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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缘中国十三年 薄锦 钱卫
海达·莫里森先后在中国生活、拍摄了13年，随后在沙捞越生活，拍摄9年，尽管香港不过是她这两段生活之间的一段简短插曲，然而在这短短的六个月间，她却为人们记录下无比珍贵的画面。
德国摄影师在中国找到“真爱”
1933年至1946年，对海达·莫里森（Hedda Morrison）而言是改变人生的一段时期。她离开了故乡德国，到地球另一端的北京担任摄影师。在那里，她发现了自己的使命：拍摄亚洲的景象与生命。作为一个初出茅庐、自强不息、没有长期遭受外界影响的摄影师，她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喜好，并用技术和决心展现了这种热爱。尽管战争制造了麻烦与困难，同时却又促成了她与丈夫的婚姻。
1946年9月的一个傍晚，客轮在夕阳照耀下进入维多利亚港。这位新婚燕尔的摄影师与丈夫阿拉斯泰尔·莫里森（Alastair Morrison）踏上了香港的土地，并在这里待上了六个月。莫里森在中国完善了自己的纪实摄影技巧，痴迷于记录当地日常生活。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她开始探索香港。直到1947年3月，他们离开香港。此后不久，她的部分照片集结出版为《1946年度香港报告》，描绘了战后香港的面貌。她所居住当时的香港，与今日的香港大为不同。
两台相机，一辆自行车，一间暗房
十几岁时，一台布朗尼盒式相机成了莫里森生活的全部，她开始梦想成为一名摄影师。她不顾父母反对，前往慕尼黑的国立摄影学院读书。这是德国历史最悠久、最严格的摄影学校，她的学业相当出色。直到命运把她带到了亚洲。二十五岁时，她看到北京一家摄影工作室的招聘广告。平庸的摄影助理生活，德国令人不安的黑暗前景，以及星象对远洋生活显现的吉兆，本来就让她对海外生活怀抱憧憬，这则广告更是让她下定决心。
1933年至1938年，莫里森一直在北京一家德国人开办的哈同照相馆里任职。和其他照相馆一样，哈同照相馆主要对外国居民和游客开放，提供拍摄肖像，也出售各地风光的相册。但她真正感兴趣的，是没落的王朝日渐消逝的荣耀。京城景象、建筑风格、街头肖像、手艺制作、乡村场景，是她反复拍摄的题材。1938年，她离开哈同照相馆，成为自由摄影师，一边继续拍摄这些题材的作品，一边接受客户的委托任务。两台禄莱相机，一辆自行车，和一间小暗房，成了她重要的依靠。
三十年代中期，她利用闲暇时间探索了中国北部的许多地区。日军入侵中国后，她仍然坚持考察直到四十年代初。她喜爱拍摄不同的地方，禄莱福来和禄莱柯德这两款双反相机一直伴随着她，也是她终生所爱。对光线的敏感、独特的视角，以及巧妙而平衡的构图，是她的标志性风格。她和人们打成一片，与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亲如一家。阿拉斯泰尔说：“她很幽默，也很有耐心，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她想记录平凡之人与平凡景象之美。”
先天身体缺陷反倒成为优势
莫里森于1908年12月生于德国西南部的斯图加特，为家中长女。家庭生活虽然相当美满，莫里森却并非事事顺心：她身形矮小，三四岁时因小儿麻痹症导致跛足，经常生病，且父母似乎对弟弟更加照顾。跛足和家庭生活中的不如意虽然在她年轻时带来了诸多困扰，却也让她变得异常坚强。
她的性别与身材让她既不引人注目，也不会让人觉得有威胁，这几乎是每个纪实摄影师都渴望的。虽然她在北京拍摄了不少作品，生活却比较拮据，战争更是让情况雪上加霜。回忆战争年代的往事时，阿拉斯泰尔说：“她每天闻着油兮兮的抹布味儿勉强为生。”胶片、相纸和化学物品在当时几乎不可能获得。中国的内战，和西方对新中国的青睐，意味着莫里森为旧中国拍摄的作品会长期遭到忽视，得不到出版，直至她晚年。
留下大量香港照片，却几乎没人知道
莫里森将她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和底片，总计约15，000张，全部留给了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图书馆，让那里成为她毕生成果的最佳归宿。哈佛燕京图书馆将她相册中近5，000张中国照片分门别类，运用在对教学研究的支持中。
莫里森拍摄的香港照片，在某种程度上令人费解，因为她从未将它们完整地展示过。她只冲印出其中的一小部分，从未用它们举办过任何展览，直到艾思滔（Edward Stokes）让它们重见天日。艾思滔和历史遗珍摄影基金会以及哈佛燕京图书馆共同完成了这本名叫《As it was》的摄影集制作，若没有他在这本摄影集中提供的讲解，我们将很难理解眼前所看到的这些画面，也会全然无法明白为何应当在意这些照片，为何它们如此重要。
遗存香港旧风韵 王雷 王晨晨 肖林振 李天一 陈琳
她拍摄的香港风貌，短短数年间便荡然无存。1946至1947年间，香港仍徜徉着传统古韵，地方区域充满殖民地气息，市场熙来攘往，渔民和稻农辛勤工作。但你不曾想到，这些熟悉的香港地名，当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港岛 记录下更多的包容和底蕴
港岛是香港历史的象征与缩影，这个后来闻名中外的“香岛”，并不只有华洋杂处的商业和住宅区。莫里森的足迹穿越整个港岛，拍摄了大量照片反映那时这片岛屿的包容与底蕴。
港岛是香港历史的象征和缩影。这里地形复杂，最高峰海拔约500米。数座山峰俯瞰之下，以港口贸易生活为基础的商业社会已形成。但港岛远远不止北部的商业及住宅区。北部海岸线蜿蜒崎岖，南部海岸线交错多变，风光旖旎。当地村庄面对着丰富的航道和崎岖多岩的岛屿，依偎在一座座小山谷的怀抱中。
