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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嫁接在名校上的“假民办”，好比一个有着大官老爸和大款老妈的天生幸运儿，焉能营养不良？他们的成长注定是对纯民办学校的大规模“围剿”！我们等待着这场劫难的降临……
有一些数据不能不让我们忧虑：我国的优质教育资源非常缺乏，只有2%。广州这么一个发达地区才10%。全国的人均教育经费才300多元，而香港人均是700港元。
因为匮乏，所以求之若渴，所以名校办民校点亮了无数家长本来黯淡的眼神。“在这种情况下，名校办民校正好可以缓解优质教育资源不足的矛盾。单靠民办学校来解决行不行呢？民办学校尽管这几年发展比较快，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民校的份额只占5%左右，那么单靠民校的艰苦创业和发展来满足全社会的教育需求是远远不行的。”民办教育专家张铁明认为。
那么名校办民校，在输出品牌的同时也输出了“优质教育”吗？肯定论者喜欢拿执信的例子作为论据：南海执信投资1亿元建36个初中班，番禺执信投资2亿元，都是以省级规模标准建设的新“名校”，靠政府投入简直不可想象。由此认为，“名校办民校”可解决政府对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盘活了名校优质教育资源，满足百姓对优质学位的强烈需求，使整个社会的教育资源总量突增。
与此类似，独立学院政策的出台也引得一部分人叫好。
“独立学院政策是更好更快低成本扩大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的有效途径。此政策指向，将大大促进现有公有体制下的高等教育资源存量产生增值，并通过全新的机制或制度的配置，去吸引体制外的资源加入举办教育的行列，由此大大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目的的实现。”
“名校办民校”在师资、管理、质量上都有相对稳定的保证，校舍、校名国有，办学风险相对低，办学基础牢靠，较之企业家创办的高收费民校有教育质量上的保障，客观上促进了民办教育的结构优化。
这些温和的“颂辞”确乎引发了人们的无限神往，因而，也不难解释为什么在短短几年之内出现了广州番禺迎宾路一带“名校林立”的盛况。顺德碧桂园演绎的“教育救市”神话，让地产商看到了牵手名校的魅力，更让普通人家转忧为喜地看到享受“优质教育”的希望。毕竟，在朝向中国高等教育狭窄的通道上，入读稀缺的“名校”成了唯一的直通车。
但是不久，热情的消费者就开始回归理性。面对一夜之间长出的众多新“名校”，面对价格不菲的高收费，人们开始渴望了解：到底有多少老师是名校“正宗嫡传”的？到底由谁来管理学校？这些漂亮的建筑后面是否真的“克隆”了“名校基因”？
追问的结果难免令人沮丧，怀疑的结论却不断在被验证。人们不断被告知、被提醒：别以为入读了“名校办民校”，就进了“名校”的“保险箱”。名校因何得名？自然是高升学率。高升学率来自于名师和优秀生源，而两者受益于长期的地缘优势和稳定的政府扶持，且经过漫长的文化积累和实践检验，方能成就名校的“金字招牌”。
对于刚刚拔地而起的新生学校来说，距离真正的“名校”还很远。按照规定，每一所新建的学校都必须接受教育系统关于评级时间的规定：如评上市一级学校至少需要九年。师资力量、生源质量和办学机制等软硬件须达到相应的水平，才能出产真正的“名校”。
张铁明教授对于“优质教育”则有另一种诠释。
“这是质量关的问题。你要求人家华师附中办出来也是华师附中，也是不切合实际的，所以优质资源不能等同于校本部。优质资源是指相对于目前的生源水平，我要提得比他高一些。相信名校办民校以后也有失败的，就像民校一样也有失败的一样，但这是过程中的必然，它另外有一个质量标准，不可能按原来的标准来办。它不过是输入了名校的理念、管理方式和教学方式，加上灵活的机制，比较快地、低成本地提高质量水平。只要名校办的民校比纯民校办得有特色，质量高些，又比较稳定，那就是好的。”
偏偏就有些民校不以为然。在一次会议上，民办教育专家陈忠联表现出一贯的“不服输”的劲儿，坚持要将所谓的“教学质量”弄个明白。
