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引言
翻译的“文化转向”对当今翻译界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但其翻译观并未解释翻译的本质问题，更有消解翻译学科的趋势。本文以“文化转向”一词为契机，以传统翻译观所提出的的“忠实”一词为试金石，通过“忠实”的三个层次的实例比较，指出文化派翻译观的局限性所在。
二、文化派翻译理论
“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一词源于翻译文化学派。这是该学派为指导翻译实践和构建翻译学说体系所提出的的一个重要概念。根据文化学派的观点，翻译的单位不是传统语言学派认为的词、句甚至是语篇，因为这些对字、词、句的研究还只是停留在翻译的表层形式，即文本的翻译研究上，所以他们认为翻译应以文化作为转换的单位。在文化派看来，传统的语言层面的“忠实”、“对等”之类的研究是消极、负面的，而文化语境下的文化与翻译的互动研究才是积极、正面的。翻译具有交际目的，沟通的手段是进行出发语和目的语的语言转换，转换的过程均离不开语言与具体文本。若抽去语言和源文本，翻译便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文化派把研究的注意力更多的放在了影响翻译的外部因素，因此便顺理成章的提出了“翻译就是改写”、“翻译就是操纵”一说。“文化功能等值”代替了传统的“忠实”和“对等”。
三、忠实原则是否已经过时
1.忠实之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首先，在这里应澄清“忠实”的概念。笔者认为“忠实”不等同于文字表面机械的转换或是对等，而是在意、形、神三个方面都达到与源文本高度相符的一种状态。
请看庞德所译《长干行》中这一句：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You came by on bamboo stilts，playing horse，
You walked about my seat，playing with blue plumps.
首先“竹马”被译成了“竹高跷”，“绕床”被译为“绕着我座位转”，两个小孩嬉戏玩耍的场景在这个译本中完全看不出来，反倒像一个人的自娱自乐。这是庞德自己对《长干行》的理解。文化学派赋予了译者操纵源文的权利，因此在大部分古诗英译译文中都反映着一种思维模式的假定：一首中国诗要通过诠释方式去捕捉其义，然后再以西方传统的语言结构重新铸造。当然这也只是在文化派翻译观指导下的极端例子，但也对我们不无启示，这种对源文的改写到底有没有度？设若译者对文本果真可以任意诠释，也就不会有误译，更不会有发现误译后的修正了。（崔永禄、李静滢，2004）这应该是文化派翻译观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2.忠实之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进入“忠实”的第二个层次，便要求译者在对语言进行转换的过程中同时对其他影响翻译的因素进行有效地调控。请看下面有关《道德经》第一章中有关内容两个译本的比较：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The Word that can be worded is not the Word per se
The Name that can be named is not the Name proper
“道”是《道德经》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对于它的翻译直接影响到读者对整部著作的理解。赵译本的“Word” 与“道”不是文字表面（如译成Tao或者Dao）的对等，那么这种译法是否忠实于源文呢？在这里赵译 “Word” 一词的大写也是表明了这是一个专有名词，不同于其一般意义。在这里赵译本通过对语言内部及文化因素的考察很巧妙的用 “word” 一词将两种文化连接起来，在“意”上是高度忠实的。
3.忠实之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这属于忠实的最高境界。可谓是译文在形、神、意上都达到与源文的高度契合。请看下例：闪电。闷雷。绿血。横飞的皮肉。美国电影。手榴弹。枪口里喷吐出金色的火舌。兄弟们，不要乱。——（《丰乳肥臀》）
Lightening.Thunder.Green blood.Pieces of flesh flying through the air.An American movie.A hand grenade.Golden flames snaking out of the barrel of a gun.Don’t panic，brothers.
莫言的这一段话很具有代表性，他的作品带有很浓郁的先锋派特征。源文的语言碎片，即源文的形式传达了作者的意义。我们知道，语言符号由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组成，能指是语言符号的可见书写形式，所指是我们脑中关于这一语言符号形成的概念。普通的能指（即语言形式）在翻译过程中被切换掉，而特殊的能指，即具有双重属性（能指和所指）的形式则必须在译语语篇中“现形”葛浩文的译文很好的把握住了这一点，以与源文形式和意义都等值的词或小句很好的传达出了原作的意义。
翻译的文化转向为我们研究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其理论观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其否认源文本为翻译本体的观点是对翻译本质认识的错误。其次，文化派对“忠实”的理解存在局限性。综上，“忠实”的翻译原则并没有过时，翻译研究应回归本质，回归“忠”，回归对文本和语言的深入研究，而不只是停留在研究影响翻译的外在因素上。
参考文献：
[1]Bassnett，Susan and Levfevere，Andre.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M].London and New York： Pinter Publisher，1990：8.
[2]陈大亮.古诗英译的思维模式探微[J].外语教学，2011（1）.