莫里森的足迹穿越整个港岛，从她拍摄的照片足见当时港岛的重要性，也反映了这片岛屿的包容与底蕴。北部斜坡地带，她记录下拥挤的市区和筲箕湾的渔村。穿过陡峭难行的山脊，途经柴湾、石澳及大潭湾。走过了浅水湾的海滩豪宅，她探访了位于南部海岸的薄扶林陡峭的山麓，并拍下瀑布湾和南丫岛周围小海湾的美丽海景。继续前行，自然景观被西环的横街陋巷取代。她拍摄的港岛半农村地区的照片里几乎没有几个人物出现；而事实上，确实很少见到有人。 港岛北岸最末端的社区筲箕湾是电车总站所在。这半月形的爱秩序湾浅滩后，是翠绿的群山。数十年来渔港面貌并没有太大改变，维港东口是条渔村。战争过去后，大小船只再次忙碌着出港入港。退潮时小船搁浅在滩涂上，船底完全露出水面。乡间的商铺和住宅多为传统的倾斜屋顶，凌乱地沿着海湾搭建。与繁华喧嚣的商贸市区仿佛处于两个世界。
沿着筲箕湾的山路上坡，很快便来到柴湾。柴湾的面貌数百年来没多大改变，海岸岩石遍布，水域清澈透明，农田遍布口袋状的山谷，一个个小村庄受到它的庇护。
沿港岛南端盘绕，越过港岛最大的村落黄竹坑，就是港岛最大的渔港香港仔。香港仔渔村建于临海盆地，居住的都是贫困的渔民。被日军占领期间，艇户流离所失，加剧了生活的艰辛，香港仔渔民不得不竭力维持生计。
薄扶林，在莫里森眼中葱郁恰人，幽谷里可见园圃和奶牛场。此外还有1937年建成的玛丽医院。战争期间，公立、私立、医学院的医生们，做出了英雄般的贡献。现在却由于社会过度拥挤、公共卫生条件差、居民营养不良等问题，而饱受困扰与挑战。
站在薄扶林谷的高坡，可环顾港岛的优美海湾和岬角，还有远方帆影纵横的海峡和沿岸小岛。经过港岛西南角，环岛公路蜿蜒向北来到半山区。突然之间，自然风光被中西区密集的楼群所取代。山边有些别墅临空面海，坐拥市区和维港美景，还有些雅致的中式平台花园。时至今日，那些连贯的海岸线已无法寻觅，完全消失在摩天大楼的遮挡中。
在这片几乎没有平坦陆地的弹丸之地，居民的生活面貌很多元化。这是个对照强烈的地方，尘嚣与自然相比邻，贫穷与富贵判若天壤；在峭拔的山坡下，楼房鳞次栉比；豪华大宅俯瞰龙蛇混杂的贫民区；私人会所拐个弯便是横街窄巷。富贵与贫穷，排场铺张与艰难度日，香港的任何其它地方都没有如此极端的反差。
莫里森则凭直觉发掘着港岛的这种独特气质，传神记录下这些郊野与都市并存的独特姿态。她分别在多地取景，拍摄港岛的人工建设与自然环境。早在1930年代旅居北京时，她便以这种对比，捕捉首都的市郊景貌。
除此之外，她还钟情于有恒久意义的主题，“战争的实际损害不算严重，但许多地方失修和遭劫掠，造成极大的破坏。”所以在莫里森拍摄的港岛照片中，只有一张以屋顶倒塌的香港大学主礼堂作为主题的照片，让我们看到战争的伤疤。
维港 那年的维港很空旷
莫里森到香港之前的几年，维港经历了严重的破坏，当时的人民也饱受战争迫害。她镜头下的维港不仅仅局限于中部商业地带尽是装卸货物的繁忙景象，还走遍各个角落寻找不同的视角。
无疑，维多利亚港是香港最瞩目的象征。昔日如是，于今亦然。作为世界上最优良的港口之一，以及中国南部海岸最好的深水锚地，维多利亚港对香港面貌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里曾是英国殖民者发展贸易经济的基础。当时，港岛和九龙之间没有桥和隧道，生活和商务往来只能依靠两个公司：天星小轮公司和香港油麻地小轮公司。这些穿梭于维港的远洋轮船、沿海船舶及小艇，提醒着人们，如果没有持久稳定的地区及国际贸易，香港只不过是一个不为人知的村落。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莫里森照片里的维港看起来十分空旷。昔日这里的海湾非常宽阔，有很多天然的岬和海湾，海面只有风吹起的微波；而现在，维港大范围填海，数不尽的大马力船舶穿梭其中，带起滔滔波浪，二者形成鲜明对比。那时，从北角到九龙湾的海面宽约四公里；而今天北角到启德机场跑道的距离不足当时的一半。
“维港是香港的中心。船只都很古雅别致，尤其是帆船。当时大部分船舶都是风力驱动，几乎没有机械船舶。”
然而，在莫里森到来的前几年，维港经历了严重的破坏。1941年12月，在日军的轰炸下，维港沦为日军战利品。1945年1月，维港被美军轰炸，设施遭受严重毁坏。但当莫里森乘坐“汉阳”号于1946年9月21日在此停泊时，港口重建已基本完成，维港上突起的几根沉船桅杆成了战争唯一的痕迹。
抵达维港后，莫里森不仅记录了这里日夜装卸货物的繁忙景象，还捕捉了维港多个为人熟悉的面貌。她爬上过中环和湾仔上的小山来寻找最独特的拍摄地；在山坡的灌木丛间，她以中部锚地和海军造船厂为取景对象；她到过维港的最东部，拍摄筲箕湾渔港和渔村。在中国的日子里，莫里森对艰辛生活人们一直满怀敬意，拍摄了很多港边苦力搬运货物时辛劳的场面。
与当年相比，如今维港中部还保留着一定相似之处。除了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外，背景依旧是香港岛的群山。但是，现实中填海工程和高楼建造已经深刻改变了前滩的景象。如今已经很难想象莫里森镜头中那个拥有广阔水道和众多渔村的维港了。
九龙 市井中的温柔
她并没有拍摄那里富丽堂皇的半岛酒店，也不见九广铁路终点站或绿树成荫的弥敦道。她一贯我行我素，在九龙东北边陲寻幽探秘。
九龙是港岛市区的姊妹城，横卧于港湾内，南北延伸大约五公里，是一个楔形半岛。东边，九龙山峰拔地而起；中部，狮子山端坐其中；南端是九龙的旅游中心，尖沙咀。南北两端之间，是野性的群山和怡人的林荫大道，香港的每一种生活方式，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公寓和郊区，寺庙和教堂，农田和码头。
