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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的 上海藉酋长
非洲唯一一位华人酋长胡介国，尼日利亚金门集团公司董事长，也是中非合作论坛尼曰利亚代表团中唯一一位黄皮肤的代表。2001年，尼日利亚大酋长埃米尔正式任命胡介国为当地的酋长，这在尼日利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胡介国因而也成为非洲历史上第一位华人酋长。
“我是上海人，我父亲是在香港的上海籍商人。人家说，上海人哪里都敢闯，我和我父亲的经历都印证了这一点。”1972年，二十几岁的胡介国成为我国首届工农兵大学生，年轻的他却有一个大胆的念头。这个念头来源于上世纪50年代就经香港去了尼日利亚的他的父亲。胡介国的父亲在非洲做纺织生意非常成功，这使胡介国去非洲的念头与日俱增，“文革”以后，中国有了新政策，在海外有影响力的华侨可以把子女接去继承事业，于是，胡介国成了新中国第一批出国的华侨子女，
1978年，胡介国来到尼日利亚。他没有子承父业做纺织生意，而是于1982年选择只身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酒店管理。4年后，胡介国学成归来，在尼日利亚，他选择了酒店行业作为自己事业的起点。
一开始，胡介国在当地著名的香格里拉酒店“打工”，是酒店里唯一的华人员工，不久，他就凭借出色的能力做到总经理的位置，并最终获得饭店的股权，这也成为他创业的第一桶金。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西方国家对尼日利亚进行经济制裁的时候，当地的外国商人们对投资前景都不看好而纷纷撤资，胡介国却投资800万美元在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创办了自己的酒店——金门大酒店。
“我经营的不单是酒店，更是文化。我要让非洲人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并在非洲传播中国文化。”占地4000多平方米的酒店门口有一对汉白玉石狮子，六层花岗石装饰的外观，里面有景泰蓝，唐三彩工艺品等仿中国古代文物的摆设……金门大酒店的一切都充满了东方的神秘色彩，这一切使该酒店不仅成为当地的标志性建筑，而且还成为旅游者参观的景点。在当地，胡介国让中国菜成了比西餐还要高档的消费。尼日利亚与中国的国庆节都是10月1日，每年国庆之时，他的酒店里就会有一番两国同庆的热闹景象。
后来，随着生意的逐步扩大，胡介国成立了金门集团。除了发展自己的事业，他还在尼日利亚援建了四所学校。
作为一个生意人，胡介国在成为酋长之后，不仅能够和政府谈判，为企业争取更多的利益，还拥有“永久赦免权”，而且他的酋长身份是终身的。在非洲，“酋长”这个称号已经成为了一种理念，礼仪和荣誉。给一个华人冠以酋长的称号，在胡介国看来，恰好说明了中国对尼日利亚日益增长的影响力，通过任命胡介国为酋长，非洲友人也表达了希望引进中国的技术，并吸引更多中国人去非洲投资的美好愿望。
在拥有了酋长身份后，胡介国受到了更多尊重，而与之相伴随的则是更大的责任感。作为华人酋长，他需要起到一种桥梁作用，正确地宣传非洲，同时把真实的中国告诉非洲。
“近年来，西方媒体在非洲频频传播指责中国的言论，我一个人的宣传反驳，力量远远不够，这让我萌生了在非洲办一份华人报纸的愿望。”目前，胡介国是西非唯一的中文报纸——《西非统一商报》的董事长。同时，他在中非商会、尼中友好协会、尼日利亚中国商会等民间组织都担任了重要职务，事实上，他还是其中一些组织的创始人之一，“现在，报纸、商会、协会的事务占去我至少十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但这些是我的责任，我要让非洲有我们中国人的声音。”他说。
