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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战略界的元老、卡特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最近出了一本新书《战略远景——美国和全球权力的危机》，对美国目前的处境尽露忧怀，并因此殚思竭虑，为美国长远未来的全球领导地位画了一张新蓝图。这本书的部分内容已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今年 一、二月号上登载，标题为《平衡东方，升级西方——动乱年代的美国大战略》，他的基本看法是，克林顿和布什消耗了美国国力，因此美国要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尽力做到“平衡东方，升级西方”，这是动荡时代的美国大战略。这张方子管用吗？笔者满是怀疑。
自打二十年前在军校读书始，布热津斯基的各种回忆录和公开出版的策论，就已是笔者的案头必备书，几乎无一遗漏，凡有版者皆曾阅读。无论是卸任不久所作的《实力与原则》、一九八六年的《竞赛方案——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以下简称《竞赛方案》），还是《大失控：二十一世纪前叶的全球动荡》（以下简称《大失控》）、《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以下简称《大棋局》），都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对这位战略家的立功立言，笔者一向都心仰慕之。布热津斯基典型体现了由学者而为政治家的美式“旋转门”从政模式。布氏著作一般都论题宏大、视野开阔、逻辑严谨，极显战略理论之优美。还记得十余年前阅读《大棋局》时，对该书地缘战略视野之宏伟博大、理论之精致缜密，情不自禁倾倒敬佩。
然而，敬畏往往因为距离。对布热津斯基其人其文了解越多，却也清晰地感受到布氏在战略理论上的“完美”，给美国决策者所带来的有时却是致命的“失误”。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因为阅读联邦德国前总理赫尔默特·施密特的《伟人与大国》，这本回忆录在谈到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美国领导人与政治家时，对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二年在位的卡特总统及其顾问布热津斯基，令人意外的评价甚低。比如，对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布热津斯基手持冲锋枪站在阿富汗边界拍照的行为，施密特就大不以为然，认为美国对苏联的威吓，所起到的只能是反作用，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不过，对美国当政者、学术界及海外信徒来说，布热津斯基却是手持神灯的天人，其战略理论融麦金德的陆权中心说、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乔治·凯南的遏制主义于一炉，而又推陈出新，为美国与苏联争霸及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后强化全球领导地位，进行了一系列独具匠心的设计，足以指点迷津、引领未来。有人说布热津斯基将现实主义和地缘政治理论升华到了一个超越既往的新境界，乃是战略思想界的“莫扎特”，高深的战略问题经他十指弹奏，立马蹦跳出令人目眩的观念音符，诸多精思妙想集视野之广阔、洞见之深刻、论述之厚重于一身，仿佛回旋不绝的华彩乐章，久之还能清晰闻见其悦耳脆响。
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战略理论无疑十分“抓人”。在《竞赛方案》一书中，作为已经卸任的政治家，他仍苦心孤诣为美国当政者出谋划策，指出美苏竞争“仍然是海洋大国和占支配地位的内陆强国之间的冲突”，“美国是英国（以及早些时期的西班牙或荷兰）的继承者，而苏联则是纳粹德国（以及更早一些时候的德意志帝国或拿破仑一世的法国）的继承者”。海洋国家不仅要谋求控制海洋，还要利用海上航道投送力量，在大洋彼岸建立具有政治和经济影响的海外飞地；而内陆大国则谋求对大陆的统治，并以陆地为依托想方设法阻止来自大洋的入侵者借海上航道由海入陆，这两种地缘政治力量间的冲突往往旷日持久。
