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峰是我的高中同学，去年北大法硕毕业后，他放弃了能解决北京户口的国企职位，选择作为省委选调生回乡做副村支书。前两天，我出差顺道探望了他。
　　“日常工作么，整材料，开会，各种任务，什么平安村居创建、平安农机（农用机械）创建、平安家庭评比。偶尔去农户家转转。”阿峰显然已经厌倦了这个问题，他一边给我剥虾，一边不假思索地敷衍道。剥完虾，他不再像过去那般用纸细致擦手，而仅是甩甩手。
　　“大学的专业派不上用场咯？”我试探着问。
　　“唔，基层矛盾多，婚姻法、信访条例、拆迁补偿条例之类的还有点用。”他或许自觉缺乏说服力，又指了指粗陋的三合板书架——红底金字的《农村基层干部政治指南》、《解读苏南模式》在阳光下异常显眼——“这些我也常读，写东西用得上。”翻看发现，他在书中做了大量旁注，小楷工整有力。
　　饭后，他邀请我看一部讲村官的纪录片。和那些“村官必读书目”一样，这部片子他也早熟稔于心。主人公村官出场时，阿峰会说：“你看，他见到人就把手自然地搭到对方胳膊上，然后才和对方说话，这能提升亲和力。”当村官走进农民合作社时，阿峰又会指出：“看，他会一边蹲着察看一边询问，他站着指导村民时总是附带手势的。”
　　“这和《新闻联播》里的一些镜头很像。”我有些恍惚。
　　“对！村民们喜欢看电视，因此他们就相信这套……我摆出那个阵势了，他们也会把我当回事儿的。这都是经验之谈。”阿峰语带兴奋，眼中透着狡黠。
　　片子看到一半，电话响起。挂断电话，阿峰叫我一起出门——两户人家因建房起了争执，闹得很凶。到现场后，阿峰试图了解情况，但骂骂咧咧的双方和沉默的围观人群让他根本弄不清是非；阿峰想插嘴，但他加入不了围观者之间的私语讨论。很明显，无论是大学里的法律常识，还是从村官教科书或是纪录片里习得的理论技巧，此刻统统失灵。人群对他的犹疑和冷漠，让他成了彻底的外人。
　　手足无措之间，老村支书来了。他缓步走到风暴中心，以农村人所特有的表情背手伫立着：不愠不喜，沉默中透着威严，紧绷的脸上又潜藏着表示理解的宽容。听完双方呈词，他打着手势三言两语做了调停，继着爽朗大笑，像是教训自家孩童般地责怪闹事者丢人。瞬间，问题解决。离开之前，老村支书朝阿峰看了两眼，点点头，算是打招呼。
　　回去的路上，阿峰一直表情尴尬。走了半天，他忽地说要搞个很卫生、很现代的干草养猪场，“我有朋友在县团委，能帮我弄个青年创业示范基地的称号，这样可以拿国家补贴。”很明显，他把自己的创业密谋当作了对村民们冷落他的报复。
　　夕阳西沉，乡间弥满了焚烧秸秆的味道。阿峰自顾自说了半天创业大计后，又迟疑起来：“但这需要很高的投入，而且……”说着说着，他变得极其不自信，进而异常失望：“有时真觉得，这儿有我没我都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