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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出色的国际学生领袖和传奇人物
国际学生联合会的主席伊日·贝利康是一个很出色的国际学生领袖和传奇人物。国际学联（Inter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简称IUS），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建立起来的国际学生组织。它原来的总部设在伦敦，后来很快就迁往捷克斯洛伐克。伊日·贝利康在较长时期内，曾先后担任过国际学联的总书记和主席。
我在1955年至1958年期间，曾作为中国学联代表常驻国际学联，担任该组织的书记处书记，和贝利康同事。
他是捷克斯洛伐克摩拉维亚州阿罗木次人，生于1923年。他父亲原来是个普通的石匠，但是经过常年刻苦地钻研，最后成为一名雕刻家。我到过阿罗木次市，贝利康指给我看，满城的雕塑都是他爸爸的杰作。我曾在他父亲家里住了两天，那时他父亲已是快60岁的人了，每天早晨5点钟进工作室，一直工作到下午3点钟，才出来吃中饭和休息。贝利康两岁的时候，他爸爸为他雕塑了一个坐在马桶上的塑像，一直放在他的客厅里。那时胖胖的贝利康看上去十分可爱。
贝利康后来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全国学联主席，又参加了青年团的工作。他会七国语言：捷、俄、法、英、德、西、意，意大利文是他被迫流亡到意大利定居后学的，而且对这些语言都很精通。他真具有语言天赋。我发现许多捷克斯洛伐克人都会多种外国语言。他后来担任捷克斯洛伐克中央电视台台长的时候，召开记者招待会，自己主持会议，讲话时自己翻译五种外语，引起与会者的轰动。
我和他一起工作了三年，并结成终身好友。他在国际学联享有很高的威信，主要因为他作风好，平易近人，很民主，善于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也从来不发脾气。他工作非常勤奋，人很正派和廉洁。我们经常在一起坦诚交换意见。
他和全世界各国学联都保持频繁的来往，有许多好朋友。他对苏联同志很尊重，但是也敢于向他们坦诚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不同的意见。他对苏联同志的大国主义作风和主观主义的工作作风，也敢展开斗争，但是他的语调还是很客气的。
我到布拉格国际学联工作的时候，正值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久，苏共召开了第20次代表大会，批判斯大林，引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动荡和分裂。我1955年8月去上任时，组织上向我传达了我党国际工作的新方针，即在国际组织中，我们要和苏联保持团结，尊重苏联，注意和苏联同志协商，但是不要对苏联亦步亦趋，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坚持原则，发表自己的意见，进行必要的讨论和斗争。
1956年秋天我们一起去锡兰（今斯里兰卡）参加联络秘书处会议，以及去印度和缅甸访问，后来到中国来访问，使他第一次接触了亚洲大地和亚洲学生运动。
他曾受到中共领导人的多次接见
在北京，胡耀邦同志会见了他，和他就国际形势和支持亚非学生运动的问题做了一次长谈。耀邦同志向他分析了世界形势，指出当前世界上最尖锐的斗争，是亚非拉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这个斗争，也是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的一支主力军。国际学联应该积极支持亚非拉各国学联的正义斗争。这一切，使他深入思考，得出正确的结论。那一次，可以说是使他的认识产生了大飞跃。
他在印度和缅甸的时候，很细心观察亚洲的实际情况，体察亚洲人民和学生强烈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情绪，开始理解亚洲学生运动的政治热情。到了中国以后，在云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向中国大学生做了三次报告，亲眼看到中国学生的政治热情，很受感动。他认识到，这并不是“左”，而是真正的革命热情和要求。他体会到，亚非拉人民和学生所处的环境和欧洲的确有很大的不同。
和胡耀邦同志谈话后，他陷入深思。他和我说：“我想通了，我完全接受胡耀邦同志的分析和意见。国际学联应该把对亚非拉学生运动的支持放在工作的首位。”他说，和中国共青团领导人谈话，大家是同志式的平等交换意见。中国同志真正地关心国际学联的工作，完全是以理服人。这和与苏联同志谈话时的状况完全不一样。苏联同志往往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姿态和你谈话。陪同去谈话的国际学联的苏联同志在那种场合，又好像是个“小鬼”，什么话都不敢插一句嘴，和平时那种在布拉格的威风完全不一样了。但是，我发现在和胡耀邦同志谈话的时候，你们团中央的工作人员却很平等地与胡耀邦同志相处。胡还不断地征求吴学谦同志和你的意见，而且你们一点也不拘束。这反映你们团中央的作风是民主的。
