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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主创邓康延先生及其团队的几位编导，在纪录片《盗火者》拍摄之后，用文字的形式沉淀充实了这一话题，编写了这部书稿，本书使用大量照片并借用记录影像语言，直面中国教育的困境和希望，对纪录片中未能尽现的故事情节、嘉宾访谈及制作者的亲历感受拾漏补遗，使本书兼具文字的厚重和影像的生动。
书中重点涉及教材改革、在家上学、农村职业教育、华德福教育、课堂改革、公民教育、大学改革等社会极度关切的教育话题。不仅给出现况的真实描述与专家学者的观察和意见，更关注那些敢为天下先的教育改革“盗火者”，试图让读者了解那些奋斗在教育改革第一线的民间组织和个人的理念、实践和困惑。
一
学生主讲，互相讨论，老师只稍作点拨和提示，这样的教学场景，你以为是欧美大学里的seminar（研讨会）吗？更不可思议的是，老师一旦要求学生提出自己的答案，他们即像开闸的洪水，纷纷上前争抢黑板，以至于教室内外除了采光之用的一壁外，其余三面皆布满黑板。
这样乐于表达与展现自己的学生是哪个国家的呢？如果我没有看过《盗火者》一书，真猜不出这是中国的学生，更无法将其与位于鲁西南农村的杜郎口中学联系起来。尽管评价杜郎口中学的标准没有变——即包括升学率、合格率、及格率在内的“三率”（这是一些业内人士批评其并没有脱离应试教育之藩篱的原因，我也认为此一批评有相当的道理），但学生确实学得比原来投入得多，心态更加开放，乐于且善于表达。这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乐于且善于表达”，别说对大多数中国学生来说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就是对中国的成人来说也是不容易实现的目标。因为我们的文化就是鼓励人当哑巴，是保持沉默的文化，这会让很多人的权利受损而无法形成有效的救助。从我们的成语及习俗里，可以看出那种否定与抑制表达的一惯情形。对年轻人，我们常说“童言无忌”，这说明对言论自由的忌讳已是成人社会从古至今心照不宣的规训；对成年人，我们常说 “言多必失”，仿佛稍微敢说几句话的成年人都开了一家祸事工厂。至于那些不成熟的意见，你也不敢表达出来，否则，“满壶水全不响，半壶水响叮当”的批评便会接踵而至。至此，你开始学会了“沉默是金”。恭喜你，终于成为这个对自由言说进行围追堵截的社会所教导出来的合格顺民了。
从大处着眼，教育当然要致力于一个人整全的发展；但朝细部看，则毋宁说教育特别是语文教育，无非是要达致口头表达的生动与笔头表达的灵活。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杜郎口中学的教学方式，无疑更接近以学生为中心的现代教育理念，也更容易做到口头表达与笔头表达的共同精进。西方的学校从初中甚至小学开始就有演讲课，演讲的目的自然不像我们的大专辩论赛一样志在胜负，而是在于言说之有趣、表达之清晰、表情之丰富、逻辑之谨严、说服之有力、沟通之有效，从而为自己铺就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而我们的学校与社会，老师只知照本宣科，官员离了秘书便不知如何讲话。民众有口难言，原因固多，教育在其间的“功劳”不可谓不大。
杜郎口中学出名了，参观者达百多万人，自然被参观得“体无完肤”。不仅杜郎口中学因此不停创收，杜郎口镇的经济亦得到拉动，实在是中国教育的一种奇观和悲哀。参观者络绎不绝，蕴含着什么信息呢？意味着中国人的创造力缺失，总想快速复制“成功”，仿佛“我的成功你真的可以复制”。由此不难看出，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山寨化的功利主义色彩之重，恐怕是世界少有的。教育自难幸免。
二
