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独白:真实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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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从法学院毕业时,买了—本阿栏·雷肯的著书《怎样管理时间和生命入该书把人生目标分为几大类:A类是最为重要,B类次之,最后是c类。现在我仍然保留着这本平装书,还清晰记得A类目标。我想当优秀的男人,拥有一个温馨的家和可爱的孩子、一群好朋友、一段辉煌的政治生涯,再写一本好书。
  当然,我是不是—名优秀男人,让上帝评价吧!妻子希拉里和女儿切尔西却认为,我很有绅士风度,但我认识的朋友都只是普通人,我自己的政治生涯也非常让人愉悦。至于我写的这本书,谁也说不清楚它是不是一本好书,不过里面的故事很精彩。
  1946年,我出生于阿肯色州霍普的威廉·杰斐逊·布莱斯家族,我的生父,小汽车销售员比尔·比塞在他出生前3个月死于一场汽车交通事故。当我正瞒跚学步时,母亲维吉尼亚(麻醉护士)遇上了我的继父——罗杰·克林顿。不久维吉尼亚和年幼的我发现罗杰不仅好赌而且酗酒。罗杰的确很爱我和母亲,但他更喜欢喝酒以及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他对母亲口头上的责骂使自己在母亲心目中的形象大打折扣。
  弟弟罗杰于7月25日暨我父亲生日那天出生,我们都很高兴,妈妈和继父早就计划要小孩了(两年前母亲曾流产一次)。我当时想,母亲和继父都以为这个孩子能挽救他们的婚姻。妈妈在医院疗养时我和继父待在一起,他带我去探望母亲,把我带回家后便离开。他在生日之际,儿子准时前来庆贺,他高兴得狂饮起来。
  
  初中阶段成为我的新开端并且充满挑战,我更加关注自己的思想、身体和灵魂
  
  在纽约查巴夸的家中我写道,“我并不像支持者想的那佯坚强,也没有反对者说的那么糟糕。”
  由于对父亲的愤怒,我对异性感到迷惑而且怀疑自己的宗教信仰。我不明白上帝为什么会眼睁睁看到如此多不尽人意的事情发生。
  由于继父经常酗酒并且容易动怒,我的情绪也经常失控,但我下定决心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而且我并不知道这些愤怒的情绪来自何处。继父酗酒并虐待我,他让我保留了很多秘密。我14岁读9年级时,父母关系继续恶化,而当时弟弟只有4岁。一天晚上,继父关上卧室门开始对母亲吼叫,接着揍她。小罗杰吓哭了。母亲的痛苦和弟弟的哭声让我忍无可忍。我手里拿着高尔夫球棒,一脚踢开他们的房门。父亲正把母亲按在地上揍她,我要他住手,他没有理睬我,我便冲上去用高尔夫球棒猛击他。他立刻昏过去,瘫坐在床边的沙发上,耷拉着脑袋-妈妈叫我快报警,当晚把继父送人了监狱。对此事我已记不清了,但此后并没为此事产生任何麻烦。我为自己感到自豪,同时也很痛苦。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一个本质不坏的人怎能将自己的痛苦强加给他人。
  我年少时就对政治感兴趣,因参加称为民族男孩的组织,于1963年;来到华盛顿,并在白宫与约翰·F·肯尼迪总统握手。1968年,从乔冶顿大学毕业后,在英国牛津大学做了两年交换学者,随后进入耶鲁法学院深造。一天在课堂上,我被一名女同学深深吸引。
  她坚强自信,我很少见过有这样气质的女孩。课后我跟她出了教室,我向她介绍自己。我们谈得很投机,我想用手拍拍她的肩膀以示友好,但很决手缩了回来,我知道自己已深深的爱上了她。一天晚上我站在又长又狭窄的图书馆走廊尽头和一名同学谈话,找再次见到那女孩站在房间另一头。一会她合上书走过来,盯着我说:如果你继续盯着我,我电会用同样的方式看你,不过我们应该知道彼此的姓名。“我叫希拉里·罗德曼,你叫什么名字?”我当时很惊讶,呆站了几秒,最后终于从嘴里挤出了自己的名字。
  两天后,我再次见到希拉里,她穿着一条色彩明亮的长裙,她说她去登记下学期的课程,于是我跟着去。我们边排队边攀谈,我认为自己当时表现很好,直到排到队伍前面,登记员看着我说:“比尔,你为什么又来登记,你不是今早上已经登记过了吗?”我脸红到了脖子根,希拉里则狂笑不已。我尽量掩饰自己的困窘,请她到耶鲁大学艺术走廊看Mark Rothko的展览,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约会。
  尽管希拉里并不很情愿,但1974年毕业后还是同我来到阿肯色州。我此时早已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成为美国国会议员,希拉里则成为法律公司的律师。
  