20世纪30年代，九龙的轮廓发生了很大改变。这里曾经像一把狭长锋利的匕首，又多丘陵。之后自东向西的填海工程，使九龙半岛变得更宽阔和粗钝。军事营区和练兵场多分布在尖沙咀；修船厂和轻工业分布于东边的红磡；启德机场位于东北方；西边的油麻地和深水埗住着贫穷的中国人。
在尖沙咀，莫里森拍摄下港口的全景图，之后一路游荡到九龙东北部边界，在那里拍摄了从未有人拍过的景色——九龙湾上方绿草如茵的山坡、启德机场全景图、被挖空的丘陵间的商场花园。她还探访了中国街道，那里的日常生活完全不同于中北部中产阶级居住区的整洁与体面。
尖沙咀的大街很有欧洲味道，两旁舒适的边道多与三四层高的住房或商业建筑并排相连。还有一些拱廊式街道，美容院、珠宝店、小旅馆、电影院，和餐馆。殖民者从尖沙咀向北扩展，建立了规模更庞大的居民区。笔直的大路穿过旺角及九龙塘的富裕地区，伸向丘陵。在最北端，为富人开办的学校也随即兴建起来。 沿九龙西海岸的油麻地和更北部的深水埗，是穷困中国人的居住区。它们曾经都是小渔村，繁多的填海工程已经抹去旧海岸线，城市规划又赋予了它网格股的都市容貌。帆船、舢舨，和各种各样的船只穿梭于海港，停泊在海旁或抛锚在更远的海上。沿街商铺林立，生活物资、商品、航运补给、食品、和日用品货物堆放在小巷两旁。铁制安全护栏和衣服从阳台上伸出来。向北几公里处，深水埗和长沙湾的老渔村已经被填海和开发项目吞没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长沙湾到处是田野；之后，车间和小型工厂就逐渐侵吞了农田。
位于九龙城区的启德机场，曾是全球最繁忙的国际机场之一，国际客运量曾名列全球第三，货运量全球第一。然而二战前的启德机场，平均只有一万名乘客往返。
在九龙，莫里森随性四处游荡，除了记录城市风貌之外，看到有趣的人物便会上前示意然后拍摄下来。因此重温莫里森拍摄的人物类照片，可以看到她与拍摄对象之间存在着一种融洽默契，也只有像莫里森这样积极主动而又不失亲切的摄影师才能捕捉到如此动人的一刻。她镜头中的女性，形象鲜明，神态自若，常以友善的眼神与莫里森直视。“中国人对待我都很友好和宽容，不论在中国哪里。”
她镜头中的女性，形象鲜明，神态自若，以友善的眼神与莫里森直视。只有积极主动而又不失和善亲切的摄影师才能捕捉到动人的一刻。
中环 充满有趣的对照
硝烟过后，中环的宏伟大厦人去楼空，显得冷清破落，但总算完好。她的照片将当年的华人社区活灵活现。这些升斗市民毕生离不开贫穷，默默承受着生活的煎熬。
当时并不像现在这般拥挤，我们能很随意地在街头巷尾拍照。当时香港虽然人口不多，但是充满了活力和激情。
中环一直是香港的灵魂。光阴荏苒，城市心脏的地位始终不变。
中环原称维多利亚城，本地人习惯称之为中环。莫里森记录下这里独特的景象。沿着蜿蜒的道路，她拍摄了海港两岸全景，镜头下可见维港对岸的九龙与连绵山脉。包括高耸入云的汇丰银行（HSBC）大楼、皇后像广场，以及那座为纪念二战而竖立的雕像。
莫里森曾精心拍摄北京的建筑物，以丰富的感染力尽显京城的历史风韵。在香港，她同样以镜头捕捉中环的宏伟气派，同样丝丝入扣。当年中环的建筑物赶不上十里洋场的上海，与北京相比更是逊色，但足以展现香港建筑的特点。
“在1946、1947年的时候，我和莫里森在香港过得不错。当时并不像现在这般拥挤，我们能很随意地在街头巷尾拍照。当时香港虽然人口不多，但是充满了活力和激情。”阿拉斯泰尔回忆道。
二战前，与香港其他区域相比，中环显得空旷，人口也少。随着战争的结束，大量难民涌入，人口激增，香港开始重新调整，人们开始寻求新的谋生之路。他们讨论着会所、酒吧、酒店的重建计划并开始实施。重建市场、规范中介、恢复船运，港口逐渐挤满了船只以及搬运重物的苦力工人。中环区开始出现成排的廊桥式建筑，那些是欧洲人和中国人经营的商号。银行、贸易、船运以及保险商号几乎占领了中环地区，街道上满是他们的牌匾和旗帜。
与香港市区其他区份相比，中环还是比较宽敞，人口较少。宽敞的建筑布局，整洁的街道都是欧洲殖民者的特权产物。而在殖民者生活的土地之外，则挤满了中国人。街道、房屋之间都很拥挤，满街的广告牌和告示牌都是华人聚居区的明显标志。在西部狭窄的街巷与一排排的破旧房屋中，孩童，工人，每个人都过着艰难的生活——贫穷似乎永远和这些人形影不离。莫里森的照片将当年的华人社区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来：陋巷中一排排唐楼住着千家万户，街童与工人穿插其间。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环都是个对比鲜明的地方，有时甚至相差天壤。高级的咖啡馆和会所不远处，就是中西区的错综复杂的后街。这边政府为重建香港煞费思量，那边商家们毫无束缚地创造奇迹；还有更多华洋的鲜明对比。
新界 一条铁路穿过乡村
相比较新界交通便利的城镇，莫里森更喜欢拍摄农田，她对这里的风景、古朴村庄、稻田、光秃秃的山坡和风俗活动更加情有独钟。
新界，曾是起伏丘陵间的香港的农村腹地。这里低地主要种植水稻，山谷里稻田遍布，大小村落环绕山脉或依偎在群山下，为山野平添景致。一条铁路穿过乡村，与城区和中国大陆连接。然而，这里大多数居民很少走出他们的村庄出去旅行。事实上，当时整个新界的农村地区还是保持着原汁原味的中国特色。宗族或部落世世代代维持着他们与这片土地的联系，大多数人居住在与世隔绝的山村或村落里，这些地方只能徒步到达。
在游走新界的大多数时间中，莫里森都是在中西部地区度过，这里公路和铁轨交通十分便利。但她并不拍摄城镇，唯一能从她的照片中看到现代化痕迹的是沙田区附近沙田海堤岸上穿梭而过的铁轨的景象。莫里森似乎更喜欢拍摄农田，更多关注该地区的风景、古朴村庄、稻田、光秃秃的山坡和风俗活动。
