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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颁布过许多意在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节俭办红白事”就是之一。然而，旨在“惠民”的政策却自始至终未获得老百姓的认同。凑份子、送礼钱、砸锅卖铁、费钱费力，看上去“吃力不讨好”的“陋习”，历经“破四旧立新风”、“扫除封建迷信”乃至狂扫一切的“文革”，依然煞不住。“歪风邪气”，我行我素，“大操大办”，屡禁不止。
似乎并不买账的老百姓，为什么偏要与一心办好事的政府对着干？政府官员一厢情愿，就事论事，却不被百姓理解？不“就事论事”的人类学，却给出了另一套说法。
我们先从人类学家记述的非洲部分地区依然保存的“成人礼”说起。那里的成人礼一般在13、14岁，不像现代城市人一样，穿上干干净净的衣服，到天安门广场列队宣誓。这个年龄段的人，根本意识不到什么是“成年”。昨天还在娘面前撒娇，今天怎么就“成人”了？“过渡”不过去呀！怎样才能让“小少爷”彻底与“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童年告别，对“成年仪式”产生刻骨铭心的印象？非洲土著的办法，就是把他关到一个谁也找不着、谁也靠不上、人迹罕至的地方，由一群老人监管，断食数日。甭说饿上一两天，就是一两顿，也昏天黑地了。此番经历，刻骨铭心！20世纪60年挨过饿的人，至今还记得痛彻肺腑的饥饿感，那是一种透彻骨髓的身体记忆。生理的强刺激产生心理的强记忆。必须采用强刺激才能让一个懵懵懂懂的大男孩意识到什么叫“成年”。从此，你再也不是父母身边撒娇的娃了。维护群体利益的社会组织以残酷的“成人礼”让他觉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刺激会产生什么效果呢？醍醐灌顶，当头棒喝，天打五雷轰！这就是社会学和人类学所说的“社会性断奶”！此时此刻，他明白了，爹娘不再养活自己，必须自己养活自己，必须面对冷酷人生，担负起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义务。仪式之后，你就是“社会人”，集体劳作必须走在前面，像男子汉一样扛大个儿。面对战争，冲锋陷阵，英勇杀敌，肩负保卫族群的责任。这种记忆比之天安门广场宣誓要深刻得多。这就是“成人礼”的仪式功能！
话转回来，旧时男孩子娶媳妇，女方家如何让也是刚刚懂事的新郎懂得珍惜？什么可以让一个“大男孩”懂得家庭来之不易？有个办法：花钱。不是小钱，而是像饥饿感一样产生“疼痛感”的大把花钱。盖新房、置家具、邀亲戚、请朋友、大办宴席、雇八抬大轿、请鼓吹班子，一路吹吹打打，请戏班子唱大戏，总之是折腾得你筋疲力尽，从而让大男孩感到，媳妇来之不易。
姑娘出嫁是件麻烦事儿。穿金戴玉，索要聘礼，八抬大轿，鼓吹宴宾，图的啥？因为旧制度男女不平衡，男孩成家，爹娘会分一块地，有过日子的本钱。女儿出嫁，能带走的，或者说娘家人能给的，就是一份嫁妆。具体说就是金银首饰。但女方家族要把这份歉疚转嫁到男方家族身上，不这样对不起女儿。男方家族为了显示诚意，必须置办一份像模像样的聘礼，这自然是象征，最重要的则是在仪式中显示出的重视和隆重。聘请戏班，招引左邻右舍、乡里乡亲前来观看，就是要把这份心情表达出来的“社会戏剧”。社会运转机制通过一系列委屈男方的程序，让一个男性产生强烈的“痛感”。
不难看出，这是古老的“成人礼”逐渐消逝后转换了式样的“成人礼”，“冠礼”与“婚礼”，合二为一。无须说，功能效果，
