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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下的花环》是一部反映38年前、历时28天并改变现代世界格局之中国对越自卫还击战的影片。影片直面人性、直指人心、紧扣时代脉搏，自1984年问世就引发了长达数年的“家国何为”的大讨论，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极大地提振了人们的精气神，可谓满满的正能量。它不仅是第三代导演谢晋的代表作之一，更是新中国电影史上弘扬主旋律电影的扛鼎之作。
这是一部军事题材的现实主义电影。它把国家民族的振兴与个人命运巧妙联结，仿佛可以感受到一个个生命的呐喊与挣扎，戏剧张力十足。其深深扎根于历史背景却又不刻板，以不寻常的视角细腻刻画，用丰满的人物形象与充沛的情感，再现了当时年代的复杂与真实，探求着每一个情感的角落，传达着英雄人物的信念。导演把镜头聚焦在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战士身上，没有气势宏伟的战争场面，没有枪林弹雨与冲锋陷阵，却有部队战士每一个人的真性情，呈现出了人性的丰满与复杂。这是对生命深刻的思考，看似平凡的小人物，却各有各的特点，无论是战友之间的情同手足、家人对于战士的体贴入微与难舍难分，让我们深深体会到战士们高尚的灵魂与不懈的追求，“于无声处听惊雷”一次次强力地冲击着我们的心灵。整部作品一气呵成，反映出导演独特的艺术品位。
影片讲述了摄影干事赵蒙生利用母亲的关系，原打算“曲线调动”在部队担任辅导员后调走进而尽快转正。部队连长梁三喜为了让赵蒙生尽快适应环境推迟了自己的探亲假。部队中心直口快的靳开来对于赵蒙生的“公子哥”做派十分反感，连队内部的气氛也略显紧张。不久战争形势发生了变化，准备开始对越南作战，连长失去了放探亲假的机会。而就在大家要进入作战状态的时刻，赵蒙生准备调离部队，遭到了军营战士们的非议。面对领导的批评与内心的煎熬，他决定跟随连队出兵作战。在战场上，梁三喜、“小北京”、靳开来都不幸牺牲，赵蒙生在战争中磨炼并实现了自我救赎，战后安抚烈士们的家属，各种事情叠加在一起继续考验着战士们的内心。
影片较为成功地对同名中篇小说进行改编，使得文学作品在时空光影的变换下更加生动地呈现。“它最大的特点在于：以浓重的感情线索贯穿始终，将小说中那些叙述故事的章节加以浓缩，代之以可见的充满感情色彩的视觉形象呈现在人们面前。同时，一些戏剧性的因素被冲淡，表现出较强的纪实风格。在剧作结构上，创作者也选择了适合电影表现的形式，使时空、场景的变化有机地糅合在一起。” [1]
影片时刻流露出的真情实感愈发能让人体味到人性中最闪光的部分。每一个战士身后都存在着一个家庭。这些家庭或大或小，但都光影毕现，使得整个故事更加立体。正是因为他们对于战事的理解与付出，以国家为重，才有了我们和平的家园。影片并没有刻意强调战士在战场上的英勇作战，而是更注重对其心理活动的刻画。对于战士们来讲，妻子、母亲是他们在这个世上最为亲近的人，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而在战争来临之时，在祖国需要的时候，他们毫不犹豫冲上前线，自己的家人却变成了最难以相见的人，这便成为最能打动观众的地方。
英雄身上从来都闪烁着动人的光环：无论是《英雄儿女》里战斗到最后一人对敌人大喊“向我开炮”的王成，还是《上甘岭》战役中赴汤蹈火舍生忘死的志愿儿女，坚守是一种太宝贵的品质，他们都在用生命保卫着祖国的安危，用鲜血换取着珍贵的和平，他们的形象庄严而巍峨，崇高而永远屹立不倒。