他1956年秋天到我国来访的时候，正好是中共“八大”刚刚开过。他仔细阅读了“八大”的文件。他说，“中共‘八大’的文件是实事求是地分析自己的经验和问题，不像其他一些兄弟党的文件大量引用马克思、列宁等语录和苏共的文件，缺少自己生动活泼的实际总结和分析。”
他看到当时我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仍然保留了许多中小企业和手工业，路上摆了许多小摊子，可以买到水果和各种小商品，认为很好。他说，“我们把什么都国营了。实际上做套西服，还得偷偷地去裁缝家里请他做。你们可要接受我们改造得太‘左’太快的教训呀！”但是，我们后来还是走了弯路，过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他后来和我经常推心置腹地谈心。他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许多实际情况如实地告诉我，帮助我了解。在苏共20大以后，他迅速地听到捷共党内最高层的内部传达，便立刻告诉了我，使我们迅速地了解了实情。
我们在那样困难的环境里，共同商量如何稳定内部，团结国际学联的同志更好地工作。我建议取消原来有的一种小核心的“小书记处”的做法，使书记处工作民主化。他完全同意，而且说服了苏联代表。亚非拉的代表们都感到满意。
1958年秋天，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学联第五次代表大会，许多亚非拉学联的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通过许多支持他们反帝、反殖的决议。周恩来总理在招待会上和各国学联代表见面。贝利康和许多代表一样，感到非常高兴和兴奋。他又率领国际学联代表团来我国参加十周年国庆。我有幸陪同他在国庆的晚上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我向毛主席介绍了国际学联主席贝利康同志。毛主席一边握手，一边风趣地说，“哦！贝利康同志，你的大名，如雷贯耳！”说得他脸都红了。
从1956年到1958年，他几次到中国访问，十分关心中国的发展。他亲眼看到中国人民意气风发地建设自己的国家，中国的确在飞速进步。他非常拥护中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中共的整风抱着极高的期盼。但是，他对于后来很快就发生的反右派斗争，非常想不通。他曾向我说，“你们这样的做法，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这会严重地破坏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他对大跃进也表示非常不理解，他参观了当时用小高炉“大炼钢铁”，认为这是种“左”的脱离实际的政策。他参观了一些人民公社，认为那是一种平均主义的做法，破坏了生产力的正常发展，离开共产主义的理想很远。他一直保持着冷静的头脑，对中国的发展前途很担心。他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很坦率地对我讲了他的意见，并希望我把这些意见告诉国内。
1958年秋天，在北京开完了国际学联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后，我陪同他及苏联代表访问了广州和上海。我原来计划陪同60多名外国学生代表一起经过莫斯科回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团中央邀请我在他们全国旅行参观一个月。我正准备好好深入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因为在我三年工作期间，由于工作的忙碌，很少出去参观。
在10月的一个星期二，我已买好了机票，准备登机。但是走的前一天，就发高烧，到了当天早晨五点钟，该去机场的时候，还发烧到40度。我原来准备照样前去，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只要在飞机上睡一个好觉，烧就会退去了。当时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部长钱李仁同志来看我，看我烧得满脸通红，就劝我改乘星期四的一班飞机，在莫斯科机场和其他60名代表会合，同去布拉格。我当时犹豫了一下，终于答应了。谁知，那架飞机在莫斯科上空由于巨大气流的冲击，一下子被打到两万公尺以上，仅两分钟时间就坠毁了，整个飞机粉身碎骨，所有的尸体都找不到了。钱李仁同志的一句话救了我一命。我和贝利康同志通电话对去世的同志们表示哀悼时，我们俩都泣不成声。
在意大利期间，他被选为欧洲议会议员
1960年，我去伦敦参加西非学联代表大会，路过布拉格。那时，他已调到中央电视台担任台长。我去看望了他。他和我就我国发表的对苏共的评论展开激烈的辩论。当时，正好是二评关于南斯拉夫的文章出来。他坦率地表示不同意中国的观点，认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他非常了解南斯拉夫，他的母语捷克语，和塞尔维亚语很近，可以互通。他在1961年时，就受到过审查，曾被怀疑是南斯拉夫的“间谍”。
