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仍在继续，复工复产也在同步进行。但随着疫情在全球多个国家蔓延，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境外输入病例，让“战疫”又萌生了新的不确定性，最终都会投射到经济发展中。
　　值得注意的是，与17年前非典疫情不一样，此次疫情发生在中国正处从持续高速发展向中高速发展的换挡期，经济改革调整也进入关键阶段。
　　那么，在不同于非典的宏观背景下，我们如何应对？我们又该如何在危中求机？带着这些疑问，《南风窗》访谈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

为何必须快速复工？

　　南风窗：如何权衡复工的风险和收益？复工背后是一本怎样的经济账？
　　卢锋：现在距离武汉封城已经过去一个多月，目前疫情演变拐点尚未稳定确立，又出现了疫情在全球多个国家蔓延的新趋势，我国部分城市出现境外输入性确诊病例，说明疫情防控工作仍不能放松。
　　但从2月下旬开始，各地开始陆续复工，背后是基于经济规律必然性的考虑。经济运行是动态连续过程，一个国家无论是抗疫还是过日子或谋发展，都离不开经济运行的必要支持。
　　其次，从宏观经济损失看，我国去年经济体量接近100万亿元，即便超强度隔离措施导致一半经济活动损失，每天为此社会要支付1000多亿元的代价，仅半个多月累计损失应已在万亿元之数。这些损失部分虽然有望通过疫情后追加经济活动得到弥补，但与时间和情景关联密切的损失则难以追回。
　　再次，1月下旬疫情面临失控风险，采取超强隔离方法遏制疫情发展势头无疑是必要的，经过一个多月的举国动员抗疫，形势一段时间持续出现积极动向，在新形势下湖北重点疫区以外采取超常强制性隔离措施，其边际利益与派生的巨大边际代价比较关系就需要重新斟酌了。
　　最后，还要看到，过去1个多月对局部采取封闭与全国性隔离措施，在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这些举措对经济生活后续会带来哪些影响，没有可参照的比较经验，在保持抗疫高度意识和必要措施前提下，及时逐步有序复工有利于后续保经济工作主动性。

可鼓励垄断国企“让利”

　　南风窗：除了目前政府推行的社保优惠和降低利率政策，在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方面，政府还能做些什么？
　　卢锋：还可以针对这次疫情冲击特点需更多采用直接针对企业和员工的财政政策工具。例如可考虑对受到重创的服务业如餐饮、零售、物流、休闲等行业提供专项税收减免，因疫情停工和延长假期的中小企业提供专项税收减免，对因为疫情导致收入损失的民工和员工提供收入补贴。
　　此次疫情对经济影响较大，可考虑各方面分担损失，如鼓励具有垄断地位的交通、水电、电讯等领域大型国企以及网络平台民营企业，对中小企业提供纾困补贴。

政策空间比非典时期收窄

　　南风窗：与非典相比，这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如何？
　　卢锋：关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影响比较温和，仅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微小降幅。如果与非典相比，总的来说，本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更复杂。主要是因为：
　　首先，疫情发生的经济发展阶段和背景条件不同，对疫情冲击的自发吸收能力有差别。这次疫情是在经济增长经历十年左右趋势性回落背景下发生的，去年年底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探6%低位，以至在学界引发2020年经济政策是否要“保6”的热烈争论，经济对外部冲击的自发吸收能力与非典时期不同。
　　其次，这次疫情造成影响范围和强度大小不同。与非典发生在局部地区不同，此次疫情波及全国，并采取了局部封城和全国范围内超常强制性隔离措施，并且此次疫情发生在春节，属于黄金消费假期，线下场景消费几乎冻结。
　　再次，目前国民经济结构更容易受到疫情冲击影响。2019年上升到53.9%，与非典时期相比，增幅超过三成。消费对经济增量贡献率也从非典时期的35.5%，提升到近年的60%左右，增幅约为三分之二。服务业和消费比重较大程度增加，使得目前经济运行对疫情冲击更为敏感。
　　此外，现在的外部环境比非典时根据复杂、政策调控空间也明显收窄，综合这些因素，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存在更多不确定性。

评价货币政策为时过早

　　南风窗：在货币政策方面，目前央行推出降低利率、专项再贷款、流动性贷款等组合措施，央行这种“救火式”放水，会有后遗症吗？
　　卢锋：一般来说，央行传统使用货币政策工具比较审慎，此多方出手力度较大，相當给力了，也不多见。现在形势有点类似“救火”，首要任务是战胜疫情，跨过这道难关，超常正常无疑是必要的。当然，央行设计和实施应对措施时，必然要考虑两个问题：对当下形势实施效果如何，危机过去之后会有什么影响。目前评价这些措施还为时过早，当务之急是稳定形势渡过难关。

我国去年经济体量接近100万亿元，即便超强度隔离措施导致一半经济活动损失，每天为此社会要支付1000多亿元的代价，仅半个多月累计损失应已在万亿元之数。

　　南风窗：在2月中旬，你曾发表文章称，货币政策还可依据对形势动态评估采用具有中长期效果的存准率和基准利率工具。这样会影响利率市场化进程吗？
　　卢锋：应该不会，从原则上来说不论是短期的公开市场操作还是中长期的基准利率，都是一种货币工具，只是力度大小不一样，理论上都是可以用的，只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不同。
　　目前央行主要采取短期政策工具，显然是出于稳健的考虑，对中长期的基准利率比较谨慎。但短期利率的降低效果不大，且释放的信号也不如长期利率，所以我觉得何时采用短期工具、何时推出中长期工具，这是一个相机抉择的权衡，相信央行会有一个取舍。