《高山下的花环》这部作品，具有深深的现实批判性，抨击着特定时代存在的某些问题，把社会背景与人物性格紧密结合。比如靳开来同志为给战士们解渴去砍甘蔗而牺牲在战场上，却没有被立功。雷军长在其牺牲后曾愤怒地说：“我们有些干部总是爱听阿谀奉承，对于爱提意见的同志，他们到死也不放过……不给靳开来立功，天理难容！”军长的儿子“小北京”雷凯华，死于战场上两颗没有打出去的“臭雷”，而被敌人打死，炮弹上的日期是1974年，直指当时错误的左倾思潮给军队带来的损失。同时，影片还对特权阶级进行大力抨击，前期赵蒙生的做派便是其代表，他刚到部队时，对环境各种不适应，甚至在上战场前，母亲甚至动用各种关系打进了军区作战前线紧急的作战电话，这令雷军长大发雷霆。以上影片中所反映出的问题，直指现实，不禁让观众陷入深深思考。
这部电影之所以伟大，在于其塑造了很多有血有肉的人物，刻画到位，并且诠释了英雄的含义，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国家大难临头，勇于担当是军人的神圣使命，他们放弃“小我”的利益，“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们的共同点是不畏艰辛、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在他们身上，英雄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名词，而是一种崇高的行为。同时，他们不是刻板的，而是有自己情感的，有自己的挣扎与煎熬，每个人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情怀，这使得观众更能够感同身受，并体会战士们为了保护祖国的甘于牺牲与奉献的热血。
连长梁三喜是电影中着力刻画的部队中的灵魂人物，他是我国千千万万优秀战士的典型代表，忘我地为了保卫祖国的安全舍弃了自己小我的血肉之躯。于他来讲，穿上军装、背起钢枪便肩负起了千斤重神圣的使命。梁三喜曾对战士们说：“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直接诠释了“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福祸避趋之”的英雄本色。从不断推迟的探亲假，到战场上保护战友壮烈牺牲，再到留下了一张必须要还清的620元的欠账单，他身上的凛然正气让全连战士们钦佩。虽然他心里对妻子和母亲有着深深的感情，然而大敌当前，作为军人，他必须有所舍弃；他为了让新来的辅导员赵蒙生尽快熟悉环境，一再推迟自己的探亲假，以至于后来投入到前线作战牺牲再没有机会见到家人。当赵蒙生接到调令要离开部队时，梁三喜严肃地对他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中国是我的，可也是你的。你不会不知道，你身上穿的是军装。”这是他根深蒂固镌刻在血液里的责任感，时刻记挂国家安危，把保护祖国作为自己最为神圣的使命与军人的天职，这也是他令观众为之动容的地方。
而铁血壮汉亦有侠骨柔情，他心底最温暖的地方，便是他的家人——年老的母亲与贤惠的妻子。他的妻子玉秀是隱忍勤劳孝顺守信的中国农村女性的代表，她需要承担很多，在丈夫外出作战期间，担负起家庭全部的责任，无论是做家务、照顾老人以及养育孩子。她渴望与丈夫团聚，却又不希望自己成为他的牵绊。在梁三喜牺牲后，她更需要强忍住悲伤，打起精神活下去。小拨浪鼓是寄托着他们两人共同的情思，更是也是战士们对大嫂甘于奉献的一种赞赏。两人的感情并不是轰轰烈烈，更见于平平淡淡却有滋有味的小日子之真情，相互理解与陪伴。 梁三喜留下的620元欠账单是贯穿整部电影的重要线索，是影片中串联起战士们的感情线。在他留给妻子的遗书中有写道：“人死，账不能死，咱人穷志不能短，欠的账你一定替我还上。”诚信气是任何事情都不能磨灭的品质。玉秀严格信守着她与三喜之间的诺言，钱一定要归还大家。
赵蒙生在影片中发生了极大的蜕变，他最初是特权阶级的代表，对于吃苦的军队生活十分不适应，逃避责任，并希望尽快从前线调走。然而在部队中他逐渐磨练意志，从之前舒适的环境中走出，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与使命，实现了自我救赎。后来甚至主动承担梁三喜同志的欠账单。战后母亲来看望赵蒙生，他对母亲说：“离开战争太久了，咱们离开人民太远了。”这是他战后发自内心的感慨。