作者简介：吕晖，女，1990年9月出生，汉族，河北承德人，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英语翻译；王帣斐， 男，1985年10月出生，汉族，河南宝丰人，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英语语言学，英语口译。
翻译的“文化转向”对当今翻译界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但其翻译观并未解释翻译的本质问题，更有消解翻译学科的趋势。本文以“文化转向”一词为契机，以传统翻译观所提出的的“忠实”一词为试金石，通过“忠实”的三个层次的实例比较，指出文化派翻译观的局限性所在。
二、文化派翻译理论
“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一词源于翻译文化学派。这是该学派为指导翻译实践和构建翻译学说体系所提出的的一个重要概念。根据文化学派的观点，翻译的单位不是传统语言学派认为的词、句甚至是语篇，因为这些对字、词、句的研究还只是停留在翻译的表层形式，即文本的翻译研究上，所以他们认为翻译应以文化作为转换的单位。在文化派看来，传统的语言层面的“忠实”、“对等”之类的研究是消极、负面的，而文化语境下的文化与翻译的互动研究才是积极、正面的。翻译具有交际目的，沟通的手段是进行出发语和目的语的语言转换，转换的过程均离不开语言与具体文本。若抽去语言和源文本，翻译便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文化派把研究的注意力更多的放在了影响翻译的外部因素，因此便顺理成章的提出了“翻译就是改写”、“翻译就是操纵”一说。“文化功能等值”代替了传统的“忠实”和“对等”。
三、忠实原则是否已经过时
1.忠实之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首先，在这里应澄清“忠实”的概念。笔者认为“忠实”不等同于文字表面机械的转换或是对等，而是在意、形、神三个方面都达到与源文本高度相符的一种状态。
请看庞德所译《长干行》中这一句：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You came by on bamboo stilts，playing horse，
You walked about my seat，playing with blue plumps.
首先“竹马”被译成了“竹高跷”，“绕床”被译为“绕着我座位转”，两个小孩嬉戏玩耍的场景在这个译本中完全看不出来，反倒像一个人的自娱自乐。这是庞德自己对《长干行》的理解。文化学派赋予了译者操纵源文的权利，因此在大部分古诗英译译文中都反映着一种思维模式的假定：一首中国诗要通过诠释方式去捕捉其义，然后再以西方传统的语言结构重新铸造。当然这也只是在文化派翻译观指导下的极端例子，但也对我们不无启示，这种对源文的改写到底有没有度？设若译者对文本果真可以任意诠释，也就不会有误译，更不会有发现误译后的修正了。（崔永禄、李静滢，2004）这应该是文化派翻译观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2.忠实之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进入“忠实”的第二个层次，便要求译者在对语言进行转换的过程中同时对其他影响翻译的因素进行有效地调控。请看下面有关《道德经》第一章中有关内容两个译本的比较：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The Word that can be worded is not the Word per se
The Name that can be named is not the Name proper
“道”是《道德经》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对于它的翻译直接影响到读者对整部著作的理解。赵译本的“Word” 与“道”不是文字表面（如译成Tao或者Dao）的对等，那么这种译法是否忠实于源文呢？在这里赵译 “Word” 一词的大写也是表明了这是一个专有名词，不同于其一般意义。在这里赵译本通过对语言内部及文化因素的考察很巧妙的用 “word” 一词将两种文化连接起来，在“意”上是高度忠实的。
3.忠实之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这属于忠实的最高境界。可谓是译文在形、神、意上都达到与源文的高度契合。请看下例：闪电。闷雷。绿血。横飞的皮肉。美国电影。手榴弹。枪口里喷吐出金色的火舌。兄弟们，不要乱。——（《丰乳肥臀》）
Lightening.Thunder.Green blood.Pieces of flesh flying through the air.An American movie.A hand grenade.Golden flames snaking out of the barrel of a gun.Don’t panic，brothers.
莫言的这一段话很具有代表性，他的作品带有很浓郁的先锋派特征。源文的语言碎片，即源文的形式传达了作者的意义。我们知道，语言符号由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组成，能指是语言符号的可见书写形式，所指是我们脑中关于这一语言符号形成的概念。普通的能指（即语言形式）在翻译过程中被切换掉，而特殊的能指，即具有双重属性（能指和所指）的形式则必须在译语语篇中“现形”葛浩文的译文很好的把握住了这一点，以与源文形式和意义都等值的词或小句很好的传达出了原作的意义。
翻译的文化转向为我们研究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其理论观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其否认源文本为翻译本体的观点是对翻译本质认识的错误。其次，文化派对“忠实”的理解存在局限性。综上，“忠实”的翻译原则并没有过时，翻译研究应回归本质，回归“忠”，回归对文本和语言的深入研究，而不只是停留在研究影响翻译的外在因素上。
参考文献：
[1]Bassnett，Susan and Levfevere，Andre.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M].London and New York： Pinter Publisher，1990：8.
[2]陈大亮.古诗英译的思维模式探微[J].外语教学，2011（1）.
作者简介：吕晖，女，1990年9月出生，汉族，河北承德人，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英语翻译；王帣斐， 男，1985年10月出生，汉族，河南宝丰人，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英语语言学，英语口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