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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家渡边淳一的长篇小说《失乐园》自从1995年9月1日在《日本经济新闻》上发表长篇连载开始，便引起了巨大反响，在1997年出版单行本，继而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和电影，在日本掀起了“失乐园热”。在接下来的两年间，《失乐园》被介绍到了中国，也波及和影响了西方文坛。“失乐园热”的原因究竟何在？对于这一问题，已有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本文拟在此基础上，从日本文化中对“家”的认同感这一角度出发来探讨《失乐园》的内涵所在及其畅销的原因。
“乐园”一词从《圣经·创世纪》中的伊甸园而来，象征着人类快乐无忧的生存环境和精神归宿。“家”与“乐园”的涵义有许多重合之处。不过，日本人对“家”的看法有其特殊之处。“家”是日本国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核心。日本两千年的水田耕作制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要服从集体，一起劳作，互相配合，以确保社会成员的生存。这种对团队精神、集体主义的强调，使日本人形成了以“家”为核心的价值观念，组成了以“家”为基本单位的等级严格的社会序列关系。每个社会成员都融入“家族”这个集团之中，接受这个集团的管理。传统的“家”确保了小至家庭、大至国家的集体的团结，连结着各个生产单位——小家庭、大家族、社会组织共同体，调节着各个成员间的人际关系，确保了经济行为上的团结一致，如同齿轮般的运转，带动和安定着日本社会经济的体系。可以说，日本人对“家”的认同感已经成为一种信仰。日本人融入了“家”就意味着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有所归依；失去了“家”就代表着失去了根，无依无靠。因此，每一位日本人都尽量使自己附属于某个“家”，否则等待他的将是绝境。
在现代社会中，“家”这种价值观念的典型外化之物就是公司。公司如同一个大家族，是为其员工提供确定身份的基础。员工隶属于公司，就像家庭成员隶属于家族一样。员工对公司忠诚，公司则给予员工终生就业的保障和一条可以预测的事业发展道路，员工事业发展的基础是根据资历提升职位。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日本国民经济的复苏期。日本政府为了振兴国民经济，鼓励工薪阶层努力工作。工薪阶层认同了国家的要求，觉得自己是在和其他国民一起为整个社会的利益而共同奋斗，感到慰藉和满足。正是在“家”的认同感的作用下，日本的国民经济在八十年代走向繁荣。
反过来，社会经济的滑坡会影响到日本国民对“家”的认同。20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出现国民经济危机。日本的公司为了在全球市场中立足，纷纷效仿美国的经营理念，采取传统上很少使用的解雇员工的方式，对公司进行重组，调整经营方式。公司的改制使日本出现了一批调任闲职或失业的员工。这些员工多是中年人，大部分出生于二战之后乃至六十年代，为公司、为国家埋头苦干了二三十年，刚刚升至公司的中上层，而公司的改制带来的降职或失业使他们没有得到预料中的报偿，由此，他们产生一种被大家族抛弃了的感觉，失魂落魄，焦虑不安，失去了自我身份的确定感，对过去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的意义产生了怀疑。与此同时，日本的许多家庭也因这种巨变带来的痛苦和绝望而产生危机。20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妻子们愿意留在家里为丈夫照顾家庭，而九十年代的女性不像以前那样支持丈夫专注于工作，离婚率随之攀升。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人对“家”的一致认同到九十年代对“家”的认同感的失落，这一转变从根本上说是在国民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日本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与美国式经营理念相碰撞的结果。