乌干达 咖啡王子
当西装笔挺的郭栋拉着完全是非洲小姑娘模样的女儿，跟一位身材高大的非洲中年男子有说有笑地出现在北京饭店大厅时，我甚至不敢肯定这就是我们要采访的那个郭栋。
郭栋是现在乌干达老字辈的华侨，目前在乌干达拥有WANGO咖啡、JITCO纺织，古斯塔商企三家企业，并参股了乌干达达尼罗矿业，北京亚非利加咖啡、北京万众新世纪工贸，还在中国贸促会、乌干达中国友好协会、乌干达国家工商会、乌干达纺织协会担任着重要领导职务。但对于眼前的这个人，我更愿意把他形容为在中国演绎现代童话的乌干达咖啡王子。
北京的天空刮起深秋寒冷的风，但坐在郭栋位于翠宫饭店的WANGO咖啡小屋里，我们却如置身温暖的童话故事中。他的非洲朋友——乌干达总统顾问，国会议员Lubango珍爱地摆弄着咖啡厅里的非洲工艺品。闻着咖啡浓郁的香气，看着他九岁的女儿天真无邪的笑容，听着店里轻声播放的非洲音乐，郭栋向记者轻声说起他艰辛而难忘的非洲创业史。
1990年2月，郭栋来到地处东非的乌干达。当时中餐风靡全球，郭栋选择了在一家高档宾馆中经营中餐作为事业的起点。由于前来用餐的多为当地名流，学绘画出身的郭栋身上又散发着艺术气息，他结识了不少当地有身份的朋友。
不久，一个当地朋友为郭栋带来了创业契机，那个朋友所参股的面包厂因无人管理面临倒闭，问郭栋是否愿意接手继续干，于是，郭栋便买下了这个当时日产量只有100公斤面包的厂子。
“刚开始那会儿，机器长草，厂房脏乱不堪，我便组织非洲工人打扫卫生，还高薪聘请法国面包师对员工进行培训，那时我是一天24小时住在工厂，没日没夜地干活，被蚊虫叮得浑身是包，但我还是坚持下来了。”一个月后，这个面包厂产量猛增到原产量的10倍。
虽然工作很有成效，但是到了1993年，由于当地面包行业竞争激烈，价格下跌，郭栋还是把面包厂出售了，并用卖厂所得资金开始做贸易。“当时乌干达国内物资匮乏，我的贸易公司从中国进口产品到乌干达卖，什么产品都做，小到火柴盒，干电池，大到矿山机械，农机产品，”这些贸易，为郭栋赚来了第一桶金。在我国纺织业压锭时期，郭栋又看到了中国对于纺织品的需求，于是他买下了上世纪70年代非洲最大的纺纱厂——乌干达纺纱厂，加工纺织品出口到中国。后来，他又进入了矿业等领域。
“但我还是和食品最有缘分，因而，最终我选择了咖啡这个行业。”说到咖啡，郭栋的声调变得浑厚起来。他说咖啡本身是一个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产品，咖啡贸易是仅次于石油的世界第二大贸易，乌干达咖啡的品质的确有口碑，而他本人又深深沉迷子咖啡文化，这一切都注定了他要成为乌干达咖啡在中国的“代言人”。
乌干达“后厂前店“式咖啡厅让郭栋十分迷恋。刚在后面工厂磨出来的咖啡，马上端到前面的咖啡店制成各种口味的咖啡，香气新鲜而浓郁。于是他决定要在中国开一家这样的咖啡厅。2004年，他开始把这个理想付诸实施。
然而，郭栋在北京的第一个咖啡厅经营并不成功。“那个咖啡厅是全透明的玻璃制成的，如童话故事里的小屋，非常漂亮，却不保温，不实用，周围的居民中老年人居多，他们多是想买早餐奶而不是咖啡，”后来郭栋吸取了教训，选址在高档酒店。现在，他在翠宫饭店的咖啡厅的经营情况就非常好。他从非洲进口的咖啡豆经过加工， 送往北京各大酒店的咖啡厅，销路极佳。
在中非论坛期间，郭栋整天在与会代表下榻的饭店间跑来跑去，非洲客人希望通过他了解中国咖啡市场的情况，而中国商人希望通过他了解非洲咖啡的原料行情，他已经成了业内小有名气的“非洲咖啡王子”。“刚接待完在翠宫饭店前来参观的非洲客人，又要去北京饭店给与会代表送咖啡礼品，我的咖啡在各个接待饭店都成为最受欢迎的饮品之一。”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现在是投资非洲的蜜月期。”回忆起当时自己创业的艰难，郭栋很羡慕现在的企业家。这位咖啡王子不仅在做生意，还在一些商会和民间组织任职，他也希望能给欲投资乌干达的中国企业提供信息和交流的平台。