靳开来的形象塑造十分生动，他有血有肉，仗义直言，性情直爽，技术过硬，勇于吃苦。但是因为其敢于提意见，说出战士们心底想说但是不敢说出的话，难于得到提升。在部队即将要上前线的最后时刻，靳开来却被提升为副连长，他不禁自己感叹：“战前赏了我一个送死官，放心，我会在副连长的位置上死出个样子来。”即使心中会有小小的不满，但当组织需要他的时候，还是会义无反顾地冲到第一线。他在战斗中为给战士们解渴去砍甘蔗而牺牲，战后却因为违反战场纪律始终没有被立功。连长称赞靳开来：“敢于提意见，向我们内部那些歪门邪道开炮。”战前梁三喜与靳开来的对话充满了英雄之间惺惺相惜的悲壮，打敌人我能勇敢，可是敢于提意见，向我们内部那些歪门邪道开炮，你要比我勇敢得多。我……我希望留下你这门大炮！”“我是噘嘴骡子卖个驴价钱，吃亏就吃亏这嘴上了，你还欣赏？”“我欣赏！”
连长梁三喜的妈妈梁大娘，来自山东沂蒙山老区，家境十分贫困。她深明大义，即使自己的大儿子、二儿子都已牺牲于战场，但依旧把自己剩下的唯一的儿子交给了国家与部队。她和儿媳玉秀坚持要把梁三喜欠账单上的钱还给大家，宁可从火车站千里迢迢省下车费走到军营，也要维护人格的诚信与尊严。她们平凡，但却在艰辛的生活中坚守着崇高，骨子里透着不服输的力量，让战士们都深深钦佩与震撼。梁大娘最后在酒席上激动地对雷军长说过一席话：“你是个军长，你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前线上牺牲了，我哪怕就是看到了这一个，我总是看到了，你们好啊，中国能兴旺啊！”这是她内心由衷的感慨，我们的祖国正是因为战士们的英勇付出，才有了今天的和平与繁荣。她也曾劝慰同时在战争中失去儿子的雷军长：“人活百岁也是死，孩子们这么死了，值得。”
雷军长是老一辈革命军人的光辉代表，是一个开明的领导。他正气凛然，高风亮节，在全师面前严厉地批评了请求利用关系进行调动的赵蒙生和他的母亲，这是一个军队首领的气度与威严，对于军队里的不正之风就要强力打击。他更是一个伟大的父亲，“毫不留情”地把自己的儿子送上了战场，并且隐瞒身份。他得知自己的儿子“小北京”牺牲后，写信给自己的媳妇：“古人说，忠孝不能双全，凯华为国捐躯，有这样的孩子，咱该感到光荣。”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内心的震动与挣扎，却必须承受。雷军长对宣传员讲：“宣传凯华一定要实事求是，在报道文章里不准出现我的名字，凯华就是凯华，半点都不许借凯华宣传我、吹捧我”。面对自己儿子凯华的一等功勋章，军长皱起了凝重的眉头。自己的儿子和农民的儿子均在战争中牺牲，他们血流在一起，共同为保卫祖国作了贡献。他时刻关心战士们的生活现状，“在这次战争里，有那么多从农村来的战士留下欠账单，尤其是从老区来的，这个情况我们要向党中央报告”；他在劝说赵蒙生母亲时曾说过：“不是我不讲人情，而是我背后有天理，有国法，天下爹娘都一个样，谁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像梁三喜、靳开来这些烈士，也是爹娘生养的，人家都有妻儿老小，难道我们孩子当兵来，只是走过场，该流血牺牲的时候，让老百姓的子弟上？这不是共产党。”这段话道出了人性的灵魂，诠释了战士们舍自身为国家的深刻情感，更彰显出其甘于奉献的高尚作风。最后影片以雷军长满含深情的军礼做结，意味深长，可谓是“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是对逝去烈士们的崇高致敬，也是对其家属的痛失亲人的深刻理解，让我们感同身受。红星闪闪周围是烈士们的花圈，那颗闪烁的红星，是用烈士们的鲜血染成的。
关于视听语言方面，影片多次运用闪回，战士们对于家庭的回忆一直在屏幕上闪现，温馨的梁三喜家庭和风趣幽默的靳开来家庭，两种风格的生活都充斥着浓厚的情感，这是战士们心中最为柔软与温馨的地方，使得影片做到张弛有度。紧张的战事准备、靳开来和梁三喜商量尖刀排谁来带的悲壮告别，穿插着对于玉秀的回忆与温馨，靳开来对家庭的温暖回忆等，这无疑使得电影更加丰满生动。这些是战士们心中的诗与画，提高了影片的整体温度，增强了其节奏与韵律之美。
