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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唐·德里罗笔下的《大都会》展现了一幅美国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物欲横流的日常画卷。本文通过剖析人物性格、社会环境和社会行为选择，分析埃里克·帕克作为机器时代下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牺牲品的悲剧形象。
关键词：唐·德里罗 《大都会》 人物悲剧
唐·德里罗是学术界享有崇高声誉的“后现代派”美国小说家，写作于他意味着：“写出句子和韵律可能是我作为一个作家所做的最满意的事情”（LeClair， 1982： 23）。《大都会》中，他用辛辣的笔触揭露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丑陋。《大都会》本身就是一场奥德赛之旅，28岁的亿万富翁埃里克·帕克，突发奇想要穿过纽约市去郊区剪头发，经历途中种种突发事件后，他如愿剪了头发，却在剪发半途跑到前雇员的家中被其杀死，而他的金融帝国也瞬间崩塌。
小说中的中心人物埃里克在众多学者笔下“是一个非常令人讨厌的、自私的家伙”（Heyne， 2013： 438）。甚至“有这样智力天赋和强大自我意识的结合”，就足以让人意识到，“这就是一个超级恶棍”（Heyne， 2013： 439）。加之他对物质和巨额财富的占有，他已然成为资本主义帝国的异化者：一个数字机器化的人。
但细读文本，笔者发现，其实在资本主义物欲横流的机器时代下，埃里克不过是个牺牲品。他机械化的生活和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不过是对社会的妥协与反抗，是保护他过于敏感的内心不与外界冲突的一种屏障，而这一天的理发历程实则是他的人生缩影。笔者正是以埃里克的形象为切入点，指出其作为资本主义发展下所牺牲的悲剧人物的事实，揭示作者笔下人物的真实面貌。
一.外刚内柔的埃里克
埃里克是年轻的金融大鳄，凭着对数字和计算的敏感在股市上混得风生水起，是一个咄咄逼人、性情乖戾的银行资本家，人情的冷暖似乎在他身上得不到體现。然就在这样冰冷的外壳下却裹藏着一颗软弱孤傲的心，他倍感压力焦虑不已;贪婪钱财却讨厌世俗;渴望爱却不会表达。
埃里克住的高楼有两部私人电梯，其中一部安装了演奏法国作曲家、超现实主义先驱萨蒂（Satie）的钢琴曲的程序，“并以正常速度的四分之一运行”。通常当帕克情绪不太稳定的时候就乘坐这部慢速电梯——“它让我平静下来，让我情绪正常”。（DeLillo， 2004： 29）他借助科技缓解精神上的困境，却又陷入科技带来的永无止境的欲望，“就好像等待戈多，结局就是没有终结。”（Jun， 2018： 1070）可悲可叹之余，也让读者对埃里克的作为多了一丝理解。他也试探着融入这个社会，在一天的旅程中，他三次偶遇妻子，并尝试与她交流。“‘我在观察。话剧怎么样？’‘我中途就离开了，不是吗？’‘他讲的是什么？谁在里面演？我正在跟你对话’”（DeLillo， 2004： 117）。
“‘这感觉真好。我们就像其他人一样说话。他们是不是就是这样交谈的？’‘我怎么知道？’”（DeLillo， 2004： 119）他反复强调自己在交流，像是探索一个未知的领域一样小心翼翼，他通过另类的“呼救”释放压力，寻求帮助。可他外在的冰冷拒人于千里之外，无人听得懂他潜在的无助与呐喊。
埃里克每天待在他的豪华轿车里，跟货币、股票、数字打交道，生活虽不说精致但有条不紊，每天还要例行体检，这样惜命的世俗之人，却是一个充满诗意的人。失眠时，他阅读科学文章和诗歌。“他喜欢白纸上那些排列精美的诗句，他觉得诗歌很美妙，因为诗歌使他意识到自己的呼吸，让他有时间想那些他通常没有注意的事情”（DeLillo， 2004： 5）。埃里克精神上的苦闷无从释放，转而在诗歌里寻求慰藉，他说道，“这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DeLillo， 2004： 122）。但他“遭受着严重失眠的折磨，诗歌和冥想并不能帮他摆脱自身的不安”（Jun， 2018： 1072）。