“法律、文化、规则……中国企业投资非洲需要学习很多东西，我强烈建议他们联系当地的中国企业民间组织，以得到尽可能多的信息，少走弯路，站在我们前人的肩膀上，会看得更高，走得更远。”
李松山夫妇的“坦桑情结”
“自从学了斯瓦希里语(swahili)，我们就和坦桑尼亚这个国家分不开了。”塔纳西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松山这样开始他的叙述。
印度洋西岸的坦桑尼亚是个美丽的国度，历史悠久，民风淳朴。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和坦桑尼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著名的坦赞铁路就是见证之一。李松山及其夫人韩蓉，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学习坦国的主要语言斯瓦希里语。
上世纪70年代起，李松山和韩蓉曾多次被派驻坦桑尼亚，在中国援建的农场，中国医疗队里，都有他们的身影。从那时起，李松山夫妇开始被当地独有的文化特点所吸引。
到了90年代，因国家政策调整，李松山夫妇从事多年的工作也相应发生变化，但两人对这个国家的热情却反而更强烈了。“当时我们就有个心愿，希望能将当地独有的文化介绍到中国来，所以我们下定决心要去试试。”
李松山所说的“试试”，当时在别人看来是不可想像的。1991年，李松山49岁，韩蓉45岁，夫妇二人先后分别辞去了在外交部和文化部的公职，怀揣半生积蓄的几千美元，毅然到了坦桑尼亚。
初回坦桑尼亚，严酷的现实立刻给他们一个下马威。如何在异国他乡生存下去，这个问题摆在了这对夫妇面前。
为了省钱，他们在穷人居住区租了间房子；没有床，就向黑人朋友借个床垫放在地上睡。为了挣钱，这对高级知识分子放下架子，自己动手做炸鸡腿、酱牛肉，四处推销。
“那年冬天，我们手工做了一些挂历，推销了很久，终于被一家教会买了去，虽然合起来只有30多美元，但我们别提有多高兴了。”韩蓉回忆说。
在坦桑尼亚三个月后，两人的事业依然没有什么进展，带来的几千美元却花得只剩不到100美元了。过度的疲劳和焦虑，让原本身强体健的李松山被疟疾击倒，躺在床上，高烧不退，嘴上烧起了串串水泡。
就在最困难的时候，“命运终于垂青了一直坚持的我们”。中国国内企业与坦方的一次偶然商务失误，给了李松山夫妇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当时，国内那个企业匆忙发货给坦方的上海牌自行车，即将到货，却发现不能及时拿到货款，急于挽回损失的厂方找到李松山当救命稻草。经过努力，李松山将货款按时发回国内，而自己也赚了1．8万美元，并一举赢得了坦桑尼亚国内不少大商人的认可。
李松山夫妇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以后，他们又成功地将蝴蝶牌缝纫机、金钟牌电池、钻石牌自行车轮胎等中国名牌产品引进坦桑尼亚市场。生意逐渐做大了，最多的时候，他们一年从国内订来的产品，加起来能装满100多个货柜。
李松山回忆说：“那时候生意的确是做疯了，向阳牌暖水瓶厂一年的产量，我们一个月就订没了。连自行车配件这种小东西，我们都是整集装箱地订。”
韩蓉觉得，他们的生意之所以能在坦桑尼亚迅速发展起来，一方面适逢祖国对外开放，大量产品寻求出口，而这些产品正好符合坦桑尼亚的市场；另一方面，他们两人不会做生意，“连利润多少都按照书上写的来”，诚实守信成为了两人恪守的信条，所以当地的商人都很信任他们，总是大批量地从他们这里提货。
