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提笔写小说有什么感觉？我跟你讲，像流水一样的快乐。”
　　身高1米92、穿46码鞋的“大冯”，坐在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的会客室里，说起重回“虚构”的快乐。屋子里，汉代的陶俑、北齐的摩崖拓片、唐代的菩萨像、宋代的天神像、明代的文官像、清代的彩绘屏风，还有民间的银冠、布老虎和昔日山西豪门的上马石，这些年从各地收集来的艺术品，被他安插进各个角落，“颜色、位置稍微有一点不舒服都不行，非得把它摆好看了”。
　　墙上挂着一幅作家莫言题写的打油诗：“大冯如巨树，每见必仰望。做人真性情，交友热心肠。赤脚追天马，空手擒野狼。明知山有虎，三碗敢过岗。”
　　如“巨树”的冯骥才，近20年一直投身于文化遗产保护，唯有在路上，才能过把“小说瘾”。“从天津去河南，坐汽车八九个小时，一上车，闭上眼就开始想小说。有时想到一个情节，特别绝，可没法用笔记下来;有时正想着，司机说：‘冯老师，咱们到了啊。’一下车，又开始调查抢救了，那些故事和人物就像烟一样涣散了。”
　　去年9月，冯骥才到张掖开会。下午，年轻人都跑去马蹄寺玩儿，他就留在旅馆里休息，靠在床头上看新闻时，小说的开头突然冒了出来。他拿起手边的iPad，一口气写下去，直到学生们回来敲门，一看，已经三千来字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去西宁的高铁上写，回北京的飞机上写，回来接着写。
　　“突然这地方就开闸了，水就出来了。”

辫子、小脚与望远镜

　　这就是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
　　故事发生在1900年的天津城，裕光纸店的二少爷欧阳觉和法兰西军官的女儿莎娜，展开了一段离奇的爱情故事。但在那个动荡的庚子年，中西之间的隔阂、冲撞与屠戮碾压了一切，也将他们推入惨烈荒唐的絕境。
　　只用50天，冯骥才便把初稿写完了。但在此之前，是长达30年的积淀与酝酿。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高歌猛进的现代化拉开了中国走向世界的序幕，在中西文化的参照与碰撞中，很多作家开始转向自己背靠的乡土中国，寻找和反思“文化的根”。汪曾祺的江苏高邮，贾平凹的陕南商州，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文学的地域版图上一时热闹纷繁。
　　冯骥才的乡土，自然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天津。清末民初的天津，从两次鸦片战争、戊戌变法到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近代史上一连串的历史事件，无不与之紧密相关;1862年被辟为通商口岸后，九国租界先后开辟，工商业蓬勃发展，又使这座城市成为东方/西方、传统/现代彼此遭遇的舞台。

