927年版，最后一版为上海群海社1946年版；
13、《浮士德百三十图》初版本为群益出版社1947年版；
14、《战争与和平》（第一分册）初版本为上海文艺书局出版社1931年版，最后一版为骆驼书店1948年版；
15、另外，如《德国诗选》初版本创造社出版部1927年版，最后一版为创造社出版部1928年版；《新俄诗选》初版本为光华书局1929年版；《雪莱诗选》初版本为泰东图书局1926年版，这三部译诗集都有所改动后被收入了《沫若译诗集》中，这三部单行本译诗集在1950年后都没有再单独出版过。
这些1950年后未再出版译作的数量基本上是郭沫若全部翻译作品的三分之二左右，其中有小说、诗歌、戏剧、哲学社会科学、艺术理论等多个种类。这么多未再版的郭沫若译作我们今天只能从图书馆的民国书库或古旧书店中才能见到，可以说如果不是专门从事翻译研究或者郭沫若研究的学者，一般很少有人会去借阅它们，而普通的读者根本就更没有机会知晓这些作品的内容和样子。
1950—1960年的郭沫若译作出版的情形又如何呢？
1、《赫曼与窦绿苔》初版本为文林出版社1942年版，最后一版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2、《华伦斯坦》初版本为生活书店1936年版，最后一版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3、《美术考古一世纪》初版本为上海乐群书店1929年版（当时书名为《美术考古发现史》），最后一版为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
4、《沫若译诗集》初版本为创造社出版部1928年版，最后一版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5、《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初版本为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最后一版为商务印书馆1952年版；
6、《隋唐燕乐调研究》初版本为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最后一版为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7、《艺术作品之真实性》初版本为质文社1936年版，最后一版为群益出版社1950年版（该译作后更名为《艺术的真实》）；
8、《政治经济学批判》初版本为神州国光社1931年版，最后一版为群益出版社1951年版；
通过以上的列举我们会发现，解放后郭沫若的译作主要以1960年为界，1960年以后这些译作也没有再次出版。
综合以上的数据统计，我们可以明显看出郭沫若至少有25本译作在1960年以后就再没有以单行本或者以结集的方式出版过，所以绝大多数读者没有办法去了解郭沫若译作的丰富世界。这25部译作除了《查拉图司屈拉钞》《日本短篇小说集》《约翰沁孤戏曲集》《争斗》《浮士德百三十图》等5部译作只出版过一次外，剩余的20部作品都出版过多种版次的单行本，有些甚至成为当时社会的畅销书。从这个角度来看，郭沫若译作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译作所涉及的语言和体裁来看，都无愧于著名翻译家的称号。
郭沫若译作出版情况的背后
仔细翻阅这些久未再出版的郭沫若译作，相信你也会有触摸历史真实之感，它们无论从文本本身的装帧设计还是对当时社会影响都值得我们今天去品味和思考，以期能够获得这些译作所隐含的丰富历史讯息。
郭沫若译作一个非常重要而显在的现象就是，1950年前出版郭沫若译作单行本的出版机构数量非常多，从目前来看，至少有泰东图书局、创造社出版部、群益出版社、言行出版社、上海联合书店、上海现代书局、东南出版社、复兴书店、中亚书店、上海己午社、重庆文林出版社、上海生活书店、光华书局、上海国民书店、上海乐群书店、上海乐华图书公司、建文书店、上海文艺印书局、商务印书馆、天下书店、嘉陵书店、上海海燕出版社、译文社、南强书局、质文社、群海社、五十年代出版社、骆驼书店、中华书局、神州国光社等30家出版机构，都曾经出版发行过郭沫若的译作。这些出版机构既有像商务印书馆、群益书社等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型出版机构，也还有一些我们可能从未听闻过的小书局，如群海社、建文书店等。如果说商务印书馆等著名的出版机构出版郭沫若的译作，更多是为了借助郭沫若的社会名望增加自己出版社的社会影响力的话，那么小型出版社出版郭沫若的译作更多是从商业利益考虑，借助郭沫若译作的畅销来获取商业利润维持自身的生存。从这个角度来看，郭沫若译作在当时购买的读者还是较多的。因此从这么多的出版机构和书店愿意不断再版郭沫若译作的情况可以看出，郭沫若译作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另外，从各个出版社翻印再版郭沫若译作的特别重视外在装帧设计方面也能看出这种情形。