1994年，李松山夫妇成功收购了坦桑尼亚政府拍卖的该国南部最大的木材厂，开始做出口木材的生意，从此走上了创办实业之路。经过十年发展，两人名下的塔纳西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发展成为包括林业、木业、渔业等多个行业实体的出口企业，他们成为在坦桑尼亚华人华侨企业家中的佼佼者。
虽然李松山夫妇事业上已经获得了成功，但两人并没有就此罢手，而是将精力从企业中抽了出来，转而去实现初返坦桑尼亚时的愿望，这就是挖掘非洲文化，将其介绍到中国。
坦桑尼亚的乌木雕塑以内涵丰富、造型独特，做工精美在全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特别是在坦桑尼亚东南部，居住着一个叫马孔德的部落，那里世代相传的雕刻技艺，造就出闻名于世的马孔德雕刻艺术。
李松山夫妇接触到这一古老、淳朴的艺术形式后，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收藏，研究，并发表过不少文章。目前，他们在中国和坦桑两地收藏的作品有近万件，并在自己的住所院内专门盖了一间“私人艺术博物馆”收藏珍品。不久前，李松山夫妇还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了百余件乌木艺术品。
“相比较我们的厂子，其实这才是我们夫妻俩真正的财富。”李松山指着自己心爱的木雕收藏说，“因为这些将是我们留给中国，留给我们子孙后代的财富。”
有尼日利亚口音的 中国经理
赵宜光是中地海外建设尼日利亚公司总经理。从1998年至今，每年他在家的时间不超过三个月。由于2006年11月中非论坛的举办，赵宜光“沾光”回了国。不过，回来的几天，赵宜光把大部分时间都留在了钓鱼台国宾馆里，因为那边他的不少老朋友——尼日利亚代表团的成员们需要他的帮助。
尼日利亚位于非洲西海岸，面积和人口都是我国十分之一，它还是世界十大产油国之一，石油探明储量为70吨，天然气已探明储量2．6万亿立方米，油气开采量均居非洲首位，其他矿业资源还有煤、锡、铌、钽，储量和开采量也位居非洲前列。
1989年，中国地质工程公司(简称CGC)在尼日利亚一个500眼水井的世界银行贷款的国际工程项目上中标，中地集团开始进入尼日利亚。1992年，CGC尼日利亚公司成立，至今累计工程合同金额接近6亿美元，雇员4000多人，目前已经进入尼日利亚国内企业前10名。
赵宜光初到尼日利亚时，首先让他感到不适的就是当地的气候。尼日利亚位于赤道附近，年日均气温超过30摄氏度，潮热的气候加上当地的蚊虫，让初来乍到的许多中国人都不适应，集中表现就是容易患上疟疾。
生活上的不适应并不是赵宜光面对的最大困难，他面对的，是如何在强手如林的尼日利亚赢得市场。
尼日利亚当地的建筑行业并不发达，但一些来自德国、意大利、以色列的建筑公司却颇具实力。“他们中的一些公司，在尼日利亚已经干了三四十年了，无论是经验还是名气，都要比我们强。”
但相对于西方跨国公司来说，尼日利亚CGC也有自己的优势。据赵宜光介绍，也许是因为同是发展中国家的缘故，中国人对当地人都是平等相处，以诚相待。“我们首先做到的是尊重当地人，尽量去适应尼日利亚的要求。”赵宜光说。
尽量去适应尼日利亚，让尼日利亚人感到CGC的诚恳，也让刚来非洲时经常生病的赵宜光有了一口地道的尼日利亚口音。
态度的不同，在工程竞标时往往给CGC尼日利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很多地方政府主动找到CGC，要求CGC帮助政府进行水利设施建设。尼日利亚当地人称他们为“找水之神”，视他们为第一流的专业打井公司。尼日利亚国家城镇供水系统改造工程管理机构的高层官员，也曾称赞CGC是其所属的60多家承包公司中唯一能够信守合同、按期完工的承包公司。
在赵宜光同记者最后一次通话时，中非论坛北京峰会已经结束了，赵宜光也将于第二天飞回尼日利亚，他对记者说，他相信，北京峰会肯定会推动CGC在尼日利亚的业务进一步发展；他希望，以后中国人到尼日利亚旅游时，也会因CGC的成绩而受到称赞。