他那时已是捷共中央委员。在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经济政治改革的时候，他已经成了拥护杜布切克改革派的重要成员，担任了议会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在“布拉格之春”的改革受到苏联的武装镇压以后，他被捷政府派到意大利使馆担任文化参赞，实际上是杜布切克有意识地保护他。他当时是坚决反对苏联侵略，反对苏联干涉内政的。勃列日涅夫向杜布切克施加压力，说是“要贝利康的脑袋！”，要捷共把他从意大利调回国。贝利康知道如果回国，肯定是没命了。他在意大利时，已经收到过带有炸药的邮包。
他知道这个消息后，便和夫人立刻离开使馆，去找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贝林格曾担任过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主席，和贝利康是好朋友。）贝林格不敢收留他，怕得罪苏联，劝他去找社会党。当时社会党的总书记是克拉克西，是意大利全国学联原主席，和贝利康也是好朋友。他后来就取得了意大利国籍，加入了意大利社会党，并在该党的外事委员会担任顾问。当时，这件事成为欧洲的一大新闻。在欧洲出现一幅有名的漫画，画的是装满贝利康墨水的钢笔把墨水（有一种墨水牌子叫贝利康，贝利康原意是一种鸟）喷向当时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
他在意大利期间，写了许多著作，主要是揭露原来捷共在苏共压力和指挥下，迫害捷共党员和破坏党内民主的行为。在这些著作中，有一本叫《禁止公布的文件——捷共中央委员会下设小组委员会关于1949年至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审讯和平反工作的报告》， 这本原是1968年捷共第14次特别代表大会决定建立一个小组委员会，专门进行平反工作的结论。他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和后记，阐明自己的观点。他们当时做的事情，实际上就是像我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进行大规模平反工作，消除了党的错误和污点，恢复党内的正常生活，以重新取得党员和人民的信任。他说:“在‘布拉格之春’期间，他们（指广大党员）看到了如何改正错误并使社会主义具有新的吸引力，以及使社会主义思想具有自己新的生命力，也许这是最后的机会。”他认为，从苏共20大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完全有可能把过去的冤假错案彻底平反掉。但是，那时的总书记诺伏提尼犹豫不决，实际上是怕牵涉到自己过去的违法行为，怕失去他们已有的特权。他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不知疲倦地为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奔走呼号，让世界各国人民了解“布拉格之春”的真相。
后来，他被意大利人民选为欧洲议会议员，连任了三届。第三届，是克拉克西把议员名额让给他的。他告诉我，担任欧洲议会议员，工资很高，但是他要经常联系群众，开座谈会，一请就是二三十人，要招待他们吃饭。当然，做欧洲议员，在欧洲乘火车是免费的。
在80年代末，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局发生变化以后，他得到了平反，恢复了捷国籍和党籍。他后来就拥有双重国籍。他谢绝了捷人民要求他回国竞选总统，仍然留在意大利。他一直保持着意大利社会党的党籍。
在90年代初的两次相会
在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发生苏联军队镇压改革运动时，我一直注视着贝利康的动向，我很长时间没有得到有关他的消息，很担心他的安全。后来，我从日本朋友那里知道，他生活在意大利。我开始和他有书信来往。
1991年，我有幸得到欧共体的“让·莫勒研究员基金”，去设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欧洲大学研究院做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研究的题目是欧洲共同体的共同农业政策。我和他取得了联系，请他到机场接我。
1991年9月，我取道卡拉奇、雅典到达罗马。贝利康在机场等我，多远我就看到一位白发老人在候机大厅里伸颈盼我。我们那时的兴奋心情简直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好像两个人都是在劫后余生相逢。两人老泪纵横，紧紧拥抱。他说，“简直不能想像，你到了罗马！”我们两人都有一种隔世之感。
我在罗马停留了一天，边参观罗马，边畅谈。他特别把我领到一个广场的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雕像前，和我深情地说，“我在被开除党籍和国籍以后，流亡在意大利。我常常到伽利略的像前，寻找力量。伽利略因为坚持地球环绕太阳旋转，否定地心说，被天主教宗教法庭判刑，一直到350年后，才得到平反。我这辈子能够得到平反吗？我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到我的祖国呢？”我们两人都热泪盈眶了。