翻阅郭沫若久未再出版的译作，可以明显地看出，虽然有些译作曾由多家出版机构出版发行，但是在内容上基本上保持一致，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作品外在装帧的改变。如读者们可能没有机会见到的小说《法网》，这是郭沫若翻译英国高尔斯华绥的作品。这部小说主要由创造社出版部、上海联合书店和上海现代书局三家出版机构出版过，出版间隔时间也不是很长。创造社出版部共出版2版，上海联合书店出版1版，上海现代书局共出版2版。这三家出版机构在《法网》这部译作的封皮设计上各有特点，上海联合书店版甚至加上了小说原作者高尔斯华绥的头像，上海现代书局设计比较简洁，在封皮上重点突出了现代书局的字样，但是这三家不同出版社的几个版次中，小说的内容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译作绝大多数都非常讲究，并没有因为当时社会环境的原因而做简单化的处理。各个出版机构和书店都纷纷用改变外在封面，增加内在插图等装帧手法来引起读者购买的欲望。
翻译与创作其实本是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两者缺一不可。如果只单纯强调创作，那么现代白话的发展则必定是无源之水；如果只单纯强调翻译，则也会造成文学创作民族性的缺失。因此翻译和创作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事物，但是在我们现在的文学史表述中却存在非常明显的重创作，轻翻译的现象。郭沫若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翻译与创作并重的文学创作者。他从事翻译活动和译作出版的时间和他文学创作高峰的时间几乎是一致的。
郭沫若从事翻译的时间基本上是1915到1949年，《英诗译稿》是郭沫若在1969年完成的译作，是他最后的译作，也是他唯一一部在1950年前没有出版过的译作。从这个时间段来看，郭沫若文学创作最具历史价值和美学风味的作品其实也发生在这段时间，特别是以《女神》《星空》为代表的诗歌创作、以《屈原》《虎符》为代表的历史剧创作。但是在现在的文学史叙述或是在大众普及知识上都是对郭沫若文学创作提及较多，而对于他翻译作品说到的较少。
郭沫若翻译和创作的同步性便很好诠释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早期《茵梦湖》《鲁拜集》《雪莱诗选》等诸多西方重要文学作品的翻译，并从这些翻译作品中汲取现代白话语言使用的方式，那么郭沫若早期的白话新诗《女神》和《星空》恐怕很难出现，即使出现了可能也不会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同理如果没有像《女神》和《星空》等经典作品的创作，那么郭沫若的翻译可能仅仅沦为了语言的转换，而缺乏必要的文采和内在意蕴。因此翻译促成了创作，创作影响了翻译，这是郭沫若著译生涯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但是却长期被读者们所忽略了。
看到如此众多的郭沫若翻译作品的存在，我们仿佛又置身于那场激情澎湃的文化创造时代，同时也服膺于他的博学广闻，以及能够在翻译与创作之间自由游走的超强能力。期望着《郭沫若译文全集》也能够尽快问世，以飨读者。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不得不承认这么一个客观事实，就是读者们目前能够购买到或者在图书馆能够正常借阅到的郭沫若的译作是比较少的。现在读者们对于郭沫若翻译作品可能比较熟知的就是《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近年来出版的版本比较多，既有普通的版本，也有美绘本，虽然《浮士德》的版本相对来讲要少一些，但是毕竟它是名著，读者们印象也会较为深刻。《生命之科学》（上、下）、《鲁拜集》等部分郭沫若译作也在近期出版过，但由于都是单本发行，造成的影响肯定远远小于《鲁迅译文全集》等系统性结集出版的其他现代中国作家的全套译文。
郭沫若究竟有多少翻译作品呢？据目前所能查阅到的资料来看，郭沫若生前共翻译出版了29部单行本的译作，其中小说9部、诗歌5部、戏剧6部、自然科学1部、哲学社会科学5部，艺术理论2部，再加上1980年由郭沫若的子女整理出版的《英诗译稿》，其实郭沫若共有30部译作。这些译作主要有英、德、日、俄等多个语种，字数约500多万字。随着这些数据的统计和比较，那么另外一个问题肯定就萦绕在读者心目中，为什么郭沫若有那么多的译作，但他的影响力却远不如鲁迅、周作人等人呢？
别的原因暂且不论，仅仅就读者能够阅读到郭沫若译作的文本就很少，因为郭沫若绝大多数译作在1950年后就没有再出版，还有一些译作在20世纪50年代虽然有过再版，但在此之后也没有再版过，还有一些译作干脆就只出版过一次，一直到目前为止就再也没有再版过。近期再版过的仅仅只是上面我们提到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那么有限几部，这几部近期出版的郭沫若译作数量还不到他全部翻译作品的六分之一。这也就直接造成了读者们对郭沫若的译作只能停留在对能够阅读到的仅有的几部译作的直观印记中，他们对郭沫若著名翻译家身份的质疑当然也就顺理成章了。
郭沫若译作出版情况一览
