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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我在香港大学做过一个演讲：《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那篇演讲与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中国文化与近代科学”有密切的关系。那篇演讲的结论是：到了２１世纪中叶，中国极可能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强国，因为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需要有四个条件：人才、传统、决心和经济支持，而此四条件中国已基本上或即将具备了。
今天没有时间把这四个条件都再一一讨论，下面只重复对于“传统”这个条件，当时所讲的话：
２００５年８月中，我在新疆参加全国科协年会，在回答一个新闻记者提问的时候加重地再讲了这几句话，又说开国以来新中国大学办得非常成功。
自新疆回来才发现，不得了，网上很多人狠狠地批评了我。而且说，丘成桐教授对于中国大学的评价与我的意见相反，又说网上８２％的人赞成丘的看法，只有２％的人赞成我的看法。
丘成桐是当今世界一流的数学家，也是我的朋友。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不同的看法？
我想，第一，我们的着眼点不一样，就像苏轼的名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所讲的。第二，一个八十多岁的人的着眼点不可能和一个五十多岁的人的着眼点一样。
下面我较详细地讲一下我对于中国大学教育的几点看法。
（甲）今天全世界对于大学的评价有一个共识，就是要从三方面来着想：一、对社会的贡献；二、本科教育；三、研究与研究生教育。
关于一、二两点，五十多年来中国的大学培养了几代毕业生，他们对国家的贡献是无法估价的巨大。没有五十多年来中国大学毕业生的贡献，今天的中国不可能是目前所达到的状况。我更进一步认为，中国最好的大学对中国的贡献，比哈佛今天对美国的贡献大；中国二流的大学对中国的贡献，也比美国二流的大学对美国的贡献大。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起源于正在发展中的国家与已发展的国家社会需要的不同，是不争的事实。虽然对这事实中国办教育的人不可引以自满，但是也不应忘记。
２００４年，我在清华大学教了一学期的大一物理。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我也曾在美国教过两年的大一物理。对比中美学生，我得到二个极深的印象：
（一） 中国学生在中学习题做得多。远比美国学生根基扎实。
（二） 中国的大一学生比美国大一学生成熟多了。能集中注意力，能努力学习。
所以我认为清华的本科生平均比哈佛的本科生好。听说复旦前校长杨福家不赞成我的这个说法。杨福家也是我的朋友，关于我们的不同意见，我还没有工夫和他细谈。不过我想他心目中的是哈佛的后来有大成就的学生，而我心目中的是哈佛的平均学生。也就是说，他把着眼点放在研究与研究生教育，放在上面所讲的第三点，而我的着眼点放在全部三点。
那么大学教育应该注重平均学生呢，还是应该注重特殊学生？
两者当然都要注重，但是在一个急速发展的国家，像中国，对平均学生的训练比在一个已发达的国家，像美国，更为重要：在中国，最需要的是大多数大学生能够成才，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在美国，一个已发展的国家，最需要的是十分杰出的年轻人，能够通过新的途径创造知识与财富。
美国的教育哲学对于年轻人采取的是放任政策。讲得不好，是让他们随波逐流。这种教育哲学的好处是给有特殊天资才干的人以极大的创新空间，可是这个教育哲学有一个阴暗面，是国内很多人不知道或者不注意的。这就是美国的教育哲学浪费了许多人才，造成了许多悲剧。
（乙）关于第三点：研究与研究生教育。中国大学确实比先进国家的大学落后许多。清华、北大、复旦的研究成绩比哈佛还差得很远。这是全国都十分关注的问题，也是丘成桐和我都十分关注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我有几点意见：
（ａ）丘成桐所提出的许多对现行体制的批评我十分同意，希望大家能注意与讨论这些批评。
（ｂ）学术传统在人文与科技领域对研究工作都十分重要。在任何一个学科里面建立学术传统需要时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不能着急。
（ｃ）国内科技研究成果之所以仍然跟不上先进国家，有多种原因，而我认为其中极重要的是经费仍然不足。近年来，投入于科研的经费确是大大地提升了，可是对于年轻教师，对于博士后和研究生的待遇，包括居住条件、薪水、子女教育与医疗条件，所花的钱仍然远远不够。
科研工作者需要长期稳定的生活环境。最好能长期不受干扰，不必整天写研究项目申请书，不必因为住所拥挤而夫妻经常吵架，不必为孩子的读书困扰，不必于家人生病时要排队挂号，等等。可以专心做研究，这样积累起几年的思考和探索才容易有成就。
在国家还未能给许多科研工作者安排长期稳定的生活环境的时候，责备他们工作成果不理想是不公平的，忽视中国大学在本科生教育的成功是不恰当的，对中国科研发展前途抱悲观的看法是不明智的。
（ｄ）中国的教育哲学与美国的教育哲学有基本的不一样的地方：中国注重训导，美国注重启发。这当然是极重要的分别。
那么既然美国科研十分成功，是不是应该照搬美国办小学、中学、大学的办法？许多人认为应该，理由是中国的教育哲学对创新精神不利。
中国的教育哲学确实不注重创新，可是美国的教育哲学也有极大的毛病。比较二者的优劣必须考虑到二者对不同的学生的影响各有好坏：