“《高山下的花环》的悲剧，是建立在深厚的生活基础之上的，它真实地再现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會现实生活，反映了一定社会现实的本质。因此，它的悲剧形式是崇高而壮丽的，是非常美的。”[2]影片深刻揭示了社会存在的问题。当时我国的社会发展受到了“左顷”思想的严重影响，主人公梁三喜在战场上壮烈牺牲，只剩下单薄的玉秀与梁大娘相互扶持扛起整个家庭的重担，这无疑是一个悲剧。农民依旧生活在贫困的水深火热之中，这些充满悲剧色彩的事件无一不敲打着观众的内心，使其不得不对社会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
影片的导演谢晋是第三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在他的一生中，取得了较大的艺术成就，其作品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谢晋在自己所处的年代，密切关注社会现实，用艺术的表达方式，通过银幕上的影像深入地对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其创作思想与情感表达，带给了观众深深的震撼。影片拍摄前，谢晋导演曾到前线去访问，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谢晋曾说：“导演不是翻译，虽然有熟练不熟练，高明不高明之分，但更主要的，电影导演是影片的作者，是电影制作的中心。影片的样式、风格，都是由导演体现在影片中的因此，只有感动了导演，才能感动观众。”[3]
参考文献：
[1]林滨.谢晋与高山下的花环[J].电影评介，1984（1）：6.
[2]王仲明.略谈影片《高山下的花环》的美学思想[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1.
[3]李正清.崇高壮丽的抒情悲剧——谢晋谈《高山下的花环》[J].电影评介，12：3.
这是一部军事题材的现实主义电影。它把国家民族的振兴与个人命运巧妙联结，仿佛可以感受到一个个生命的呐喊与挣扎，戏剧张力十足。其深深扎根于历史背景却又不刻板，以不寻常的视角细腻刻画，用丰满的人物形象与充沛的情感，再现了当时年代的复杂与真实，探求着每一个情感的角落，传达着英雄人物的信念。导演把镜头聚焦在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战士身上，没有气势宏伟的战争场面，没有枪林弹雨与冲锋陷阵，却有部队战士每一个人的真性情，呈现出了人性的丰满与复杂。这是对生命深刻的思考，看似平凡的小人物，却各有各的特点，无论是战友之间的情同手足、家人对于战士的体贴入微与难舍难分，让我们深深体会到战士们高尚的灵魂与不懈的追求，“于无声处听惊雷”一次次强力地冲击着我们的心灵。整部作品一气呵成，反映出导演独特的艺术品位。
影片讲述了摄影干事赵蒙生利用母亲的关系，原打算“曲线调动”在部队担任辅导员后调走进而尽快转正。部队连长梁三喜为了让赵蒙生尽快适应环境推迟了自己的探亲假。部队中心直口快的靳开来对于赵蒙生的“公子哥”做派十分反感，连队内部的气氛也略显紧张。不久战争形势发生了变化，准备开始对越南作战，连长失去了放探亲假的机会。而就在大家要进入作战状态的时刻，赵蒙生准备调离部队，遭到了军营战士们的非议。面对领导的批评与内心的煎熬，他决定跟随连队出兵作战。在战场上，梁三喜、“小北京”、靳开来都不幸牺牲，赵蒙生在战争中磨炼并实现了自我救赎，战后安抚烈士们的家属，各种事情叠加在一起继续考验着战士们的内心。