日本公司采用美国式经营理念而进行的人事变动与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相悖，使传统的以“家”为核心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走向解体，让人们失去了外在和内在的依靠和参照。传统的价值观念失落后，新的生活准则还未来得及建立，文化观念上的落差和断层使日本人陷入了迷茫和不安，他们只能按照自己的本能和观感行事，竭力反叛以前的理想和价值观。由此，我们可以把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的繁荣给日本国民带来的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梦想、对大家族的认同感和自我身份的确定感看作是“乐园”，把九十年代的梦想破灭、对过去生活方式的怀疑和自我身份的迷失看作是“失乐园”。
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认为社会现实决定和影响作家的创作。渡边淳一的小说《失乐园》写于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当时日本社会存在的不安感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作品。本文认为，小说折射了上述社会现实，反映了日本中年人精神上受到的严重创伤和对理想家园的强烈渴望。
《失乐园》中描绘了八位中年男性，其中以久木为主，以水口、衣川为次，烘托久木，其他人物则点到为止。久木一直在九段的现代书房从事编辑工作，在47岁那年升任出版部长，按照日本公司中逐级升职的惯例，久木在53岁那年的人事变动中是有资格成为下一届干部候选人的，但一夜之间，久木“不仅没有得到提升，还丢掉了出版部长一职，被调到众人皆知的闲职部门”。与久木同期进公司的水口本来有望升为董事的，可他到来年就要被调到经营状况不太好的分社去了。同样，与久木一起从文学部毕业的衣川在六年前升任文化部长之后，三年前被调到他任职的出版社的一个分社了。三人都处在中年阶段，降职的情况也相似。可见这次大范围的人事变动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当前经济界正在呼吁放宽规章制度”，大范围的改革正在进行中。三年前，久木担任出版部长时，公司效益已不如从前，开始改变经营方式，主张“销售第一主义”。衣川所在的文化中心也增加讲座次数，但学员人数却没有增多，非常不景气。这种情况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就连久木和衣川常去喝酒的小店也翻了新。经济改革必然会带来与升职惯例相悖的人事变动。这种人事变动打破了原来稳定的社会秩序，瓦解了传统的价值观念，让员工对努力工作的意义产生了怀疑，怀疑的结果就是反叛。久木在调任闲职之后极为不安，觉得自己好像被公司抛弃了，以前的归属感骤然消失，内心空落落的。近30年的埋头苦干没有带来期望的报酬，这使他对生活的目标和意义产生了怀疑，随之看问题的角度也发生了改变。他觉得“从今以后不必太辛苦了，要更加自由地生活”，以前以为重要的东西现在变得无足轻重了，“相反，以前觉得不重要的东西忽然觉得重要起来了”。久木发现自己“从来没有真诚而发自内心地爱过任何女人”，所以，寻求爱情便成了他以后生活的驱动力。当久木遇到同样在寻求着什么的气质高雅的凛子时便一下子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爱情中去了。他抓住爱情就像抓住了洪水中的一根稻草，试图借它来修复内心的创伤。
久木和凛子原先都有令人羡慕的家庭，他们各自的婚姻也都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都曾为各自的爱情而海誓山盟过，婚后的生活也不能说没有过温馨。久木的妻子为久木营造了一个舒心的港湾。凛子的丈夫晴彦是一位医学教授，深爱凛子，在物质和精神上曾让凛子自豪。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夫妻的朝夕相处让激情的相爱化作了平淡的共居，作为人夫、人妻的感觉消失了，于是婚姻出现了危机。如果没有外界低迷的经济环境的影响，也许他们的家庭还能维持得下去，但由经济低迷带来的不安感和焦虑感使久木走向反叛，他由顺从集体转而追求自我。他不再满足于以前也曾发生过的适可而止的、小心翼翼的婚外恋，渴望在不可言状的失落中找到一个有目标的活动，而妩媚动人的凛子的出现使他在空虚寂寞中找到了一点自信和背叛的快感，再加上空闲的工作已不再如过去那样急需稳定的家庭的支持，而妻子也为陶器厂的工作忙得昏天黑地，不像以前那样关心他了，所以久木在与凛子的爱情中越陷越深了。而凛子也不可能不会受到当时普遍的不安和焦虑感的影响，她在这之前与丈夫的关系已经冷淡，但这种不安感却是一种催化剂，它让凛子对丈夫只懂得埋头工作的呆板之态极其厌倦，不再支持丈夫的工作。所以，与其说是凛子的丈夫把凛子推向了婚外恋，不如说是整个社会的不安氛围所为。