一般来讲，对于多数学生，九十分以下的学生，中国的教育哲学比较好，能够训导他们成才，少走弯路，增加他们的自信心和安全感。而这些成才的大学毕业生正是今天中国社会所亟需的人才。
至于九十分以上的学生，他们常常不大需要训导。对于这些学生，美国的教育哲学一般比较好，能够让他们有更多空间发展他们的才能。
如何保持中国教育哲学的优点，同时引进美国教育哲学对优秀学生的长处应是全国教育界亟需关注的问题。
今天没有时间把这四个条件都再一一讨论，下面只重复对于“传统”这个条件，当时所讲的话：
２００５年８月中，我在新疆参加全国科协年会，在回答一个新闻记者提问的时候加重地再讲了这几句话，又说开国以来新中国大学办得非常成功。
自新疆回来才发现，不得了，网上很多人狠狠地批评了我。而且说，丘成桐教授对于中国大学的评价与我的意见相反，又说网上８２％的人赞成丘的看法，只有２％的人赞成我的看法。
丘成桐是当今世界一流的数学家，也是我的朋友。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不同的看法？
我想，第一，我们的着眼点不一样，就像苏轼的名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所讲的。第二，一个八十多岁的人的着眼点不可能和一个五十多岁的人的着眼点一样。
下面我较详细地讲一下我对于中国大学教育的几点看法。
（甲）今天全世界对于大学的评价有一个共识，就是要从三方面来着想：一、对社会的贡献；二、本科教育；三、研究与研究生教育。
关于一、二两点，五十多年来中国的大学培养了几代毕业生，他们对国家的贡献是无法估价的巨大。没有五十多年来中国大学毕业生的贡献，今天的中国不可能是目前所达到的状况。我更进一步认为，中国最好的大学对中国的贡献，比哈佛今天对美国的贡献大；中国二流的大学对中国的贡献，也比美国二流的大学对美国的贡献大。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起源于正在发展中的国家与已发展的国家社会需要的不同，是不争的事实。虽然对这事实中国办教育的人不可引以自满，但是也不应忘记。
２００４年，我在清华大学教了一学期的大一物理。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我也曾在美国教过两年的大一物理。对比中美学生，我得到二个极深的印象：
（一） 中国学生在中学习题做得多。远比美国学生根基扎实。
（二） 中国的大一学生比美国大一学生成熟多了。能集中注意力，能努力学习。
所以我认为清华的本科生平均比哈佛的本科生好。听说复旦前校长杨福家不赞成我的这个说法。杨福家也是我的朋友，关于我们的不同意见，我还没有工夫和他细谈。不过我想他心目中的是哈佛的后来有大成就的学生，而我心目中的是哈佛的平均学生。也就是说，他把着眼点放在研究与研究生教育，放在上面所讲的第三点，而我的着眼点放在全部三点。
那么大学教育应该注重平均学生呢，还是应该注重特殊学生？
两者当然都要注重，但是在一个急速发展的国家，像中国，对平均学生的训练比在一个已发达的国家，像美国，更为重要：在中国，最需要的是大多数大学生能够成才，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在美国，一个已发展的国家，最需要的是十分杰出的年轻人，能够通过新的途径创造知识与财富。
美国的教育哲学对于年轻人采取的是放任政策。讲得不好，是让他们随波逐流。这种教育哲学的好处是给有特殊天资才干的人以极大的创新空间，可是这个教育哲学有一个阴暗面，是国内很多人不知道或者不注意的。这就是美国的教育哲学浪费了许多人才，造成了许多悲剧。
（乙）关于第三点：研究与研究生教育。中国大学确实比先进国家的大学落后许多。清华、北大、复旦的研究成绩比哈佛还差得很远。这是全国都十分关注的问题，也是丘成桐和我都十分关注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我有几点意见：
（ａ）丘成桐所提出的许多对现行体制的批评我十分同意，希望大家能注意与讨论这些批评。
（ｂ）学术传统在人文与科技领域对研究工作都十分重要。在任何一个学科里面建立学术传统需要时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不能着急。
（ｃ）国内科技研究成果之所以仍然跟不上先进国家，有多种原因，而我认为其中极重要的是经费仍然不足。近年来，投入于科研的经费确是大大地提升了，可是对于年轻教师，对于博士后和研究生的待遇，包括居住条件、薪水、子女教育与医疗条件，所花的钱仍然远远不够。
科研工作者需要长期稳定的生活环境。最好能长期不受干扰，不必整天写研究项目申请书，不必因为住所拥挤而夫妻经常吵架，不必为孩子的读书困扰，不必于家人生病时要排队挂号，等等。可以专心做研究，这样积累起几年的思考和探索才容易有成就。
在国家还未能给许多科研工作者安排长期稳定的生活环境的时候，责备他们工作成果不理想是不公平的，忽视中国大学在本科生教育的成功是不恰当的，对中国科研发展前途抱悲观的看法是不明智的。
（ｄ）中国的教育哲学与美国的教育哲学有基本的不一样的地方：中国注重训导，美国注重启发。这当然是极重要的分别。
那么既然美国科研十分成功，是不是应该照搬美国办小学、中学、大学的办法？许多人认为应该，理由是中国的教育哲学对创新精神不利。
中国的教育哲学确实不注重创新，可是美国的教育哲学也有极大的毛病。比较二者的优劣必须考虑到二者对不同的学生的影响各有好坏：
一般来讲，对于多数学生，九十分以下的学生，中国的教育哲学比较好，能够训导他们成才，少走弯路，增加他们的自信心和安全感。而这些成才的大学毕业生正是今天中国社会所亟需的人才。
至于九十分以上的学生，他们常常不大需要训导。对于这些学生，美国的教育哲学一般比较好，能够让他们有更多空间发展他们的才能。
如何保持中国教育哲学的优点，同时引进美国教育哲学对优秀学生的长处应是全国教育界亟需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