新界与距离北京160公里的西山非常相似。莫里森1936年拍摄了西山蜿蜒的山路、阶梯状的山坡和寂静的山谷。而探索香港要容易得多。“周日我们经常开吉普车进入新界”，她写道，“司机会在一个地方将我们放下，随后在我们远行穿梭后再在某地接上我们。之后我们三人会一起吃顿中餐，再返回香港”。
今天，新界大部分地区已实现高度城镇化，但在1946年时，该地区还完全是农村，查看昔日的鸟瞰照片便可得到验证。在九龙城区外，九广铁路线从笔架山下的隧道中穿梭而过，将其与城区和中国大陆连接。铁路以西，一条公路绕过深水埗后便迂回上山；西边尽头另一条路登上城门水塘，再沿西岸逶迤而行，直达屯门和青山；铁路以东则只有一条道路穿山过岭到清水湾。除了九广铁路以及这三条干道，新界就再没有其他内陆公路。
九广铁路对新界，甚至对整个香港来说，要比城市里的道路重要的多。这条铁路贯通了农村和城镇，通往边界，绵延长达36公里，也方便了香港商人前往华南内地广大的贸易区。一家人拥攘着坐上三等车厢，提着捆绑的家禽，装在柳笼里的猪尖叫着，车厢里有刚采摘的蔬菜，一篮篮水果，还有货物，背东西用的竹竿遍地都是。 寻找故人的踪迹
1995年，一份在香港大学图书馆偶然见到的政府报告会让艾思滔开始了对莫里森的好奇和研究，没想到一年后，他能与她的丈夫见面。经过几年的探索，终于将作品出版成书。
你是如何发现莫里森的香港照片的？
1995年初，我在香港大学图书馆特殊馆藏中偶然见到了这份政府报告——《1946年度香港报告》。它很薄，总共只有27页，体现了战后糟糕的经济状况。里面的每张照片都在展现1946年的香港，人们重建生活的场面和氛围与现代香港相去甚远。所有这些照片均为一人所摄：海达·莫里森。
这一发现令人激动。我知道莫里森关于中国的书，也知道她于四年前去世。却产生好奇：她在1946年为香港拍的照片不止这些吧？她的底片还保存着吗？为了给这些闪现的问题寻找答案，我开始了几年的探索。
万事开头难，是如何找到关于莫里森的第一条线索的？
摄影师的直觉告诉我，莫里森的底片全都保存着，除非有悲剧性的意外发生。随着研究工作的进行，我对她越发钦佩了。这种同行间的仰慕赋予了我源源不断的动力。但我也很清楚，难度有多大。好在我从当时正为我出书的牛津大学出版社了解到，1985年以后，莫里森与香港历史研究者伊丽莎白·辛恩（Elizabeth Sinn）偶有书信来往。从他们1988年的书信中了解到，莫里森曾提议将其拍摄战后香港的作品集结出版，当年她已八十高龄了。伊丽莎白有30张冲印出来的照片和82张接触印相式照片。
是否有联系到莫里森的家人？
我没想到我能和阿拉斯泰尔见面。
其实我在香港各大档案馆一无所获，只找到一些1946年的政府报告中出现过的照片的复制品。好在转机再次出现。我认识了悉尼电厂博物馆的克莱尔·罗伯茨（Claire Roberts）。她曾对莫里森做出过开拓性研究，她告诉我阿拉斯泰尔现居堪培拉。1995年底，阿拉斯泰尔在给我的回信中写道：“那些香港照片下落不明，非常期待您的研究能有所收获。”一年后，我与阿拉斯泰尔首次见面了。他在家里挂着一些妻子最钟爱的作品。在那次最初的会面中，我们达成了共识：找到并出版莫里森在香港拍摄的作品。
八十年代末，莫里森意识到自己作品的历史价值，决定将其赠予哈佛燕京图书馆及康奈尔大学图书馆。1991年她去世后不久，阿拉斯泰尔满足了她的心愿，把她在中国拍摄的照片捐赠给哈佛大学，在东南亚拍摄的作品捐赠给康奈尔大学。
最终大概找到了多少张照片？
哈佛燕京图书馆找到了一千张左右的中画幅底片。后来几年间，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作品的深度、广度和质量越发清晰地显现了出来。它们不该被埋没，然而过去只有莫里森本人知道它们的存在。这些莫里森期待出版的照片，每一张都记录了一个轻按快门的瞬间，一段人与人之间的相遇，一次纪实摄影所带来的满足与挑战。我感到有责任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
如何评价莫里森的摄影作品？
二十世纪前半叶香港的照片，拍摄题材普遍比较局限。很少有摄影师拍摄香港殖民地中心以外的地区，因此照片中呈现的多为殖民风格的建筑和港湾景致。除了摆拍之外，很少有人近距离拍摄中国人真正的生活。也没有任何职业摄影师探索香港令人难忘的自然风貌，拍摄山谷、海岸和风土人情。
莫里森在香港拍摄的照片具有历史意义，除了其深度、广度和质量外，另有三个原因。首先，她如实地反映事实，不受任何刊物、人物或政见的影响，使其作品具有客观性。其次，虽然香港在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历经动荡，却无人详细记录那一时期，同期也没有其他摄影师可以同海达比肩。第三，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莫里森在照片中描绘的香港传统生活会几乎彻底消失。
此外，尽管有战争影响，四十年代末的香港生活与三十年代末并无太大差异。因此，尽管海达·莫里森在香港只拍摄了半年，却反映了很长一段时期内香港的面貌。
这些作品是香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理应让大家重新见到。其所记录的那段历史有助于人们对香港更进一步地研究。在人们常问：“这些殖民时代的照片，跟今天或未来有什么关系？”在香港，许多历史已被人遗忘：曾经感人的景象消失不见，古老的建筑仅剩废墟，众多遗产被忽视或误用。如果这些照片重见天日能促进战后香港历史的研究，让香港的遗产得到更好的保护，我的一切努力的主要目的也就达到了。
关于本书
1946-1947年间，海达·莫里森旅居香港，拍摄下这的生活故事。这些摄影作品终集结成《Hong Kong As It Was：Hedda Morrison’s Photographs 1946-47》出版发行。本书由艾思滔整理，历史遗珍摄影基金会、香港大学出版社，以及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联合出版。