他说，在那个困难的岁月里,得到中国的帮助，在维也纳出版一个刊物，偷运到布拉格，反对苏联的占领。他对于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和占领，表示衷心的感谢！他特别感谢周恩来总理每年8月都呼吁苏联军队从捷克斯洛伐克撤退。他的老共产党员哥哥，因为反对苏联的占领，被开除了党籍，并失去了工作。爸爸去世了，可是他不能回去奔丧。他为此感到非常痛苦。
他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二十年以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得到了平反，并且能够回到自己的祖国和家乡。他没有回去工作，仍然留在意大利。他出版的刊物仍然按期出版。他每个月回布拉格一次，处理稿件，写一篇社论。
我在罗马逗留的第一个晚上，和贝利康畅谈至深夜。
他和我谈到东欧的巨变。他向我详细地描述了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过程以及苏联对他们国家干涉和侵略的情况。他的言语中渗透了一个弱小民族的苦难和悲痛。他十分痛恨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对弱小民族的不平等态度。
我们还谈起了欧洲的历史。在19世纪里，西欧的许多民族获得了民族独立，建立了许多小国，实际上有利于各国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东欧的一些国家，长期被控制在强大的帝国统治之下，没有能够有长足的发展。先有哈布斯堡、罗曼诺夫、奥斯曼三个东方帝国的统治，后来在二次大战以后，又是苏联的控制。现在，纷纷独立，挣脱大国的控制，看来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过程。他说，一些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就用民族主义的旗帜来号召和团结群众。
他在反抗德国法西斯占领和反对苏联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成了民族英雄。我们有一次在罗马参观威尼斯广场的时候，遇到一批从捷克斯洛伐克来的妇女旅游团。她们发现了贝利康，都围上来问好和亲吻他。我和我夫人也用捷克语问她们好。她们听到我们说她们的民族语言，高兴极了。贝利康向她们介绍说，他们是我们捷克斯洛伐克的好朋友，曾在布拉格的国际学联工作过三年。她们把我们当作捷克斯洛伐克人一样欢迎我们。我们也分享了贝利康的荣光。
我发现，他的思想倾向实际上是倒向社会民主主义了。他向我解释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变化和一些新特点，以及西欧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政策。他认为，这也是一条可以探索的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当然，他也很佩服中国和其它一些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并且对于中国探索的经验，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他发现，凡是经过自己发动广大群众进行武装斗争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会轻易垮掉，比如中国、古巴和越南。
在整个90年代，我们之间有书信来往。他十分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他一直主张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应该进行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的政治改革。他说，当然不能要求中国的政治改革太快。他对于我们党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结合起来，认为是很正确有效的。他在1997年和1998年，非常关心亚洲金融危机和水灾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他常在来信中说，他无时无刻都关心中国的发展。
在胡耀邦同志去世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到中国来访问过。
在1998年的1月，他来信告诉我，他在直肠癌的手术完成以后，立刻动手写回忆录。
他在1999年的夏天不幸去世了。他给我最后一封信，是在1999年1月22日。他告诉我，他又住院了。并说，等他病好以后，再给我写信。信中提到，他在1998年10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建国80周年的时候，得到一枚勋章。
我原来答应他，把他的回忆录翻译成中文，在我国出版。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后，我真是欲哭无泪！