　　冯骥才的“怪世奇谈”系列，写的就是这一历史时空下的“闲杂人和希奇事”：第一部《神鞭》写于1984年，以天津城西挑担卖炸豆腐的“傻二”为主角，他凭借头上那根粗黑油亮的辫子，将估衣街上的大混星子、津门武林的祖师爷和紫竹林里的东洋武士一一击败，却被洋枪的一颗子弹将发辫打断。“我们每个人脑袋后边，都拖着这样一根沉重的、发馊的辫子，受其所累却不自觉。中国要开放、要前进，我们就要将它割除，剪断中国人的劣根性。”冯骥才说，“1985年《神鞭》被改编成电影，在天津大学的求是学堂放映后，学生们要我上台讲几句，我走到台边，说了这一段话。”
　　一年后的《三寸金莲》中，为了铺写“金莲文化”的繁琐、密集与刻毒，冯骥才参考各种文献，找小脚老太太们聊天，寻找各种缠足器物。小说中，他用几百字把缠足的全过程——从这个脚趾到那个脚趾再绕过脚面而后返上脚背等等，不加一个标点地写出来，“这就是中国文化令人窒息的自我束缚力，它在束缚你的同时，又用一种畸形的美将你征服”。
　　到了1988年的《阴阳八卦》，黄氏一家为寻找祖传的金匣子，婶侄反目，主仆决裂，挖地三尺，神医老道高人你来我往，却把家财散尽。兜兜转转、神神鬼鬼中，写出中国封建文化封闭系统的神秘与荒诞。
　　20年后，《单筒望远镜》作为这一系列的最后一部，仍接续着文化反思的主题。“望远镜是单筒的，是一只眼的视野，不是用两只眼睛把你看全。”这就暗示了在中西之间，各自存在着视野的偏狭——义和团的拳民们烧教堂、杀洋人，以所谓的“符纸”和“神功”与现代的枪炮弹药血肉相拼，固然有其愚昧和残暴;八国联军的殖民主义暴行，却给古老中国留下更深重的创伤。
　　小说中，冯骥才设置了庄婌贤与莎娜这一对人物，前者是欧阳觉的妻子，儒家文化的淑女，贤惠温婉，在八国联军屠城时不堪凌辱，自尽身亡;后者是他的情人，西方文化的产儿，自由率真，被义和团关进站笼，遭受百般侮辱。“我眼前出现了很多画面，一想到就流泪了。我不忍下笔，不忍让读者面对这样惨烈的景象。”

艺术家的生活

　　“作为一个根深蒂固的唯美主义者，说实话，我一向写不了太残忍的东西。”
　　冯骥才从小的梦是艺术，16岁开始学画，后来在书画社从事古画临摹，习马远、夏圭这一路北宋画法。
　　“文革”十年，冯骥才和妻子顾同昭一共搬了6次家，从五大道的小洋楼到8平方米的小屋，“不管在任何地方都让美成为胜利者”。夏天，他们在院子里种上丝瓜葫芦，支起棚架，体会一下瓜棚豆架的味道。三九天，外檐垂挂着一尺长的冰挂，西北风一吹发出声响，被他们称作“排箫”。玻璃罐子里养了两条小金鱼，白天上班时熄了炉火，下班回来水就冻实了，小鱼被冻在冰块中间，一动不动还瞪大眼惊奇地张望。 　　当时的老家具店里，抄家后的艺术品不时会在那里冒头，一幅印象派风景只要5块钱，一块汉瓦当一块钱，尽管经济拮据，他们有时也会咬牙买下一件特别眼馋的，摆在家里格外珍惜。从抄家废墟里捡来的书，封面早被扯去，冯骥才就从旧衣服上取下几块布，为《浮士德》《高老头》《呼啸山庄》装上书衣，尽量做得可意漂亮。

　　“文革”中有闲，冯骥才开始重新临摹《清明上河图》，用火柴吹灭后的余烬烧去锋毫的虚尖，摹仿张择端的秃锋。1972年，基辛格访华，随访的大使夫人包柏漪（美籍华裔女作家，代表作《春月》）来天津看望姑妈，听说楼上住着一位画家，好奇来拜访，看到画了半卷的《清明上河图》，竟跪倒在画前。冯骥才大惊，如遇知音，脱口而出：“我给你画一幅吧！”此后一年零三个月，他天天白日上班，夜里临摹，嚼着馒头咸菜，直至深夜。1978年，包柏漪将画带回美国，冯骥才觉得怅然若失。他手边留有一幅未完成的临摹卷，如今静静地躺在他的大树画馆里。
　　从会客室出来，沿着楼梯上四楼，转角遇到一只汉代石狮，抬眼又看见一尊明代雷公，就到了大树画馆的门口。东汉年间，冯氏家族有一位冯异将军，为刘秀平定关中，却不求利禄功名。每遇众人争功，便避于大树之下，人称“大树将军”。冯骥才喜欢先祖的这个名号，便拿来为自己的画馆命名。
　　生于天津、长于天津的冯骥才，实际上祖籍浙江宁波。《单筒望远镜》里那位从宁波慈溪来天津开纸店，每天坐在厅堂里看槐树影满地的欧阳老爷，就是照着他的祖父来写的。
　　世人印象中，一提天津人，好像就是横着走路的混混儿、做小买卖的市井油子和成群成伙的老少爷们。而在冯骥才的记忆里，儿时的世界是曹禺《雷雨》里描绘的生活场景。他翻看作家陈丹燕的畅销书《上海的风花雪月》，从洋房、咖啡馆、夜总会到溜冰场，洋货店、手摇电唱机，感觉就像自己老祖母的往事那樣息息相通。
　　“现在回想也很奇怪，当时明明住在租界的洋房里，却总喜欢到老城去逛逛。”22岁那年，他借了一个廉价相机，从家里拿一个高腿儿的木凳绑在自行车后架上，天天往老城跑，看各种带砖雕的老房子，甚至“野心勃勃”地想把年画、剪纸、木雕、灯笼、风筝、泥人等天津代表性的民间美术，都做一次田野普查。
　　在《指指点点说津门》中，冯骥才写道：“评说一个地方，最好的位置是站在门槛上，一只脚踏在里边，一只脚踏在外边。”作为祖籍宁波的天津人，他站在租界看老城，反而更能体会到天津人骨子里的那股劲儿。

