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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胜负，除了取决于军事、政治、经济、自然等客观条件之外，还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把握战争的主动权。光有优越的物质条件，而无主动在手，也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因此，历来兵家都十分重视争取战争主动权。《尉缭子·战威》说：“善用兵者，能夺人而不夺于人。”《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说：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毛主席总结古今战争理论，结合中国革命战争实践，更为深刻地指出：“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在战场、战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中的主动权，这种主动权即是军队的自由权，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或被打败的危险。”以上这些论述十分深刻，然而，它们的源头却在《孙子兵法》之中。这部兵书的《虚实篇》中说：“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就是说，善于打仗的人，能调动和左右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和左右。这里“致人”（调动和左右敌人）可以理解为，在战前能争得支配战局的有利态势；在战中能有决定自己军队行动的自由权，并有调动支配敌军使之不自由的主动权。孙子提出“致人而不致于人”的重要意义，在于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左右战局，改变敌我强弱态势，驾驶战争，赢得主动。
出其必趋，攻其必救
出兵要攻打敌人必然援救的地方。孙子说，“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如果我军要打，敌人即使高垒深沟，也不得不脱离阵地与我作战，那是因为我进攻的是敌人必救的地方。我军不想打，稍加防守，敌人也无法来同我作战，那是因为我诱使敌人改变了他预定的进攻方向。这一思想典型反映在围魏救赵的战例当中。公元前354年，魏国派20万大军，由庞涓为将攻赵，目的是想一举灭赵。齐将田忌想领兵直趋赵都，解邯郸之围。可是军师孙膑却说：“要排解互殴狠斗，万不可卷入打成一团。而是避开双方拳脚来往的地方，只需伺机用拳猛袭其中一方的腹部，待挨揍的人双手捂着肚子跪下，这场架自然就解开了。现在魏国出兵邯郸，首都大梁必定空虚，何不乘此攻机大梁，魏军必会赶回相救 。这样做，岂不是既解了赵国的危害，同时还叫魏国受到窘困的弊害吗？”于是，齐国派军直捣大梁，当时由于魏国主力都在外作战，大梁防守空虚，由于大梁在魏国的地位十分重要，魏王一天下多道诏书召庞涓回救。庞涓在马上要攻下邯郸的情况下，不得不回师大梁。齐军在从邯郸到大梁的必经之地桂陵（今天河南新乡长垣）以逸待劳，大破魏军，魏国从此元气大伤。围魏救赵可以说是千古一战，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战例，后来被列为三十六计中的重要一计。围魏救赵这一避实就虚的战法为历代军事家所欣赏，被无数次的运用，至今仍有其生命力。
毛主席也曾借鉴这一战例指挥作战。1929年1月，蒋介石命何键纠集湘、赣2省国民党军队3万余人，5路并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企图一举消灭井冈山红军。在此生死存亡关头，毛主席提出：“我们既要保住红军，又要保住根据地，那只能采用‘围魏救赵’的办法。它是击破敌人‘会剿’惟一切实可行的策略，也是确保井冈山红旗始终不倒的最积极的方针。”他还解释说，战国时魏国围攻赵国都城邯郸，赵求救于齐。齐国并不派兵去邯郸，却反过来围攻魏国都城大梁，结果魏军不得不回国救援，赵国都城也就此解围。大家赞同毛主席的“围魏救赵”之计，决定毛主席、朱德、陈毅率领红4军主力迂回敌后，向赣南闽西进军；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5军主力会同井冈山地方武装坚守井冈山。红4軍主力进军赣南闽西，打乱了何键的部署，何键急忙追击堵截，红4军在大柏地一战打败敌军。陈毅曾说，大柏地一战“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应该看到，如果在战争指导上不能预知战日，预知战地，它所丧失的主动地位就会影响全局。最显著的例子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在战争初期未能预知战日，一度丧失主动，损失惨重。1938年9月，英、法、德、意4国首脑—张伯伦、达拉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慕尼黑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割让给了德国。英、法用出卖捷克斯洛伐克换来了有希特勒共同签字的4国所谓“再也不想彼此交战”的宣言书。所以，当1938年9月30日张伯伦回到伦敦时，竟得意忘形地挥舞着那张有希特勒签字的纸片，对那些欢迎他的政府要员和社会名流们说道：“我的好朋友，这是我们的时代的和平！”其实，这是希特勒使用的“声东击西”的手法。英法可以说是不知战地，不知战日；而就是在慕尼黑会议时，希特勒对墨索里尼说：“终有一天我们将并肩对英国和法国作战。”德意可以说早就做好战争的筹划，既知战之地，也知战之日。1939年3月，德国就侵占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9月1日，德国就以突然袭击波兰掀起了对英、法的全面帝国主义战争。英、法由于没有作好战争准备，在战争初期损失十分惨重。