美国是海洋国家，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政治理论当然要为美国“借海上陆”服务。在布氏写作《竞赛方案》的时候，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宣称苏联是“邪恶帝国”，并以“星球大战”计划拉开了美苏军备竞赛的新篇章。虽为民主党人，布热津斯基却赞同共和党总统的对苏战略，他要告诫或指点共和党当政者的是，美苏争夺虽然是全球范围的，但其中心和重点却在欧亚大陆——这是世界的中心大陆，世界大部分的土地、人口和财富都在这一地区。这不啻是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欧亚“支轴地区”论的翻版，他的著名地缘政治格言是这样三句话：谁统治了东欧，谁就可以控制中心地带；谁统治了中心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控制世界。在布热津斯基看来，控制欧亚大陆就等于美国实现全球霸权，反过来，要防止的，则是任何大陆强国控制欧亚大陆，而其要害，又是防止大陆强国控制欧亚大陆边缘地区。围绕欧亚大陆边缘区的争夺，因此是美苏争夺的主要空间，它又表现为三条中心战略战线，即远西战线、远东战线和西南战线，这是三条美苏都想控制，都会决定竞争成败的关键地域。远西即欧洲战线，包括欧亚大陆上最有活力和工业最先进的地区，它还控制着通往大西洋的主要出海口；远东战线的重要地缘政治意义在于它控制着通往太平洋的主要出海口；西南战线连接印度洋，如果苏联在这条战线上取得突破，在其他两条战线上同美国竞争时就会拥有巨大的力量。在这三条战线上，又分别存在着一些“要害国家”，即战略据点，在远西战线有波兰和德国，在远东战线有韩国和菲律宾，在西南战线是伊朗或者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对这些“要害国家”的控制，决定了在三条战线的争夺成败。
布热津斯基提出的上述地缘战略，简单地说就是要把苏联或任何可能挑战美国霸权的大陆国家，封死在出海口，而美国则必须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找到可靠的立足点，或按布氏的话说，是“桥头堡”。战略是这样设计的，还需要一定的策略来扶持。布热津斯基想到了几个杀人不见血的“阴招”。比如他主张，“要继续向阿富汗抵抗运动提供资金、武器和军火，并且必须更新阿富汗圣战者的武器装备”（《竞赛方案》，205页），这不过是在他辅佐卡特期间，美国引诱苏联出兵阿富汗政策的延伸。当年他作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曾向卡特进言要秘密帮助武装阿富汗反政府、反苏联的民兵组织，以激怒苏联对阿富汗用兵，后来苏联果然中计陷入阿富汗战争泥潭——也即布热津斯基所说的，“让苏联也趟入一场越战”。这种战略欺骗或说“阴谋”，不可谓不毒辣。及至一九九八年法国《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杂志采访布热津斯基，说阿富汗的恐怖势力完全是由美国一手扶持壮大时，布氏回答说，相比当年通过扶持圣战者使苏联最后分崩离析，圣战者后来演变成恐怖组织不过是个小问题。他还分析说，“苏联多民族的特点使其必然存在着裂口和漏洞”，这是美国可以利用的一个机会，美国应该加强对苏联中亚地区的无线电广播，以加深苏联国内五千多万穆斯林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敌意情绪，他美其名曰“在苏联集团内部培养多样性”——实际上是使苏联内部崩溃。另外，布热津斯基还敏锐地观察到，“由于盒式录像带、微型打印机和文字处理机这类新的通信技术的出现，发动更大规模的知识和文化攻势的机会扩大了”（《竞赛方案》，213页），他因此主张对苏联展开意识形态战，使东欧国家对苏联离心离德。上述招数，可以概括为培植代理人、打舆论战、制造内部危机，而其流风余韵则见于本世纪以来发生在苏联地区以及西亚北非的诸多“颜色革命”。 布热津斯基自称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但却无意中给美国画了一张无法吃下的大饼，害苦了美国。这可能与布氏身上无法褪除的理想主义冲动有关，与基辛格式的现实主义战略追求不同，美国前总统卡特是讲“人权”外交的，作为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同样热衷于对外民主输出。对布氏的局限，施密特深有体会，他认为美国式的道德理想主义，一旦在对外政策中起主导作用，就会体现为美国特有的“除了因道德优势而高傲之外，还要加上实力的优越感引起的高傲”。这种华而不实的使命感，除了在国际关系中制造冲突外，有时还会以牺牲盟友的利益为代价。而更致命的是，最终也会搭上美国自己。施密特如此说：“像杜勒斯和后来的布热津斯基或珀尔和温伯格那样的政治家，尤其是卡特和里根本人，要他们控制一下自己的使命感般的冲动感情却很费劲。由于西欧根本不考虑参加以实力推行的这种世界使命，可以预见，今后也还会不断出现冲突，美国也会一再对所谓两腿发软的欧洲人表示蔑视。”（《伟人与大国》，293页）