同样，由于过于劳累而早死的水口在临死前也发出未充分享受生活，想学久木的生活方式的哀叹。和久木同期入社的营业部长口泽在水口的葬礼上也感到空虚，想恋爱一番来调节乏味的生活。衣川是个专心扑在工作上的男人，过去从不涉及色情话题，现在却说出想谈谈恋爱的话来。久木所在调查室的同事横山、村松也都有相好的女人。小说中所有的中年男性（除铃木），甚至凛子的极其理性的丈夫也开始和别的女人交往了起来。
上述现象折射了20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经济低迷时，美国式经营理念的引入对传统的以“家”为核心的价值观念的强力冲击。日本国民对公司这一大家族的认同感正在走向解体。传统的服从家族指导和管辖的文化观念正在失落，可新的生活准则还未形成，文化观念上的落差和断层使久木这样的员工只能按照自己的本能行事，竭力反叛以前认同的理想和价值观。他们由服从集体走向享受人生。于是，追求以前辛苦为公司工作时未享受到的充满激情的爱恋便成了当时许多失意男性所渴求的事情。他们想借此来慰藉空虚、寂寞的心灵，试图在爱情的刺激中找回失落的自信和有所归属的安全感，切切实实地为自己活一回。
可《失乐园》的男女主人公久木和凛子却未在激情的爱恋中寻回传统上家园的归属感，反而更加空虚迷茫、孤单无助，最终走向了自杀。这种结局首先是因为久木和凛子实际上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摆脱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久木的失误在于，他在被降职的人生关键时期对待恋爱和性享乐过于认真，此时他是最不该恋爱的。他的行为背离了仍被许多日本人认可的人生信条——尽管这些信条他们也想反叛，他拿得起却放不下他的恋情了，这使他本来就被“大家庭”疏远的局面变得更加难以收拾，最终得到是妻子的离婚要求、凛子丈夫的侮辱信件、公司的再次降职通知以及同事们的嘲笑。个人与社会之间出现的无法弥合的裂缝使他极为羞耻、更加失落，他无颜在公司继续工作下去，只有选择辞职。虽然辞职给他带来了暂时的背叛公司的快感，但随后袭来的却是无边无际的无所依附的孤独、空虚和幻灭感。凛子的情况也是如此。随着两人关系的进展，她与“大家庭”的关系就越松散。她为自己迷失在情欲之中而感到无比羞愧，但又割舍不掉与久木的情爱。母亲、兄嫂、亲戚们的躲避以及后来母亲的断亲要求使她倍增被“大家庭”抛弃的失落感和罪孽感。就这样，他们半是被动半是主动地脱离了原来依附的大家族、小家庭，最终走向了绝境。
久木和凛子自杀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看到了爱情的易失而对婚姻所维系的小家庭感到绝望。他们知道所有的爱情都要走下坡路的，这种爱情失落的过程他们已经经历过了，温情脉脉的家庭生活、白头偕老的誓言已成为一个遥远的美丽幻觉。正是这种幻灭感触及了他们内心的致命伤，因此他们选择在性爱的快乐的顶峰死去，以使爱情的美好永驻心间。既然人已去，爱情又何在呢？这种以死亡寻求永恒家园的极端之举只是徒增悲伤罢了。但反过来说，久木和凛子是通过消极的死亡方式来追求心灵上的永恒家园的。总之，久木和凛子的自杀是必然的，他们失去了个人赖以生存的大家族、小家庭，因此只有死亡才是最好的解脱。
《失乐园》中其他的中年男性有的虽然只是在口头上说说非常想恋爱，但还未付诸行动，没有像久木那样陷进婚外恋的深潭，可他们内心深处都无一例外地想彻底放纵一次。可以说，久木的婚外恋是他们内心幻想的外化，是他们内心里十分向往但又不敢付诸行动的一种精神上的宣泄，是对传统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反叛的一种象征。所有人对婚外恋的向往都在不同程度上流露出对家园失落的不安感和幻灭感。这种不安感和幻灭感让他们都渴望着反叛正在解体中的传统文化，但又慑于它依旧存在强大的威力而不敢轻举妄动。因此，久木和凛子的结局代表着失落的日本中年人精神上绝望的自我放逐和对有所皈依的传统家园的强烈渴望。
《失乐园》中蕴涵的这种由国民经济危机而导致的中年人对传统价值的反叛和对永恒家园的追求的内涵，真实地反映了日本社会中传统文化与美国式的经营理念相碰撞的过程中人们精神上的严重创伤。这种精神上的创伤不仅存在于日本人之间，而且存在于东南亚的其他许多国家之中。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该地区的人们都有一种不可言状的不安感，相似的社会经济背景更能让东南亚的读者们对《失乐园》的这种深刻内涵产生共鸣。同时，西方社会中由来已久的精神荒原中失去自我、有性无爱的幻灭感，也容易与之相唱和。可以说，这种不安感和幻灭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社会中人类的精神困境，为《失乐园》的畅销做出了最好的解释。
