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18日，随着一纸通知，肯恩所管理的酒店被政府征用，用来给援鄂的医护人员提供住宿。
　　这是武汉市政府征用的第三批酒店，肯恩所管理的酒店是此次被征用的30家酒店之一。
　　实际上，自疫情暴发以来，肯恩所管理的酒店并没有像其他酒店那样选择“闭店”，他的酒店里有35间房子住着客人，这些人每天都要外出，且多是去医院，接触医护和患者，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雷区”。
　　算上肯恩本人，他的团队一共是6个人，多是95后。在封城后的武汉，他们是这座城市依然要运行的“毛细血管”。
　　一开始，像很多人一样，这场疫情的严重性以及守在这座城市里的危险性，肯恩也并没有意识到。
　　2月初，女孩追着灵车喊妈妈的新闻视频，把肯恩永失至亲时的那种伤痛从心底深处拉了出来。那种感同身受，让他意识到他脚下这座城市正在真实地发生一件重大的让人悲痛的事情。
　　他越来越清楚自己该做什么。
　　肯恩是他的绰号，他说，“肯恩=ken，意思是：和蔼可亲的人。”

不接待？人家怎么办

　　2月25日这天，等待的医护团队还没到武汉，肯恩的酒店里没有客人。上一批房客走了以后，他和他的团队给酒店改变部分布局，消毒、通风，每天排满了工作内容。他说，人一忙起来，就容易放松。
　　肯恩没戴口罩。他在自己的酒店里自由呼吸，这个地方像是他的桃花源。
　　肯恩是1987年出生的，2005年，肯恩从家乡陕西到湖北来读书，毕业后留在武汉从事酒店行业的工作。
　　他说他这段时间看到了到武汉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看到格局的形成，但是我们在格局以外”。
　　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肯恩管理的酒店所在集团来了电话，肯恩想申请闭店，其他酒店已经这么做了。
　　肯恩有一个更具体的原因：“我们没有防护物资。”
　　“马上要上战场了，连家伙什都没有。”得知封城的消息后，肯恩在隔壁药店买了100个口罩，但是其他防护措施都没有。小伙伴们还希望有N95口罩。“他们年龄还小，都是外地人，我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1月25日下午，肯恩配齐了基础设备：额温枪、温度计、84消毒液、酒精等。
　　团队一共6个人，大多是95后，有一个店员2月5日办理了离职。她年前就提了出来，临到跟前，肯恩希望她能再考虑一下。“没劝住。主要还是觉得压力太大了。”
　　入住酒店的主要是医护人员。决定接待客人以后，肯恩开过一次动员会，几个工作人员坐在一起吃了一顿饭，肯恩对他们说：“有过这次经历以后，你们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就知道应该怎么去面对。”
　　那时无论武汉内外，都像肯恩一样，不清楚病毒到底是怎么回事，到突然之间宣布封城，“都处于懵的状态”。
　　肯恩的岳父家在武汉。封城当天，肯恩让岳父在家里不要出来，他买口罩给送过去，小舅子还跟他说“没事没事”。但是过了三天，小舅子害怕了。“他女朋友还是医院的护士，是ICU的。”
　　人都会怕，但肯恩说他要想办法应对这件事情。你把客人拒之门外？那，他们怎么办？
　　疫情高峰期，肯恩的酒店还在接客人，从3间房一直接到了35间房。只要有客人，就得保证酒店正常运营的状态，热水不能没有，正常的供给不能停等等。
　　入住的人越多，现实的难题和阻力就越明显。
　　仍然不断有人想要住进来，这让肯恩看到一个事实：全国的医护人员都在往武汉赶来。
　　李红的酒店位于武昌火车站附近，住着雷神山医院最后一批约30名工人。“本来他们说是3月1日能走的，现在又走不了了。”
　　她的酒店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被征用的，有公对公的函件，她接到函件后，找人帮忙打开了20多天没营业的酒店。
　　作为酒店管理者，李红想找一个滞留武汉的人做兼职服务员。“工作量不大，就是马桶坏了，帮修一下马桶，电视机坏了，修一下电视。”兼职服务员包住，一天100元钱补助，但是并不好找。
　　“虽然滞留人员很多，但很多人认为雷神山医院出来的人是感染的隐患。”这是李红能想到的服务员不好找的主要原因。“其实，这批工人已经关了（住在酒店）很长时间了，超过了14天。跟我们一样，都是健康的人。”
　　如肯恩所说，人人自危。
　　肯恩另一酒店同行付景所在的一家连锁酒店也被征用，她春节至今一直在工作，从来没休息过。里面也是住的医护人员，主要来自武汉第七医院，还接待了一些因封城回不去的散客，“后来因为政府提供了安置点，有一些散客搬了出去”。付景所在酒店的隔壁则被征用用作“密切接触者”的隔离点。

援鄂医护人员住宿、吃饭成问题的新闻，总是会引起肯恩的愤怒：“人家千里迢迢来救人，你连城里的事情都搞不好。”