布热津斯基在战略设计上的贪大求全，可能还与另外一个因素有关，那就是他的波兰血统。历史上，波兰曾几度被德国和俄罗斯所瓜分，故他对欧洲大国俄罗斯和德国一向不太感冒，一心要借美国之手压之而后快。欧亚大棋局的战略设计，因此颇有压制俄德之意。
在《大棋局》中，布热津斯基提醒美国要注意未来政治联盟中可能出现三个意外情况，其中最大的潜在危险是中国与俄罗斯或许还有伊朗结成联盟，为避免这种情况，需要美国同时在欧亚大陆的西部、东部和南部展示地缘战略技巧。欧亚大陆的西部、东部和南部，恰恰是布热津斯基《竞赛方案》一书中，美苏竞争的三条战线。如何在这三条战线“展示地缘战略技巧”呢？布氏在《战略憧憬——美国和全球实力的危机》一书中提出了新的答案：“扩大西方、平衡东方。”所谓“平衡东方”，是今天全球力量重心已发生由西方向东方的动态转移，以中国为主的东亚西太平洋地区，正成为世界主要的经济甚至政治中心，将这一地区“拥抱”在怀，使之在变动中仍能保持国际政治的有序，已成为美国的当务之急。怎么做呢？布氏说要“扩大西方”，即把俄罗斯、土耳其都吸收进“西方”的框架，建立起稳定的民主联合体，这点很像日本政治家麻生太郎所说的“自由与繁荣之弧”。这种设计是对《竞赛方案》和《大棋局》的地缘战略思路的发展，其实已经有点委曲求全，是他已经意识到在《大棋局》中的战略设计已经失败，那个原版的西方没有可能帮助美国成就大业，所以无可奈何放弃成见要把俄罗斯也纳入“西方”的框架。但这同样没有可操作性。俄罗斯与土耳其都是有大国传统的国度，不是迫不得已，是不会做其他大国的跟屁虫的。布热津斯基恐怕又一次高估了美国的实力，与以往主要是高估了美国的硬实力不同，这回主要是高估了美国的软实力即国际影响力，美国没有那么大的魅力能把俄罗斯和土耳其都吸引进自己的战略框架里来，虽然土耳其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美国的盟友。
（Zbigniew Brzezinski，Strategic Vision：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Basic Books，2012）
自打二十年前在军校读书始，布热津斯基的各种回忆录和公开出版的策论，就已是笔者的案头必备书，几乎无一遗漏，凡有版者皆曾阅读。无论是卸任不久所作的《实力与原则》、一九八六年的《竞赛方案——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以下简称《竞赛方案》），还是《大失控：二十一世纪前叶的全球动荡》（以下简称《大失控》）、《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以下简称《大棋局》），都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对这位战略家的立功立言，笔者一向都心仰慕之。布热津斯基典型体现了由学者而为政治家的美式“旋转门”从政模式。布氏著作一般都论题宏大、视野开阔、逻辑严谨，极显战略理论之优美。还记得十余年前阅读《大棋局》时，对该书地缘战略视野之宏伟博大、理论之精致缜密，情不自禁倾倒敬佩。
然而，敬畏往往因为距离。对布热津斯基其人其文了解越多，却也清晰地感受到布氏在战略理论上的“完美”，给美国决策者所带来的有时却是致命的“失误”。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因为阅读联邦德国前总理赫尔默特·施密特的《伟人与大国》，这本回忆录在谈到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美国领导人与政治家时，对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二年在位的卡特总统及其顾问布热津斯基，令人意外的评价甚低。