“乐园”一词从《圣经·创世纪》中的伊甸园而来，象征着人类快乐无忧的生存环境和精神归宿。“家”与“乐园”的涵义有许多重合之处。不过，日本人对“家”的看法有其特殊之处。“家”是日本国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核心。日本两千年的水田耕作制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要服从集体，一起劳作，互相配合，以确保社会成员的生存。这种对团队精神、集体主义的强调，使日本人形成了以“家”为核心的价值观念，组成了以“家”为基本单位的等级严格的社会序列关系。每个社会成员都融入“家族”这个集团之中，接受这个集团的管理。传统的“家”确保了小至家庭、大至国家的集体的团结，连结着各个生产单位——小家庭、大家族、社会组织共同体，调节着各个成员间的人际关系，确保了经济行为上的团结一致，如同齿轮般的运转，带动和安定着日本社会经济的体系。可以说，日本人对“家”的认同感已经成为一种信仰。日本人融入了“家”就意味着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有所归依；失去了“家”就代表着失去了根，无依无靠。因此，每一位日本人都尽量使自己附属于某个“家”，否则等待他的将是绝境。
在现代社会中，“家”这种价值观念的典型外化之物就是公司。公司如同一个大家族，是为其员工提供确定身份的基础。员工隶属于公司，就像家庭成员隶属于家族一样。员工对公司忠诚，公司则给予员工终生就业的保障和一条可以预测的事业发展道路，员工事业发展的基础是根据资历提升职位。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日本国民经济的复苏期。日本政府为了振兴国民经济，鼓励工薪阶层努力工作。工薪阶层认同了国家的要求，觉得自己是在和其他国民一起为整个社会的利益而共同奋斗，感到慰藉和满足。正是在“家”的认同感的作用下，日本的国民经济在八十年代走向繁荣。
反过来，社会经济的滑坡会影响到日本国民对“家”的认同。20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出现国民经济危机。日本的公司为了在全球市场中立足，纷纷效仿美国的经营理念，采取传统上很少使用的解雇员工的方式，对公司进行重组，调整经营方式。公司的改制使日本出现了一批调任闲职或失业的员工。这些员工多是中年人，大部分出生于二战之后乃至六十年代，为公司、为国家埋头苦干了二三十年，刚刚升至公司的中上层，而公司的改制带来的降职或失业使他们没有得到预料中的报偿，由此，他们产生一种被大家族抛弃了的感觉，失魂落魄，焦虑不安，失去了自我身份的确定感，对过去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的意义产生了怀疑。与此同时，日本的许多家庭也因这种巨变带来的痛苦和绝望而产生危机。20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妻子们愿意留在家里为丈夫照顾家庭，而九十年代的女性不像以前那样支持丈夫专注于工作，离婚率随之攀升。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人对“家”的一致认同到九十年代对“家”的认同感的失落，这一转变从根本上说是在国民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日本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与美国式经营理念相碰撞的结果。日本公司采用美国式经营理念而进行的人事变动与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相悖，使传统的以“家”为核心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走向解体，让人们失去了外在和内在的依靠和参照。传统的价值观念失落后，新的生活准则还未来得及建立，文化观念上的落差和断层使日本人陷入了迷茫和不安，他们只能按照自己的本能和观感行事，竭力反叛以前的理想和价值观。由此，我们可以把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的繁荣给日本国民带来的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梦想、对大家族的认同感和自我身份的确定感看作是“乐园”，把九十年代的梦想破灭、对过去生活方式的怀疑和自我身份的迷失看作是“失乐园”。