海达·莫里森先后在中国生活、拍摄了13年，随后在沙捞越生活，拍摄9年，尽管香港不过是她这两段生活之间的一段简短插曲，然而在这短短的六个月间，她却为人们记录下无比珍贵的画面。
德国摄影师在中国找到“真爱”
1933年至1946年，对海达·莫里森（Hedda Morrison）而言是改变人生的一段时期。她离开了故乡德国，到地球另一端的北京担任摄影师。在那里，她发现了自己的使命：拍摄亚洲的景象与生命。作为一个初出茅庐、自强不息、没有长期遭受外界影响的摄影师，她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喜好，并用技术和决心展现了这种热爱。尽管战争制造了麻烦与困难，同时却又促成了她与丈夫的婚姻。
1946年9月的一个傍晚，客轮在夕阳照耀下进入维多利亚港。这位新婚燕尔的摄影师与丈夫阿拉斯泰尔·莫里森（Alastair Morrison）踏上了香港的土地，并在这里待上了六个月。莫里森在中国完善了自己的纪实摄影技巧，痴迷于记录当地日常生活。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她开始探索香港。直到1947年3月，他们离开香港。此后不久，她的部分照片集结出版为《1946年度香港报告》，描绘了战后香港的面貌。她所居住当时的香港，与今日的香港大为不同。
两台相机，一辆自行车，一间暗房
十几岁时，一台布朗尼盒式相机成了莫里森生活的全部，她开始梦想成为一名摄影师。她不顾父母反对，前往慕尼黑的国立摄影学院读书。这是德国历史最悠久、最严格的摄影学校，她的学业相当出色。直到命运把她带到了亚洲。二十五岁时，她看到北京一家摄影工作室的招聘广告。平庸的摄影助理生活，德国令人不安的黑暗前景，以及星象对远洋生活显现的吉兆，本来就让她对海外生活怀抱憧憬，这则广告更是让她下定决心。
1933年至1938年，莫里森一直在北京一家德国人开办的哈同照相馆里任职。和其他照相馆一样，哈同照相馆主要对外国居民和游客开放，提供拍摄肖像，也出售各地风光的相册。但她真正感兴趣的，是没落的王朝日渐消逝的荣耀。京城景象、建筑风格、街头肖像、手艺制作、乡村场景，是她反复拍摄的题材。1938年，她离开哈同照相馆，成为自由摄影师，一边继续拍摄这些题材的作品，一边接受客户的委托任务。两台禄莱相机，一辆自行车，和一间小暗房，成了她重要的依靠。
三十年代中期，她利用闲暇时间探索了中国北部的许多地区。日军入侵中国后，她仍然坚持考察直到四十年代初。她喜爱拍摄不同的地方，禄莱福来和禄莱柯德这两款双反相机一直伴随着她，也是她终生所爱。对光线的敏感、独特的视角，以及巧妙而平衡的构图，是她的标志性风格。她和人们打成一片，与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亲如一家。阿拉斯泰尔说：“她很幽默，也很有耐心，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她想记录平凡之人与平凡景象之美。”
先天身体缺陷反倒成为优势
莫里森于1908年12月生于德国西南部的斯图加特，为家中长女。家庭生活虽然相当美满，莫里森却并非事事顺心：她身形矮小，三四岁时因小儿麻痹症导致跛足，经常生病，且父母似乎对弟弟更加照顾。跛足和家庭生活中的不如意虽然在她年轻时带来了诸多困扰，却也让她变得异常坚强。
她的性别与身材让她既不引人注目，也不会让人觉得有威胁，这几乎是每个纪实摄影师都渴望的。虽然她在北京拍摄了不少作品，生活却比较拮据，战争更是让情况雪上加霜。回忆战争年代的往事时，阿拉斯泰尔说：“她每天闻着油兮兮的抹布味儿勉强为生。”胶片、相纸和化学物品在当时几乎不可能获得。中国的内战，和西方对新中国的青睐，意味着莫里森为旧中国拍摄的作品会长期遭到忽视，得不到出版，直至她晚年。
留下大量香港照片，却几乎没人知道
莫里森将她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和底片，总计约15，000张，全部留给了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图书馆，让那里成为她毕生成果的最佳归宿。哈佛燕京图书馆将她相册中近5，000张中国照片分门别类，运用在对教学研究的支持中。
莫里森拍摄的香港照片，在某种程度上令人费解，因为她从未将它们完整地展示过。她只冲印出其中的一小部分，从未用它们举办过任何展览，直到艾思滔（Edward Stokes）让它们重见天日。艾思滔和历史遗珍摄影基金会以及哈佛燕京图书馆共同完成了这本名叫《As it was》的摄影集制作，若没有他在这本摄影集中提供的讲解，我们将很难理解眼前所看到的这些画面，也会全然无法明白为何应当在意这些照片，为何它们如此重要。
遗存香港旧风韵 王雷 王晨晨 肖林振 李天一 陈琳
她拍摄的香港风貌，短短数年间便荡然无存。1946至1947年间，香港仍徜徉着传统古韵，地方区域充满殖民地气息，市场熙来攘往，渔民和稻农辛勤工作。但你不曾想到，这些熟悉的香港地名，当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港岛 记录下更多的包容和底蕴
港岛是香港历史的象征与缩影，这个后来闻名中外的“香岛”，并不只有华洋杂处的商业和住宅区。莫里森的足迹穿越整个港岛，拍摄了大量照片反映那时这片岛屿的包容与底蕴。
港岛是香港历史的象征和缩影。这里地形复杂，最高峰海拔约500米。数座山峰俯瞰之下，以港口贸易生活为基础的商业社会已形成。但港岛远远不止北部的商业及住宅区。北部海岸线蜿蜒崎岖，南部海岸线交错多变，风光旖旎。当地村庄面对着丰富的航道和崎岖多岩的岛屿，依偎在一座座小山谷的怀抱中。