比如，对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布热津斯基手持冲锋枪站在阿富汗边界拍照的行为，施密特就大不以为然，认为美国对苏联的威吓，所起到的只能是反作用，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不过，对美国当政者、学术界及海外信徒来说，布热津斯基却是手持神灯的天人，其战略理论融麦金德的陆权中心说、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乔治·凯南的遏制主义于一炉，而又推陈出新，为美国与苏联争霸及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后强化全球领导地位，进行了一系列独具匠心的设计，足以指点迷津、引领未来。有人说布热津斯基将现实主义和地缘政治理论升华到了一个超越既往的新境界，乃是战略思想界的“莫扎特”，高深的战略问题经他十指弹奏，立马蹦跳出令人目眩的观念音符，诸多精思妙想集视野之广阔、洞见之深刻、论述之厚重于一身，仿佛回旋不绝的华彩乐章，久之还能清晰闻见其悦耳脆响。
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战略理论无疑十分“抓人”。在《竞赛方案》一书中，作为已经卸任的政治家，他仍苦心孤诣为美国当政者出谋划策，指出美苏竞争“仍然是海洋大国和占支配地位的内陆强国之间的冲突”，“美国是英国（以及早些时期的西班牙或荷兰）的继承者，而苏联则是纳粹德国（以及更早一些时候的德意志帝国或拿破仑一世的法国）的继承者”。海洋国家不仅要谋求控制海洋，还要利用海上航道投送力量，在大洋彼岸建立具有政治和经济影响的海外飞地；而内陆大国则谋求对大陆的统治，并以陆地为依托想方设法阻止来自大洋的入侵者借海上航道由海入陆，这两种地缘政治力量间的冲突往往旷日持久。
美国是海洋国家，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政治理论当然要为美国“借海上陆”服务。在布氏写作《竞赛方案》的时候，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宣称苏联是“邪恶帝国”，并以“星球大战”计划拉开了美苏军备竞赛的新篇章。虽为民主党人，布热津斯基却赞同共和党总统的对苏战略，他要告诫或指点共和党当政者的是，美苏争夺虽然是全球范围的，但其中心和重点却在欧亚大陆——这是世界的中心大陆，世界大部分的土地、人口和财富都在这一地区。这不啻是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欧亚“支轴地区”论的翻版，他的著名地缘政治格言是这样三句话：谁统治了东欧，谁就可以控制中心地带；谁统治了中心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控制世界。在布热津斯基看来，控制欧亚大陆就等于美国实现全球霸权，反过来，要防止的，则是任何大陆强国控制欧亚大陆，而其要害，又是防止大陆强国控制欧亚大陆边缘地区。围绕欧亚大陆边缘区的争夺，因此是美苏争夺的主要空间，它又表现为三条中心战略战线，即远西战线、远东战线和西南战线，这是三条美苏都想控制，都会决定竞争成败的关键地域。远西即欧洲战线，包括欧亚大陆上最有活力和工业最先进的地区，它还控制着通往大西洋的主要出海口；远东战线的重要地缘政治意义在于它控制着通往太平洋的主要出海口；西南战线连接印度洋，如果苏联在这条战线上取得突破，在其他两条战线上同美国竞争时就会拥有巨大的力量。在这三条战线上，又分别存在着一些“要害国家”，即战略据点，在远西战线有波兰和德国，在远东战线有韩国和菲律宾，在西南战线是伊朗或者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对这些“要害国家”的控制，决定了在三条战线的争夺成败。
布热津斯基提出的上述地缘战略，简单地说就是要把苏联或任何可能挑战美国霸权的大陆国家，封死在出海口，而美国则必须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找到可靠的立足点，或按布氏的话说，是“桥头堡”。战略是这样设计的，还需要一定的策略来扶持。布热津斯基想到了几个杀人不见血的“阴招”。比如他主张，“要继续向阿富汗抵抗运动提供资金、武器和军火，并且必须更新阿富汗圣战者的武器装备”（《竞赛方案》，205页），这不过是在他辅佐卡特期间，美国引诱苏联出兵阿富汗政策的延伸。当年他作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曾向卡特进言要秘密帮助武装阿富汗反政府、反苏联的民兵组织，以激怒苏联对阿富汗用兵，后来苏联果然中计陷入阿富汗战争泥潭——也即布热津斯基所说的，“让苏联也趟入一场越战”。