(编辑：张迎辉)
非洲唯一一位华人酋长胡介国，尼日利亚金门集团公司董事长，也是中非合作论坛尼曰利亚代表团中唯一一位黄皮肤的代表。2001年，尼日利亚大酋长埃米尔正式任命胡介国为当地的酋长，这在尼日利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胡介国因而也成为非洲历史上第一位华人酋长。
“我是上海人，我父亲是在香港的上海籍商人。人家说，上海人哪里都敢闯，我和我父亲的经历都印证了这一点。”1972年，二十几岁的胡介国成为我国首届工农兵大学生，年轻的他却有一个大胆的念头。这个念头来源于上世纪50年代就经香港去了尼日利亚的他的父亲。胡介国的父亲在非洲做纺织生意非常成功，这使胡介国去非洲的念头与日俱增，“文革”以后，中国有了新政策，在海外有影响力的华侨可以把子女接去继承事业，于是，胡介国成了新中国第一批出国的华侨子女，
1978年，胡介国来到尼日利亚。他没有子承父业做纺织生意，而是于1982年选择只身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酒店管理。4年后，胡介国学成归来，在尼日利亚，他选择了酒店行业作为自己事业的起点。
一开始，胡介国在当地著名的香格里拉酒店“打工”，是酒店里唯一的华人员工，不久，他就凭借出色的能力做到总经理的位置，并最终获得饭店的股权，这也成为他创业的第一桶金。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西方国家对尼日利亚进行经济制裁的时候，当地的外国商人们对投资前景都不看好而纷纷撤资，胡介国却投资800万美元在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创办了自己的酒店——金门大酒店。
“我经营的不单是酒店，更是文化。我要让非洲人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并在非洲传播中国文化。”占地4000多平方米的酒店门口有一对汉白玉石狮子，六层花岗石装饰的外观，里面有景泰蓝，唐三彩工艺品等仿中国古代文物的摆设……金门大酒店的一切都充满了东方的神秘色彩，这一切使该酒店不仅成为当地的标志性建筑，而且还成为旅游者参观的景点。在当地，胡介国让中国菜成了比西餐还要高档的消费。尼日利亚与中国的国庆节都是10月1日，每年国庆之时，他的酒店里就会有一番两国同庆的热闹景象。
后来，随着生意的逐步扩大，胡介国成立了金门集团。除了发展自己的事业，他还在尼日利亚援建了四所学校。
作为一个生意人，胡介国在成为酋长之后，不仅能够和政府谈判，为企业争取更多的利益，还拥有“永久赦免权”，而且他的酋长身份是终身的。在非洲，“酋长”这个称号已经成为了一种理念，礼仪和荣誉。给一个华人冠以酋长的称号，在胡介国看来，恰好说明了中国对尼日利亚日益增长的影响力，通过任命胡介国为酋长，非洲友人也表达了希望引进中国的技术，并吸引更多中国人去非洲投资的美好愿望。
在拥有了酋长身份后，胡介国受到了更多尊重，而与之相伴随的则是更大的责任感。作为华人酋长，他需要起到一种桥梁作用，正确地宣传非洲，同时把真实的中国告诉非洲。
“近年来，西方媒体在非洲频频传播指责中国的言论，我一个人的宣传反驳，力量远远不够，这让我萌生了在非洲办一份华人报纸的愿望。”目前，胡介国是西非唯一的中文报纸——《西非统一商报》的董事长。同时，他在中非商会、尼中友好协会、尼日利亚中国商会等民间组织都担任了重要职务，事实上，他还是其中一些组织的创始人之一，“现在，报纸、商会、协会的事务占去我至少十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但这些是我的责任，我要让非洲有我们中国人的声音。”他说。
乌干达 咖啡王子
