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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怨是人之常情，亦是人之通病。自古及今因为利与情，人们心中之怨良多。孔子洞察于此，指出“怨”的产生主要是人们“放于利而行”，他以一贯之道“仁”化解“怨”，提出在原则上“以直报怨”，在方式方法上以“忠恕”之道解怨，在目的上“求仁得仁”而“无怨”。
关键词：孔子；怨；利；仁；直；忠恕
《孔子家语》记载了这样一个关于孔子弟子子羔的故事：
季羔为卫之士师，刖人之足。俄而，卫有蒯聩之乱，季羔逃之，走郭门，刖者守门焉。谓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逾。”又曰：“彼有窦。”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于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罢，季羔将去，谓刖者：“吾不能亏主之法而亲刖子之足，今吾在难，此正子之报怨之时，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刖者曰：“断足，固我之罪，无可奈何。囊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后臣，欲臣之免也，臣知。狱决罪定，临当论刑，君愀然不乐。见君颜色，臣又知之。君岂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悦君也。”孔子闻之，曰：“善哉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则树德，加严暴则树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1
此文亦见于《说苑·之公》和《韩非子·外储说左》，季羔即子羔，名高柴。故事大意是：子羔在做卫国的狱官时曾判定刖去一个人的足，后来卫国发生内乱，子羔出逃，遇上那个刖者看守郭门，刖者不仅没有趁机报复子羔，反而想出三种方法帮助子羔逃跑。子羔深感意外，他问刖者：“今吾在难，此正子之报怨之时，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刖者的回答分两方面：第一，他被判刖刑是依法获罪，非子羔枉断；第二，子羔虽依法对他定罪处罚，但内心非常不忍，自始至终忧愁不乐，他深受感动，故而他称子羔为“君子”，心中悦服而无怨，助子羔逃者三也。
子羔与刖者之间，由于彼此的德行而化解了一场怨恨。子羔堪称君子，刖者亦可谓胸襟坦荡之人。子羔与刖者的情境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以何报怨？孔子曾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2即诗歌有助于表达人们的心中之“怨”。然而，孔子并非仅教人诵诗述怨，而是要树立内心的仁德来解怨、远怨直至无怨。子羔与刖者的故事正是孔子这一思想的最好体现。本文就此做一番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放于利而行，多怨
孔子明言：“放于利而行，多怨。”1也就是说，孔子认为怨产生的原因是人们对于利的不当追求，即把利作为人生行事的依据。朱熹注引程子曰：“欲利于己，必害于人，故多怨。”2二程明确指出：“心存乎利，取怨之道也，盖欲利于己， 必损于人；”3“欲利己者必损人，欲利财者必敛怨。” 4朱熹对此亦有同感，他说：“太史公曰：‘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5趋利是人之常情，夫子亦云“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6孟子曰“人亦孰不欲富贵？”7荀子云“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8天下熙熙攘攘，利来利往，因争利而生怨不可避免。若在上位者与民争利，轻则怨声载道，重则失去权位，周厉王就是一个明鉴。故而孔子曰：“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达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习其情，然后民乃从命矣。故世举则民亲之，政均则民无怨。”9人人皆有好利之心，君子与小人无别，天子与庶人无别。然君子与小人之不同在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0君子见利思义，小人见利忘义。见利而忘义，损人而利己，怨乃生也，故“利诚乱之始也”。
怨的产生也有基于社会交往、精神需求等方面的缘由。比如怨天尤人，比如女子与小人“远之则怨”（《论语·阳货》），比如怨贫，比如“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论语·里仁》）的劳而有怨，比如念旧恶生怨等等。尽管这些怨的产生与物质利益没有直接联系，但其怨仍是由某种利导致。换言之，“利”不仅是有形的物质存在物，也可能是可感的精神存在物，如尊重、关爱、理解、宽容等等，当人们无法得到或做到这些时，同样会产生怨。对这类怨，孔子坚持君子取义的主张。他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11面对他人的不理解，君子不气恼不怨恨。以内心的仁化解怨是孔子仁学的应有之义，《论语》载：“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12这正是孔子忠恕之道的体现。