（作者为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国际学生联合会的主席伊日·贝利康是一个很出色的国际学生领袖和传奇人物。国际学联（Inter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简称IUS），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建立起来的国际学生组织。它原来的总部设在伦敦，后来很快就迁往捷克斯洛伐克。伊日·贝利康在较长时期内，曾先后担任过国际学联的总书记和主席。
我在1955年至1958年期间，曾作为中国学联代表常驻国际学联，担任该组织的书记处书记，和贝利康同事。
他是捷克斯洛伐克摩拉维亚州阿罗木次人，生于1923年。他父亲原来是个普通的石匠，但是经过常年刻苦地钻研，最后成为一名雕刻家。我到过阿罗木次市，贝利康指给我看，满城的雕塑都是他爸爸的杰作。我曾在他父亲家里住了两天，那时他父亲已是快60岁的人了，每天早晨5点钟进工作室，一直工作到下午3点钟，才出来吃中饭和休息。贝利康两岁的时候，他爸爸为他雕塑了一个坐在马桶上的塑像，一直放在他的客厅里。那时胖胖的贝利康看上去十分可爱。
贝利康后来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全国学联主席，又参加了青年团的工作。他会七国语言：捷、俄、法、英、德、西、意，意大利文是他被迫流亡到意大利定居后学的，而且对这些语言都很精通。他真具有语言天赋。我发现许多捷克斯洛伐克人都会多种外国语言。他后来担任捷克斯洛伐克中央电视台台长的时候，召开记者招待会，自己主持会议，讲话时自己翻译五种外语，引起与会者的轰动。
我和他一起工作了三年，并结成终身好友。他在国际学联享有很高的威信，主要因为他作风好，平易近人，很民主，善于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也从来不发脾气。他工作非常勤奋，人很正派和廉洁。我们经常在一起坦诚交换意见。
他和全世界各国学联都保持频繁的来往，有许多好朋友。他对苏联同志很尊重，但是也敢于向他们坦诚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不同的意见。他对苏联同志的大国主义作风和主观主义的工作作风，也敢展开斗争，但是他的语调还是很客气的。
我到布拉格国际学联工作的时候，正值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久，苏共召开了第20次代表大会，批判斯大林，引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动荡和分裂。我1955年8月去上任时，组织上向我传达了我党国际工作的新方针，即在国际组织中，我们要和苏联保持团结，尊重苏联，注意和苏联同志协商，但是不要对苏联亦步亦趋，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坚持原则，发表自己的意见，进行必要的讨论和斗争。
1956年秋天我们一起去锡兰（今斯里兰卡）参加联络秘书处会议，以及去印度和缅甸访问，后来到中国来访问，使他第一次接触了亚洲大地和亚洲学生运动。
他曾受到中共领导人的多次接见
在北京，胡耀邦同志会见了他，和他就国际形势和支持亚非学生运动的问题做了一次长谈。耀邦同志向他分析了世界形势，指出当前世界上最尖锐的斗争，是亚非拉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这个斗争，也是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的一支主力军。国际学联应该积极支持亚非拉各国学联的正义斗争。这一切，使他深入思考，得出正确的结论。那一次，可以说是使他的认识产生了大飞跃。
他在印度和缅甸的时候，很细心观察亚洲的实际情况，体察亚洲人民和学生强烈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情绪，开始理解亚洲学生运动的政治热情。到了中国以后，在云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向中国大学生做了三次报告，亲眼看到中国学生的政治热情，很受感动。他认识到，这并不是“左”，而是真正的革命热情和要求。他体会到，亚非拉人民和学生所处的环境和欧洲的确有很大的不同。
和胡耀邦同志谈话后，他陷入深思。他和我说：“我想通了，我完全接受胡耀邦同志的分析和意见。国际学联应该把对亚非拉学生运动的支持放在工作的首位。”他说，和中国共青团领导人谈话，大家是同志式的平等交换意见。中国同志真正地关心国际学联的工作，完全是以理服人。这和与苏联同志谈话时的状况完全不一样。苏联同志往往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姿态和你谈话。陪同去谈话的国际学联的苏联同志在那种场合，又好像是个“小鬼”，什么话都不敢插一句嘴，和平时那种在布拉格的威风完全不一样了。但是，我发现在和胡耀邦同志谈话的时候，你们团中央的工作人员却很平等地与胡耀邦同志相处。胡还不断地征求吴学谦同志和你的意见，而且你们一点也不拘束。这反映你们团中央的作风是民主的。