当西装笔挺的郭栋拉着完全是非洲小姑娘模样的女儿，跟一位身材高大的非洲中年男子有说有笑地出现在北京饭店大厅时，我甚至不敢肯定这就是我们要采访的那个郭栋。
郭栋是现在乌干达老字辈的华侨，目前在乌干达拥有WANGO咖啡、JITCO纺织，古斯塔商企三家企业，并参股了乌干达达尼罗矿业，北京亚非利加咖啡、北京万众新世纪工贸，还在中国贸促会、乌干达中国友好协会、乌干达国家工商会、乌干达纺织协会担任着重要领导职务。但对于眼前的这个人，我更愿意把他形容为在中国演绎现代童话的乌干达咖啡王子。
北京的天空刮起深秋寒冷的风，但坐在郭栋位于翠宫饭店的WANGO咖啡小屋里，我们却如置身温暖的童话故事中。他的非洲朋友——乌干达总统顾问，国会议员Lubango珍爱地摆弄着咖啡厅里的非洲工艺品。闻着咖啡浓郁的香气，看着他九岁的女儿天真无邪的笑容，听着店里轻声播放的非洲音乐，郭栋向记者轻声说起他艰辛而难忘的非洲创业史。
1990年2月，郭栋来到地处东非的乌干达。当时中餐风靡全球，郭栋选择了在一家高档宾馆中经营中餐作为事业的起点。由于前来用餐的多为当地名流，学绘画出身的郭栋身上又散发着艺术气息，他结识了不少当地有身份的朋友。
不久，一个当地朋友为郭栋带来了创业契机，那个朋友所参股的面包厂因无人管理面临倒闭，问郭栋是否愿意接手继续干，于是，郭栋便买下了这个当时日产量只有100公斤面包的厂子。
“刚开始那会儿，机器长草，厂房脏乱不堪，我便组织非洲工人打扫卫生，还高薪聘请法国面包师对员工进行培训，那时我是一天24小时住在工厂，没日没夜地干活，被蚊虫叮得浑身是包，但我还是坚持下来了。”一个月后，这个面包厂产量猛增到原产量的10倍。
虽然工作很有成效，但是到了1993年，由于当地面包行业竞争激烈，价格下跌，郭栋还是把面包厂出售了，并用卖厂所得资金开始做贸易。“当时乌干达国内物资匮乏，我的贸易公司从中国进口产品到乌干达卖，什么产品都做，小到火柴盒，干电池，大到矿山机械，农机产品，”这些贸易，为郭栋赚来了第一桶金。在我国纺织业压锭时期，郭栋又看到了中国对于纺织品的需求，于是他买下了上世纪70年代非洲最大的纺纱厂——乌干达纺纱厂，加工纺织品出口到中国。后来，他又进入了矿业等领域。
“但我还是和食品最有缘分，因而，最终我选择了咖啡这个行业。”说到咖啡，郭栋的声调变得浑厚起来。他说咖啡本身是一个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产品，咖啡贸易是仅次于石油的世界第二大贸易，乌干达咖啡的品质的确有口碑，而他本人又深深沉迷子咖啡文化，这一切都注定了他要成为乌干达咖啡在中国的“代言人”。
乌干达“后厂前店“式咖啡厅让郭栋十分迷恋。刚在后面工厂磨出来的咖啡，马上端到前面的咖啡店制成各种口味的咖啡，香气新鲜而浓郁。于是他决定要在中国开一家这样的咖啡厅。2004年，他开始把这个理想付诸实施。
然而，郭栋在北京的第一个咖啡厅经营并不成功。“那个咖啡厅是全透明的玻璃制成的，如童话故事里的小屋，非常漂亮，却不保温，不实用，周围的居民中老年人居多，他们多是想买早餐奶而不是咖啡，”后来郭栋吸取了教训，选址在高档酒店。现在，他在翠宫饭店的咖啡厅的经营情况就非常好。他从非洲进口的咖啡豆经过加工， 送往北京各大酒店的咖啡厅，销路极佳。
在中非论坛期间，郭栋整天在与会代表下榻的饭店间跑来跑去，非洲客人希望通过他了解中国咖啡市场的情况，而中国商人希望通过他了解非洲咖啡的原料行情，他已经成了业内小有名气的“非洲咖啡王子”。“刚接待完在翠宫饭店前来参观的非洲客人，又要去北京饭店给与会代表送咖啡礼品，我的咖啡在各个接待饭店都成为最受欢迎的饮品之一。”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现在是投资非洲的蜜月期。”回忆起当时自己创业的艰难，郭栋很羡慕现在的企业家。这位咖啡王子不仅在做生意，还在一些商会和民间组织任职，他也希望能给欲投资乌干达的中国企业提供信息和交流的平台。