由上可知，对“怨”的纠结可归结为义利之辨。“利”不仅是可见的具体的物质利益，也可以是能被感知的精神需求。当“利”得不到时，人很有可能生怨，这是人之常情。但如何面对怨，如何化解怨，孔子坚持他的一以贯之之道——仁。
二、以直报怨
孔子的“仁”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他说：“人而无仁，如礼何？人而无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礼乐是人之文，“仁”是人之质。所以，“仁”才是人生行事的根本依据。故而，孔子认为以内心的公平正直来面对他人之怨，《论语》载：“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13“以德报怨”是老子的主张。14孔子认为如果以德报怨的话，那么以什么报德呢？他的意思是德和怨是不同的，如果同样报以德的话似乎没有是非标准。当然老子“以德报怨”主张同他的“道”是一致的；不过现实生活中大家都是凡人，不是上
帝，无法像“道”那样齐是非。孔子也只说：“圣人转祸为福，报怨以德。”1另外，“以德报怨”也可能在现实生活中起反作用，梁皇侃《论语义疏》云：“所以不以德报怨者，若行怨而德报者，则天下皆行怨以要德报之，如此者，是取怨之道也。”2因此，孔子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即是说以公平正直来回应怨恨，以恩惠来酬报恩惠。朱熹深得孔子之意，他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说：
或问：“以德报怨，亦可谓忠且厚矣。而夫子不之许何哉？”
曰：“德有大小，皆所当报，而怨则有公私曲直之不同，故圣人之教，使人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胜直。当报则报，不当则止，是则虽曰报怨，而岂害其为公平忠厚哉？然而圣人终不使人忘怨，而没其报复之名者，亦以见夫君父之仇，有不得不报者，而伸乎忠臣孝子之心耳。”3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凡他人于己之德不论大小，皆当有所回报。而报怨则不同，若以己之私怨对待他人而妨碍公平正直之道，则是“不直”；若以己之私怨对待他人而并不妨碍公平正直之道，则虽曰报怨亦可谓“直”。《左传》文公六年记载：
十一月丙寅，晋杀续简伯。贾季奔狄。宣子使臾骈送其帑。夷之蒐，贾季戮臾骈，臾骈之人欲尽杀贾氏以报焉。臾骈曰：“不可。吾闻《前志》有之曰：‘敌惠敌怨，不在后嗣’，忠之道也。夫子礼于贾季，我以其宠报私怨，无乃不可乎？介人之宠，非勇也。损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释此三者，何以事夫子？”尽具其帑，与其器用财贿，亲帅扞之，送致诸竟。4
“戮”为侮辱之意，非杀戮。在晋国的一次阅兵中，贾季使臾骈受辱，二人由此结怨。后来贾季出奔，臾骈并未借机报复，而是把贾季的家眷和财物按照晋国执政赵宣子的吩咐悉数致予贾季。臾胼可谓“当报则报，不当则止”，“不以私害公，不以曲胜直。”伍子胥为父兄复仇的故事皆耳熟能详。其父兄为无道的楚平王所害，自身亦遭追捕，逃亡吴国，忍辱励志，终借吴师倾覆楚国，报仇雪恨。伍子胥虽因怨行事，然其举历来备受称道，不受非议，正是因其拳拳忠孝之心耳。这正是朱熹所谓“虽曰报怨，而岂害其为公平忠厚哉？”“有不得不报者， 而伸乎忠臣孝子之心耳。”明智旭大师亦解孔子之意，他说：“达得怨亲平等，方是‘直’。若见有怨，而强欲以德报之，正是人我是非未化处。‘怨’宜忘，故报之以‘直’，谓不见有‘怨’也；‘德’不可忘，故报之以‘德’，谓知恩报恩也。”5对待他人的恩德当然要报以恩德，对待他人的怨恨则应取平直的态度，即以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作为是非标准，这是仁义所在；即使他人误解也不报以怨恨，“人不知而不愠”也。这就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在“以直报怨”中正显露着君子的真性情，即以义之所在作为人生行事的根据，以忠恕回应他人的怨恨而非以怨报怨。
孔子仁学的基点是“亲亲”，在他“以直报怨”的态度中亦体现着“亲亲”的原则。《论语》记载：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6奉养父母时，（如果父母有不对的地方，）得轻微婉转地劝止，若自己的心意没有被听从，仍然恭敬地不触犯他们，虽然忧愁，但不怨恨。7在孔子心中，父母做了不当甚至不义之事，子女虽然在是非判断上应以“义”为尺度，但仍然尊敬热爱父母，即是说不因义损害父子之情，这就是孔子所赞许的“直”。《论语》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8表面上，父子互隐似乎防碍了司法公正，但“隐”之中流露的是父子亲情，这是人最本有的仁，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故而，其“直”在不义的情形下也不容掩饰。因此，孟子才会认为“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然，乐而忘天下。”1当然，孔孟并非不知亦非不许父子之怨，但他们都坚持无论父子之怨还是父子之直都是表达父子之亲父子之仁。孟子就和弟子详细讨论过父子之怨的适度问题。《孟子》载：