由于我一直关注和研究自废除科举制度以来的中国语文教材，因此对以1949年作为分水岭的百年中国语文教材的编写情形、出版状况、理念差异等诸方面的变迁，并不陌生。1949年前，教材的编写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大出版社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世界书局、北新书局等争相延请诸如蔡元培、张元济、陆费逵、舒新城、叶圣陶、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傅葆琛、陶行知、陈鹤琴、张雪门、赵景深、姜亮夫、蒋伯潜、蒋维乔、庄因等名家编纂教材，其竞争之激烈有目共睹。由于大学是自行招考，故不需要全国统一教材，因此，教材的编辑出版充满活力，老师甚至学生成为教材是否畅销的终极裁判。
更有甚者，即便选择如此之多，依旧有许多老师不选任何已编定的现成教材，而是自编教材，或者是上完一课才油印一课的内容，类同于有名的《中华活页文选》，使得学校教育因教授的知识学养、个人魅力之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维度，也显得不那么单调死板。再如20世纪40年代读中学的流沙河先生，他的国文老师所选文章多为古文，依然不受学校与家长的干涉。而1949年7月10日的一纸文件，却对此前的教材编纂来了个天翻地覆的改变：“今后全国各地用教科书，除一部分小学教科书有差别外，均应在可能条件下要求一致。华北的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是作为中央政府的教科书编审机构的基础而成立的。”（见《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小学教科书问题给武汉市委宣传部的指示》）这种垄断格局即使在信息多元化的今天也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20世纪80年代以降，除人民教育出版社外，少数省级教育出版社以及北师大出版社等，获得了一定的教材编写权，使得教材的编纂从百分之百的垄断，走向了假性竞争阶段（国营性质的假性竞争并不罕见，如两桶油的中石油、中石化，如通信中的移动、联通，均是看似废除垄断的假性竞争），只有在非应试教育的民间领地，才有一些自我编纂教材的小溪流动。如《盗火者》里“寻找活着的马小平”一章，不只是马小平老师上课吸引人、为人师的风范受人钦仰，关键是他在癌症病痛折磨下依旧耗尽最后的才华，编纂了一本生前未能出版的《人文素养读本》（2012年出版时易名《叩响命运之门》），让我们感受到中学一线老师为改善中国教育所做的尝试与努力。
其实，在马小平之前，中学老师自编语文教材或读本而引起我注意的，还有深圳严凌君的《青春读书课》系列、山东王泽钊的《新语文》系列。在看到马小平编纂的《人文素养读本》后，我又接触了四川罗怀海所编的《古蔺中学生文学读本》等。与此同时，也看到了夏中义、丁东、谢泳等人编纂的《大学人文读本》，以及王小平运用民间力量主编的少数民族乡土教材《云上的家园》等。这说明学校教材虽然垄断依旧，但民间教材编纂者也逐渐破壳而出，对当前僵化的教育不啻为一种难得的尝试与改进。至于像《盗火者》书中提到的华德福学校，包括在家上学在内的私塾，大多没有教材，却比不少有教材的学校教学效果还要好。
也有些教国学的私立机构，直接拿《弟子规》、《论语》等作教材，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得体的偷懒行为。不要以为“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之类的蒙学教材用了近千年，就成了一种可以袭用至今的“经典”。其实，中国近代化之前的农业社会，才是这些蒙学教材久用不衰的生存土壤。如今极速变化的社会，在交通、经济、信息乃至教育、政治等方面都处于全球化浪潮的裹挟之下，知识折旧率非常高，若不与现代社会和普世价值衔接，依旧拿几百年前社会遗留下来的“古董”教材直接袭用，在我看来，害人非浅。即使编纂得还算靠谱的纸质新教材，面对如今彪悍的在线教育如MOOC（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Khan Academy（可汗学院）等，都有不敷应用的可能。
可汗学院的创始人萨尔曼·可汗在其新著《翻转课堂的可汗学院》一书里不无警示地说：“全世界今年（2012年）入学的新生中，有65%的人在未来将会从事现在还不存在的职业——这是一种意义深远的想法。”如果我们不能做出回应，那么，教育何以能够完成其使命并起到拯救社会的作用？