一模一样。醍醐灌顶，当头棒喝，达到的目的，就是“社会性断奶”！这也就是乡村社会在婚礼上大操大办、请戏班子、鼓乐班子的终极原因。一系列程序绝非表面上的音乐活动、艺术娱乐那么轻松。操办绝非“娱乐”“靡费”等轻飘飘的“词儿”所能解释。惴惴不安的女性家族，从吹吹打打、红红火火的戏班、鼓乐班那里感受到男方家族敢于担当的承诺和举族投入的重视，从操办大事、聚族狂欢的仪式、表演中感受到养育多年、托付对方的心安理得。双方都从仪式中获得了名媒正娶的好名声，获得了新婚典礼的欢天喜地。自然，听到唢呐声声和声腔缭绕的当事人也因此明白，人生的“临界点”到了，从此就要独立门户，当家做主，承担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了。即使乡村社会瞧不起吹手和戏子，至少看着他们把熟悉的声腔和曲调唱出来、吹出来并派上大用场，也会从获得的喜庆效能中心怀感恩和欣喜。
以此推论，才能看清乡村社会把葬礼办得“铺张浪费”的原因。中国人看重“孝道”，落实到“日常”，就是葬礼仪式。平日里节衣缩食，葬礼上大手大脚；平日里锱铢必较，葬礼上一掷千金；平日里勤俭节约，葬礼上靡费无度。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后代在“花费”的“让人心痛”的仪式中记住祖先以及祖先所体现的“秩序”和“孝道”。这才是民间仪式的“痛点”！
“大操大办”一词，解释不了“仪式”动因，得不出人类学通过仪式得出的社会学结论。仪式产生功能，观念产生行为。有了举族共赴的“礼”，才有大操大办的“乐”。“屡禁不止”源自根深蒂固的人生礼仪，而礼仪的“核心”就是让新人成熟，借以巩固和维系家族。从家族利益角度讲，仪式本质上是为了延续孝道；从社区利益角度讲，仪式本质上是为了安定团结。口头上说“重孝道”，但连延续家族利益的重大仪式都舍不得“大操大办”，遑论“人伦道德”？在乡村社会，谁践行“新风尚”，谁就无立锥之地；谁简化仪礼，谁就丧失名节；谁不循规蹈矩，就是自我贬损，得不到乡村社会的尊重。
所以，政策制定者必须在制定政策时一半思考经济学问题一半思考社会学问题。20世纪中期，仅把关注点放在“经济成本”而非“社会功能”的政策，把问题简单化了。那时的“社会学”甚至已经从学科中被清除，觉得“没用”！20世纪末学界恢复常态，大家才开始关注由来已久的仪式到底发挥着怎样的功能，从而颠覆了流行几十年的认知。大家也才明白“社会学”的解读是立足本土文化的深谋远虑。“社会学”万万少不得！如此清算以前的政策当然不是清算以前的制定者，他们真的是为了让贫穷的老百姓不再“为面子”而“受穷”。然而，政策不立足本土，不被刨根究底的学者接受不接受不打紧，不被维护自身利益的老百姓接受不接受才是适用不适用的关键。如此解码，制定政策的解剖刀，才算插到了中国乡土文化的肺叶上！
更为关注仪式的在现在复杂社会中的存在和用意，关注仪式行为、象征符号与政治和权力的关系；并且注意到仪式作为社会认同与社会动员的方式之一，既可以有整合、强固功能，又可能具有瓦解、分化的作用。仪式、神话、信仰体系并非缘于政治真空的环境中，它们反映、增强、并弥漫于政治权力中。所以应该探讨谁为了什么目的创造出这些意识形态，其创造和运用除了揭露出心智逻辑外还揭露出权力的运作。{1}
仪式是乡土社会的生存之道。社会学、人类学的解码，既让人触目惊心，又让人兴奋不已。民俗活动繁复庞杂，从“成人礼”转换到“冠礼”“婚礼”合二为一的“社会性断奶”，无论是历史积累还是现实延伸，其变数的无穷组合与不断升级，都充满民间智慧，举世无双。其中寓意，不可不谓深矣。
有了上述解读，理解民间“大操大办”且“屡禁不止”的原因就容易得多了。并非什么“奢靡之风”“斗富之气”“落后”“糟粕”“好面子”等“封建思想”“虚荣之心”支配着这类行为，而是乡村社会“接地气”的生存之道支配着这般行为。切割乡土文化链就等于切断乡民借以交往的方式，而切割了乡民交往的仪式也就扫荡了其中的戏曲和鼓乐，政府提倡的“保护乡土艺术”也就成了前一政策的悖论。所以，对乡村仪式“斩尽杀绝”，就是斩断了传统生态链。要延续传统就必须考虑这些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只有懂得乡村的“整体”，才能得出正确判断，才能“好心得好报”。