莫里森的足迹穿越整个港岛，从她拍摄的照片足见当时港岛的重要性，也反映了这片岛屿的包容与底蕴。北部斜坡地带，她记录下拥挤的市区和筲箕湾的渔村。穿过陡峭难行的山脊，途经柴湾、石澳及大潭湾。走过了浅水湾的海滩豪宅，她探访了位于南部海岸的薄扶林陡峭的山麓，并拍下瀑布湾和南丫岛周围小海湾的美丽海景。继续前行，自然景观被西环的横街陋巷取代。她拍摄的港岛半农村地区的照片里几乎没有几个人物出现；而事实上，确实很少见到有人。 港岛北岸最末端的社区筲箕湾是电车总站所在。这半月形的爱秩序湾浅滩后，是翠绿的群山。数十年来渔港面貌并没有太大改变，维港东口是条渔村。战争过去后，大小船只再次忙碌着出港入港。退潮时小船搁浅在滩涂上，船底完全露出水面。乡间的商铺和住宅多为传统的倾斜屋顶，凌乱地沿着海湾搭建。与繁华喧嚣的商贸市区仿佛处于两个世界。
沿着筲箕湾的山路上坡，很快便来到柴湾。柴湾的面貌数百年来没多大改变，海岸岩石遍布，水域清澈透明，农田遍布口袋状的山谷，一个个小村庄受到它的庇护。
沿港岛南端盘绕，越过港岛最大的村落黄竹坑，就是港岛最大的渔港香港仔。香港仔渔村建于临海盆地，居住的都是贫困的渔民。被日军占领期间，艇户流离所失，加剧了生活的艰辛，香港仔渔民不得不竭力维持生计。
薄扶林，在莫里森眼中葱郁恰人，幽谷里可见园圃和奶牛场。此外还有1937年建成的玛丽医院。战争期间，公立、私立、医学院的医生们，做出了英雄般的贡献。现在却由于社会过度拥挤、公共卫生条件差、居民营养不良等问题，而饱受困扰与挑战。
站在薄扶林谷的高坡，可环顾港岛的优美海湾和岬角，还有远方帆影纵横的海峡和沿岸小岛。经过港岛西南角，环岛公路蜿蜒向北来到半山区。突然之间，自然风光被中西区密集的楼群所取代。山边有些别墅临空面海，坐拥市区和维港美景，还有些雅致的中式平台花园。时至今日，那些连贯的海岸线已无法寻觅，完全消失在摩天大楼的遮挡中。
在这片几乎没有平坦陆地的弹丸之地，居民的生活面貌很多元化。这是个对照强烈的地方，尘嚣与自然相比邻，贫穷与富贵判若天壤；在峭拔的山坡下，楼房鳞次栉比；豪华大宅俯瞰龙蛇混杂的贫民区；私人会所拐个弯便是横街窄巷。富贵与贫穷，排场铺张与艰难度日，香港的任何其它地方都没有如此极端的反差。
莫里森则凭直觉发掘着港岛的这种独特气质，传神记录下这些郊野与都市并存的独特姿态。她分别在多地取景，拍摄港岛的人工建设与自然环境。早在1930年代旅居北京时，她便以这种对比，捕捉首都的市郊景貌。
除此之外，她还钟情于有恒久意义的主题，“战争的实际损害不算严重，但许多地方失修和遭劫掠，造成极大的破坏。”所以在莫里森拍摄的港岛照片中，只有一张以屋顶倒塌的香港大学主礼堂作为主题的照片，让我们看到战争的伤疤。
维港 那年的维港很空旷
莫里森到香港之前的几年，维港经历了严重的破坏，当时的人民也饱受战争迫害。她镜头下的维港不仅仅局限于中部商业地带尽是装卸货物的繁忙景象，还走遍各个角落寻找不同的视角。
无疑，维多利亚港是香港最瞩目的象征。昔日如是，于今亦然。作为世界上最优良的港口之一，以及中国南部海岸最好的深水锚地，维多利亚港对香港面貌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里曾是英国殖民者发展贸易经济的基础。当时，港岛和九龙之间没有桥和隧道，生活和商务往来只能依靠两个公司：天星小轮公司和香港油麻地小轮公司。这些穿梭于维港的远洋轮船、沿海船舶及小艇，提醒着人们，如果没有持久稳定的地区及国际贸易，香港只不过是一个不为人知的村落。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莫里森照片里的维港看起来十分空旷。昔日这里的海湾非常宽阔，有很多天然的岬和海湾，海面只有风吹起的微波；而现在，维港大范围填海，数不尽的大马力船舶穿梭其中，带起滔滔波浪，二者形成鲜明对比。那时，从北角到九龙湾的海面宽约四公里；而今天北角到启德机场跑道的距离不足当时的一半。
“维港是香港的中心。船只都很古雅别致，尤其是帆船。当时大部分船舶都是风力驱动，几乎没有机械船舶。”
然而，在莫里森到来的前几年，维港经历了严重的破坏。1941年12月，在日军的轰炸下，维港沦为日军战利品。1945年1月，维港被美军轰炸，设施遭受严重毁坏。但当莫里森乘坐“汉阳”号于1946年9月21日在此停泊时，港口重建已基本完成，维港上突起的几根沉船桅杆成了战争唯一的痕迹。
抵达维港后，莫里森不仅记录了这里日夜装卸货物的繁忙景象，还捕捉了维港多个为人熟悉的面貌。她爬上过中环和湾仔上的小山来寻找最独特的拍摄地；在山坡的灌木丛间，她以中部锚地和海军造船厂为取景对象；她到过维港的最东部，拍摄筲箕湾渔港和渔村。在中国的日子里，莫里森对艰辛生活人们一直满怀敬意，拍摄了很多港边苦力搬运货物时辛劳的场面。
与当年相比，如今维港中部还保留着一定相似之处。除了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外，背景依旧是香港岛的群山。但是，现实中填海工程和高楼建造已经深刻改变了前滩的景象。如今已经很难想象莫里森镜头中那个拥有广阔水道和众多渔村的维港了。
九龙 市井中的温柔
她并没有拍摄那里富丽堂皇的半岛酒店，也不见九广铁路终点站或绿树成荫的弥敦道。她一贯我行我素，在九龙东北边陲寻幽探秘。
九龙是港岛市区的姊妹城，横卧于港湾内，南北延伸大约五公里，是一个楔形半岛。东边，九龙山峰拔地而起；中部，狮子山端坐其中；南端是九龙的旅游中心，尖沙咀。南北两端之间，是野性的群山和怡人的林荫大道，香港的每一种生活方式，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公寓和郊区，寺庙和教堂，农田和码头。
20世纪30年代，九龙的轮廓发生了很大改变。这里曾经像一把狭长锋利的匕首，又多丘陵。之后自东向西的填海工程，使九龙半岛变得更宽阔和粗钝。军事营区和练兵场多分布在尖沙咀；修船厂和轻工业分布于东边的红磡；启德机场位于东北方；西边的油麻地和深水埗住着贫穷的中国人。