本书主创邓康延先生及其团队的几位编导，在纪录片《盗火者》拍摄之后，用文字的形式沉淀充实了这一话题，编写了这部书稿，本书使用大量照片并借用记录影像语言，直面中国教育的困境和希望，对纪录片中未能尽现的故事情节、嘉宾访谈及制作者的亲历感受拾漏补遗，使本书兼具文字的厚重和影像的生动。
书中重点涉及教材改革、在家上学、农村职业教育、华德福教育、课堂改革、公民教育、大学改革等社会极度关切的教育话题。不仅给出现况的真实描述与专家学者的观察和意见，更关注那些敢为天下先的教育改革“盗火者”，试图让读者了解那些奋斗在教育改革第一线的民间组织和个人的理念、实践和困惑。
一
学生主讲，互相讨论，老师只稍作点拨和提示，这样的教学场景，你以为是欧美大学里的seminar（研讨会）吗？更不可思议的是，老师一旦要求学生提出自己的答案，他们即像开闸的洪水，纷纷上前争抢黑板，以至于教室内外除了采光之用的一壁外，其余三面皆布满黑板。
这样乐于表达与展现自己的学生是哪个国家的呢？如果我没有看过《盗火者》一书，真猜不出这是中国的学生，更无法将其与位于鲁西南农村的杜郎口中学联系起来。尽管评价杜郎口中学的标准没有变——即包括升学率、合格率、及格率在内的“三率”（这是一些业内人士批评其并没有脱离应试教育之藩篱的原因，我也认为此一批评有相当的道理），但学生确实学得比原来投入得多，心态更加开放，乐于且善于表达。这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乐于且善于表达”，别说对大多数中国学生来说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就是对中国的成人来说也是不容易实现的目标。因为我们的文化就是鼓励人当哑巴，是保持沉默的文化，这会让很多人的权利受损而无法形成有效的救助。从我们的成语及习俗里，可以看出那种否定与抑制表达的一惯情形。对年轻人，我们常说“童言无忌”，这说明对言论自由的忌讳已是成人社会从古至今心照不宣的规训；对成年人，我们常说 “言多必失”，仿佛稍微敢说几句话的成年人都开了一家祸事工厂。至于那些不成熟的意见，你也不敢表达出来，否则，“满壶水全不响，半壶水响叮当”的批评便会接踵而至。至此，你开始学会了“沉默是金”。恭喜你，终于成为这个对自由言说进行围追堵截的社会所教导出来的合格顺民了。
从大处着眼，教育当然要致力于一个人整全的发展；但朝细部看，则毋宁说教育特别是语文教育，无非是要达致口头表达的生动与笔头表达的灵活。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杜郎口中学的教学方式，无疑更接近以学生为中心的现代教育理念，也更容易做到口头表达与笔头表达的共同精进。西方的学校从初中甚至小学开始就有演讲课，演讲的目的自然不像我们的大专辩论赛一样志在胜负，而是在于言说之有趣、表达之清晰、表情之丰富、逻辑之谨严、说服之有力、沟通之有效，从而为自己铺就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而我们的学校与社会，老师只知照本宣科，官员离了秘书便不知如何讲话。民众有口难言，原因固多，教育在其间的“功劳”不可谓不大。
杜郎口中学出名了，参观者达百多万人，自然被参观得“体无完肤”。不仅杜郎口中学因此不停创收，杜郎口镇的经济亦得到拉动，实在是中国教育的一种奇观和悲哀。参观者络绎不绝，蕴含着什么信息呢？意味着中国人的创造力缺失，总想快速复制“成功”，仿佛“我的成功你真的可以复制”。由此不难看出，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山寨化的功利主义色彩之重，恐怕是世界少有的。教育自难幸免。
二
由于我一直关注和研究自废除科举制度以来的中国语文教材，因此对以1949年作为分水岭的百年中国语文教材的编写情形、出版状况、理念差异等诸方面的变迁，并不陌生。1949年前，教材的编写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大出版社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世界书局、北新书局等争相延请诸如蔡元培、张元济、陆费逵、舒新城、叶圣陶、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傅葆琛、陶行知、陈鹤琴、张雪门、赵景深、姜亮夫、蒋伯潜、蒋维乔、庄因等名家编纂教材，其竞争之激烈有目共睹。由于大学是自行招考，故不需要全国统一教材，因此，教材的编辑出版充满活力，老师甚至学生成为教材是否畅销的终极裁判。
