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经历了十年内乱洗礼的秘鲁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民主选举。在众多的总统候选人中，一位小说家和一位数学家脱颖而出，进入最终角逐。他们分别是大名鼎鼎的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以及秘鲁国立农业大学的校长阿尔韦托·藤森。略萨与秘鲁的精英阶层关系紧密，而藤森因为贫寒的背景而得到民众的支持——他的父母是来自日本的移民，一直在学校看大门。
　　当时略萨认为，藤森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在后来的回忆录《水中鱼》（Fish in Water）里写道：“谁愿意把选票投给这样一个人呢？”除了少数的军人和目不识丁的百姓，藤森并不为大众所了解：没有像样的政治资历，没有管理团队，甚至没有在首都之外做过竞选宣传，这样一个缺乏创意、缺乏竞选准备的竞争者如何可能取胜？
　　然而事实是，在最后一轮投票中，戏剧化的转折出现了，藤森最后以57%对34%的优势当选为秘鲁总统——正是略萨瞧不起的军人和文盲将藤森送上了宝座。
　　在《水中鱼》里，略萨描述了自己在面对藤森的支持狂潮时的错愕之情。但是他或许没有真正理解到，在秘鲁的那场艰难的政权交替中，“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也在发生相应变化，特别是在形式上发生的种种变化，即查尔斯·蒂利常讲的“斗争剧目”（repertoires）的创新，对转型中的秘鲁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略萨以为，政治是在书房、会议室和宴会大厅里展开的，实际上政治却在街头、在电台、在民众的心里。他的失败，绝非偶然。
　　所谓斗争政治，就是包含着以下要素的社会生活：斗争、集体行动以及政治，三大要素缺一不可。随着时间、空间、诉求者与诉求对象组合方式等条件的变化，斗争政治的具体形式也一直在变化。如果说1990年之前，秘鲁的斗争政治主要是因应军人政府的武装斗争，例如以秘鲁民族英雄命名的“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在山区的游击战等等。那么进入民主转型时期的秘鲁，其斗争剧目已经发生了可观的改变。就像后来所见，民粹主义的兴起、社会运动的勃发、选举活动、舆论动员、媒体宣传等，新兴的斗争剧目帮助藤森打败了略萨，继而赢得了宪法本不允许的连任。之后，更新的斗争剧目又将第三任中的藤森暴露于丑闻之中，逼得他辞去职位。
　　在《政权与斗争剧目》一书中，作者蒂利描述了不少像秘鲁那样跌宕起伏的政治舞臺，目的在于揭示政权与斗争政治之间既冲突又合作的关系：政权形式如何塑造斗争形式？斗争形式又如何塑造政权形式？
　　由于掌握了更多的政治资源，相对而言，政权在应对斗争政治时处于比较优越的地位。不同类型的政权体制会对各种政治资源，例如强力、资本和信义等予以不同的组合运用。它可以运用或威胁运用法律制裁、警察力量等强力手段，可以用经济利益、社会地位等资本手段奖励、购买或拉拢对手，也可以运用信义手段激发对自身的信任和忠诚。这些方法不同的组合运用，会形成要么偏向于压制，要么偏向于促进的具体对策，从而将集体行为区分为指令型、容忍型和禁止型等三种活动类型，要求斗争政治予以符合。
　　相应地，斗争政治在回应来自政权的这些压力时就会产生斗争剧目的变化与创新。而秘鲁，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上世纪8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它正处在政府能力较弱、民主程度较低的形态向高权能、高民主政权转变的道路上。于是，略萨输给了善用民粹运动的藤森，而藤森又输给了新一波的民主浪潮。
　　作为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带领我们重回斗争政治的现场，去观察政权与斗争政治的互动关系。他就像艺术家，用刚健有力的笔触为我们勾勒了斗争与历史、文化和社会相互交织的多幅图景。遗憾的是，这些图景轮廓初就，未及细描和渲染，蒂利就因病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