　　有人曾经问肯恩，这样特殊的情况下，怎么会接待医护人员？肯恩说，“帮助他们，也是在帮我们自己。”
　　征用不征用，酒店是有选择空间的。当这个选择题真正摆在肯恩面前时，肯恩想，“如果武汉所有人都动起来，对疫情也是有帮助的吧。不需要我们去一线，但是一线人员需要后勤。”
　　援鄂医护人员住宿、吃饭成问题的新闻，总是会引起肯恩的愤怒：“人家千里迢迢来救人，你连城里的事情都搞不好。”

“万姐出事了”

　　2月初，肯恩接到了妻子打过来的电话。妻子在电话里说“万姐好像情况不对”。萬姐是肯恩做酒店行业的领路人，肯恩在心里称她为师父。 　　万姐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条求助信息，她把肯恩和一些行业内的人给屏蔽了，但是有人看到了，截图发到了一个微信群里，肯恩的爱人正好在那个群里。
　　肯恩看到了求助信息，给万姐打电话。那时候万姐的电话已在网上公布出来了，很多人都给她打电话。
　　万姐的爱人在国外，她带着孩子和公婆住在武汉疫情的重灾区—汉口。孩子12岁，患有自闭症，公公做过心脏搭桥手术，身体不好，而婆婆没有上过学，一家人全部靠万姐一个人照顾。
　　在肯恩看来，一向开朗、乐观的万姐那时已经崩溃了。CT结果显示她是高度疑似病例，但是她没有机会做核酸检测，没有核酸检测就确诊不了，确诊不了就不能住院，而居家，她担心会感染老人和孩子。
　　“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隔离，她没有办法做饭，家里人又依靠她才能正常运转。她找社区帮忙，而社区工作者又过不来。”
　　那种混乱无序、慌张恐惧在肯恩面前铺开。
　　肯恩托人给万姐带去了防护物资，又找人让万姐做了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阳性。万姐住进了方舱医院。她一向是带给肯恩力量的人，“她那时求助，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那是疫情暴发以来，肯恩感觉最恐怖的一天。
　　因为在武汉，他经常对朋友们说：“你们看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真事啊。而且有些新闻也只是新闻而已。”
　　在国内，很多人还是觉得事情离自己挺远的。

两回事

　　是湖北电影制片厂“像音像”对外联络部主任常凯去世的新闻让王现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

　　要不是看到新闻里的那些似曾相识的场景照片，他都不知道这场疫情真有那么严重。
　　王现是肯恩管理的那家酒店的厨师，虽然为了安全，酒店的自助早餐停了，但每天早晨他还是要供给房客面条、馄饨、煎鸡蛋等，晚上也坚持提供宵夜。虽然只是粥，“不能保证吃好，但在这个时期，保证大家不会饿肚子”。
　　青菜不好买，尤其是绿叶菜，超市和菜市场的营业时间经常会改，王现会找时间选日常需要用到的菜。这样房客就能在早餐时的面条里看到绿色，多数时候是黄瓜。
　　王现以前在湖北电影制片厂附近工作，所以，一看那照片就有一种熟悉感。他发现疫情并不是与他无关，疫情很真实，真实侵袭他生命里的过往。
　　疫情漩涡里的百步亭社区王现也知道， 他以前经常去。“最近有一年多，没去了。”
　　常凯的事情被媒体报道出来，这是肯恩觉得“新闻中有真话”的时刻。“大家敢正视这么一种情况了。但是也只报了这么一家，武汉有很多这样的家庭。”

因为在武汉，他经常对朋友们说：“你们看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真事啊。而且有些新闻也只是新闻而已。”

　　“对很多人来讲，他们听到这样的事情，觉得离自己很远，跟自己没有关系。但是我听到这事以后，我是过不去的。就比如说王现，你说他怕不怕？怕。因为他身边有这样的病例真实地存在。”
　　虽然说，这场疫情每个人都没办法逃避。“但在不在你身边真实地发生，完全是两回事。”
　　“就发生在你身边，再好的心态你都崩了。”肯恩看了一个武汉疫情的视频，视频里，一个女孩追着灵车喊“妈妈”，悲伤情绪已经绷了很久的肯恩，那一刻没绷住。
　　2017年，肯恩的妈妈去世，视频里那个追着灵车喊妈妈的瞬间，让肯恩当时那种感觉又回来了。
　　接连几天，肯恩的状态都不好。“我爸打电话给我，我都强打精神。”
　　妈妈的去世因为生病，突然的脑梗。前五分钟还在给肯恩打电话，过了5分钟感觉就不对了。“脑溢血。脑溢血最怕两个地方，一个是脑干，一个是小脑下垂体，我妈正好是在下垂体。”
　　肯恩陪在妈妈身边一个月，后来因为一家酒店需要开业，肯恩得离开陕西回到工作地。妈妈去世的前一天已经决定要做手术，但是病情进展之快让一切没有缓和的余地。肯恩的爱人当时怀孕5个月，一家人还在想着，过不了太久，“我妈就可以抱孙子了”。
　　结果就是没等到那时候。
　　在武汉这段时间，听到、看到的那些事，“现在想想，是非常沉重的”。肯恩每天看新闻，看数据，看别人的经历，体味一场场生离死别。

