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一只毒蜘蛛咬伤了我的右手。我问妈妈该怎么处理，妈妈没有带我去看医生，而是决定用火疗的方法治疗我的伤口。
　　她在我的手上包了好几层棉花，棉花上喷洒了白酒，让我用嘴咬住一双筷子，然后打火点燃了棉花。热量逐渐透过棉花，开始炙烤我的右手。灼烧的疼痛让我忍不住想喊叫，可嘴里的筷子却让我发不出声来。我只能看着我的手被火烧着，一分钟，两分钟……直到妈妈熄灭了火苗。
　　我在中国的农村长大，它是一个类似前工业时代的传统村落，没有汽车、没有电话、没有电，甚至没有自来水。可想而知，那个时候，没有一位合适的医生可以帮我处理蜘蛛咬伤的伤口。
　　在座的如果有生物学知识背景的人，或许已经理解了我妈妈使用的这个简单治疗方法的基本原理：高热可以让蛋白质变性，而蜘蛛的毒液也是一种蛋白质。这样一种传统的方法实际上是有它的理论依据。但是，作为哈佛大学生物化学的博士，我现在知道在我初中那个时候，世界上就已经有更好的、没有那么痛苦的，也没有那么有风险的治疗方法了。于是，我忍不住问自己，为什么我在当时没有享用到这些更先进的治疗方法呢？
　　蜘蛛咬伤的事故已经过去大概十五年了，我非常高兴地向在座的各位报告一下，我的手还是完好的。但是，我刚刚提到的问题一直存在于我的脑海中，而我也时不时会因为先进的科技知识在世界不同地区的不平等分布而困扰。
　　现如今，人类已经学会怎么编辑人类基因，也研究清楚了很多个癌症发生、发展的原因。我们甚至可以利用一束光来控制我们大脑内神经元的活动。然而，尽管人类已经在科研上有了无数的建树，但在怎样把这些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带到世界最需要该技术的地区这件事情上，有时做得不够。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世界上大约有12%的人口每天的生活水平仍然低于2美元；营养不良导致每年三百万儿童死亡；将近3亿人口仍然受到疟疾的干扰。在世界各地，我们经常看到由贫穷、疾病和自然条件匮乏导致科学知识传播受阻的事件。现代社会里习以为常的那些救生常识，经常在这些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未能普及。于是，在世界上仍有很多地区，人们只能依赖于用火疗这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治理蜘蛛咬伤事故。
　　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我切身体会到先进的科技知识能够既简单又深远地帮助到社会上很多的人。21世纪初，禽流感在亚洲多个国家肆虐。那个时候，村庄里的农民听到禽流感就像听到恶魔施咒一样，对其特别恐惧，而且大部分人对于流感病毒能够跨越不同物种传播这一事实并不清楚。于是，我决定将这些知识传递到我的村庄，我心里第一次有了一种作为未来科学家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不只停留在知识层面，也是我个人道德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哈佛教会我们敢于拥有自己的梦想，勇于立志改变世界。在座的毕业生都会畅想我们未来的伟大征程和冒险，对我而言，我不可避免地会想到我的家乡。我成长的经历教会了我作为一个科学家，积极地将我们所会的知识传递给那些急需这些知识的人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利用那些我们已经拥有的科技知识，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帮助我的家乡，还有千千万万类似的村庄，让他们生活的世界变成一个我们现代社会看起来习以为常的场所。而这样一件事，是我们每一个毕业生力所能及的。
　　问题是，我们愿意来做这样的努力吗？
　　我们的社会强调科学和创新，但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重心是分配知识到那些真正需要的地方。改变世界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做一个大突破，改变世界可以非常简单，譬如，将知识传递给像我母亲这样的群体。同时，改变世界也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能够更清醒地认识到科技知识更加均衡地分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而我们能够一起奋斗，将此目标变成现实。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些，或许，将来有一天，一个在农村被毒蜘蛛咬伤的少年或许不需要用火疗这样粗暴的方法来治疗伤口，而是去看医生，得到更先进的医疗护理。
　　链接：何江，在湖南农村长大，上大学后才第一次进城的中国小伙儿，于美国东部时间2016年5月26日上午10点，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作为研究生优秀毕业生代表发言。这相当于哈佛大学给予毕业生的最高荣誉，他是第一位享此殊荣的中国内地学生，与他同台演讲的特邀嘉宾是著名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