{1} 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张振涛 广西艺术学院民族艺术研究所特聘教授
（责任编辑 刘晓倩）
似乎并不买账的老百姓，为什么偏要与一心办好事的政府对着干？政府官员一厢情愿，就事论事，却不被百姓理解？不“就事论事”的人类学，却给出了另一套说法。
我们先从人类学家记述的非洲部分地区依然保存的“成人礼”说起。那里的成人礼一般在13、14岁，不像现代城市人一样，穿上干干净净的衣服，到天安门广场列队宣誓。这个年龄段的人，根本意识不到什么是“成年”。昨天还在娘面前撒娇，今天怎么就“成人”了？“过渡”不过去呀！怎样才能让“小少爷”彻底与“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童年告别，对“成年仪式”产生刻骨铭心的印象？非洲土著的办法，就是把他关到一个谁也找不着、谁也靠不上、人迹罕至的地方，由一群老人监管，断食数日。甭说饿上一两天，就是一两顿，也昏天黑地了。此番经历，刻骨铭心！20世纪60年挨过饿的人，至今还记得痛彻肺腑的饥饿感，那是一种透彻骨髓的身体记忆。生理的强刺激产生心理的强记忆。必须采用强刺激才能让一个懵懵懂懂的大男孩意识到什么叫“成年”。从此，你再也不是父母身边撒娇的娃了。维护群体利益的社会组织以残酷的“成人礼”让他觉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刺激会产生什么效果呢？醍醐灌顶，当头棒喝，天打五雷轰！这就是社会学和人类学所说的“社会性断奶”！此时此刻，他明白了，爹娘不再养活自己，必须自己养活自己，必须面对冷酷人生，担负起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义务。仪式之后，你就是“社会人”，集体劳作必须走在前面，像男子汉一样扛大个儿。面对战争，冲锋陷阵，英勇杀敌，肩负保卫族群的责任。这种记忆比之天安门广场宣誓要深刻得多。这就是“成人礼”的仪式功能！
话转回来，旧时男孩子娶媳妇，女方家如何让也是刚刚懂事的新郎懂得珍惜？什么可以让一个“大男孩”懂得家庭来之不易？有个办法：花钱。不是小钱，而是像饥饿感一样产生“疼痛感”的大把花钱。盖新房、置家具、邀亲戚、请朋友、大办宴席、雇八抬大轿、请鼓吹班子，一路吹吹打打，请戏班子唱大戏，总之是折腾得你筋疲力尽，从而让大男孩感到，媳妇来之不易。
姑娘出嫁是件麻烦事儿。穿金戴玉，索要聘礼，八抬大轿，鼓吹宴宾，图的啥？因为旧制度男女不平衡，男孩成家，爹娘会分一块地，有过日子的本钱。女儿出嫁，能带走的，或者说娘家人能给的，就是一份嫁妆。具体说就是金银首饰。但女方家族要把这份歉疚转嫁到男方家族身上，不这样对不起女儿。男方家族为了显示诚意，必须置办一份像模像样的聘礼，这自然是象征，最重要的则是在仪式中显示出的重视和隆重。聘请戏班，招引左邻右舍、乡里乡亲前来观看，就是要把这份心情表达出来的“社会戏剧”。社会运转机制通过一系列委屈男方的程序，让一个男性产生强烈的“痛感”。
不难看出，这是古老的“成人礼”逐渐消逝后转换了式样的“成人礼”，“冠礼”与“婚礼”，合二为一。无须说，功能效果，
一模一样。醍醐灌顶，当头棒喝，达到的目的，就是“社会性断奶”！这也就是乡村社会在婚礼上大操大办、请戏班子、鼓乐班子的终极原因。一系列程序绝非表面上的音乐活动、艺术娱乐那么轻松。操办绝非“娱乐”“靡费”等轻飘飘的“词儿”所能解释。惴惴不安的女性家族，从吹吹打打、红红火火的戏班、鼓乐班那里感受到男方家族敢于担当的承诺和举族投入的重视，从操办大事、聚族狂欢的仪式、表演中感受到养育多年、托付对方的心安理得。双方都从仪式中获得了名媒正娶的好名声，获得了新婚典礼的欢天喜地。自然，听到唢呐声声和声腔缭绕的当事人也因此明白，人生的“临界点”到了，从此就要独立门户，当家做主，承担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了。即使乡村社会瞧不起吹手和戏子，至少看着他们把熟悉的声腔和曲调唱出来、吹出来并派上大用场，也会从获得的喜庆效能中心怀感恩和欣喜。