总之，孙子“致人而不致于人”的论断形象地说明了掌握战场主动权的重要性。这一思想穿越古今，至今仍具有生命力，即使到了信息化战争的今天，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做到致人而不致于人，也依然是战争制胜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绝不可忽视的。
责任编辑：张传良
出其必趋，攻其必救
出兵要攻打敌人必然援救的地方。孙子说，“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如果我军要打，敌人即使高垒深沟，也不得不脱离阵地与我作战，那是因为我进攻的是敌人必救的地方。我军不想打，稍加防守，敌人也无法来同我作战，那是因为我诱使敌人改变了他预定的进攻方向。这一思想典型反映在围魏救赵的战例当中。公元前354年，魏国派20万大军，由庞涓为将攻赵，目的是想一举灭赵。齐将田忌想领兵直趋赵都，解邯郸之围。可是军师孙膑却说：“要排解互殴狠斗，万不可卷入打成一团。而是避开双方拳脚来往的地方，只需伺机用拳猛袭其中一方的腹部，待挨揍的人双手捂着肚子跪下，这场架自然就解开了。现在魏国出兵邯郸，首都大梁必定空虚，何不乘此攻机大梁，魏军必会赶回相救 。这样做，岂不是既解了赵国的危害，同时还叫魏国受到窘困的弊害吗？”于是，齐国派军直捣大梁，当时由于魏国主力都在外作战，大梁防守空虚，由于大梁在魏国的地位十分重要，魏王一天下多道诏书召庞涓回救。庞涓在马上要攻下邯郸的情况下，不得不回师大梁。齐军在从邯郸到大梁的必经之地桂陵（今天河南新乡长垣）以逸待劳，大破魏军，魏国从此元气大伤。围魏救赵可以说是千古一战，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战例，后来被列为三十六计中的重要一计。围魏救赵这一避实就虚的战法为历代军事家所欣赏，被无数次的运用，至今仍有其生命力。
毛主席也曾借鉴这一战例指挥作战。1929年1月，蒋介石命何键纠集湘、赣2省国民党军队3万余人，5路并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企图一举消灭井冈山红军。在此生死存亡关头，毛主席提出：“我们既要保住红军，又要保住根据地，那只能采用‘围魏救赵’的办法。它是击破敌人‘会剿’惟一切实可行的策略，也是确保井冈山红旗始终不倒的最积极的方针。”他还解释说，战国时魏国围攻赵国都城邯郸，赵求救于齐。齐国并不派兵去邯郸，却反过来围攻魏国都城大梁，结果魏军不得不回国救援，赵国都城也就此解围。大家赞同毛主席的“围魏救赵”之计，决定毛主席、朱德、陈毅率领红4军主力迂回敌后，向赣南闽西进军；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5军主力会同井冈山地方武装坚守井冈山。红4軍主力进军赣南闽西，打乱了何键的部署，何键急忙追击堵截，红4军在大柏地一战打败敌军。陈毅曾说，大柏地一战“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应该看到，如果在战争指导上不能预知战日，预知战地，它所丧失的主动地位就会影响全局。最显著的例子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在战争初期未能预知战日，一度丧失主动，损失惨重。1938年9月，英、法、德、意4国首脑—张伯伦、达拉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慕尼黑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割让给了德国。英、法用出卖捷克斯洛伐克换来了有希特勒共同签字的4国所谓“再也不想彼此交战”的宣言书。所以，当1938年9月30日张伯伦回到伦敦时，竟得意忘形地挥舞着那张有希特勒签字的纸片，对那些欢迎他的政府要员和社会名流们说道：“我的好朋友，这是我们的时代的和平！”其实，这是希特勒使用的“声东击西”的手法。英法可以说是不知战地，不知战日；而就是在慕尼黑会议时，希特勒对墨索里尼说：“终有一天我们将并肩对英国和法国作战。”德意可以说早就做好战争的筹划，既知战之地，也知战之日。1939年3月，德国就侵占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9月1日，德国就以突然袭击波兰掀起了对英、法的全面帝国主义战争。英、法由于没有作好战争准备，在战争初期损失十分惨重。
总之，孙子“致人而不致于人”的论断形象地说明了掌握战场主动权的重要性。这一思想穿越古今，至今仍具有生命力，即使到了信息化战争的今天，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做到致人而不致于人，也依然是战争制胜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绝不可忽视的。
责任编辑：张传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