这种战略欺骗或说“阴谋”，不可谓不毒辣。及至一九九八年法国《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杂志采访布热津斯基，说阿富汗的恐怖势力完全是由美国一手扶持壮大时，布氏回答说，相比当年通过扶持圣战者使苏联最后分崩离析，圣战者后来演变成恐怖组织不过是个小问题。他还分析说，“苏联多民族的特点使其必然存在着裂口和漏洞”，这是美国可以利用的一个机会，美国应该加强对苏联中亚地区的无线电广播，以加深苏联国内五千多万穆斯林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敌意情绪，他美其名曰“在苏联集团内部培养多样性”——实际上是使苏联内部崩溃。另外，布热津斯基还敏锐地观察到，“由于盒式录像带、微型打印机和文字处理机这类新的通信技术的出现，发动更大规模的知识和文化攻势的机会扩大了”（《竞赛方案》，213页），他因此主张对苏联展开意识形态战，使东欧国家对苏联离心离德。上述招数，可以概括为培植代理人、打舆论战、制造内部危机，而其流风余韵则见于本世纪以来发生在苏联地区以及西亚北非的诸多“颜色革命”。 布热津斯基自称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但却无意中给美国画了一张无法吃下的大饼，害苦了美国。这可能与布氏身上无法褪除的理想主义冲动有关，与基辛格式的现实主义战略追求不同，美国前总统卡特是讲“人权”外交的，作为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同样热衷于对外民主输出。对布氏的局限，施密特深有体会，他认为美国式的道德理想主义，一旦在对外政策中起主导作用，就会体现为美国特有的“除了因道德优势而高傲之外，还要加上实力的优越感引起的高傲”。这种华而不实的使命感，除了在国际关系中制造冲突外，有时还会以牺牲盟友的利益为代价。而更致命的是，最终也会搭上美国自己。施密特如此说：“像杜勒斯和后来的布热津斯基或珀尔和温伯格那样的政治家，尤其是卡特和里根本人，要他们控制一下自己的使命感般的冲动感情却很费劲。由于西欧根本不考虑参加以实力推行的这种世界使命，可以预见，今后也还会不断出现冲突，美国也会一再对所谓两腿发软的欧洲人表示蔑视。”（《伟人与大国》，293页）
布热津斯基在战略设计上的贪大求全，可能还与另外一个因素有关，那就是他的波兰血统。历史上，波兰曾几度被德国和俄罗斯所瓜分，故他对欧洲大国俄罗斯和德国一向不太感冒，一心要借美国之手压之而后快。欧亚大棋局的战略设计，因此颇有压制俄德之意。
在《大棋局》中，布热津斯基提醒美国要注意未来政治联盟中可能出现三个意外情况，其中最大的潜在危险是中国与俄罗斯或许还有伊朗结成联盟，为避免这种情况，需要美国同时在欧亚大陆的西部、东部和南部展示地缘战略技巧。欧亚大陆的西部、东部和南部，恰恰是布热津斯基《竞赛方案》一书中，美苏竞争的三条战线。如何在这三条战线“展示地缘战略技巧”呢？布氏在《战略憧憬——美国和全球实力的危机》一书中提出了新的答案：“扩大西方、平衡东方。”所谓“平衡东方”，是今天全球力量重心已发生由西方向东方的动态转移，以中国为主的东亚西太平洋地区，正成为世界主要的经济甚至政治中心，将这一地区“拥抱”在怀，使之在变动中仍能保持国际政治的有序，已成为美国的当务之急。怎么做呢？布氏说要“扩大西方”，即把俄罗斯、土耳其都吸收进“西方”的框架，建立起稳定的民主联合体，这点很像日本政治家麻生太郎所说的“自由与繁荣之弧”。这种设计是对《竞赛方案》和《大棋局》的地缘战略思路的发展，其实已经有点委曲求全，是他已经意识到在《大棋局》中的战略设计已经失败，那个原版的西方没有可能帮助美国成就大业，所以无可奈何放弃成见要把俄罗斯也纳入“西方”的框架。但这同样没有可操作性。俄罗斯与土耳其都是有大国传统的国度，不是迫不得已，是不会做其他大国的跟屁虫的。布热津斯基恐怕又一次高估了美国的实力，与以往主要是高估了美国的硬实力不同，这回主要是高估了美国的软实力即国际影响力，美国没有那么大的魅力能把俄罗斯和土耳其都吸引进自己的战略框架里来，虽然土耳其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美国的盟友。
（Zbigniew Brzezinski，Strategic Vision：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Basic Books，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