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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天津《文艺学习》杂志第一卷六期，刊载了著名翻译家、当时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的李霁野教授的一篇怀念文章《瞿秋白先生给我的印象》。文章并不长，不过一两千字，内容也并不怎么丰富，因为他“和瞿秋白先生是不甚熟的，只见过一两次……”今天想来，此文写作大约与当时缅怀先烈的社会环境、气氛有关。
文章在结尾时，有这样一段话：“在他从容就义以前赋诗作词，我读到报纸上的记事时，想到他温雅而勇敢的态度，明亮有神的眼睛，从容而有风趣的谈吐，觉得他很富有诗人的气质，他的一生就是一首伟大的，美丽的诗。”
大约为了证明这一点，李霁野在文末写了一小节“附录”：“据一位朋友写信来告诉我说：诗是集唐人句：
夕阳明灭乱山中，
落叶寒泉听不同。
回首十年坎坷事，
心持半偈万缘空。
他说词他只记得末两句：‘枉抛心力作英雄，黄昏已近夕阳红。’”
这首集唐人句和这两句词，李霁野朋友告诉说是瞿秋白在监狱所作。这四句诗，依次分别为唐人韦应物、郎士元、杜甫、郎士元的诗句。（这首集唐人诗的第三句，现在本子多为“已忍伶俜十年事”；第二句“听不同”亦作“听不穷”。杨注）这两句词出自瞿秋白填的一首《浣溪沙》：原文是：
廿载浮沉万事空，
年华似水水流东，
枉抛心力作英雄。
湖海栖迟芳草梦，
江城辜负落花风，
黄昏已近夕阳红。
但是，正是这个附录，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李霁野的文章，发表在天津的杂志上。不料未及一月，《人民日报》在7月18日的第四版“人民园地”专栏里，发表了措辞相当严厉的辩正文章。该文的作者是当时颇有名气的诗人臧克家（时任人民出版社《新华月报》编审）。文章的题目有些特别——《关于瞿秋白同志的“死”》。
文章这样开头：“伟大的革命、文化战士瞿秋白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残杀已经十五周年了。读了他的朋友、同志、亲人们所写的纪念文章，对于他为革命事业所作出的多方面的贡献，他坚贞不拔‘死而后已’的战斗的一生令人崇敬，更令人鼓舞。”
在引述了一些纪念资料之后，臧克家笔锋一转：“可是，个别的纪念文章却有写得不恰当的地方，它歪曲了事实，因而也就歪曲了这样一个被纪念的人！”为什么要这样严厉呢？因为“这是关乎瞿秋白同志临死时对人生、革命和死的态度的问题”。
在转述了李霁野文章中引录的瞿秋白“集唐人句”诗后，臧克家认为：“这些诗词对于这样一个烈士的死是多不相称！它们对于他简直是一个大讽刺，一个大侮辱！”臧克家接下来判断：“这些东西绝不可能出自一个革命烈士的笔下，它是敌人埋伏的暗箭，向一个他死后的‘敌人’射击。”
为何做出这样的判断呢？臧克家引述了《烈士传》中几篇纪念文章关于瞿秋白死前的情形：“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他在临刑前高唱国际歌及红军歌，并大喊：‘为中国革命而牺牲，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并认为：“这才是和他雄壮的死、不朽的死合节的雄壮的诗、不朽的死！这和‘报纸’上所刊载的那些简直不能相比！”
最后，文章又转到李霁野引述的诗上来：“那四句集诗，如果出自一个‘坐化’的释教徒还差不离。对于一个革命战士，死，就是永生！至于‘枉抛心力作英雄’，那简直是‘死’前忏悔低头了。一个拒绝诱惑、以死殉人民事业的革命斗士，会在这最后关头否定了一切，连自己光荣的历史也在内？这不但不可能而情况恰恰是相反的。”