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认为社会现实决定和影响作家的创作。渡边淳一的小说《失乐园》写于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当时日本社会存在的不安感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作品。本文认为，小说折射了上述社会现实，反映了日本中年人精神上受到的严重创伤和对理想家园的强烈渴望。
《失乐园》中描绘了八位中年男性，其中以久木为主，以水口、衣川为次，烘托久木，其他人物则点到为止。久木一直在九段的现代书房从事编辑工作，在47岁那年升任出版部长，按照日本公司中逐级升职的惯例，久木在53岁那年的人事变动中是有资格成为下一届干部候选人的，但一夜之间，久木“不仅没有得到提升，还丢掉了出版部长一职，被调到众人皆知的闲职部门”。与久木同期进公司的水口本来有望升为董事的，可他到来年就要被调到经营状况不太好的分社去了。同样，与久木一起从文学部毕业的衣川在六年前升任文化部长之后，三年前被调到他任职的出版社的一个分社了。三人都处在中年阶段，降职的情况也相似。可见这次大范围的人事变动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当前经济界正在呼吁放宽规章制度”，大范围的改革正在进行中。三年前，久木担任出版部长时，公司效益已不如从前，开始改变经营方式，主张“销售第一主义”。衣川所在的文化中心也增加讲座次数，但学员人数却没有增多，非常不景气。这种情况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就连久木和衣川常去喝酒的小店也翻了新。经济改革必然会带来与升职惯例相悖的人事变动。这种人事变动打破了原来稳定的社会秩序，瓦解了传统的价值观念，让员工对努力工作的意义产生了怀疑，怀疑的结果就是反叛。久木在调任闲职之后极为不安，觉得自己好像被公司抛弃了，以前的归属感骤然消失，内心空落落的。近30年的埋头苦干没有带来期望的报酬，这使他对生活的目标和意义产生了怀疑，随之看问题的角度也发生了改变。他觉得“从今以后不必太辛苦了，要更加自由地生活”，以前以为重要的东西现在变得无足轻重了，“相反，以前觉得不重要的东西忽然觉得重要起来了”。久木发现自己“从来没有真诚而发自内心地爱过任何女人”，所以，寻求爱情便成了他以后生活的驱动力。当久木遇到同样在寻求着什么的气质高雅的凛子时便一下子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爱情中去了。他抓住爱情就像抓住了洪水中的一根稻草，试图借它来修复内心的创伤。
久木和凛子原先都有令人羡慕的家庭，他们各自的婚姻也都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都曾为各自的爱情而海誓山盟过，婚后的生活也不能说没有过温馨。久木的妻子为久木营造了一个舒心的港湾。凛子的丈夫晴彦是一位医学教授，深爱凛子，在物质和精神上曾让凛子自豪。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夫妻的朝夕相处让激情的相爱化作了平淡的共居，作为人夫、人妻的感觉消失了，于是婚姻出现了危机。如果没有外界低迷的经济环境的影响，也许他们的家庭还能维持得下去，但由经济低迷带来的不安感和焦虑感使久木走向反叛，他由顺从集体转而追求自我。他不再满足于以前也曾发生过的适可而止的、小心翼翼的婚外恋，渴望在不可言状的失落中找到一个有目标的活动，而妩媚动人的凛子的出现使他在空虚寂寞中找到了一点自信和背叛的快感，再加上空闲的工作已不再如过去那样急需稳定的家庭的支持，而妻子也为陶器厂的工作忙得昏天黑地，不像以前那样关心他了，所以久木在与凛子的爱情中越陷越深了。而凛子也不可能不会受到当时普遍的不安和焦虑感的影响，她在这之前与丈夫的关系已经冷淡，但这种不安感却是一种催化剂，它让凛子对丈夫只懂得埋头工作的呆板之态极其厌倦，不再支持丈夫的工作。所以，与其说是凛子的丈夫把凛子推向了婚外恋，不如说是整个社会的不安氛围所为。
同样，由于过于劳累而早死的水口在临死前也发出未充分享受生活，想学久木的生活方式的哀叹。和久木同期入社的营业部长口泽在水口的葬礼上也感到空虚，想恋爱一番来调节乏味的生活。衣川是个专心扑在工作上的男人，过去从不涉及色情话题，现在却说出想谈谈恋爱的话来。久木所在调查室的同事横山、村松也都有相好的女人。小说中所有的中年男性（除铃木），甚至凛子的极其理性的丈夫也开始和别的女人交往了起来。