影片较为成功地对同名中篇小说进行改编，使得文学作品在时空光影的变换下更加生动地呈现。“它最大的特点在于：以浓重的感情线索贯穿始终，将小说中那些叙述故事的章节加以浓缩，代之以可见的充满感情色彩的视觉形象呈现在人们面前。同时，一些戏剧性的因素被冲淡，表现出较强的纪实风格。在剧作结构上，创作者也选择了适合电影表现的形式，使时空、场景的变化有机地糅合在一起。” [1]
影片时刻流露出的真情实感愈发能让人体味到人性中最闪光的部分。每一个战士身后都存在着一个家庭。这些家庭或大或小，但都光影毕现，使得整个故事更加立体。正是因为他们对于战事的理解与付出，以国家为重，才有了我们和平的家园。影片并没有刻意强调战士在战场上的英勇作战，而是更注重对其心理活动的刻画。对于战士们来讲，妻子、母亲是他们在这个世上最为亲近的人，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而在战争来临之时，在祖国需要的时候，他们毫不犹豫冲上前线，自己的家人却变成了最难以相见的人，这便成为最能打动观众的地方。
英雄身上从来都闪烁着动人的光环：无论是《英雄儿女》里战斗到最后一人对敌人大喊“向我开炮”的王成，还是《上甘岭》战役中赴汤蹈火舍生忘死的志愿儿女，坚守是一种太宝贵的品质，他们都在用生命保卫着祖国的安危，用鲜血换取着珍贵的和平，他们的形象庄严而巍峨，崇高而永远屹立不倒。
《高山下的花环》这部作品，具有深深的现实批判性，抨击着特定时代存在的某些问题，把社会背景与人物性格紧密结合。比如靳开来同志为给战士们解渴去砍甘蔗而牺牲在战场上，却没有被立功。雷军长在其牺牲后曾愤怒地说：“我们有些干部总是爱听阿谀奉承，对于爱提意见的同志，他们到死也不放过……不给靳开来立功，天理难容！”军长的儿子“小北京”雷凯华，死于战场上两颗没有打出去的“臭雷”，而被敌人打死，炮弹上的日期是1974年，直指当时错误的左倾思潮给军队带来的损失。同时，影片还对特权阶级进行大力抨击，前期赵蒙生的做派便是其代表，他刚到部队时，对环境各种不适应，甚至在上战场前，母亲甚至动用各种关系打进了军区作战前线紧急的作战电话，这令雷军长大发雷霆。以上影片中所反映出的问题，直指现实，不禁让观众陷入深深思考。
这部电影之所以伟大，在于其塑造了很多有血有肉的人物，刻画到位，并且诠释了英雄的含义，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国家大难临头，勇于担当是军人的神圣使命，他们放弃“小我”的利益，“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们的共同点是不畏艰辛、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在他们身上，英雄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名词，而是一种崇高的行为。同时，他们不是刻板的，而是有自己情感的，有自己的挣扎与煎熬，每个人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情怀，这使得观众更能够感同身受，并体会战士们为了保护祖国的甘于牺牲与奉献的热血。
连长梁三喜是电影中着力刻画的部队中的灵魂人物，他是我国千千万万优秀战士的典型代表，忘我地为了保卫祖国的安全舍弃了自己小我的血肉之躯。于他来讲，穿上军装、背起钢枪便肩负起了千斤重神圣的使命。梁三喜曾对战士们说：“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直接诠释了“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福祸避趋之”的英雄本色。从不断推迟的探亲假，到战场上保护战友壮烈牺牲，再到留下了一张必须要还清的620元的欠账单，他身上的凛然正气让全连战士们钦佩。虽然他心里对妻子和母亲有着深深的感情，然而大敌当前，作为军人，他必须有所舍弃；他为了让新来的辅导员赵蒙生尽快熟悉环境，一再推迟自己的探亲假，以至于后来投入到前线作战牺牲再没有机会见到家人。当赵蒙生接到调令要离开部队时，梁三喜严肃地对他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中国是我的，可也是你的。你不会不知道，你身上穿的是军装。”这是他根深蒂固镌刻在血液里的责任感，时刻记挂国家安危，把保护祖国作为自己最为神圣的使命与军人的天职，这也是他令观众为之动容的地方。