  1975年10月我们结婚。三年后我当上了阿肯色州州长,1979年希拉里怀孕
  
  我陪同她参加天然分娩课程,2月27日晚(从首都华盛顿回来后),当我们进入政府大厦时,希拉里羊水破了,比预产期提前3周。我们很快到达阿肯色州浸信会教会医院,希拉里生产时很痛苦,因为孩子臀部先出来。而且医院不允许父亲呆在分娩室,我向管理员求情,说我必须守护在妻子身边,最后他们同意了。晚上11点24分,我拉着希拉里的手,看着医生从妻子手里接过孩子。这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候,我的生父也没体会过这种幸福。
  开天辟地,我做了父亲,欣喜若狂,但我却要努力平衡家庭和事业的关系。不管工作上遇到会么事,我总设法在晚上切尔西还没睡时回家,并和母女俩共进早餐。切尔西稍大时,我带她上学。在我办公室里还专门为切尔西准备了一张小桌子,她可以读书或写字,我十分怀恋和女儿在—起工作的时光。睡觉前,希拉里、切尔西和我会在女儿的床边做祷告,接着我们会讲故事给她听。我有时太累,读着书就睡着了,她这时会亲吻我,我非常喜欢这种温馨的感觉,所以我也经常假装睡着。
  1991年秋季,我参加了美国总统竞选。对于我来说,竞选总是很神秘的,尽管民意测验专家和政治家费尽周折让选举透明,但仍然很难揭开那层神秘的面纱,这时,普通市民和百万富翁以及总统的权利相同。一些人会运用自己的权利,一些人则放弃。人们投票原因多样,有的是理性推理所得,有些凭直觉,有些想当然的认为,有的则拿不定主意。不管怎样,他们已经多次选出正确的领导人。这也是美国为何繁荣228年的原因。而我参加总统竞选的原因是因为我认为自己能给美国人民的生活、工作、家庭甚至世界带来奇迹。我工作多年—直在思考领导人的决策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以及怎样做,我知道怎样回答投票者的问题,但在选举结果出来前的漫长日子里,我只有等待。
  
  1992年11月3日,我获得近43%的国民支持率,一举击败美国在任总统乔治·布什
  
  竞选大获成功,在演讲的最后一段,希拉里和我都感谢上帝保佑,我走上去和支持者迪博·戈尔致意(克林顿的副总统及其妻子),数干名群众在市区狂欢。我高兴极了,内心充满希望。我不能忘记母亲喜极而泣的样子,我希望生父也能在天上自豪地看着我。我任职期间,也让切尔西参与政治讨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97年切尔西上大学。9月18日,希拉里和我带切尔西到斯坦福大学上学。切尔西既高兴又兴奋,希拉里和我则有点害怕和焦虑。希拉里帮助切尔西料理各种事物,我则帮她把箱子提上楼,然后帮她铺床。希拉里尽量在整理事物中克制自己的紧张情绪,而我则直盯着窗外。即将离开,我还想和她一起吃午饭。
  切尔西离开白宫后,我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来调整自己的心情,但作为总统,我深知,政治和人生危机才刚刚开始。
  