自己救自己

　　甘肃省方舟救援队的辛懵溱和同伴两个人，从兰州出发开车往武汉送物资。到武汉后，没找到住的地方，他们在车里住了两个晚上。有一天突然想到有朋友也在武汉，就问对方住在哪里，由此他们也住进了肯恩的酒店。肯恩顶着压力把他们接下来，“你也知道他们去的是什么地方，都是医院，对我们来说，那都是雷区”。
　　到底有没有风险？肯定有。
　　肯恩知道他们在路上应该吃得不好，但是没时间给他们做饭，他们走得急，也只喝了点粥。肯恩对他们说，“下次来的时候早点说，我给你们煮饺子。”
　　第二次，他们快到武汉时，肯恩接到了电话，让把饺子准备好。
　　至今，凌晨2点多那顿热乎乎的饺子仍是辛懵溱心头来自武汉这座城市的暖意。
　　2月20日晚从外地回武汉的武汉本地人张小宗没有这么好的运气。那晚，他从武昌火车站出来，此时武汉各小区已实施封闭式管理，张小宗回不了自己的小区。他在外面找酒店，從8点找到了11点，“一房难求”，最后去派出所待了一晚。 　　看到国家大批往湖北送物资送人，部队也来了，但肯恩也无法真正放松下来。“心里的疙瘩还有。”就是到现在大家都不知道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以至发展成为今天这个局面。“去世了那么多人。”
　　对很多人来说，这个疙瘩永远解不开。“这辈子这事可能都过不了。尤其是有家人去世的。甚至说一家人都去世了的，他们的亲戚怎么去想这事？对吧？”
　　从无序到有序地推进，政府职能部门做了很多事情，但也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对肯恩来说，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是一个开酒店的，给人提供落脚、住宿的地方，那我就像以前一样，做好自己的服务。如果有人找到我这里了，我不接，他们还要继续再去找。而这个时候，一个陌生人对一座封闭的城市而言，彼此都是压力，都会紧张。更关键的是，几乎没有酒店再继续开了。”
　　就像曾经的患者需要床位但是“一床难求”一样，很多人需要住酒店也是“一房难求”。有人自己主动提供房子，肯恩有一个朋友在武汉经营家庭式公寓，武汉封城以后，很多房间免费提供给医护人员住。
　　肯恩说他碰到很多“非常非常热心”的武汉人。“还是得靠武汉人自身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就是自己救自己。”
　　肯恩也知道，不是所有人都会这么想。“如果武汉把离汉通道打开，马上又一批武汉人不见了。”

现在不怕了

　　“这个时期，在武汉，别人帮不了我们，只能我们自己来。也不要说给我们什么政策，比如说我们现在统计出勤天数，怎么统计？我基本上是24小时在岗。”

有房客对肯恩表达感谢，都是一些不经意的小事，但在2020年2月的武汉，显得尤为珍贵。他们的“感动”到了肯恩这里，也成了肯恩的一种“感动”。

　　非常时期，“我们的服务也没有欠缺”。
　　第一批客人，肯恩给他们开了酒店的第四层，后来客人越来越多，不得不开了第三层，有人建议说把第四层的房客统一归到三层，肯恩没同意，不想给客人添麻烦。
　　有房客对肯恩表达感谢，都是一些不经意的小事，但在2020年2月的武汉，显得尤为珍贵。
　　他们的“感动”到了肯恩这里，也成了肯恩的一种“感动”。
　　“现在的社会风气是金钱至上。但是有些事情真的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候，不是说我给你200元，你跟我说句话吧。是真的需要情感与善意的。”
　　前段时间看到环卫工人离店时把酒店房间整理得很干净的新闻，肯恩觉得心酸和感动。“做酒店这么长时间，很少碰到这种情况。”
　　“对我来说，我就是把我们能做的、该做的，都尽量做到。”做好自己的事情，获得别人的认可，对肯恩来说，“这种感觉还是蛮好的”。
　　大年三十（1月24日）那晚，甘肃方舟救援队给肯恩的酒店送了一箱苹果，肯恩想着这是非常时期，苹果寓意平平安安，就把苹果分给了住店的人。
　　这是武汉宣布封城的第二天，所有在武汉城里的人，谁都不知道武汉到底会怎么样。每个人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和恐慌，对肯恩来说，“送平安”也是一种相互点燃和慰籍。
　　那晚，肯恩和工作伙伴一起吃了飯，饭后大家说，“都算是一起经历过生死的人了”。
　　“原来很害怕，后来就不怕了。那么多人千里迢迢过来帮忙，我们还怕什么？”
　　1月20日，钟南山院士说“人传人”的时候，肯恩说他没有害怕。他最初的害怕来自管轶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做了逃兵”。
　　他想让武汉快点好起来。他知道这需要时间。
　　“我打个比方，疫情一结束，我说请你们去吃饭，你敢去吗？肯定不敢，对吧？！这是正常人的反应。武汉要想恢复到以前的样子，还要很长时间。”
　　（文中李红、付景、王现、张小宗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