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
孟子曰：“何以言之？”
曰：“怨。”
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
曰：“《凯风》何以不怨？”
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2
孟子之意是说：亲之过小而怨，是心胸狭隘，不孝；亲之过大而不怨，是疏远父母，亦不孝。这也是孔子之意：亲之过小，劳而不怨，孝也；亲之过大，不陷亲于不义，孝也。所以，孔子批评曾参受父之大杖而无怨是陷父于不义，不孝也。3在这方面，圣王舜是孔孟心中的典范。舜为“瞽子”，其“父顽，母嚣，象傲”，而舜“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4对不义之生父继母，舜“怨慕也”，“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于大舜见之矣”。5对不义之弟，舜“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6故舜可称得上“仁人”。7
三、躬厚薄责，远怨矣
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解释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8孔子之道就是仁，而仁的内容可以说就是忠恕。孔子是将他的仁学贯穿于人生的始终，故言“吾道一以贯之”，因此，孔子解决或说化解怨的方式方法就是忠恕。何谓忠？朱熹注“尽己之为忠”。9《论语》载：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10简言之，忠就是自立自强，克己成人，同时也助他人自立自强。就忠而言，严于律己，遇到挫折困窘不抱怨环境与他人，并且反思自身过错与不足，“观过，斯知仁矣”，11“见其过而内自讼”，12“过则勿惮改”13，提升自身修养与能力。孔子自己就是这样做的，《论语》记载：“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14荀子亦云：“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穷，怨天者无志”。15
这就是“尽己之为忠”。何谓恕？朱熹注“推己之为恕”。16《论语》记载：“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7简言之，恕就是宽以待人，谅解他人的过错，尤其是为政者对民众更应“赦小过”，1自己不愿意的也不强加于人。孔子赞许伯夷、叔齐做到了这点，《论语》记载：“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2反之，若对他人言辞苛责，心胸狭隘，只会树立更多的怨恨，故孔子认为“思仁恕则树德，加严暴则树怨。”3这就是“推己之为恕”。整体上忠恕之道体现的是内心之仁；就远怨而言，忠恕之道所展露的是平直之仁，即“以直报怨”。北宋程颐对此深有理会，他说：“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则自忠恕，其致则公平”。4培养德行要从忠恕开始，忠恕的结果就是实现公平，因此“忠恕所以公平”。“公平”意味着不偏不倚，以仁义作为人生行事的根据，树立的是自己的德性；若他人不理解，也“人不知而不愠”，“以直报怨”而已。 “忠恕” 既从对己又从对人两方面化解心中之怨，努力做到忠恕，同时以直心孝养父母，才会“在邦无怨，在家无怨”。5尽力做到忠恕，人生就会勇于担当，不仅自身远离怨，他人对己之怨也会不断消亡。“子云：‘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民不争。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怨益亡。”6而担当起天下人之过的人必定拥有天下，《论语》记武王之言：“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7文王、武王直至周公，都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行善立德，天下百姓翘首以待；反之，暴虐百姓的夏桀殷纣，与民争利的厉王，使民众怨声载道从而导致天命转移。总而言之，忠恕是真正的远怨之方，如孔子所言：“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8
