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队在里约取得了历史性突破，所以宽松教育需要继续，孩子们才有更多时间锻炼身体。”这是8月22日奥运会结束后，一些日本媒体表达的观点。然而，早在5月10日，日本文科省（相当于中国的教育部）就发表文书，宣布从2020年度开始，日本中小学生将不再进行减负。宣告日本将明确结束实行多年的宽松教育。
　　日本人所说的宽松教育（ゆとり教育），与填鸭式教育（詰め込み教育）或应试教育相对。广义上是指上世纪80年代开始对填鸭式教育所产生问题的反思和微调。狭义上是指2002年以后，日本学校开始实行每周五天学制，采用宽松教育的学习指导。

什么催生了宽松教育

　　战后的日本延续了明治维新时期重视教育的传统，特别是1957年苏联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促使美国进行教育改革，更是激发了日本进一步狠抓偏重学历的应试教育。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实现了经济腾飞，也成为一个全球科技强国。然而，应试教育在提高学生学习成绩的同时，也让学生在自然科学、音乐、美术等方面能力欠缺。在经历了几十年的严格的应试教育之后，日本文科省已经开始反思填鸭式教育给日本年轻一代带来的负面影响。
　　上世纪90年代，考试压力大、校园暴力、逃课、自闭、甚至自杀等问题经常成为社会的焦点。与此同时，社会暗涌流动着类似西方的“反智”思潮，加速了日本教育政策的改变。引领该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有前日本文部科学省中央教育审议会会长三浦朱文。作家出身的三浦朱文的教育观念是优秀的统治阶层才需要全面和丰富的知识，普通大众并不需要。他还举例说：“我的妻子增野绫子不会解二次方程式，但不会给生活带来不便。像二次方程式这样的知识对毕业生进入社会之后并没有什么帮助，所以这样的知识应该删除。”后来，教育课程审议会上，日本中学课程的二次方程式就不再是必修项目。
　　在政治层面上，“日本经济即将超越美国”的惊慌在美国蔓延，石原慎太郎的《日本可以说“不”》重新唤起了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西方世界开始流传这样的观念：日本学生都是考试机器，是发达国家中课外艺术能力最差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指责日本教育环境给学生带来沉重负担，没有考虑学生的人权。
　　在国内外的压力下，日本政府开始推行宽松教育，减少学校学习时间，让学生能够以轻松的精神进行自主的学习，培养学生的思考力、判断力、生活力和表现能力。
　　从2002年开始，全国学校学习时间减少了30%，统一实行每周五日制学习。另外增加了课外的“特别授课”，比如地域和国际交流的机会。授课内容重新设置之后，学生逃课的现象明显减少。
　　然而，宽松教育刚刚颇有成效，随后，就发生了让文科省震惊的事——国际学生评估调查PISA的结果。实行宽松教育之前的2000年度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学生的数学能力排第1位，阅读能力排名第8。而实行宽松教育之后的2003年度的调查结果为：数学能力已经下降至第6位，阅读能力下降到第14位。仅仅3年，日本学生的学习能力就大幅度下滑，震惊了整个日本。由于PISA的结果对日本人冲击很大，当年还因此出现了一个新词“PISA冲击”，这个冲击，让日本各界对宽松教育的批判声越来越大。
　　宽松教育的初衷是把学生从成绩竞争和学习压力中解放出来。然而，当这种观念成为日本教育政策的时候，学校就开始走向另一个极端。比如学校对于学生需要熟记的圆周率π，从3.14到3.1，最后简化为3。在日本很多综艺节目中，宽松教育下的艺人在做知识竞答节目的时候，经常犯了让人大跌眼镜的错误，比如7x3=24。
　　日本流行乐团Southern All Stars在歌曲Peace and highlight 中就有这么一句歌词表达了对日本教育现状的不满：“教科书还没讲到现代史就结束了，可是那才是我们最想了解的啊！到底为什么变成这样呢？”
　　日本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把日本史分为两部分：古代通史和近现代史。除了部分国立大学，大多数大学都不提供近现代史考试，只考日本古代史部分。不列入考试内容，学生自然不会认真去学习。结果也导致日本学生对近现代史比较淡漠。