他1956年秋天到我国来访的时候，正好是中共“八大”刚刚开过。他仔细阅读了“八大”的文件。他说，“中共‘八大’的文件是实事求是地分析自己的经验和问题，不像其他一些兄弟党的文件大量引用马克思、列宁等语录和苏共的文件，缺少自己生动活泼的实际总结和分析。”
他看到当时我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仍然保留了许多中小企业和手工业，路上摆了许多小摊子，可以买到水果和各种小商品，认为很好。他说，“我们把什么都国营了。实际上做套西服，还得偷偷地去裁缝家里请他做。你们可要接受我们改造得太‘左’太快的教训呀！”但是，我们后来还是走了弯路，过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他后来和我经常推心置腹地谈心。他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许多实际情况如实地告诉我，帮助我了解。在苏共20大以后，他迅速地听到捷共党内最高层的内部传达，便立刻告诉了我，使我们迅速地了解了实情。
我们在那样困难的环境里，共同商量如何稳定内部，团结国际学联的同志更好地工作。我建议取消原来有的一种小核心的“小书记处”的做法，使书记处工作民主化。他完全同意，而且说服了苏联代表。亚非拉的代表们都感到满意。
1958年秋天，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学联第五次代表大会，许多亚非拉学联的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通过许多支持他们反帝、反殖的决议。周恩来总理在招待会上和各国学联代表见面。贝利康和许多代表一样，感到非常高兴和兴奋。他又率领国际学联代表团来我国参加十周年国庆。我有幸陪同他在国庆的晚上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我向毛主席介绍了国际学联主席贝利康同志。毛主席一边握手，一边风趣地说，“哦！贝利康同志，你的大名，如雷贯耳！”说得他脸都红了。
从1956年到1958年，他几次到中国访问，十分关心中国的发展。他亲眼看到中国人民意气风发地建设自己的国家，中国的确在飞速进步。他非常拥护中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中共的整风抱着极高的期盼。但是，他对于后来很快就发生的反右派斗争，非常想不通。他曾向我说，“你们这样的做法，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这会严重地破坏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他对大跃进也表示非常不理解，他参观了当时用小高炉“大炼钢铁”，认为这是种“左”的脱离实际的政策。他参观了一些人民公社，认为那是一种平均主义的做法，破坏了生产力的正常发展，离开共产主义的理想很远。他一直保持着冷静的头脑，对中国的发展前途很担心。他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很坦率地对我讲了他的意见，并希望我把这些意见告诉国内。
1958年秋天，在北京开完了国际学联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后，我陪同他及苏联代表访问了广州和上海。我原来计划陪同60多名外国学生代表一起经过莫斯科回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团中央邀请我在他们全国旅行参观一个月。我正准备好好深入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因为在我三年工作期间，由于工作的忙碌，很少出去参观。
在10月的一个星期二，我已买好了机票，准备登机。但是走的前一天，就发高烧，到了当天早晨五点钟，该去机场的时候，还发烧到40度。我原来准备照样前去，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只要在飞机上睡一个好觉，烧就会退去了。当时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部长钱李仁同志来看我，看我烧得满脸通红，就劝我改乘星期四的一班飞机，在莫斯科机场和其他60名代表会合，同去布拉格。我当时犹豫了一下，终于答应了。谁知，那架飞机在莫斯科上空由于巨大气流的冲击，一下子被打到两万公尺以上，仅两分钟时间就坠毁了，整个飞机粉身碎骨，所有的尸体都找不到了。钱李仁同志的一句话救了我一命。我和贝利康同志通电话对去世的同志们表示哀悼时，我们俩都泣不成声。
在意大利期间，他被选为欧洲议会议员
1960年，我去伦敦参加西非学联代表大会，路过布拉格。那时，他已调到中央电视台担任台长。我去看望了他。他和我就我国发表的对苏共的评论展开激烈的辩论。当时，正好是二评关于南斯拉夫的文章出来。他坦率地表示不同意中国的观点，认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他非常了解南斯拉夫，他的母语捷克语，和塞尔维亚语很近，可以互通。他在1961年时，就受到过审查，曾被怀疑是南斯拉夫的“间谍”。