“我们的加工能力比较强。公立学校的初三毕业生只有80％考上普通高中，而我们有90％；公立的只有87％考上大学，而我们100％都可以上线。怎么样？我680分进来的，你730分进来的，我年年超过你。所以我们民办学校并不会和这些名校办民校在教育质量上竞争，可以说他们比不了。就拿高考来说，我们100％超过华师附中，200多分的现在我们一定要让他考上大学。教育质量是真料！我们遇到一个问题，董事长不睡觉，开会研究。我25个人一个班，不是我有多高，是因为教师有精力。再过十年这些学校还是搞不过我们！”
即便名校能够快速“克隆”出许多新“名校”、小“名校”，那么这些短期扩张出来的“优质教育资源”又给整个教育市场带来怎样的格局呢？
在名校办民校的冲击下，公办学校出现了“马太效应”：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据说一些重点中学的老师每逢暑期就可以享受潇洒的“新马泰游”，校长几乎周游了半个地球。可是，就在同一座城市里，普通学校里连最基本的教学设施都缺东少西。在这种怪圈中，师资的流动使薄弱校越来越陷入失衡的发展，生源受到了极大挑战。
2002年，哈市太古小学一年级只招来12名新生，连一个班都组不成，而按户口划分，其学区内适龄新生有100多人；南新小学2002年报名的新生仅有7名，这7名学生把这所有着40年历史的学校永远地画上了休止符。
一位教育界人士忧心忡忡地说，一些薄弱校的“黄掉”只是教育资源争夺战的表面现象，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更多普通公办校的削弱。在我国当前教育资源极为稀缺的条件下，“名校”和它们衍生出的“民办公助”校不断扩张，“中等”水平的学校也逐渐真正地走向“薄弱”，最后造成：要么上“天堂”，否则就下“地狱”。
——摘自《以名校的名义——关于哈尔滨民办公助学校的不完全调查 》
面对现实，那种以为通过名校办民校促使“薄弱校优质化”的天真想法，无疑让人哑然失笑。义务教育是提高全民素质的基础平台，是法律规定每位公民应当享有的基本受教育权利。义务教育人为地被分割成“三六九等”，历来为舆论所诟病；而在名校办民校潮流的推动下，学校发展的“两极化”必将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在根本上有悖义务教育精神。
试想，当一座城市新老“名校”占据了半壁江山，普通校日益沦落成“薄弱校”时，高额的学费将基础教育演变成了“精英教育”，与此同时，大量的无力享受“优质教育”的孩子在失望灰心中放弃了受教育机会。那么，从长远看，这是国家的幸，还是不幸？是优质教育的扩张，还是缩小？
有一些数据不能不让我们忧虑：我国的优质教育资源非常缺乏，只有2%。广州这么一个发达地区才10%。全国的人均教育经费才300多元，而香港人均是700港元。
因为匮乏，所以求之若渴，所以名校办民校点亮了无数家长本来黯淡的眼神。“在这种情况下，名校办民校正好可以缓解优质教育资源不足的矛盾。单靠民办学校来解决行不行呢？民办学校尽管这几年发展比较快，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民校的份额只占5%左右，那么单靠民校的艰苦创业和发展来满足全社会的教育需求是远远不行的。”民办教育专家张铁明认为。
那么名校办民校，在输出品牌的同时也输出了“优质教育”吗？肯定论者喜欢拿执信的例子作为论据：南海执信投资1亿元建36个初中班，番禺执信投资2亿元，都是以省级规模标准建设的新“名校”，靠政府投入简直不可想象。由此认为，“名校办民校”可解决政府对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盘活了名校优质教育资源，满足百姓对优质学位的强烈需求，使整个社会的教育资源总量突增。
与此类似，独立学院政策的出台也引得一部分人叫好。
“独立学院政策是更好更快低成本扩大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的有效途径。此政策指向，将大大促进现有公有体制下的高等教育资源存量产生增值，并通过全新的机制或制度的配置，去吸引体制外的资源加入举办教育的行列，由此大大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目的的实现。”
“名校办民校”在师资、管理、质量上都有相对稳定的保证，校舍、校名国有，办学风险相对低，办学基础牢靠，较之企业家创办的高收费民校有教育质量上的保障，客观上促进了民办教育的结构优化。
这些温和的“颂辞”确乎引发了人们的无限神往，因而，也不难解释为什么在短短几年之内出现了广州番禺迎宾路一带“名校林立”的盛况。顺德碧桂园演绎的“教育救市”神话，让地产商看到了牵手名校的魅力，更让普通人家转忧为喜地看到享受“优质教育”的希望。毕竟，在朝向中国高等教育狭窄的通道上，入读稀缺的“名校”成了唯一的直通车。