这篇措辞严厉、极力否定这首集唐人句诗为瞿秋白所作的文章，显然不仅代表了个别人的看法。瞿秋白夫人杨之华，也写信表示同意臧克家的意见；发表臧克家文章的《人民日报》，也明确表达了相同的态度。在编者按中说：“瞿秋白同志死后，国民党反动派曾在当时的报纸上故意发表些经过篡改的或捏造的‘遗作’，以致以讹传讹，歪曲了历史。臧克家同志为此写了一篇辩正的文章”。
事关烈士声誉，又是著名诗人为文，还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样的势头，当时任何人也不可能怠慢。臧克家文章发表的当天，李霁野便读到了。当晚，他便以信的形式，对此事作出一番检讨：
“编者先生：7月18日《人民园地》上发表了臧克家先生《关于瞿秋白同志的死》，说我在《文艺学习》一卷六期所写的《瞿秋白先生给我的印象》末所引的诗词和‘这样一个烈士的死是多么不相称！’对于臧先生的这个意见，我完全同意。”
但是，对于臧克家认为自己“歪曲事实，因而也就歪曲了这样一个被纪念的人！”李霁野并不同意：“可我在那篇纪念文中表示对于秋白先生的崇敬那是应当没有疑义的。”李霁野为自己辩解认为：“我的原意只是在写赋诗作词，表明从容就义的具体事实（我的意见也许不对，不过我认为这是同样壮烈）……”在李霁野看来，瞿秋白在明知必死无疑的情况下，仍能够从容赋诗作词，这样的风度，无论如何，也是“同样壮烈”。
对于臧克家对瞿秋白“集唐人句”诗的解读，并认为“绝不可能出自一个革命烈士的笔下”等等，李霁野并没有辩解。他只是陈述式地回答：“稿完后适好接到朋友答殉难情形的复信，就将诗词抄录在后面了。虽然作为附注，并未重视诗词本身，但我并没有指明这不称烈士的就义情形，是我应该负责任的。因此我对于秋白先生的家属以及爱护他的遗念的朋友和读者们致深诚的歉意。”
值得注意的是，李霁野只是说：“并未重视诗词本身”，而并没有顺着臧克家的笔调，认为这首“集唐人句”诗非瞿秋白所作。可见李霁野对否定此诗为瞿秋白所集，是持保留态度的。
现在回过头看李霁野《瞿秋白先生给我的印象》一文，仍然能感受到作者对烈士的崇敬和仰慕。臧克家的文章，今天看来过于严厉了。用了“歪曲”、“大讽刺”、“大侮辱”、“敌人埋伏的暗箭”这样严重的措辞，且对瞿秋白的“集唐人诗句”作了片面地批评和全盘否定。也许正基于此，李霁野在检讨文末含蓄地表示：“臧先生的批评是针对我那篇纪念文而发的，读者若拿批评和原文对读一下，从臧先生的文章可得的教益恐怕可以更多。”
李霁野的检讨，发表在1950年7月28日《人民日报》的“人民园地”专栏中，标题直书：《关于瞿秋白同志的死，李霁野先生来信检讨》。至此，这场不大不小的“集唐诗”风波，似乎也就过去了。但是，事关烈士作品的真伪，又牵涉政治立场和态度，这场风波还是产生了一些后果。
就在这场风波之后不过数月，毛泽东为当时整理的一套《瞿秋白文集》题了词。题词中说：“在他（瞿秋白）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文化事业方面。”但是，不久后出版的一套四册八卷《瞿秋白文集》里，却没有刊出毛泽东的题词。这显然不合常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中止了公开发表毛泽东的题词呢？有人认为这与杨之华、臧克家同李霁野的争论有关，这场争论很可能引起主管意识形态的高层人士的重视。
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及此前那些运动的人，对瞿秋白因为牺牲前所写《多余的话》而引发的结果，都不会太陌生。最早，这篇文章与他在狱中所写的一些诗词作品（包括李霁野引录的这首“集唐人诗句”），均因情调感伤低沉，而被排斥于其作品之外。后来虽获得认定，但又因此被定为“叛徒”、“晚节不忠”等等。
其实，从《多余的话》及其他一些诗词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瞿秋白的自我坦白和剖析，感受到他内心的矛盾和对生命意义的探求和追索。这些，现在许多研究者都做了大量深入的阐释解说。但是，解放初期由于怀念文章而引发的这场“集唐人诗句”风波，仍清晰地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和社会氛围。记述此事，正是希望通过这一事件，感受今天历史发展的步履，感受今天人民精神世界的宽广和对人性日渐深入的领会。这是我们今天纪念秋白这位卓越先行者时，可以深感欣慰的！