当然，“忠恕”若要充分发挥“远怨”的作用，还须有恰当的形式——礼乐。“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9“故君子有礼，则外谐而内无怨。”10礼乐为人提供了行为规范，使忠恕的表达不会“过犹不及”，从而恰到好处。所以，“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11就“远怨”而言，礼乐是贯穿此过程的始终，并且达致尽善尽美的境地。《论语》载：“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2初始，诗“可以怨”，诵诗表达心中之怨，这是人之真情，亦是一种“直”；“从之”“立于礼”，以礼约束怨，使之不偏离忠恕之道，即“克己复礼”“归仁”焉，这是“以直报怨”；最后“成于乐”，心中之怨已化解，其乐陶陶，如听仙乐。
四、求仁得仁
在孔子心中，人生的根本目的和追求是“成仁”，他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13孔子之意是：一个真正的人，无论生活中遇到怎样的坎坷、冷遇甚至生命的代价，无时无刻不放弃对“仁”的坚持。孔子就是这样做的，一生“仁以为己任”（《论语·泰伯》），并且在这种对“仁”的执着中无怨无悔。《论语》记载：“冉有曰：‘夫子为正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14此段对话中，子贡借口询问伯夷叔齐之为人来探寻孔子之志，孔子也借述伯夷叔齐之志表明自己无怨的生命追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真正的仁人不仅“远怨”更“无怨”。所以，孔子不畏困苦危难周游列国，“知其不可而为之”，虽然有时不免被嘲讽为“累累若丧家之狗”，他却“欣然笑曰”：“‘然哉！然哉！’”1孔子子心中不能无苦，“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2“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然孔子安贫乐道，故“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3
然而，“无怨”是否意味着“成仁”呢？《论语》记载：“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4程颐注解此句曰：“人而无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不行焉，斯亦难能也，谓之仁则未可也。”5由此可知，“无怨”并不意味着已经“成仁”，“无怨”只是“成仁”的必经之路。
子羔以其德行化解了刖者的怨恨，为后人树立了行德释怨的典范。在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中，结怨于胸是一个常见的纠结，若能求仁立德，人生又何怨之有呢？
[作者刘鹤丹（1979年—），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系讲师，吉林，长春，130024]
[收稿日期：2012年12月24日]
（责任编辑：曹胜高）
关键词：孔子；怨；利；仁；直；忠恕
《孔子家语》记载了这样一个关于孔子弟子子羔的故事：
季羔为卫之士师，刖人之足。俄而，卫有蒯聩之乱，季羔逃之，走郭门，刖者守门焉。谓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逾。”又曰：“彼有窦。”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于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罢，季羔将去，谓刖者：“吾不能亏主之法而亲刖子之足，今吾在难，此正子之报怨之时，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刖者曰：“断足，固我之罪，无可奈何。囊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后臣，欲臣之免也，臣知。狱决罪定，临当论刑，君愀然不乐。见君颜色，臣又知之。君岂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悦君也。”孔子闻之，曰：“善哉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则树德，加严暴则树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1
此文亦见于《说苑·之公》和《韩非子·外储说左》，季羔即子羔，名高柴。故事大意是：子羔在做卫国的狱官时曾判定刖去一个人的足，后来卫国发生内乱，子羔出逃，遇上那个刖者看守郭门，刖者不仅没有趁机报复子羔，反而想出三种方法帮助子羔逃跑。子羔深感意外，他问刖者：“今吾在难，此正子之报怨之时，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刖者的回答分两方面：第一，他被判刖刑是依法获罪，非子羔枉断；第二，子羔虽依法对他定罪处罚，但内心非常不忍，自始至终忧愁不乐，他深受感动，故而他称子羔为“君子”，心中悦服而无怨，助子羔逃者三也。
子羔与刖者之间，由于彼此的德行而化解了一场怨恨。子羔堪称君子，刖者亦可谓胸襟坦荡之人。子羔与刖者的情境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以何报怨？孔子曾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2即诗歌有助于表达人们的心中之“怨”。然而，孔子并非仅教人诵诗述怨，而是要树立内心的仁德来解怨、远怨直至无怨。子羔与刖者的故事正是孔子这一思想的最好体现。本文就此做一番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放于利而行，多怨