但是不久，热情的消费者就开始回归理性。面对一夜之间长出的众多新“名校”，面对价格不菲的高收费，人们开始渴望了解：到底有多少老师是名校“正宗嫡传”的？到底由谁来管理学校？这些漂亮的建筑后面是否真的“克隆”了“名校基因”？
追问的结果难免令人沮丧，怀疑的结论却不断在被验证。人们不断被告知、被提醒：别以为入读了“名校办民校”，就进了“名校”的“保险箱”。名校因何得名？自然是高升学率。高升学率来自于名师和优秀生源，而两者受益于长期的地缘优势和稳定的政府扶持，且经过漫长的文化积累和实践检验，方能成就名校的“金字招牌”。
对于刚刚拔地而起的新生学校来说，距离真正的“名校”还很远。按照规定，每一所新建的学校都必须接受教育系统关于评级时间的规定：如评上市一级学校至少需要九年。师资力量、生源质量和办学机制等软硬件须达到相应的水平，才能出产真正的“名校”。
张铁明教授对于“优质教育”则有另一种诠释。
“这是质量关的问题。你要求人家华师附中办出来也是华师附中，也是不切合实际的，所以优质资源不能等同于校本部。优质资源是指相对于目前的生源水平，我要提得比他高一些。相信名校办民校以后也有失败的，就像民校一样也有失败的一样，但这是过程中的必然，它另外有一个质量标准，不可能按原来的标准来办。它不过是输入了名校的理念、管理方式和教学方式，加上灵活的机制，比较快地、低成本地提高质量水平。只要名校办的民校比纯民校办得有特色，质量高些，又比较稳定，那就是好的。”
偏偏就有些民校不以为然。在一次会议上，民办教育专家陈忠联表现出一贯的“不服输”的劲儿，坚持要将所谓的“教学质量”弄个明白。
“我们的加工能力比较强。公立学校的初三毕业生只有80％考上普通高中，而我们有90％；公立的只有87％考上大学，而我们100％都可以上线。怎么样？我680分进来的，你730分进来的，我年年超过你。所以我们民办学校并不会和这些名校办民校在教育质量上竞争，可以说他们比不了。就拿高考来说，我们100％超过华师附中，200多分的现在我们一定要让他考上大学。教育质量是真料！我们遇到一个问题，董事长不睡觉，开会研究。我25个人一个班，不是我有多高，是因为教师有精力。再过十年这些学校还是搞不过我们！”
即便名校能够快速“克隆”出许多新“名校”、小“名校”，那么这些短期扩张出来的“优质教育资源”又给整个教育市场带来怎样的格局呢？
在名校办民校的冲击下，公办学校出现了“马太效应”：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据说一些重点中学的老师每逢暑期就可以享受潇洒的“新马泰游”，校长几乎周游了半个地球。可是，就在同一座城市里，普通学校里连最基本的教学设施都缺东少西。在这种怪圈中，师资的流动使薄弱校越来越陷入失衡的发展，生源受到了极大挑战。
2002年，哈市太古小学一年级只招来12名新生，连一个班都组不成，而按户口划分，其学区内适龄新生有100多人；南新小学2002年报名的新生仅有7名，这7名学生把这所有着40年历史的学校永远地画上了休止符。
一位教育界人士忧心忡忡地说，一些薄弱校的“黄掉”只是教育资源争夺战的表面现象，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更多普通公办校的削弱。在我国当前教育资源极为稀缺的条件下，“名校”和它们衍生出的“民办公助”校不断扩张，“中等”水平的学校也逐渐真正地走向“薄弱”，最后造成：要么上“天堂”，否则就下“地狱”。
——摘自《以名校的名义——关于哈尔滨民办公助学校的不完全调查 》
面对现实，那种以为通过名校办民校促使“薄弱校优质化”的天真想法，无疑让人哑然失笑。义务教育是提高全民素质的基础平台，是法律规定每位公民应当享有的基本受教育权利。义务教育人为地被分割成“三六九等”，历来为舆论所诟病；而在名校办民校潮流的推动下，学校发展的“两极化”必将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在根本上有悖义务教育精神。
试想，当一座城市新老“名校”占据了半壁江山，普通校日益沦落成“薄弱校”时，高额的学费将基础教育演变成了“精英教育”，与此同时，大量的无力享受“优质教育”的孩子在失望灰心中放弃了受教育机会。那么，从长远看，这是国家的幸，还是不幸？是优质教育的扩张，还是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