妻子埃莉斯·希夫林是个诗人，他像看待诗歌一样，把妻子当成他内心安宁的港湾，可这内心诗意的化身却是埃里克永远追逐不到的精神象征。“‘我找你呢，埃莉斯。’‘我在某处躲起来了。我总会这样。妈妈以前总会派人找我，’她说道。‘女仆和园丁们把屋子和地面都搜罗了遍。她一度以为我能溶于水。’”（DeLillo， 2004： 18）埃里克就像那些仆人一样对她捉摸不透，他“意识到埃莉斯离开了。他忘了问她要去哪儿”（DeLillo， 2004： 20）。尤其是在他第三次遇见妻子时，她正在参与一场荒谬的电影制作。在生命的尽头，埃里克却有点想念埃莉斯，“想跟她交谈，告诉她她很美，撒谎，欺骗她，和她过着一般的婚姻生活，举行晚宴，并问问医生都说了什么。”（DeLillo， 2003： 206）遗憾的是，埃莉斯和他之间的爱情也没能唤醒他内心的柔软，竟加剧了他的自我毁灭，反倒是在理发店中，回忆起孩提时代父亲带他理发的场景，才让我们看到他的一抹温情。他异化的内心已非日常情感所能触动，昔日童年的追忆才更显珍贵。埃里克看似挥霍的生活不过是他与社会“变态”的相处模式，麻木机械的生活方式实则是他自我保护机制下的被动妥协。
二.机器时代下的现实
2000年前后，互联网经济泡沫破灭，美国面临着新的经济危机，纳斯达克指数在创下最高纪录之后便一路狂跌，共跌去市值的77%，这便是纳斯达克股灾。《大都会》就是以这样的时代背景为原型的产物，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大警醒和反思。埃里克虽是商业巨头，经济地位和实力不容小觑，却是金融风暴下任人摆布的傀儡，股市之中波诡云谲，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他的生活看似波澜不惊，实则充满惊涛骇浪。《大都会》就是埃里克传奇一生的浓缩，而证券市场上的由盛转衰就是埃里克一步步跌进深渊的最佳诠释。
一直以来，埃里克试图在诗中寻找一片净土，因为生活中的噪音无孔不入，就连脑海中回荡的也只有噪音。“‘城市吃和睡的噪音。每个世纪都有噪音。它发出的声音和17世纪时一样，从那时起，所有的声音都在进化。不。但我不介意噪音。噪音使我精力充沛。重要的是它就在那里’”（DeLillo， 2004： 71）。他说自己不介意噪音，就像不介意失眠一样，这话不过是欲盖弥彰，自欺欺人的把戏。噪音是指听起来不和谐的声音，使他“精力充沛”言外之意就是失眠，这恰恰是困扰他的所在。他自相矛盾的解释既惹人发笑又发人深省，因为他正是资本主义市场下你我的代表，是牺牲品。他问过埃莉斯，“‘你感觉像是躲起来。你很喜欢躲，你在躲什么？’‘有时候仅仅是噪音，’她说道，靠着他，愉悦地低语着”（DeLillo， 2004： 69）。他和妻子一样讨厌噪音，但是埃莉斯可以成功躲起来，他做不到，物质财富的富硕和诗歌的安慰都阻挡不了他被噪音围攻，赤裸裸地被其吞没的事实。以至于他只能将自己的被动接受合理化，让噪音成为自己的一部分。
关键词：唐·德里罗 《大都会》 人物悲剧
唐·德里罗是学术界享有崇高声誉的“后现代派”美国小说家，写作于他意味着：“写出句子和韵律可能是我作为一个作家所做的最满意的事情”（LeClair， 1982： 23）。《大都会》中，他用辛辣的笔触揭露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丑陋。《大都会》本身就是一场奥德赛之旅，28岁的亿万富翁埃里克·帕克，突发奇想要穿过纽约市去郊区剪头发，经历途中种种突发事件后，他如愿剪了头发，却在剪发半途跑到前雇员的家中被其杀死，而他的金融帝国也瞬间崩塌。
小说中的中心人物埃里克在众多学者笔下“是一个非常令人讨厌的、自私的家伙”（Heyne， 2013： 438）。甚至“有这样智力天赋和强大自我意识的结合”，就足以让人意识到，“这就是一个超级恶棍”（Heyne， 2013： 439）。加之他对物质和巨额财富的占有，他已然成为资本主义帝国的异化者：一个数字机器化的人。
但细读文本，笔者发现，其实在资本主义物欲横流的机器时代下，埃里克不过是个牺牲品。他机械化的生活和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不过是对社会的妥协与反抗，是保护他过于敏感的内心不与外界冲突的一种屏障，而这一天的理发历程实则是他的人生缩影。笔者正是以埃里克的形象为切入点，指出其作为资本主义发展下所牺牲的悲剧人物的事实，揭示作者笔下人物的真实面貌。
一.外刚内柔的埃里克
埃里克是年轻的金融大鳄，凭着对数字和计算的敏感在股市上混得风生水起，是一个咄咄逼人、性情乖戾的银行资本家，人情的冷暖似乎在他身上得不到體现。然就在这样冰冷的外壳下却裹藏着一颗软弱孤傲的心，他倍感压力焦虑不已;贪婪钱财却讨厌世俗;渴望爱却不会表达。