孔子明言：“放于利而行，多怨。”1也就是说，孔子认为怨产生的原因是人们对于利的不当追求，即把利作为人生行事的依据。朱熹注引程子曰：“欲利于己，必害于人，故多怨。”2二程明确指出：“心存乎利，取怨之道也，盖欲利于己， 必损于人；”3“欲利己者必损人，欲利财者必敛怨。” 4朱熹对此亦有同感，他说：“太史公曰：‘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5趋利是人之常情，夫子亦云“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6孟子曰“人亦孰不欲富贵？”7荀子云“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8天下熙熙攘攘，利来利往，因争利而生怨不可避免。若在上位者与民争利，轻则怨声载道，重则失去权位，周厉王就是一个明鉴。故而孔子曰：“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达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习其情，然后民乃从命矣。故世举则民亲之，政均则民无怨。”9人人皆有好利之心，君子与小人无别，天子与庶人无别。然君子与小人之不同在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0君子见利思义，小人见利忘义。见利而忘义，损人而利己，怨乃生也，故“利诚乱之始也”。
怨的产生也有基于社会交往、精神需求等方面的缘由。比如怨天尤人，比如女子与小人“远之则怨”（《论语·阳货》），比如怨贫，比如“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论语·里仁》）的劳而有怨，比如念旧恶生怨等等。尽管这些怨的产生与物质利益没有直接联系，但其怨仍是由某种利导致。换言之，“利”不仅是有形的物质存在物，也可能是可感的精神存在物，如尊重、关爱、理解、宽容等等，当人们无法得到或做到这些时，同样会产生怨。对这类怨，孔子坚持君子取义的主张。他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11面对他人的不理解，君子不气恼不怨恨。以内心的仁化解怨是孔子仁学的应有之义，《论语》载：“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12这正是孔子忠恕之道的体现。
由上可知，对“怨”的纠结可归结为义利之辨。“利”不仅是可见的具体的物质利益，也可以是能被感知的精神需求。当“利”得不到时，人很有可能生怨，这是人之常情。但如何面对怨，如何化解怨，孔子坚持他的一以贯之之道——仁。
二、以直报怨
孔子的“仁”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他说：“人而无仁，如礼何？人而无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礼乐是人之文，“仁”是人之质。所以，“仁”才是人生行事的根本依据。故而，孔子认为以内心的公平正直来面对他人之怨，《论语》载：“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13“以德报怨”是老子的主张。14孔子认为如果以德报怨的话，那么以什么报德呢？他的意思是德和怨是不同的，如果同样报以德的话似乎没有是非标准。当然老子“以德报怨”主张同他的“道”是一致的；不过现实生活中大家都是凡人，不是上
帝，无法像“道”那样齐是非。孔子也只说：“圣人转祸为福，报怨以德。”1另外，“以德报怨”也可能在现实生活中起反作用，梁皇侃《论语义疏》云：“所以不以德报怨者，若行怨而德报者，则天下皆行怨以要德报之，如此者，是取怨之道也。”2因此，孔子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即是说以公平正直来回应怨恨，以恩惠来酬报恩惠。朱熹深得孔子之意，他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说：
或问：“以德报怨，亦可谓忠且厚矣。而夫子不之许何哉？”
曰：“德有大小，皆所当报，而怨则有公私曲直之不同，故圣人之教，使人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胜直。当报则报，不当则止，是则虽曰报怨，而岂害其为公平忠厚哉？然而圣人终不使人忘怨，而没其报复之名者，亦以见夫君父之仇，有不得不报者，而伸乎忠臣孝子之心耳。”3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凡他人于己之德不论大小，皆当有所回报。而报怨则不同，若以己之私怨对待他人而妨碍公平正直之道，则是“不直”；若以己之私怨对待他人而并不妨碍公平正直之道，则虽曰报怨亦可谓“直”。《左传》文公六年记载：