疫情后房价会暴涨吗？

　　南风窗：目前央行放水，据不完全统计，已有50多个城市局部调整了房地产政策，不少房企2月份拿地热情不减，这些对会如何影响未来房价？
　　卢锋：现在受疫情冲击，央行出台利好政策，房地产政策适度放开以后，在“房住不炒”的总基调下，如果其他条件是有利于稳定房价的，房价应该不会很快反弹，这对房地产发展或许是一种利好，当然是要建立在长期改革的基础上。
　　某种意义上，房地产调控是我国过去10多年经济政策的一个结。事实上，在城市化过程中，房地产业合理可持续发展本来应是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优势，然而行政垄断供地体制制约下，房地产合理发展与投资潜能仍未能充分发挥，还不断陷入“供地体制-垄断供地-逆向调节-房价波动-楼市调控”的循环。
　　结构扭曲市场与宏观调控博弈多个回合，房地产行业一定程度上在媒体语言中出现妖魔化因素，国内融资受到大量管制背景下采取到海外发债来解决。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通过放松管制，放开供给，恢复房地产本来应该起的作用，让房地产发展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地方政府“战疫”与发债

　　南风窗：在此次政府救助中，数据显示，地方政府承担了大部分“战疫”支出，在地方债务仍处于高位的情况下，是否会带来地方政府收入和支出缺口放大的新一轮风险？
　　卢锋：非典时地方政府债务水平较低，与非典时相比，现在不少债务高企，构成扩张性政策空间的约束。然而对这个问题难免也要分轻重缓急了。截至2月底，2020年已发12230亿元新增地方债券，作为稳增长的重要举措。即便会对未来地方政府债务形势带来新的复杂因素，还是要先解决目前紧迫的困难。

为何东部沿海复工最快？

　　南风窗：此次疫情是否会影响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
　　卢锋：全球供应链通过产品内分工降低交易成本，疫情冲击下工序流程分工潜在风险成本得以短期释放，从逻辑上看应该会对全球供应链产生某种影响。当然应对措施也仅是降低分工和联系程度，因而那样做有明显机会成本；也可以通过在协调国际公共卫生政策，加强这一领域全球治理来减缓小概率事件冲击。是在目前国外疫情进一步加剧背景下，这个问题会进一步引发国际社会重视。
　　至于说到我国在全球供应链地位，在边际上应会有一些影响，整体上不会有很大改变，如何具体评估目前还不是很明朗。外向型企业面对国外市场，如果不能及时供货不仅会有财务损失，而且会在特定国际产业界带来信誉方面不利影响，因而这类企业除非愿意退出，否则都会积极复产，政府也应积极帮助其解决复工困难。这应该是为什么东部沿海地区最早复工的原因之一。
　　此外，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有一部分是跨国公司喜欢到中国来投资，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它们对中国经济稳定性的一种预期，但我觉得目前这个稳定性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疫情也提醒我们，要继续实施扩大开放和改善营商环境政策，鼓励外资企业扩大对华投资，把用疫情对国内经济影响控制到最低水平。

应趁机梳理改革清单

　　南风窗：如何平衡应对疫情我国经济的短期影响和长期改革的关系？
　　卢锋：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短期、暂时的，这个已经是共识，现在国家也出台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来应对疫情的影响，这当然很有必要，宏观政策对短期的周期管理也有效，但是这些政策改变不了经济长期发展的态势。
　　大规模的传染病疫情不像地震、海啸等纯自然灾害不可避免，某种意义上与我们行为方式包括管理方法相关。

现在的外部环境比非典时根据复杂、政策调控空间也明顯收窄，综合这些因素，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存在更多不确定性。

　　信息的透明公开程度会影响到人们行为，避免过度信息管控有利于公众较早获得有关疫情真实信息，从而有助于控制疫情发展。此次因疫情预警迟滞带来了沉重代价，也暴露了我国转型期仍存在治理不完善因素。如何让人们享受更大的知情权、科学地管理媒体组织、发挥民间组织的功能，这次疫情对社会治理提出的这些问题，背后是深层次的机制不顺畅，也和经济改革密切相关。
　　过去几十年，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在周期波动中展开，大体已经历了四次下行调整与三次比较完整的宏观周期，这几年中国经济转入中高速发展，结构性改革进入关键阶段，此次疫情的暴发也是对这些年经济改革成果的检验。
　　如果能趁机重新梳理，对不利于发挥经济潜能的体制，如大城市户口政策，民营经济全面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农地向非农利用合法有序转移等方面，有系统设计和突破性进展，并趁势推出一些力度比较大的系统改革举措，釜底抽薪地解决一段时期以来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的困难，并提升我国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这样就不失为在危中求机了。

国外不确定正在增加

　　南风窗：近期，疫情在全球快速扩散，股市反应比较大，那疫情对未来全球经济的影响如何？
　　卢锋：首先，疫情发生在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肯定是超过发生在其他国家。
　　因为近年来，我国经济规模从全球大约4%增长到去年的16.3%，中国经济增量巨大每年相当于澳大利亚或荷兰经济规模，增量贡献从2003年10%上下提升到近年30%以上，是对全球经济增量贡献最重要经济体之一。某些领域如大宗商品和汽车需求增长贡献更高，这说明我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得到较大提升，意味着我国经济外溢影响以及回馈效应也显著增加。
　　其次，目前疫情已在全球多个国家蔓延，打击可能更大。一方面，中国一旦意识到事件的危机，反周期的调控能力更强，而外国的宏观政策空间比我们要小；另一方面，过去10多年，发达国家的货币宽松，使他们的金融系统更加脆弱，如果叠加疫情的影响，不确定性风险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