郭沫若译作其实绝大多数都是在1950年前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发行的，此后还有一些译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但是到了1960年以后，他的译作几乎都销声匿迹了，很少能够得以再次出版。下面我们就分1950年前和1950—1960年这两个时间段看一看郭沫若究竟有多少译作出版的情况。
首先来看看郭沫若译作在1950年前的出版情况，查阅相关版本和史料，大体上有以下几部：
1、《查拉图司屈拉钞》初版本为创造社出版部1928年版；
2、《德意志意识形态》初版本为言行出版社1938年版，最后一版为群益出版社1949年版；
3、《法网》初版本为创造社出版部1927年版，最后一版为现代书局1933年版；
4、《煤油》初版本为光华书局1930年版，最后一版为国民书店1939年版；
5、《日本短篇小说集》（上、中、下）初版本为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6、《石炭王》初版本为上海乐群书店1929年版，最后一版为群益书社1947年版；
7、《屠场》初版本为南强书局1929年版，最后一版为译文社1946年版；
8、《异端》初版本为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最后一版为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9、《银匣》初版本为创造社出版部1927年版，最后一版为现代书局1933年版；
10、《约翰沁孤戏曲集》初版本为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
11、《争斗》初版本为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
12、《茵梦湖》初版本为创造社出版部1927年版，最后一版为上海群海社1946年版；
13、《浮士德百三十图》初版本为群益出版社1947年版；
14、《战争与和平》（第一分册）初版本为上海文艺书局出版社1931年版，最后一版为骆驼书店1948年版；
15、另外，如《德国诗选》初版本创造社出版部1927年版，最后一版为创造社出版部1928年版；《新俄诗选》初版本为光华书局1929年版；《雪莱诗选》初版本为泰东图书局1926年版，这三部译诗集都有所改动后被收入了《沫若译诗集》中，这三部单行本译诗集在1950年后都没有再单独出版过。
这些1950年后未再出版译作的数量基本上是郭沫若全部翻译作品的三分之二左右，其中有小说、诗歌、戏剧、哲学社会科学、艺术理论等多个种类。这么多未再版的郭沫若译作我们今天只能从图书馆的民国书库或古旧书店中才能见到，可以说如果不是专门从事翻译研究或者郭沫若研究的学者，一般很少有人会去借阅它们，而普通的读者根本就更没有机会知晓这些作品的内容和样子。
1950—1960年的郭沫若译作出版的情形又如何呢？
1、《赫曼与窦绿苔》初版本为文林出版社1942年版，最后一版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2、《华伦斯坦》初版本为生活书店1936年版，最后一版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3、《美术考古一世纪》初版本为上海乐群书店1929年版（当时书名为《美术考古发现史》），最后一版为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
4、《沫若译诗集》初版本为创造社出版部1928年版，最后一版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5、《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初版本为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最后一版为商务印书馆1952年版；
6、《隋唐燕乐调研究》初版本为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最后一版为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7、《艺术作品之真实性》初版本为质文社1936年版，最后一版为群益出版社1950年版（该译作后更名为《艺术的真实》）；
8、《政治经济学批判》初版本为神州国光社1931年版，最后一版为群益出版社1951年版；
通过以上的列举我们会发现，解放后郭沫若的译作主要以1960年为界，1960年以后这些译作也没有再次出版。
综合以上的数据统计，我们可以明显看出郭沫若至少有25本译作在1960年以后就再没有以单行本或者以结集的方式出版过，所以绝大多数读者没有办法去了解郭沫若译作的丰富世界。这25部译作除了《查拉图司屈拉钞》《日本短篇小说集》《约翰沁孤戏曲集》《争斗》《浮士德百三十图》等5部译作只出版过一次外，剩余的20部作品都出版过多种版次的单行本，有些甚至成为当时社会的畅销书。从这个角度来看，郭沫若译作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译作所涉及的语言和体裁来看，都无愧于著名翻译家的称号。