十一月丙寅，晋杀续简伯。贾季奔狄。宣子使臾骈送其帑。夷之蒐，贾季戮臾骈，臾骈之人欲尽杀贾氏以报焉。臾骈曰：“不可。吾闻《前志》有之曰：‘敌惠敌怨，不在后嗣’，忠之道也。夫子礼于贾季，我以其宠报私怨，无乃不可乎？介人之宠，非勇也。损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释此三者，何以事夫子？”尽具其帑，与其器用财贿，亲帅扞之，送致诸竟。4
“戮”为侮辱之意，非杀戮。在晋国的一次阅兵中，贾季使臾骈受辱，二人由此结怨。后来贾季出奔，臾骈并未借机报复，而是把贾季的家眷和财物按照晋国执政赵宣子的吩咐悉数致予贾季。臾胼可谓“当报则报，不当则止”，“不以私害公，不以曲胜直。”伍子胥为父兄复仇的故事皆耳熟能详。其父兄为无道的楚平王所害，自身亦遭追捕，逃亡吴国，忍辱励志，终借吴师倾覆楚国，报仇雪恨。伍子胥虽因怨行事，然其举历来备受称道，不受非议，正是因其拳拳忠孝之心耳。这正是朱熹所谓“虽曰报怨，而岂害其为公平忠厚哉？”“有不得不报者， 而伸乎忠臣孝子之心耳。”明智旭大师亦解孔子之意，他说：“达得怨亲平等，方是‘直’。若见有怨，而强欲以德报之，正是人我是非未化处。‘怨’宜忘，故报之以‘直’，谓不见有‘怨’也；‘德’不可忘，故报之以‘德’，谓知恩报恩也。”5对待他人的恩德当然要报以恩德，对待他人的怨恨则应取平直的态度，即以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作为是非标准，这是仁义所在；即使他人误解也不报以怨恨，“人不知而不愠”也。这就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在“以直报怨”中正显露着君子的真性情，即以义之所在作为人生行事的根据，以忠恕回应他人的怨恨而非以怨报怨。
孔子仁学的基点是“亲亲”，在他“以直报怨”的态度中亦体现着“亲亲”的原则。《论语》记载：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6奉养父母时，（如果父母有不对的地方，）得轻微婉转地劝止，若自己的心意没有被听从，仍然恭敬地不触犯他们，虽然忧愁，但不怨恨。7在孔子心中，父母做了不当甚至不义之事，子女虽然在是非判断上应以“义”为尺度，但仍然尊敬热爱父母，即是说不因义损害父子之情，这就是孔子所赞许的“直”。《论语》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8表面上，父子互隐似乎防碍了司法公正，但“隐”之中流露的是父子亲情，这是人最本有的仁，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故而，其“直”在不义的情形下也不容掩饰。因此，孟子才会认为“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然，乐而忘天下。”1当然，孔孟并非不知亦非不许父子之怨，但他们都坚持无论父子之怨还是父子之直都是表达父子之亲父子之仁。孟子就和弟子详细讨论过父子之怨的适度问题。《孟子》载：
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
孟子曰：“何以言之？”
曰：“怨。”
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
曰：“《凯风》何以不怨？”
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2
孟子之意是说：亲之过小而怨，是心胸狭隘，不孝；亲之过大而不怨，是疏远父母，亦不孝。这也是孔子之意：亲之过小，劳而不怨，孝也；亲之过大，不陷亲于不义，孝也。所以，孔子批评曾参受父之大杖而无怨是陷父于不义，不孝也。3在这方面，圣王舜是孔孟心中的典范。舜为“瞽子”，其“父顽，母嚣，象傲”，而舜“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4对不义之生父继母，舜“怨慕也”，“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于大舜见之矣”。5对不义之弟，舜“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6故舜可称得上“仁人”。7
三、躬厚薄责，远怨矣
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解释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8孔子之道就是仁，而仁的内容可以说就是忠恕。孔子是将他的仁学贯穿于人生的始终，故言“吾道一以贯之”，因此，孔子解决或说化解怨的方式方法就是忠恕。何谓忠？朱熹注“尽己之为忠”。9《论语》载：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10简言之，忠就是自立自强，克己成人，同时也助他人自立自强。就忠而言，严于律己，遇到挫折困窘不抱怨环境与他人，并且反思自身过错与不足，“观过，斯知仁矣”，11“见其过而内自讼”，12“过则勿惮改”13，提升自身修养与能力。孔子自己就是这样做的，《论语》记载：“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14荀子亦云：“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穷，怨天者无志”。15