“法律、文化、规则……中国企业投资非洲需要学习很多东西，我强烈建议他们联系当地的中国企业民间组织，以得到尽可能多的信息，少走弯路，站在我们前人的肩膀上，会看得更高，走得更远。”
李松山夫妇的“坦桑情结”
“自从学了斯瓦希里语(swahili)，我们就和坦桑尼亚这个国家分不开了。”塔纳西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松山这样开始他的叙述。
印度洋西岸的坦桑尼亚是个美丽的国度，历史悠久，民风淳朴。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和坦桑尼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著名的坦赞铁路就是见证之一。李松山及其夫人韩蓉，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学习坦国的主要语言斯瓦希里语。
上世纪70年代起，李松山和韩蓉曾多次被派驻坦桑尼亚，在中国援建的农场，中国医疗队里，都有他们的身影。从那时起，李松山夫妇开始被当地独有的文化特点所吸引。
到了90年代，因国家政策调整，李松山夫妇从事多年的工作也相应发生变化，但两人对这个国家的热情却反而更强烈了。“当时我们就有个心愿，希望能将当地独有的文化介绍到中国来，所以我们下定决心要去试试。”
李松山所说的“试试”，当时在别人看来是不可想像的。1991年，李松山49岁，韩蓉45岁，夫妇二人先后分别辞去了在外交部和文化部的公职，怀揣半生积蓄的几千美元，毅然到了坦桑尼亚。
初回坦桑尼亚，严酷的现实立刻给他们一个下马威。如何在异国他乡生存下去，这个问题摆在了这对夫妇面前。
为了省钱，他们在穷人居住区租了间房子；没有床，就向黑人朋友借个床垫放在地上睡。为了挣钱，这对高级知识分子放下架子，自己动手做炸鸡腿、酱牛肉，四处推销。
“那年冬天，我们手工做了一些挂历，推销了很久，终于被一家教会买了去，虽然合起来只有30多美元，但我们别提有多高兴了。”韩蓉回忆说。
在坦桑尼亚三个月后，两人的事业依然没有什么进展，带来的几千美元却花得只剩不到100美元了。过度的疲劳和焦虑，让原本身强体健的李松山被疟疾击倒，躺在床上，高烧不退，嘴上烧起了串串水泡。
就在最困难的时候，“命运终于垂青了一直坚持的我们”。中国国内企业与坦方的一次偶然商务失误，给了李松山夫妇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当时，国内那个企业匆忙发货给坦方的上海牌自行车，即将到货，却发现不能及时拿到货款，急于挽回损失的厂方找到李松山当救命稻草。经过努力，李松山将货款按时发回国内，而自己也赚了1．8万美元，并一举赢得了坦桑尼亚国内不少大商人的认可。
李松山夫妇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以后，他们又成功地将蝴蝶牌缝纫机、金钟牌电池、钻石牌自行车轮胎等中国名牌产品引进坦桑尼亚市场。生意逐渐做大了，最多的时候，他们一年从国内订来的产品，加起来能装满100多个货柜。
李松山回忆说：“那时候生意的确是做疯了，向阳牌暖水瓶厂一年的产量，我们一个月就订没了。连自行车配件这种小东西，我们都是整集装箱地订。”
韩蓉觉得，他们的生意之所以能在坦桑尼亚迅速发展起来，一方面适逢祖国对外开放，大量产品寻求出口，而这些产品正好符合坦桑尼亚的市场；另一方面，他们两人不会做生意，“连利润多少都按照书上写的来”，诚实守信成为了两人恪守的信条，所以当地的商人都很信任他们，总是大批量地从他们这里提货。
1994年，李松山夫妇成功收购了坦桑尼亚政府拍卖的该国南部最大的木材厂，开始做出口木材的生意，从此走上了创办实业之路。经过十年发展，两人名下的塔纳西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发展成为包括林业、木业、渔业等多个行业实体的出口企业，他们成为在坦桑尼亚华人华侨企业家中的佼佼者。