  1998年初,是我执政最糟糕的一年,因为个人丑闻使我的政治和家庭几乎崩溃,事情来得太突然,我几乎被打垮,内心世界一片黑暗
  
  1998年1月26日我在电视上做了声明:我没和那名女子发生性关系。但是后来美国民众却发现,事实和声明截然相反!1995年美国政府裁员,很少有人能进白宫,我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遇见了莫尼卡·莱温斯基,并在11月至次年的4月因公务与她接触过几次,后来她离开白宫到五角大楼实习。随后的10个月则没有见过面,但我们经常电话联系。1997年2月,莫里卡和客人一道于晚上来录我每周一次的广播演讲,我和她独处了大概15分钟。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那年春天,当我再次看到她时,我说那都是我的错,我对不起自己的家庭也对不起她。
  我当时愚蠢透顶,我羞耻难当。弹劾总统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我却极力掩盖事实真相,保护家庭及自己。但我必须继续工作,对任何人都隐瞒事实真相,包括希拉里、切尔西、下属和内阁、国会朋友、记者以及美国人民。我的生活已失去平衡,内心充满仇恨。8月15日及星期六早上,大陪审团的证词让我的前途有了一点光明,经过一夜痛苦挣扎,我终于向希拉里道出事实真相,及我和莫尼卡·莱温斯基的关系。她既吃惊又生气,而我只能说对不起,我并不想伤害她和切而西,我对自己的的行为感到懊悔,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只是想避免伤害自己的家庭并且保住总统的位置。我现在仍不明白当时怎么会干出那种蠢事。
  不过理解来得太迟,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和希拉里的关系都不好,我把事实告诉女儿切尔西时,隋况更糟。迟早孩子都会发现父母关系并不完美,不过这种事发生在总统家会更糟。切尔西一直认为她有个好父亲,不过她现在必须明白她的父亲不仅做了错事,而且还隐瞒了她。我很害怕自己会失去家庭,最主要的是会失去女儿的爱和尊重。
  我的家庭出现危机时,世界局势也发生了变化。1998年8月7日,两枚炸弹分别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美国大使馆爆炸,总共257人丧生,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恐怖主义开始袭击美国。最初证据表明是本·拉登团伙所为,我当时一心想抓住这家伙。中央情报局以及他下属的高官计划在8月20日在阿富汉露营扎寨。我询问国家安全顾问桑迪·博杰时,他说这样做会导致军事报复行动。这段时间我不仅要乞求妻子原谅,又要策划怎样抓住本·拉登。日月20日临晨3点,我对博杰下达军事行动命令,美国海军驱逐舰在阿拉伯海域向阿富汗发射了两枚巡航导弹,这些导弹顺着红海的船只还引燃了苏丹的化工厂。大多数导弹都击中了目标,但本·拉登却没有在营地,有报道称他两小时前离开了。
  为挽救自己的婚姻,我和希拉里分别寻求心理咨询,每周一天,历时一年。这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次敞开心扉,公开谈论自己感受、经历、生活的态度、爱情以及自然关系。我并不喜欢自己的过去,它让我痛苦,必须面对不奉的童年和痛苦的成长过程。而且我知道自己已经筋疲力尽,愤怒、孤独,我为自己所做过的错事感到羞愧,但却没有任何借口,我试着寻求生盾平衡。经过长期心理咨询后,希拉里和我开始交谈,我们又重新认识彼此。我一直很爱她,但我对她却不够好。我很感激她有足够的勇气寻求心理咨询。我们仍然是最好的朋友,我希望能够挽救自己的婚姻。同时,我仍然睡在和卧室相连的起居室的沙发上,我读了很多书,思考了很多问题。沙发很舒服,但我并不希望一辈子睡在这里。
  这也许是我挽救自己婚姻的毅力感动了民众,性丑闻并没有影响我的连任。当我最后一晚呆在椭圆形的办公室里,我想到自己曾把玻璃物放在两个睡椅间的咖啡桌上。里面有一块尼尔·阿姆斯特朗1969年登月时带回的岩石。过去,人们在不管椭圆形办公室更谈论什么,我都会打断他们说,“你看见那块岩石了吗?已经有36亿年了。我们刚刚经过它,让我们安静下来继续了作吧。”那天黎明,当我返回白宫住所取希拉里和切尔西的东西时,我才想起,这是我最后一次走出椭圆形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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