文章在结尾时，有这样一段话：“在他从容就义以前赋诗作词，我读到报纸上的记事时，想到他温雅而勇敢的态度，明亮有神的眼睛，从容而有风趣的谈吐，觉得他很富有诗人的气质，他的一生就是一首伟大的，美丽的诗。”
大约为了证明这一点，李霁野在文末写了一小节“附录”：“据一位朋友写信来告诉我说：诗是集唐人句：
夕阳明灭乱山中，
落叶寒泉听不同。
回首十年坎坷事，
心持半偈万缘空。
他说词他只记得末两句：‘枉抛心力作英雄，黄昏已近夕阳红。’”
这首集唐人句和这两句词，李霁野朋友告诉说是瞿秋白在监狱所作。这四句诗，依次分别为唐人韦应物、郎士元、杜甫、郎士元的诗句。（这首集唐人诗的第三句，现在本子多为“已忍伶俜十年事”；第二句“听不同”亦作“听不穷”。杨注）这两句词出自瞿秋白填的一首《浣溪沙》：原文是：
廿载浮沉万事空，
年华似水水流东，
枉抛心力作英雄。
湖海栖迟芳草梦，
江城辜负落花风，
黄昏已近夕阳红。
但是，正是这个附录，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李霁野的文章，发表在天津的杂志上。不料未及一月，《人民日报》在7月18日的第四版“人民园地”专栏里，发表了措辞相当严厉的辩正文章。该文的作者是当时颇有名气的诗人臧克家（时任人民出版社《新华月报》编审）。文章的题目有些特别——《关于瞿秋白同志的“死”》。
文章这样开头：“伟大的革命、文化战士瞿秋白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残杀已经十五周年了。读了他的朋友、同志、亲人们所写的纪念文章，对于他为革命事业所作出的多方面的贡献，他坚贞不拔‘死而后已’的战斗的一生令人崇敬，更令人鼓舞。”
在引述了一些纪念资料之后，臧克家笔锋一转：“可是，个别的纪念文章却有写得不恰当的地方，它歪曲了事实，因而也就歪曲了这样一个被纪念的人！”为什么要这样严厉呢？因为“这是关乎瞿秋白同志临死时对人生、革命和死的态度的问题”。
在转述了李霁野文章中引录的瞿秋白“集唐人句”诗后，臧克家认为：“这些诗词对于这样一个烈士的死是多不相称！它们对于他简直是一个大讽刺，一个大侮辱！”臧克家接下来判断：“这些东西绝不可能出自一个革命烈士的笔下，它是敌人埋伏的暗箭，向一个他死后的‘敌人’射击。”
为何做出这样的判断呢？臧克家引述了《烈士传》中几篇纪念文章关于瞿秋白死前的情形：“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他在临刑前高唱国际歌及红军歌，并大喊：‘为中国革命而牺牲，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并认为：“这才是和他雄壮的死、不朽的死合节的雄壮的诗、不朽的死！这和‘报纸’上所刊载的那些简直不能相比！”
最后，文章又转到李霁野引述的诗上来：“那四句集诗，如果出自一个‘坐化’的释教徒还差不离。对于一个革命战士，死，就是永生！至于‘枉抛心力作英雄’，那简直是‘死’前忏悔低头了。一个拒绝诱惑、以死殉人民事业的革命斗士，会在这最后关头否定了一切，连自己光荣的历史也在内？这不但不可能而情况恰恰是相反的。”
这篇措辞严厉、极力否定这首集唐人句诗为瞿秋白所作的文章，显然不仅代表了个别人的看法。瞿秋白夫人杨之华，也写信表示同意臧克家的意见；发表臧克家文章的《人民日报》，也明确表达了相同的态度。在编者按中说：“瞿秋白同志死后，国民党反动派曾在当时的报纸上故意发表些经过篡改的或捏造的‘遗作’，以致以讹传讹，歪曲了历史。臧克家同志为此写了一篇辩正的文章”。
事关烈士声誉，又是著名诗人为文，还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样的势头，当时任何人也不可能怠慢。臧克家文章发表的当天，李霁野便读到了。当晚，他便以信的形式，对此事作出一番检讨：