埃里克住的高楼有两部私人电梯，其中一部安装了演奏法国作曲家、超现实主义先驱萨蒂（Satie）的钢琴曲的程序，“并以正常速度的四分之一运行”。通常当帕克情绪不太稳定的时候就乘坐这部慢速电梯——“它让我平静下来，让我情绪正常”。（DeLillo， 2004： 29）他借助科技缓解精神上的困境，却又陷入科技带来的永无止境的欲望，“就好像等待戈多，结局就是没有终结。”（Jun， 2018： 1070）可悲可叹之余，也让读者对埃里克的作为多了一丝理解。他也试探着融入这个社会，在一天的旅程中，他三次偶遇妻子，并尝试与她交流。“‘我在观察。话剧怎么样？’‘我中途就离开了，不是吗？’‘他讲的是什么？谁在里面演？我正在跟你对话’”（DeLillo， 2004： 117）。
“‘这感觉真好。我们就像其他人一样说话。他们是不是就是这样交谈的？’‘我怎么知道？’”（DeLillo， 2004： 119）他反复强调自己在交流，像是探索一个未知的领域一样小心翼翼，他通过另类的“呼救”释放压力，寻求帮助。可他外在的冰冷拒人于千里之外，无人听得懂他潜在的无助与呐喊。
埃里克每天待在他的豪华轿车里，跟货币、股票、数字打交道，生活虽不说精致但有条不紊，每天还要例行体检，这样惜命的世俗之人，却是一个充满诗意的人。失眠时，他阅读科学文章和诗歌。“他喜欢白纸上那些排列精美的诗句，他觉得诗歌很美妙，因为诗歌使他意识到自己的呼吸，让他有时间想那些他通常没有注意的事情”（DeLillo， 2004： 5）。埃里克精神上的苦闷无从释放，转而在诗歌里寻求慰藉，他说道，“这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DeLillo， 2004： 122）。但他“遭受着严重失眠的折磨，诗歌和冥想并不能帮他摆脱自身的不安”（Jun， 2018： 1072）。
妻子埃莉斯·希夫林是个诗人，他像看待诗歌一样，把妻子当成他内心安宁的港湾，可这内心诗意的化身却是埃里克永远追逐不到的精神象征。“‘我找你呢，埃莉斯。’‘我在某处躲起来了。我总会这样。妈妈以前总会派人找我，’她说道。‘女仆和园丁们把屋子和地面都搜罗了遍。她一度以为我能溶于水。’”（DeLillo， 2004： 18）埃里克就像那些仆人一样对她捉摸不透，他“意识到埃莉斯离开了。他忘了问她要去哪儿”（DeLillo， 2004： 20）。尤其是在他第三次遇见妻子时，她正在参与一场荒谬的电影制作。在生命的尽头，埃里克却有点想念埃莉斯，“想跟她交谈，告诉她她很美，撒谎，欺骗她，和她过着一般的婚姻生活，举行晚宴，并问问医生都说了什么。”（DeLillo， 2003： 206）遗憾的是，埃莉斯和他之间的爱情也没能唤醒他内心的柔软，竟加剧了他的自我毁灭，反倒是在理发店中，回忆起孩提时代父亲带他理发的场景，才让我们看到他的一抹温情。他异化的内心已非日常情感所能触动，昔日童年的追忆才更显珍贵。埃里克看似挥霍的生活不过是他与社会“变态”的相处模式，麻木机械的生活方式实则是他自我保护机制下的被动妥协。
二.机器时代下的现实
2000年前后，互联网经济泡沫破灭，美国面临着新的经济危机，纳斯达克指数在创下最高纪录之后便一路狂跌，共跌去市值的77%，这便是纳斯达克股灾。《大都会》就是以这样的时代背景为原型的产物，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大警醒和反思。埃里克虽是商业巨头，经济地位和实力不容小觑，却是金融风暴下任人摆布的傀儡，股市之中波诡云谲，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他的生活看似波澜不惊，实则充满惊涛骇浪。《大都会》就是埃里克传奇一生的浓缩，而证券市场上的由盛转衰就是埃里克一步步跌进深渊的最佳诠释。
一直以来，埃里克试图在诗中寻找一片净土，因为生活中的噪音无孔不入，就连脑海中回荡的也只有噪音。“‘城市吃和睡的噪音。每个世纪都有噪音。它发出的声音和17世纪时一样，从那时起，所有的声音都在进化。不。但我不介意噪音。噪音使我精力充沛。重要的是它就在那里’”（DeLillo， 2004： 71）。他说自己不介意噪音，就像不介意失眠一样，这话不过是欲盖弥彰，自欺欺人的把戏。噪音是指听起来不和谐的声音，使他“精力充沛”言外之意就是失眠，这恰恰是困扰他的所在。他自相矛盾的解释既惹人发笑又发人深省，因为他正是资本主义市场下你我的代表，是牺牲品。他问过埃莉斯，“‘你感觉像是躲起来。你很喜欢躲，你在躲什么？’‘有时候仅仅是噪音，’她说道，靠着他，愉悦地低语着”（DeLillo， 2004： 69）。他和妻子一样讨厌噪音，但是埃莉斯可以成功躲起来，他做不到，物质财富的富硕和诗歌的安慰都阻挡不了他被噪音围攻，赤裸裸地被其吞没的事实。以至于他只能将自己的被动接受合理化，让噪音成为自己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