而铁血壮汉亦有侠骨柔情，他心底最温暖的地方，便是他的家人——年老的母亲与贤惠的妻子。他的妻子玉秀是隱忍勤劳孝顺守信的中国农村女性的代表，她需要承担很多，在丈夫外出作战期间，担负起家庭全部的责任，无论是做家务、照顾老人以及养育孩子。她渴望与丈夫团聚，却又不希望自己成为他的牵绊。在梁三喜牺牲后，她更需要强忍住悲伤，打起精神活下去。小拨浪鼓是寄托着他们两人共同的情思，更是也是战士们对大嫂甘于奉献的一种赞赏。两人的感情并不是轰轰烈烈，更见于平平淡淡却有滋有味的小日子之真情，相互理解与陪伴。 梁三喜留下的620元欠账单是贯穿整部电影的重要线索，是影片中串联起战士们的感情线。在他留给妻子的遗书中有写道：“人死，账不能死，咱人穷志不能短，欠的账你一定替我还上。”诚信气是任何事情都不能磨灭的品质。玉秀严格信守着她与三喜之间的诺言，钱一定要归还大家。
赵蒙生在影片中发生了极大的蜕变，他最初是特权阶级的代表，对于吃苦的军队生活十分不适应，逃避责任，并希望尽快从前线调走。然而在部队中他逐渐磨练意志，从之前舒适的环境中走出，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与使命，实现了自我救赎。后来甚至主动承担梁三喜同志的欠账单。战后母亲来看望赵蒙生，他对母亲说：“离开战争太久了，咱们离开人民太远了。”这是他战后发自内心的感慨。
靳开来的形象塑造十分生动，他有血有肉，仗义直言，性情直爽，技术过硬，勇于吃苦。但是因为其敢于提意见，说出战士们心底想说但是不敢说出的话，难于得到提升。在部队即将要上前线的最后时刻，靳开来却被提升为副连长，他不禁自己感叹：“战前赏了我一个送死官，放心，我会在副连长的位置上死出个样子来。”即使心中会有小小的不满，但当组织需要他的时候，还是会义无反顾地冲到第一线。他在战斗中为给战士们解渴去砍甘蔗而牺牲，战后却因为违反战场纪律始终没有被立功。连长称赞靳开来：“敢于提意见，向我们内部那些歪门邪道开炮。”战前梁三喜与靳开来的对话充满了英雄之间惺惺相惜的悲壮，打敌人我能勇敢，可是敢于提意见，向我们内部那些歪门邪道开炮，你要比我勇敢得多。我……我希望留下你这门大炮！”“我是噘嘴骡子卖个驴价钱，吃亏就吃亏这嘴上了，你还欣赏？”“我欣赏！”
连长梁三喜的妈妈梁大娘，来自山东沂蒙山老区，家境十分贫困。她深明大义，即使自己的大儿子、二儿子都已牺牲于战场，但依旧把自己剩下的唯一的儿子交给了国家与部队。她和儿媳玉秀坚持要把梁三喜欠账单上的钱还给大家，宁可从火车站千里迢迢省下车费走到军营，也要维护人格的诚信与尊严。她们平凡，但却在艰辛的生活中坚守着崇高，骨子里透着不服输的力量，让战士们都深深钦佩与震撼。梁大娘最后在酒席上激动地对雷军长说过一席话：“你是个军长，你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前线上牺牲了，我哪怕就是看到了这一个，我总是看到了，你们好啊，中国能兴旺啊！”这是她内心由衷的感慨，我们的祖国正是因为战士们的英勇付出，才有了今天的和平与繁荣。她也曾劝慰同时在战争中失去儿子的雷军长：“人活百岁也是死，孩子们这么死了，值得。”