他那时已是捷共中央委员。在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经济政治改革的时候，他已经成了拥护杜布切克改革派的重要成员，担任了议会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在“布拉格之春”的改革受到苏联的武装镇压以后，他被捷政府派到意大利使馆担任文化参赞，实际上是杜布切克有意识地保护他。他当时是坚决反对苏联侵略，反对苏联干涉内政的。勃列日涅夫向杜布切克施加压力，说是“要贝利康的脑袋！”，要捷共把他从意大利调回国。贝利康知道如果回国，肯定是没命了。他在意大利时，已经收到过带有炸药的邮包。
他知道这个消息后，便和夫人立刻离开使馆，去找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贝林格曾担任过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主席，和贝利康是好朋友。）贝林格不敢收留他，怕得罪苏联，劝他去找社会党。当时社会党的总书记是克拉克西，是意大利全国学联原主席，和贝利康也是好朋友。他后来就取得了意大利国籍，加入了意大利社会党，并在该党的外事委员会担任顾问。当时，这件事成为欧洲的一大新闻。在欧洲出现一幅有名的漫画，画的是装满贝利康墨水的钢笔把墨水（有一种墨水牌子叫贝利康，贝利康原意是一种鸟）喷向当时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
他在意大利期间，写了许多著作，主要是揭露原来捷共在苏共压力和指挥下，迫害捷共党员和破坏党内民主的行为。在这些著作中，有一本叫《禁止公布的文件——捷共中央委员会下设小组委员会关于1949年至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审讯和平反工作的报告》， 这本原是1968年捷共第14次特别代表大会决定建立一个小组委员会，专门进行平反工作的结论。他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和后记，阐明自己的观点。他们当时做的事情，实际上就是像我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进行大规模平反工作，消除了党的错误和污点，恢复党内的正常生活，以重新取得党员和人民的信任。他说:“在‘布拉格之春’期间，他们（指广大党员）看到了如何改正错误并使社会主义具有新的吸引力，以及使社会主义思想具有自己新的生命力，也许这是最后的机会。”他认为，从苏共20大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完全有可能把过去的冤假错案彻底平反掉。但是，那时的总书记诺伏提尼犹豫不决，实际上是怕牵涉到自己过去的违法行为，怕失去他们已有的特权。他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不知疲倦地为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奔走呼号，让世界各国人民了解“布拉格之春”的真相。
后来，他被意大利人民选为欧洲议会议员，连任了三届。第三届，是克拉克西把议员名额让给他的。他告诉我，担任欧洲议会议员，工资很高，但是他要经常联系群众，开座谈会，一请就是二三十人，要招待他们吃饭。当然，做欧洲议员，在欧洲乘火车是免费的。
在80年代末，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局发生变化以后，他得到了平反，恢复了捷国籍和党籍。他后来就拥有双重国籍。他谢绝了捷人民要求他回国竞选总统，仍然留在意大利。他一直保持着意大利社会党的党籍。
在90年代初的两次相会
在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发生苏联军队镇压改革运动时，我一直注视着贝利康的动向，我很长时间没有得到有关他的消息，很担心他的安全。后来，我从日本朋友那里知道，他生活在意大利。我开始和他有书信来往。
1991年，我有幸得到欧共体的“让·莫勒研究员基金”，去设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欧洲大学研究院做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研究的题目是欧洲共同体的共同农业政策。我和他取得了联系，请他到机场接我。
1991年9月，我取道卡拉奇、雅典到达罗马。贝利康在机场等我，多远我就看到一位白发老人在候机大厅里伸颈盼我。我们那时的兴奋心情简直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好像两个人都是在劫后余生相逢。两人老泪纵横，紧紧拥抱。他说，“简直不能想像，你到了罗马！”我们两人都有一种隔世之感。
我在罗马停留了一天，边参观罗马，边畅谈。他特别把我领到一个广场的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雕像前，和我深情地说，“我在被开除党籍和国籍以后，流亡在意大利。我常常到伽利略的像前，寻找力量。伽利略因为坚持地球环绕太阳旋转，否定地心说，被天主教宗教法庭判刑，一直到350年后，才得到平反。我这辈子能够得到平反吗？我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到我的祖国呢？”我们两人都热泪盈眶了。