经济力决定学习力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学生差别化悬殊，是宽松教育带来的最深刻的问题。
　　由于学生无法在学校学到足够考上理想大学的知识，只能在课外寻找机会进行补习。所以，宽松教育的推广也使各种各样针对升学考试的私塾（补习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随处可见私塾的广告，在楼顶天台、车站，甚至连地铁刷卡台，无孔不入。
　　根据2014年日本文部省对高中毕业生的调查，考上东京大学的学生有85%上过私塾，而早稻田大学的学生这个比例高达95%。日本学生的“课余学费”平均达到学费的50-70%。家庭条件一般的学生，如果无法承担校外私塾补习，大多数只能接受大学落榜的结局。根据日本教育学者舞田敏彦的统计，在40岁-50岁的日本人中，年收入超过950万日元（约50万人民币）占22.6%，而东京大学学生中同年龄段的家长能达到该收入的比例高达57%。几乎所有的数据都表明，在总体上，家庭的经济实力与学生考上好大学的概率是成正相关的关系，或者说，家庭经济力与孩子学习力，总体上呈正比。
　　令人惊讶的是，公立学校的课外学费明显高于私立学校，这恰恰是日本文部省一直强调的平等教育政策所导致。
　　由于强调教育机会均等，文部省要求各学校对学生的学习量和学习进度一视同仁，不对学生进行分类和排名。因而学校不能针对具体学生的特点和成绩进行个性化的升学应试辅导。在这种情况下，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学生有机会通过选择校外私塾进行针对性学习和考试准备。所以，公立学校反而因为教学要求降低至“最大公约数”，换来了不平等的后果。另外，在推行宽松教育期间，日本公立学校也逐渐扩大了推荐入学和特长生的比例，这让很多学生失去了为升学考试努力学习的动力。 　　打开日本的网络，关于宽松教育，有很多诸如这样的问题：决定实行宽松教育那年是谁当首相？宽松教育是哪一位文科省官员的决策？可以看出年轻一代有不少人对宽松教育有很大的意见。多年来，日本社会流行着一个无法被证实或证伪的阴谋论：宽松教育是日本统治阶层的愚民政策。因为学校基础教育的宽松化，使拉开学生差距的竞争移到了学校之外的私塾。这个时候，私塾教育就变成了精英教育。统治精英的后代有条件接受最好的教育，而普通家庭的学生甚至无法得到好的基础教育。

尊重个性却放任平庸

　　宽松教育的一个重要价值是尊重学生的个性。然而，宽松的结果却造就了“平庸的个性”。
　　日本国民天团SMAP有一首歌叫《世界上唯一的一朵花》。歌词的大意是：花店里有各式各样的花，每一朵都很漂亮，它们不会去争谁最美丽。为何我们人类却要互相比较呢？每个人都不相同，却想着争第一名。无论是谁，我们都不应该竞争，因为我们原本都是特别的“唯一”。前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对这首歌居然被称为“日本国民歌曲”十分无奈。他说：“歌词虽然很美，可是实际上是自欺欺人的失败者心态。世界上唯一的一朵花，就像井底之蛙所看到的狭小天空，是自己任性的理解。如果不改变‘自己就是唯一’这样的思维方式，个人和社会都是不可能进步的。”丹羽宇一郎强调，对于现在的日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让贬低“努力”的思潮蔓延开来。
　　日本书店确实偶尔有一些“反努力”的书籍。有一个医生写了一本书，开篇描述了一个自己的故事。有一天，在给一个癌症病人做了治疗之后，习惯性对他说：“努力养病，慢慢会好起来的。”那个病人听了后马上哇哇大哭，说：“我已经很努力了，可还是这样子。你告诉我到底还能怎么努力啊？”这位医生从这个经历中，得到的启示是：我们不能一味鼓励他人要继续努力，而是肯定每个人都做得很好了。
　　在这种宽松教育环境下走进社会的日本年轻人，学习力低下、社会适应能力和竞争力薄弱，不敢承担责任等问题也暴露出宽松教育已经违背了本来的目的。
　　49岁的建筑师八代至城说：“宽松教育不改，日本教育复兴将遥遥无期。”宽松教育的二十年，也是日本“失去的二十年”。曾经让西方吃醋、让邻国羡慕的日本基础教育，似乎经常被历史教科书、校园暴力等问题所代替。不过这不是日本教育独有的问题，反智主义思潮也给西方社会带来了诸多问题。
　　日本的教育政策一直在两个极端之间走来走去，宽松教育还是填鸭式教育，在日本一直都在争论着，就是无法把握一个平衡。日本每十年修订一次教育课纲。宽松教育已经进行了两次“改革”，2010年，日本文科省宣布对宽松教育进行“微调”，而接下来2020年之后，将是一次明确的“诀别”。5月10日，日本文科省发表文书对此进行定调：日本不能回到以前宽松教育与填鸭式教育二元对立的讨论。学习量不应该减少，学习的效率和质量必须同时提高。
　　近代以来，明治维新和战后经济腾飞时期，日本学生都以勤奋好学闻名于世。“学习”这个词的日语是“勉强。”在古代，当“勉强”这个词刚从中国传到日本的时候，意义跟汉语一样，都是稍微超出自身能力之外的意思。明治维新时期，对教育进行了重点改革，号召全国学生刻苦学习，为日本崛起而读书。在那种氛围中，全国学校的老师都是这样教导学生：“即使勉强，也要继续学习，即使勉强，也要拼搏。”慢慢地，“勉强”就成了“学习”的代名词：只有勉强，有挑战，才有学习的效果。
　　如今，日本又将告别“宽松”，走向“勉强”。不知道，在如今老龄少子化严重的日本，不知国家未来在哪里的年轻人，是否能再次“勉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