雷军长是老一辈革命军人的光辉代表，是一个开明的领导。他正气凛然，高风亮节，在全师面前严厉地批评了请求利用关系进行调动的赵蒙生和他的母亲，这是一个军队首领的气度与威严，对于军队里的不正之风就要强力打击。他更是一个伟大的父亲，“毫不留情”地把自己的儿子送上了战场，并且隐瞒身份。他得知自己的儿子“小北京”牺牲后，写信给自己的媳妇：“古人说，忠孝不能双全，凯华为国捐躯，有这样的孩子，咱该感到光荣。”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内心的震动与挣扎，却必须承受。雷军长对宣传员讲：“宣传凯华一定要实事求是，在报道文章里不准出现我的名字，凯华就是凯华，半点都不许借凯华宣传我、吹捧我”。面对自己儿子凯华的一等功勋章，军长皱起了凝重的眉头。自己的儿子和农民的儿子均在战争中牺牲，他们血流在一起，共同为保卫祖国作了贡献。他时刻关心战士们的生活现状，“在这次战争里，有那么多从农村来的战士留下欠账单，尤其是从老区来的，这个情况我们要向党中央报告”；他在劝说赵蒙生母亲时曾说过：“不是我不讲人情，而是我背后有天理，有国法，天下爹娘都一个样，谁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像梁三喜、靳开来这些烈士，也是爹娘生养的，人家都有妻儿老小，难道我们孩子当兵来，只是走过场，该流血牺牲的时候，让老百姓的子弟上？这不是共产党。”这段话道出了人性的灵魂，诠释了战士们舍自身为国家的深刻情感，更彰显出其甘于奉献的高尚作风。最后影片以雷军长满含深情的军礼做结，意味深长，可谓是“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是对逝去烈士们的崇高致敬，也是对其家属的痛失亲人的深刻理解，让我们感同身受。红星闪闪周围是烈士们的花圈，那颗闪烁的红星，是用烈士们的鲜血染成的。
关于视听语言方面，影片多次运用闪回，战士们对于家庭的回忆一直在屏幕上闪现，温馨的梁三喜家庭和风趣幽默的靳开来家庭，两种风格的生活都充斥着浓厚的情感，这是战士们心中最为柔软与温馨的地方，使得影片做到张弛有度。紧张的战事准备、靳开来和梁三喜商量尖刀排谁来带的悲壮告别，穿插着对于玉秀的回忆与温馨，靳开来对家庭的温暖回忆等，这无疑使得电影更加丰满生动。这些是战士们心中的诗与画，提高了影片的整体温度，增强了其节奏与韵律之美。
“《高山下的花环》的悲剧，是建立在深厚的生活基础之上的，它真实地再现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會现实生活，反映了一定社会现实的本质。因此，它的悲剧形式是崇高而壮丽的，是非常美的。”[2]影片深刻揭示了社会存在的问题。当时我国的社会发展受到了“左顷”思想的严重影响，主人公梁三喜在战场上壮烈牺牲，只剩下单薄的玉秀与梁大娘相互扶持扛起整个家庭的重担，这无疑是一个悲剧。农民依旧生活在贫困的水深火热之中，这些充满悲剧色彩的事件无一不敲打着观众的内心，使其不得不对社会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
影片的导演谢晋是第三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在他的一生中，取得了较大的艺术成就，其作品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谢晋在自己所处的年代，密切关注社会现实，用艺术的表达方式，通过银幕上的影像深入地对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其创作思想与情感表达，带给了观众深深的震撼。影片拍摄前，谢晋导演曾到前线去访问，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谢晋曾说：“导演不是翻译，虽然有熟练不熟练，高明不高明之分，但更主要的，电影导演是影片的作者，是电影制作的中心。影片的样式、风格，都是由导演体现在影片中的因此，只有感动了导演，才能感动观众。”[3]
参考文献：
[1]林滨.谢晋与高山下的花环[J].电影评介，1984（1）：6.
[2]王仲明.略谈影片《高山下的花环》的美学思想[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1.
[3]李正清.崇高壮丽的抒情悲剧——谢晋谈《高山下的花环》[J].电影评介，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