“编者先生：7月18日《人民园地》上发表了臧克家先生《关于瞿秋白同志的死》，说我在《文艺学习》一卷六期所写的《瞿秋白先生给我的印象》末所引的诗词和‘这样一个烈士的死是多么不相称！’对于臧先生的这个意见，我完全同意。”
但是，对于臧克家认为自己“歪曲事实，因而也就歪曲了这样一个被纪念的人！”李霁野并不同意：“可我在那篇纪念文中表示对于秋白先生的崇敬那是应当没有疑义的。”李霁野为自己辩解认为：“我的原意只是在写赋诗作词，表明从容就义的具体事实（我的意见也许不对，不过我认为这是同样壮烈）……”在李霁野看来，瞿秋白在明知必死无疑的情况下，仍能够从容赋诗作词，这样的风度，无论如何，也是“同样壮烈”。
对于臧克家对瞿秋白“集唐人句”诗的解读，并认为“绝不可能出自一个革命烈士的笔下”等等，李霁野并没有辩解。他只是陈述式地回答：“稿完后适好接到朋友答殉难情形的复信，就将诗词抄录在后面了。虽然作为附注，并未重视诗词本身，但我并没有指明这不称烈士的就义情形，是我应该负责任的。因此我对于秋白先生的家属以及爱护他的遗念的朋友和读者们致深诚的歉意。”
值得注意的是，李霁野只是说：“并未重视诗词本身”，而并没有顺着臧克家的笔调，认为这首“集唐人句”诗非瞿秋白所作。可见李霁野对否定此诗为瞿秋白所集，是持保留态度的。
现在回过头看李霁野《瞿秋白先生给我的印象》一文，仍然能感受到作者对烈士的崇敬和仰慕。臧克家的文章，今天看来过于严厉了。用了“歪曲”、“大讽刺”、“大侮辱”、“敌人埋伏的暗箭”这样严重的措辞，且对瞿秋白的“集唐人诗句”作了片面地批评和全盘否定。也许正基于此，李霁野在检讨文末含蓄地表示：“臧先生的批评是针对我那篇纪念文而发的，读者若拿批评和原文对读一下，从臧先生的文章可得的教益恐怕可以更多。”
李霁野的检讨，发表在1950年7月28日《人民日报》的“人民园地”专栏中，标题直书：《关于瞿秋白同志的死，李霁野先生来信检讨》。至此，这场不大不小的“集唐诗”风波，似乎也就过去了。但是，事关烈士作品的真伪，又牵涉政治立场和态度，这场风波还是产生了一些后果。
就在这场风波之后不过数月，毛泽东为当时整理的一套《瞿秋白文集》题了词。题词中说：“在他（瞿秋白）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文化事业方面。”但是，不久后出版的一套四册八卷《瞿秋白文集》里，却没有刊出毛泽东的题词。这显然不合常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中止了公开发表毛泽东的题词呢？有人认为这与杨之华、臧克家同李霁野的争论有关，这场争论很可能引起主管意识形态的高层人士的重视。
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及此前那些运动的人，对瞿秋白因为牺牲前所写《多余的话》而引发的结果，都不会太陌生。最早，这篇文章与他在狱中所写的一些诗词作品（包括李霁野引录的这首“集唐人诗句”），均因情调感伤低沉，而被排斥于其作品之外。后来虽获得认定，但又因此被定为“叛徒”、“晚节不忠”等等。
其实，从《多余的话》及其他一些诗词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瞿秋白的自我坦白和剖析，感受到他内心的矛盾和对生命意义的探求和追索。这些，现在许多研究者都做了大量深入的阐释解说。但是，解放初期由于怀念文章而引发的这场“集唐人诗句”风波，仍清晰地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和社会氛围。记述此事，正是希望通过这一事件，感受今天历史发展的步履，感受今天人民精神世界的宽广和对人性日渐深入的领会。这是我们今天纪念秋白这位卓越先行者时，可以深感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