在尖沙咀，莫里森拍摄下港口的全景图，之后一路游荡到九龙东北部边界，在那里拍摄了从未有人拍过的景色——九龙湾上方绿草如茵的山坡、启德机场全景图、被挖空的丘陵间的商场花园。她还探访了中国街道，那里的日常生活完全不同于中北部中产阶级居住区的整洁与体面。
尖沙咀的大街很有欧洲味道，两旁舒适的边道多与三四层高的住房或商业建筑并排相连。还有一些拱廊式街道，美容院、珠宝店、小旅馆、电影院，和餐馆。殖民者从尖沙咀向北扩展，建立了规模更庞大的居民区。笔直的大路穿过旺角及九龙塘的富裕地区，伸向丘陵。在最北端，为富人开办的学校也随即兴建起来。 沿九龙西海岸的油麻地和更北部的深水埗，是穷困中国人的居住区。它们曾经都是小渔村，繁多的填海工程已经抹去旧海岸线，城市规划又赋予了它网格股的都市容貌。帆船、舢舨，和各种各样的船只穿梭于海港，停泊在海旁或抛锚在更远的海上。沿街商铺林立，生活物资、商品、航运补给、食品、和日用品货物堆放在小巷两旁。铁制安全护栏和衣服从阳台上伸出来。向北几公里处，深水埗和长沙湾的老渔村已经被填海和开发项目吞没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长沙湾到处是田野；之后，车间和小型工厂就逐渐侵吞了农田。
位于九龙城区的启德机场，曾是全球最繁忙的国际机场之一，国际客运量曾名列全球第三，货运量全球第一。然而二战前的启德机场，平均只有一万名乘客往返。
在九龙，莫里森随性四处游荡，除了记录城市风貌之外，看到有趣的人物便会上前示意然后拍摄下来。因此重温莫里森拍摄的人物类照片，可以看到她与拍摄对象之间存在着一种融洽默契，也只有像莫里森这样积极主动而又不失亲切的摄影师才能捕捉到如此动人的一刻。她镜头中的女性，形象鲜明，神态自若，常以友善的眼神与莫里森直视。“中国人对待我都很友好和宽容，不论在中国哪里。”
她镜头中的女性，形象鲜明，神态自若，以友善的眼神与莫里森直视。只有积极主动而又不失和善亲切的摄影师才能捕捉到动人的一刻。
中环 充满有趣的对照
硝烟过后，中环的宏伟大厦人去楼空，显得冷清破落，但总算完好。她的照片将当年的华人社区活灵活现。这些升斗市民毕生离不开贫穷，默默承受着生活的煎熬。
当时并不像现在这般拥挤，我们能很随意地在街头巷尾拍照。当时香港虽然人口不多，但是充满了活力和激情。
中环一直是香港的灵魂。光阴荏苒，城市心脏的地位始终不变。
中环原称维多利亚城，本地人习惯称之为中环。莫里森记录下这里独特的景象。沿着蜿蜒的道路，她拍摄了海港两岸全景，镜头下可见维港对岸的九龙与连绵山脉。包括高耸入云的汇丰银行（HSBC）大楼、皇后像广场，以及那座为纪念二战而竖立的雕像。
莫里森曾精心拍摄北京的建筑物，以丰富的感染力尽显京城的历史风韵。在香港，她同样以镜头捕捉中环的宏伟气派，同样丝丝入扣。当年中环的建筑物赶不上十里洋场的上海，与北京相比更是逊色，但足以展现香港建筑的特点。
“在1946、1947年的时候，我和莫里森在香港过得不错。当时并不像现在这般拥挤，我们能很随意地在街头巷尾拍照。当时香港虽然人口不多，但是充满了活力和激情。”阿拉斯泰尔回忆道。
二战前，与香港其他区域相比，中环显得空旷，人口也少。随着战争的结束，大量难民涌入，人口激增，香港开始重新调整，人们开始寻求新的谋生之路。他们讨论着会所、酒吧、酒店的重建计划并开始实施。重建市场、规范中介、恢复船运，港口逐渐挤满了船只以及搬运重物的苦力工人。中环区开始出现成排的廊桥式建筑，那些是欧洲人和中国人经营的商号。银行、贸易、船运以及保险商号几乎占领了中环地区，街道上满是他们的牌匾和旗帜。
与香港市区其他区份相比，中环还是比较宽敞，人口较少。宽敞的建筑布局，整洁的街道都是欧洲殖民者的特权产物。而在殖民者生活的土地之外，则挤满了中国人。街道、房屋之间都很拥挤，满街的广告牌和告示牌都是华人聚居区的明显标志。在西部狭窄的街巷与一排排的破旧房屋中，孩童，工人，每个人都过着艰难的生活——贫穷似乎永远和这些人形影不离。莫里森的照片将当年的华人社区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来：陋巷中一排排唐楼住着千家万户，街童与工人穿插其间。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环都是个对比鲜明的地方，有时甚至相差天壤。高级的咖啡馆和会所不远处，就是中西区的错综复杂的后街。这边政府为重建香港煞费思量，那边商家们毫无束缚地创造奇迹；还有更多华洋的鲜明对比。
新界 一条铁路穿过乡村
相比较新界交通便利的城镇，莫里森更喜欢拍摄农田，她对这里的风景、古朴村庄、稻田、光秃秃的山坡和风俗活动更加情有独钟。
新界，曾是起伏丘陵间的香港的农村腹地。这里低地主要种植水稻，山谷里稻田遍布，大小村落环绕山脉或依偎在群山下，为山野平添景致。一条铁路穿过乡村，与城区和中国大陆连接。然而，这里大多数居民很少走出他们的村庄出去旅行。事实上，当时整个新界的农村地区还是保持着原汁原味的中国特色。宗族或部落世世代代维持着他们与这片土地的联系，大多数人居住在与世隔绝的山村或村落里，这些地方只能徒步到达。
在游走新界的大多数时间中，莫里森都是在中西部地区度过，这里公路和铁轨交通十分便利。但她并不拍摄城镇，唯一能从她的照片中看到现代化痕迹的是沙田区附近沙田海堤岸上穿梭而过的铁轨的景象。莫里森似乎更喜欢拍摄农田，更多关注该地区的风景、古朴村庄、稻田、光秃秃的山坡和风俗活动。
新界与距离北京160公里的西山非常相似。莫里森1936年拍摄了西山蜿蜒的山路、阶梯状的山坡和寂静的山谷。而探索香港要容易得多。“周日我们经常开吉普车进入新界”，她写道，“司机会在一个地方将我们放下，随后在我们远行穿梭后再在某地接上我们。之后我们三人会一起吃顿中餐，再返回香港”。