这就是“尽己之为忠”。何谓恕？朱熹注“推己之为恕”。16《论语》记载：“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7简言之，恕就是宽以待人，谅解他人的过错，尤其是为政者对民众更应“赦小过”，1自己不愿意的也不强加于人。孔子赞许伯夷、叔齐做到了这点，《论语》记载：“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2反之，若对他人言辞苛责，心胸狭隘，只会树立更多的怨恨，故孔子认为“思仁恕则树德，加严暴则树怨。”3这就是“推己之为恕”。整体上忠恕之道体现的是内心之仁；就远怨而言，忠恕之道所展露的是平直之仁，即“以直报怨”。北宋程颐对此深有理会，他说：“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则自忠恕，其致则公平”。4培养德行要从忠恕开始，忠恕的结果就是实现公平，因此“忠恕所以公平”。“公平”意味着不偏不倚，以仁义作为人生行事的根据，树立的是自己的德性；若他人不理解，也“人不知而不愠”，“以直报怨”而已。 “忠恕” 既从对己又从对人两方面化解心中之怨，努力做到忠恕，同时以直心孝养父母，才会“在邦无怨，在家无怨”。5尽力做到忠恕，人生就会勇于担当，不仅自身远离怨，他人对己之怨也会不断消亡。“子云：‘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民不争。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怨益亡。”6而担当起天下人之过的人必定拥有天下，《论语》记武王之言：“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7文王、武王直至周公，都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行善立德，天下百姓翘首以待；反之，暴虐百姓的夏桀殷纣，与民争利的厉王，使民众怨声载道从而导致天命转移。总而言之，忠恕是真正的远怨之方，如孔子所言：“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8
当然，“忠恕”若要充分发挥“远怨”的作用，还须有恰当的形式——礼乐。“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9“故君子有礼，则外谐而内无怨。”10礼乐为人提供了行为规范，使忠恕的表达不会“过犹不及”，从而恰到好处。所以，“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11就“远怨”而言，礼乐是贯穿此过程的始终，并且达致尽善尽美的境地。《论语》载：“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2初始，诗“可以怨”，诵诗表达心中之怨，这是人之真情，亦是一种“直”；“从之”“立于礼”，以礼约束怨，使之不偏离忠恕之道，即“克己复礼”“归仁”焉，这是“以直报怨”；最后“成于乐”，心中之怨已化解，其乐陶陶，如听仙乐。
四、求仁得仁
在孔子心中，人生的根本目的和追求是“成仁”，他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13孔子之意是：一个真正的人，无论生活中遇到怎样的坎坷、冷遇甚至生命的代价，无时无刻不放弃对“仁”的坚持。孔子就是这样做的，一生“仁以为己任”（《论语·泰伯》），并且在这种对“仁”的执着中无怨无悔。《论语》记载：“冉有曰：‘夫子为正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14此段对话中，子贡借口询问伯夷叔齐之为人来探寻孔子之志，孔子也借述伯夷叔齐之志表明自己无怨的生命追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真正的仁人不仅“远怨”更“无怨”。所以，孔子不畏困苦危难周游列国，“知其不可而为之”，虽然有时不免被嘲讽为“累累若丧家之狗”，他却“欣然笑曰”：“‘然哉！然哉！’”1孔子子心中不能无苦，“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2“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然孔子安贫乐道，故“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3
然而，“无怨”是否意味着“成仁”呢？《论语》记载：“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4程颐注解此句曰：“人而无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不行焉，斯亦难能也，谓之仁则未可也。”5由此可知，“无怨”并不意味着已经“成仁”，“无怨”只是“成仁”的必经之路。
子羔以其德行化解了刖者的怨恨，为后人树立了行德释怨的典范。在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中，结怨于胸是一个常见的纠结，若能求仁立德，人生又何怨之有呢？
[作者刘鹤丹（1979年—），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系讲师，吉林，长春，130024]
[收稿日期：2012年12月24日]
（责任编辑：曹胜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