他说，在那个困难的岁月里,得到中国的帮助，在维也纳出版一个刊物，偷运到布拉格，反对苏联的占领。他对于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和占领，表示衷心的感谢！他特别感谢周恩来总理每年8月都呼吁苏联军队从捷克斯洛伐克撤退。他的老共产党员哥哥，因为反对苏联的占领，被开除了党籍，并失去了工作。爸爸去世了，可是他不能回去奔丧。他为此感到非常痛苦。
他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二十年以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得到了平反，并且能够回到自己的祖国和家乡。他没有回去工作，仍然留在意大利。他出版的刊物仍然按期出版。他每个月回布拉格一次，处理稿件，写一篇社论。
我在罗马逗留的第一个晚上，和贝利康畅谈至深夜。
他和我谈到东欧的巨变。他向我详细地描述了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过程以及苏联对他们国家干涉和侵略的情况。他的言语中渗透了一个弱小民族的苦难和悲痛。他十分痛恨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对弱小民族的不平等态度。
我们还谈起了欧洲的历史。在19世纪里，西欧的许多民族获得了民族独立，建立了许多小国，实际上有利于各国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东欧的一些国家，长期被控制在强大的帝国统治之下，没有能够有长足的发展。先有哈布斯堡、罗曼诺夫、奥斯曼三个东方帝国的统治，后来在二次大战以后，又是苏联的控制。现在，纷纷独立，挣脱大国的控制，看来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过程。他说，一些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就用民族主义的旗帜来号召和团结群众。
他在反抗德国法西斯占领和反对苏联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成了民族英雄。我们有一次在罗马参观威尼斯广场的时候，遇到一批从捷克斯洛伐克来的妇女旅游团。她们发现了贝利康，都围上来问好和亲吻他。我和我夫人也用捷克语问她们好。她们听到我们说她们的民族语言，高兴极了。贝利康向她们介绍说，他们是我们捷克斯洛伐克的好朋友，曾在布拉格的国际学联工作过三年。她们把我们当作捷克斯洛伐克人一样欢迎我们。我们也分享了贝利康的荣光。
我发现，他的思想倾向实际上是倒向社会民主主义了。他向我解释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变化和一些新特点，以及西欧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政策。他认为，这也是一条可以探索的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当然，他也很佩服中国和其它一些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并且对于中国探索的经验，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他发现，凡是经过自己发动广大群众进行武装斗争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会轻易垮掉，比如中国、古巴和越南。
在整个90年代，我们之间有书信来往。他十分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他一直主张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应该进行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的政治改革。他说，当然不能要求中国的政治改革太快。他对于我们党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结合起来，认为是很正确有效的。他在1997年和1998年，非常关心亚洲金融危机和水灾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他常在来信中说，他无时无刻都关心中国的发展。
在胡耀邦同志去世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到中国来访问过。
在1998年的1月，他来信告诉我，他在直肠癌的手术完成以后，立刻动手写回忆录。
他在1999年的夏天不幸去世了。他给我最后一封信，是在1999年1月22日。他告诉我，他又住院了。并说，等他病好以后，再给我写信。信中提到，他在1998年10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建国80周年的时候，得到一枚勋章。
我原来答应他，把他的回忆录翻译成中文，在我国出版。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后，我真是欲哭无泪！
（作者为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