今天，新界大部分地区已实现高度城镇化，但在1946年时，该地区还完全是农村，查看昔日的鸟瞰照片便可得到验证。在九龙城区外，九广铁路线从笔架山下的隧道中穿梭而过，将其与城区和中国大陆连接。铁路以西，一条公路绕过深水埗后便迂回上山；西边尽头另一条路登上城门水塘，再沿西岸逶迤而行，直达屯门和青山；铁路以东则只有一条道路穿山过岭到清水湾。除了九广铁路以及这三条干道，新界就再没有其他内陆公路。
九广铁路对新界，甚至对整个香港来说，要比城市里的道路重要的多。这条铁路贯通了农村和城镇，通往边界，绵延长达36公里，也方便了香港商人前往华南内地广大的贸易区。一家人拥攘着坐上三等车厢，提着捆绑的家禽，装在柳笼里的猪尖叫着，车厢里有刚采摘的蔬菜，一篮篮水果，还有货物，背东西用的竹竿遍地都是。 寻找故人的踪迹
1995年，一份在香港大学图书馆偶然见到的政府报告会让艾思滔开始了对莫里森的好奇和研究，没想到一年后，他能与她的丈夫见面。经过几年的探索，终于将作品出版成书。
你是如何发现莫里森的香港照片的？
1995年初，我在香港大学图书馆特殊馆藏中偶然见到了这份政府报告——《1946年度香港报告》。它很薄，总共只有27页，体现了战后糟糕的经济状况。里面的每张照片都在展现1946年的香港，人们重建生活的场面和氛围与现代香港相去甚远。所有这些照片均为一人所摄：海达·莫里森。
这一发现令人激动。我知道莫里森关于中国的书，也知道她于四年前去世。却产生好奇：她在1946年为香港拍的照片不止这些吧？她的底片还保存着吗？为了给这些闪现的问题寻找答案，我开始了几年的探索。
万事开头难，是如何找到关于莫里森的第一条线索的？
摄影师的直觉告诉我，莫里森的底片全都保存着，除非有悲剧性的意外发生。随着研究工作的进行，我对她越发钦佩了。这种同行间的仰慕赋予了我源源不断的动力。但我也很清楚，难度有多大。好在我从当时正为我出书的牛津大学出版社了解到，1985年以后，莫里森与香港历史研究者伊丽莎白·辛恩（Elizabeth Sinn）偶有书信来往。从他们1988年的书信中了解到，莫里森曾提议将其拍摄战后香港的作品集结出版，当年她已八十高龄了。伊丽莎白有30张冲印出来的照片和82张接触印相式照片。
是否有联系到莫里森的家人？
我没想到我能和阿拉斯泰尔见面。
其实我在香港各大档案馆一无所获，只找到一些1946年的政府报告中出现过的照片的复制品。好在转机再次出现。我认识了悉尼电厂博物馆的克莱尔·罗伯茨（Claire Roberts）。她曾对莫里森做出过开拓性研究，她告诉我阿拉斯泰尔现居堪培拉。1995年底，阿拉斯泰尔在给我的回信中写道：“那些香港照片下落不明，非常期待您的研究能有所收获。”一年后，我与阿拉斯泰尔首次见面了。他在家里挂着一些妻子最钟爱的作品。在那次最初的会面中，我们达成了共识：找到并出版莫里森在香港拍摄的作品。
八十年代末，莫里森意识到自己作品的历史价值，决定将其赠予哈佛燕京图书馆及康奈尔大学图书馆。1991年她去世后不久，阿拉斯泰尔满足了她的心愿，把她在中国拍摄的照片捐赠给哈佛大学，在东南亚拍摄的作品捐赠给康奈尔大学。
最终大概找到了多少张照片？
哈佛燕京图书馆找到了一千张左右的中画幅底片。后来几年间，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作品的深度、广度和质量越发清晰地显现了出来。它们不该被埋没，然而过去只有莫里森本人知道它们的存在。这些莫里森期待出版的照片，每一张都记录了一个轻按快门的瞬间，一段人与人之间的相遇，一次纪实摄影所带来的满足与挑战。我感到有责任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
如何评价莫里森的摄影作品？
二十世纪前半叶香港的照片，拍摄题材普遍比较局限。很少有摄影师拍摄香港殖民地中心以外的地区，因此照片中呈现的多为殖民风格的建筑和港湾景致。除了摆拍之外，很少有人近距离拍摄中国人真正的生活。也没有任何职业摄影师探索香港令人难忘的自然风貌，拍摄山谷、海岸和风土人情。
莫里森在香港拍摄的照片具有历史意义，除了其深度、广度和质量外，另有三个原因。首先，她如实地反映事实，不受任何刊物、人物或政见的影响，使其作品具有客观性。其次，虽然香港在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历经动荡，却无人详细记录那一时期，同期也没有其他摄影师可以同海达比肩。第三，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莫里森在照片中描绘的香港传统生活会几乎彻底消失。
此外，尽管有战争影响，四十年代末的香港生活与三十年代末并无太大差异。因此，尽管海达·莫里森在香港只拍摄了半年，却反映了很长一段时期内香港的面貌。
这些作品是香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理应让大家重新见到。其所记录的那段历史有助于人们对香港更进一步地研究。在人们常问：“这些殖民时代的照片，跟今天或未来有什么关系？”在香港，许多历史已被人遗忘：曾经感人的景象消失不见，古老的建筑仅剩废墟，众多遗产被忽视或误用。如果这些照片重见天日能促进战后香港历史的研究，让香港的遗产得到更好的保护，我的一切努力的主要目的也就达到了。
关于本书
1946-1947年间，海达·莫里森旅居香港，拍摄下这的生活故事。这些摄影作品终集结成《Hong Kong As It Was：Hedda Morrison’s Photographs 1946-47》出版发行。本书由艾思滔整理，历史遗珍摄影基金会、香港大学出版社，以及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联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