更有甚者，即便选择如此之多，依旧有许多老师不选任何已编定的现成教材，而是自编教材，或者是上完一课才油印一课的内容，类同于有名的《中华活页文选》，使得学校教育因教授的知识学养、个人魅力之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维度，也显得不那么单调死板。再如20世纪40年代读中学的流沙河先生，他的国文老师所选文章多为古文，依然不受学校与家长的干涉。而1949年7月10日的一纸文件，却对此前的教材编纂来了个天翻地覆的改变：“今后全国各地用教科书，除一部分小学教科书有差别外，均应在可能条件下要求一致。华北的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是作为中央政府的教科书编审机构的基础而成立的。”（见《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小学教科书问题给武汉市委宣传部的指示》）这种垄断格局即使在信息多元化的今天也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20世纪80年代以降，除人民教育出版社外，少数省级教育出版社以及北师大出版社等，获得了一定的教材编写权，使得教材的编纂从百分之百的垄断，走向了假性竞争阶段（国营性质的假性竞争并不罕见，如两桶油的中石油、中石化，如通信中的移动、联通，均是看似废除垄断的假性竞争），只有在非应试教育的民间领地，才有一些自我编纂教材的小溪流动。如《盗火者》里“寻找活着的马小平”一章，不只是马小平老师上课吸引人、为人师的风范受人钦仰，关键是他在癌症病痛折磨下依旧耗尽最后的才华，编纂了一本生前未能出版的《人文素养读本》（2012年出版时易名《叩响命运之门》），让我们感受到中学一线老师为改善中国教育所做的尝试与努力。
其实，在马小平之前，中学老师自编语文教材或读本而引起我注意的，还有深圳严凌君的《青春读书课》系列、山东王泽钊的《新语文》系列。在看到马小平编纂的《人文素养读本》后，我又接触了四川罗怀海所编的《古蔺中学生文学读本》等。与此同时，也看到了夏中义、丁东、谢泳等人编纂的《大学人文读本》，以及王小平运用民间力量主编的少数民族乡土教材《云上的家园》等。这说明学校教材虽然垄断依旧，但民间教材编纂者也逐渐破壳而出，对当前僵化的教育不啻为一种难得的尝试与改进。至于像《盗火者》书中提到的华德福学校，包括在家上学在内的私塾，大多没有教材，却比不少有教材的学校教学效果还要好。
也有些教国学的私立机构，直接拿《弟子规》、《论语》等作教材，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得体的偷懒行为。不要以为“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之类的蒙学教材用了近千年，就成了一种可以袭用至今的“经典”。其实，中国近代化之前的农业社会，才是这些蒙学教材久用不衰的生存土壤。如今极速变化的社会，在交通、经济、信息乃至教育、政治等方面都处于全球化浪潮的裹挟之下，知识折旧率非常高，若不与现代社会和普世价值衔接，依旧拿几百年前社会遗留下来的“古董”教材直接袭用，在我看来，害人非浅。即使编纂得还算靠谱的纸质新教材，面对如今彪悍的在线教育如MOOC（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Khan Academy（可汗学院）等，都有不敷应用的可能。
可汗学院的创始人萨尔曼·可汗在其新著《翻转课堂的可汗学院》一书里不无警示地说：“全世界今年（2012年）入学的新生中，有65%的人在未来将会从事现在还不存在的职业——这是一种意义深远的想法。”如果我们不能做出回应，那么，教育何以能够完成其使命并起到拯救社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