以此推论，才能看清乡村社会把葬礼办得“铺张浪费”的原因。中国人看重“孝道”，落实到“日常”，就是葬礼仪式。平日里节衣缩食，葬礼上大手大脚；平日里锱铢必较，葬礼上一掷千金；平日里勤俭节约，葬礼上靡费无度。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后代在“花费”的“让人心痛”的仪式中记住祖先以及祖先所体现的“秩序”和“孝道”。这才是民间仪式的“痛点”！
“大操大办”一词，解释不了“仪式”动因，得不出人类学通过仪式得出的社会学结论。仪式产生功能，观念产生行为。有了举族共赴的“礼”，才有大操大办的“乐”。“屡禁不止”源自根深蒂固的人生礼仪，而礼仪的“核心”就是让新人成熟，借以巩固和维系家族。从家族利益角度讲，仪式本质上是为了延续孝道；从社区利益角度讲，仪式本质上是为了安定团结。口头上说“重孝道”，但连延续家族利益的重大仪式都舍不得“大操大办”，遑论“人伦道德”？在乡村社会，谁践行“新风尚”，谁就无立锥之地；谁简化仪礼，谁就丧失名节；谁不循规蹈矩，就是自我贬损，得不到乡村社会的尊重。
所以，政策制定者必须在制定政策时一半思考经济学问题一半思考社会学问题。20世纪中期，仅把关注点放在“经济成本”而非“社会功能”的政策，把问题简单化了。那时的“社会学”甚至已经从学科中被清除，觉得“没用”！20世纪末学界恢复常态，大家才开始关注由来已久的仪式到底发挥着怎样的功能，从而颠覆了流行几十年的认知。大家也才明白“社会学”的解读是立足本土文化的深谋远虑。“社会学”万万少不得！如此清算以前的政策当然不是清算以前的制定者，他们真的是为了让贫穷的老百姓不再“为面子”而“受穷”。然而，政策不立足本土，不被刨根究底的学者接受不接受不打紧，不被维护自身利益的老百姓接受不接受才是适用不适用的关键。如此解码，制定政策的解剖刀，才算插到了中国乡土文化的肺叶上！
更为关注仪式的在现在复杂社会中的存在和用意，关注仪式行为、象征符号与政治和权力的关系；并且注意到仪式作为社会认同与社会动员的方式之一，既可以有整合、强固功能，又可能具有瓦解、分化的作用。仪式、神话、信仰体系并非缘于政治真空的环境中，它们反映、增强、并弥漫于政治权力中。所以应该探讨谁为了什么目的创造出这些意识形态，其创造和运用除了揭露出心智逻辑外还揭露出权力的运作。{1}
仪式是乡土社会的生存之道。社会学、人类学的解码，既让人触目惊心，又让人兴奋不已。民俗活动繁复庞杂，从“成人礼”转换到“冠礼”“婚礼”合二为一的“社会性断奶”，无论是历史积累还是现实延伸，其变数的无穷组合与不断升级，都充满民间智慧，举世无双。其中寓意，不可不谓深矣。
有了上述解读，理解民间“大操大办”且“屡禁不止”的原因就容易得多了。并非什么“奢靡之风”“斗富之气”“落后”“糟粕”“好面子”等“封建思想”“虚荣之心”支配着这类行为，而是乡村社会“接地气”的生存之道支配着这般行为。切割乡土文化链就等于切断乡民借以交往的方式，而切割了乡民交往的仪式也就扫荡了其中的戏曲和鼓乐，政府提倡的“保护乡土艺术”也就成了前一政策的悖论。所以，对乡村仪式“斩尽杀绝”，就是斩断了传统生态链。要延续传统就必须考虑这些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只有懂得乡村的“整体”，才能得出正确判断，才能“好心得好报”。
{1} 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张振涛 广西艺术学院民族艺术研究所特聘教授
（责任编辑 刘晓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