虽然李松山夫妇事业上已经获得了成功，但两人并没有就此罢手，而是将精力从企业中抽了出来，转而去实现初返坦桑尼亚时的愿望，这就是挖掘非洲文化，将其介绍到中国。
坦桑尼亚的乌木雕塑以内涵丰富、造型独特，做工精美在全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特别是在坦桑尼亚东南部，居住着一个叫马孔德的部落，那里世代相传的雕刻技艺，造就出闻名于世的马孔德雕刻艺术。
李松山夫妇接触到这一古老、淳朴的艺术形式后，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收藏，研究，并发表过不少文章。目前，他们在中国和坦桑两地收藏的作品有近万件，并在自己的住所院内专门盖了一间“私人艺术博物馆”收藏珍品。不久前，李松山夫妇还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了百余件乌木艺术品。
“相比较我们的厂子，其实这才是我们夫妻俩真正的财富。”李松山指着自己心爱的木雕收藏说，“因为这些将是我们留给中国，留给我们子孙后代的财富。”
有尼日利亚口音的 中国经理
赵宜光是中地海外建设尼日利亚公司总经理。从1998年至今，每年他在家的时间不超过三个月。由于2006年11月中非论坛的举办，赵宜光“沾光”回了国。不过，回来的几天，赵宜光把大部分时间都留在了钓鱼台国宾馆里，因为那边他的不少老朋友——尼日利亚代表团的成员们需要他的帮助。
尼日利亚位于非洲西海岸，面积和人口都是我国十分之一，它还是世界十大产油国之一，石油探明储量为70吨，天然气已探明储量2．6万亿立方米，油气开采量均居非洲首位，其他矿业资源还有煤、锡、铌、钽，储量和开采量也位居非洲前列。
1989年，中国地质工程公司(简称CGC)在尼日利亚一个500眼水井的世界银行贷款的国际工程项目上中标，中地集团开始进入尼日利亚。1992年，CGC尼日利亚公司成立，至今累计工程合同金额接近6亿美元，雇员4000多人，目前已经进入尼日利亚国内企业前10名。
赵宜光初到尼日利亚时，首先让他感到不适的就是当地的气候。尼日利亚位于赤道附近，年日均气温超过30摄氏度，潮热的气候加上当地的蚊虫，让初来乍到的许多中国人都不适应，集中表现就是容易患上疟疾。
生活上的不适应并不是赵宜光面对的最大困难，他面对的，是如何在强手如林的尼日利亚赢得市场。
尼日利亚当地的建筑行业并不发达，但一些来自德国、意大利、以色列的建筑公司却颇具实力。“他们中的一些公司，在尼日利亚已经干了三四十年了，无论是经验还是名气，都要比我们强。”
但相对于西方跨国公司来说，尼日利亚CGC也有自己的优势。据赵宜光介绍，也许是因为同是发展中国家的缘故，中国人对当地人都是平等相处，以诚相待。“我们首先做到的是尊重当地人，尽量去适应尼日利亚的要求。”赵宜光说。
尽量去适应尼日利亚，让尼日利亚人感到CGC的诚恳，也让刚来非洲时经常生病的赵宜光有了一口地道的尼日利亚口音。
态度的不同，在工程竞标时往往给CGC尼日利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很多地方政府主动找到CGC，要求CGC帮助政府进行水利设施建设。尼日利亚当地人称他们为“找水之神”，视他们为第一流的专业打井公司。尼日利亚国家城镇供水系统改造工程管理机构的高层官员，也曾称赞CGC是其所属的60多家承包公司中唯一能够信守合同、按期完工的承包公司。
在赵宜光同记者最后一次通话时，中非论坛北京峰会已经结束了，赵宜光也将于第二天飞回尼日利亚，他对记者说，他相信，北京峰会肯定会推动CGC在尼日利亚的业务进一步发展；他希望，以后中国人到尼日利亚旅游时，也会因CGC的成绩而受到称赞。
(编辑：张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