上述现象折射了20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经济低迷时，美国式经营理念的引入对传统的以“家”为核心的价值观念的强力冲击。日本国民对公司这一大家族的认同感正在走向解体。传统的服从家族指导和管辖的文化观念正在失落，可新的生活准则还未形成，文化观念上的落差和断层使久木这样的员工只能按照自己的本能行事，竭力反叛以前认同的理想和价值观。他们由服从集体走向享受人生。于是，追求以前辛苦为公司工作时未享受到的充满激情的爱恋便成了当时许多失意男性所渴求的事情。他们想借此来慰藉空虚、寂寞的心灵，试图在爱情的刺激中找回失落的自信和有所归属的安全感，切切实实地为自己活一回。
可《失乐园》的男女主人公久木和凛子却未在激情的爱恋中寻回传统上家园的归属感，反而更加空虚迷茫、孤单无助，最终走向了自杀。这种结局首先是因为久木和凛子实际上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摆脱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久木的失误在于，他在被降职的人生关键时期对待恋爱和性享乐过于认真，此时他是最不该恋爱的。他的行为背离了仍被许多日本人认可的人生信条——尽管这些信条他们也想反叛，他拿得起却放不下他的恋情了，这使他本来就被“大家庭”疏远的局面变得更加难以收拾，最终得到是妻子的离婚要求、凛子丈夫的侮辱信件、公司的再次降职通知以及同事们的嘲笑。个人与社会之间出现的无法弥合的裂缝使他极为羞耻、更加失落，他无颜在公司继续工作下去，只有选择辞职。虽然辞职给他带来了暂时的背叛公司的快感，但随后袭来的却是无边无际的无所依附的孤独、空虚和幻灭感。凛子的情况也是如此。随着两人关系的进展，她与“大家庭”的关系就越松散。她为自己迷失在情欲之中而感到无比羞愧，但又割舍不掉与久木的情爱。母亲、兄嫂、亲戚们的躲避以及后来母亲的断亲要求使她倍增被“大家庭”抛弃的失落感和罪孽感。就这样，他们半是被动半是主动地脱离了原来依附的大家族、小家庭，最终走向了绝境。
久木和凛子自杀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看到了爱情的易失而对婚姻所维系的小家庭感到绝望。他们知道所有的爱情都要走下坡路的，这种爱情失落的过程他们已经经历过了，温情脉脉的家庭生活、白头偕老的誓言已成为一个遥远的美丽幻觉。正是这种幻灭感触及了他们内心的致命伤，因此他们选择在性爱的快乐的顶峰死去，以使爱情的美好永驻心间。既然人已去，爱情又何在呢？这种以死亡寻求永恒家园的极端之举只是徒增悲伤罢了。但反过来说，久木和凛子是通过消极的死亡方式来追求心灵上的永恒家园的。总之，久木和凛子的自杀是必然的，他们失去了个人赖以生存的大家族、小家庭，因此只有死亡才是最好的解脱。
《失乐园》中其他的中年男性有的虽然只是在口头上说说非常想恋爱，但还未付诸行动，没有像久木那样陷进婚外恋的深潭，可他们内心深处都无一例外地想彻底放纵一次。可以说，久木的婚外恋是他们内心幻想的外化，是他们内心里十分向往但又不敢付诸行动的一种精神上的宣泄，是对传统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反叛的一种象征。所有人对婚外恋的向往都在不同程度上流露出对家园失落的不安感和幻灭感。这种不安感和幻灭感让他们都渴望着反叛正在解体中的传统文化，但又慑于它依旧存在强大的威力而不敢轻举妄动。因此，久木和凛子的结局代表着失落的日本中年人精神上绝望的自我放逐和对有所皈依的传统家园的强烈渴望。
《失乐园》中蕴涵的这种由国民经济危机而导致的中年人对传统价值的反叛和对永恒家园的追求的内涵，真实地反映了日本社会中传统文化与美国式的经营理念相碰撞的过程中人们精神上的严重创伤。这种精神上的创伤不仅存在于日本人之间，而且存在于东南亚的其他许多国家之中。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该地区的人们都有一种不可言状的不安感，相似的社会经济背景更能让东南亚的读者们对《失乐园》的这种深刻内涵产生共鸣。同时，西方社会中由来已久的精神荒原中失去自我、有性无爱的幻灭感，也容易与之相唱和。可以说，这种不安感和幻灭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社会中人类的精神困境，为《失乐园》的畅销做出了最好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