郭沫若译作出版情况的背后
仔细翻阅这些久未再出版的郭沫若译作，相信你也会有触摸历史真实之感，它们无论从文本本身的装帧设计还是对当时社会影响都值得我们今天去品味和思考，以期能够获得这些译作所隐含的丰富历史讯息。
郭沫若译作一个非常重要而显在的现象就是，1950年前出版郭沫若译作单行本的出版机构数量非常多，从目前来看，至少有泰东图书局、创造社出版部、群益出版社、言行出版社、上海联合书店、上海现代书局、东南出版社、复兴书店、中亚书店、上海己午社、重庆文林出版社、上海生活书店、光华书局、上海国民书店、上海乐群书店、上海乐华图书公司、建文书店、上海文艺印书局、商务印书馆、天下书店、嘉陵书店、上海海燕出版社、译文社、南强书局、质文社、群海社、五十年代出版社、骆驼书店、中华书局、神州国光社等30家出版机构，都曾经出版发行过郭沫若的译作。这些出版机构既有像商务印书馆、群益书社等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型出版机构，也还有一些我们可能从未听闻过的小书局，如群海社、建文书店等。如果说商务印书馆等著名的出版机构出版郭沫若的译作，更多是为了借助郭沫若的社会名望增加自己出版社的社会影响力的话，那么小型出版社出版郭沫若的译作更多是从商业利益考虑，借助郭沫若译作的畅销来获取商业利润维持自身的生存。从这个角度来看，郭沫若译作在当时购买的读者还是较多的。因此从这么多的出版机构和书店愿意不断再版郭沫若译作的情况可以看出，郭沫若译作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另外，从各个出版社翻印再版郭沫若译作的特别重视外在装帧设计方面也能看出这种情形。
翻阅郭沫若久未再出版的译作，可以明显地看出，虽然有些译作曾由多家出版机构出版发行，但是在内容上基本上保持一致，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作品外在装帧的改变。如读者们可能没有机会见到的小说《法网》，这是郭沫若翻译英国高尔斯华绥的作品。这部小说主要由创造社出版部、上海联合书店和上海现代书局三家出版机构出版过，出版间隔时间也不是很长。创造社出版部共出版2版，上海联合书店出版1版，上海现代书局共出版2版。这三家出版机构在《法网》这部译作的封皮设计上各有特点，上海联合书店版甚至加上了小说原作者高尔斯华绥的头像，上海现代书局设计比较简洁，在封皮上重点突出了现代书局的字样，但是这三家不同出版社的几个版次中，小说的内容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译作绝大多数都非常讲究，并没有因为当时社会环境的原因而做简单化的处理。各个出版机构和书店都纷纷用改变外在封面，增加内在插图等装帧手法来引起读者购买的欲望。
翻译与创作其实本是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两者缺一不可。如果只单纯强调创作，那么现代白话的发展则必定是无源之水；如果只单纯强调翻译，则也会造成文学创作民族性的缺失。因此翻译和创作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事物，但是在我们现在的文学史表述中却存在非常明显的重创作，轻翻译的现象。郭沫若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翻译与创作并重的文学创作者。他从事翻译活动和译作出版的时间和他文学创作高峰的时间几乎是一致的。
郭沫若从事翻译的时间基本上是1915到1949年，《英诗译稿》是郭沫若在1969年完成的译作，是他最后的译作，也是他唯一一部在1950年前没有出版过的译作。从这个时间段来看，郭沫若文学创作最具历史价值和美学风味的作品其实也发生在这段时间，特别是以《女神》《星空》为代表的诗歌创作、以《屈原》《虎符》为代表的历史剧创作。但是在现在的文学史叙述或是在大众普及知识上都是对郭沫若文学创作提及较多，而对于他翻译作品说到的较少。
郭沫若翻译和创作的同步性便很好诠释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早期《茵梦湖》《鲁拜集》《雪莱诗选》等诸多西方重要文学作品的翻译，并从这些翻译作品中汲取现代白话语言使用的方式，那么郭沫若早期的白话新诗《女神》和《星空》恐怕很难出现，即使出现了可能也不会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同理如果没有像《女神》和《星空》等经典作品的创作，那么郭沫若的翻译可能仅仅沦为了语言的转换，而缺乏必要的文采和内在意蕴。因此翻译促成了创作，创作影响了翻译，这是郭沫若著译生涯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但是却长期被读者们所忽略了。
看到如此众多的郭沫若翻译作品的存在，我们仿佛又置身于那场激情澎湃的文化创造时代，同时也服膺于他的博学广闻，以及能够在翻译与创作之间自由游走的超强能力。期望着《郭沫若译文全集》也能够尽快问世，以飨读者。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