抢救老街

　　上世纪90年代，冯骥才开始写作“俗世奇人”系列，每篇写一位市井奇人：“刷子李”刷浆时必须穿一身黑，干完活身上绝没有一个白点儿;“蓝眼”看真假画时，无论尺寸大小，只看半尺，绝不多看一寸;“泥人张”从鞋底抠下一块泥巴，就能捏出活灵活现的人像;“大回”钓鱼，想要哪种就能钓哪种，大的比他还沉，小的比鱼钩还小……他们或富贵或穷顿，却都血气刚烈，幽默戏谑。其间穿插着天津卫的历史地理、节庆吃穿、民艺掌故，于旧日风物中寄托眷恋和感叹。
　　当冯骥才在小说中再现旧日津门的“俗世奇人”时，现实中的天津老城，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城市改造。
　　1994年底，大年迫近，冯骥才由媒体上得知，天津老城将被彻底拆除，由香港开发商改造成一座“龙城”——“纯粹香港风情，让人忘了身处天津”。
　　在轰轰烈烈的城市改造运动中，老城的消逝已成定局，唯一能做的是记录下它的“遗容”。冯骥才组织起一支几十人的“杂牌军”，开始了“抢救老城”的行动，一边寻访历史遗迹，一边将所见所闻拍摄记录下来。
　　1995年除夕之夜，冯骥才请一位摄影家爬到西北角天津大酒店11层的楼顶，在寒风里拍下天津老城最后一个除夕子午交时、万炮升空的景象。他看到照片，几乎落泪。老城的生命就此定格，成为过往不复的历史画面。
　　在这场历时一年半的“老城抢救”中，买胶卷、照片冲洗、车费、工作餐费，一切都靠冯骥才卖画筹钱。有时憋屈，也骂街，“当时我说，我像堂·吉诃德，跟一个看不见的巨大风轮作战;我像武训办学，得到处求爷爷告奶奶”。
　　这些照片后来集结出版，名为《旧城遗韵》，只印了1000部。油墨香味尚未散尽，老城已是断壁残垣。推土机的轰鸣中，古屋老宅被夷为平地，古董贩子们闻风而至，手中拿着那本《旧城遗韵》按图索骥，在积淀了近600年的老城里翻箱倒柜，挑拣残留的历史遗物。

　　在《挽住我的老城》中，冯骥才写道：“海张五那大宅子呢？明代的文井呢？益德王家那座拱形的刻砖门楼呢？答话的人倒是省事，只说三个字：全没了！谁弄走了？文管部门？房管部门？房主还是贩子们？难道被民工们的大锤全砸了？答话更是省事，还是三个字：谁知道！在一种强烈的虚无感和失落感中，我还感到历史文化出现了一片迷茫与空白。人类在自己的‘进步’面前真是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