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7年3月20日早晨，美国著名银行家、慈善家大卫·洛克菲勒在纽约家中离世，享年101岁。北京协和医院发文纪念：“洛克菲勒家族最大一个海外慈善项目就是在20世纪初的中国建立北京协和医学院，播下一颗西方医学教育的种子。1917年，当刻着‘民国六年’字样的巨大奠基石沉稳落地的那一刻，一所承载了太平洋两岸科学梦想的医学院，由此诞生。感谢洛克菲勒家族对中国医学的贡献！”
北京协和医学院被称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王冠上的闪光宝石。打造这颗宝石的主要是大卫·洛克菲勒的祖父老约翰·D·洛克菲勒（下称老洛克菲勒）和父亲小约翰·D·洛克菲勒（下称小洛克菲勒）。
洛氏在华慈善事业选定医学
洛氏基金会是由老洛克菲勒创立。洛克菲勒家族起家于石油，到19世纪末已垄断了美国95%的炼油能力、90%的输油能力、25%的原油产量。老洛克菲勒也因此成为美国乃至世界首位十亿富翁。面对滚滚财源，如何运用巨额财富？老洛克菲勒笃信基督教，是个虔诚的浸礼会教徒，深信行善是“爱上帝”与“爱人”的表现以及进入天国的依据。因此，老洛克菲勒相信只有投身公益事业、造福社会才能使自己的财富实现真正价值。到19世纪90年代，他每年都捐献超过百万美元。
但随着向老洛克菲勒呼吁捐款的团体和个人越来越多，每天追踪要钱的人使他应接不暇。老洛克菲勒求助浸礼会牧师盖茨，这位颇有远见的好友告诉他，以他的财富规模，必须“科学式给予”，即采用“永久慈善事业的法人团体形式”。老洛克菲勒采纳了意见，创建了芝加哥大学和资助了众多大学。1901年，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洛克菲勒大学前身）成立，几年之内在医学研究上做出突破性成绩。1913年5月，洛氏基金会注册成立，首批捐资1亿美元。这个美国最早的私人基金会，到1920年代末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慈善机构。
在老洛克菲勒开始打造慈善王国的时候，大洋彼岸正在发生深刻的社会变革。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清末民初的中国从传统社会急速向现代社会转型：经济上，恰是从1863年老洛克菲勒将他的第一桶煤油卖到中国时开始，洋务运动和民国初期民族资本的发展，让传统农业经济经历洗礼，向现代工商业经济转变；政治上，经过戊戌变法、预备立宪和民国初期对民权的保障，延续两千年的专制统治向民主制度转变；思想文化上，因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和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长期的独尊儒术向多元文化转变。
老洛克菲勒也注意到“中国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了机会，空前绝后”，认为让慈善事业漂洋过海的时候到了。1902年，老洛克菲勒唯一的儿子小洛克菲勒资助一个宗教团体到中国考察。考察团提出，教育和社会改革对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中国十分重要。1909年，老洛克菲勒拿出一大笔钱，委派“东方教育考察组”到中国考察，这个考察组则认为虽然科学理性可解中国现代化成功之谜，但办一所像芝加哥大学那样的综合大学尚不现实，建议转向医学。1913年，成立不久的洛氏基金会专门就中国问题进行了讨论，最终决定在中国的项目首选医学。1914年洛氏基金会派出中国医学考察团，遍访北京、天津、上海等十余个城市。洛克菲勒父子根据考察团的报告，拍板决定：首先在北京，建立一所世界一流的医学院。
1914年11月，洛氏基金会设立了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专门负责在华医学项目的管理，并直接建造和运营这所医学院。
“不惜代价”捐建协和
在近代中国，随着国门开放，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兴办报馆、学校、医院、育婴堂、孤儿院等各种公益慈善设施。在洛氏基金会决定在北京创办医学院之前，西方传教士已在北京开办了医院。最早来北京行医的是伦敦宣教会传教士雒魏林，1862年创建了伦敦宣教会北京医院，这是北京第一家西医院。1900年，北京医院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毁，事后伦敦宣教会与美国长老会等五个教会联合成立了华北教育联合会，派英国传教士科克仁在北京医院旧址上创办了“北京协和医学堂”。科克仁在重建医院的同时，其高超医术声誉鹊起，患者不乏朝廷中人。“科克仁大夫最近入宫为李总太监（李莲英）成功医治难症，此实乃向太后展示外国医术效力的宝贵实例”。西方医学得到慈禧的认可，1904年慈禧带头赏银，“特为北京协和医学堂的建立捐赠一万两白银以示褒赏”，王公大臣随即解囊，李莲英也捐赠了一万多两白银。1906年，北京协和医学堂正式落成，在落成典礼上，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40余年的赫德爵士在致辞中希望“这所开风气之先的医学堂”为“许多其他医学堂铺石开路”。果如其然，这所学堂数年之后便为另一所医学院“铺石开路”了。
北京协和医学堂1908年正式开课，到1914年共培养了38名毕业生。但其时医学堂的办学经费已是捉襟见肘、难以为继了。1915年，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用20万美元收购了医学堂全部资产。于是，这里的主人便变为洛氏基金会，一座世界一流的医学院随之崛起。新学校的命名不冠以洛克菲勒的名字，而是保留原名中的“协和”两字，将校名改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的一位官员雄心勃勃地说：“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所不亞于欧洲或美国任何地方的优秀医学院。”
但仅有几座主体建筑的老协和医学堂，并不适应建设“优秀医学院”及配套医院的发展要求。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把注意力集中到老协和医学堂附近的豫亲王府。豫王府位于东单三条至干面胡同繁华地带，第一位主人多铎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五子。豫王府鼎盛时期曾有房屋500余间，此时的主人是生于1909年的端镇，由其母佟佳氏“垂帘听政”。随着大清王朝的终结，豫王府也早已生机不再。1916年7月，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用12.5万美元买下豫王府的地产。1917年9月25日下午，北京协和医学院及附属医院奠基及开工典礼仪式在前豫王府举行。
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早期建设阶段，小洛克菲勒是最终决策者，协和是他一手筹划、不惜重金打造的一项慈善事业。1917年，小洛克菲勒正式接替父亲成为洛氏基金会董事长。小洛克菲勒从青年时代起就钟情中华文化，对柯立芝设计的中式建筑细节有着强烈兴趣。他要求“不惜一切代价”，设计建造一所融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和西式先进设备为一体的一流医科大学。 洛氏基金会投入巨资，高标准打造协和。据该校毕业生邓家栋在《协和医学院的创办经过》一文中回忆：“1921年全部建筑完成。原预算为100万至150万美元，结果共耗资750万美元。”美国《时代》周刊记载，从1913年5月开始的十年内，洛氏基金会花费了近8000万美元，其中超过一半的钱用于公共卫生和医学教育，而“最大的单笔礼物是给了北京协和医学院”。
医护人员注重积累经验，探索疾病规律。该校1921年便设立了病案室，与名教授、图书馆并称“协和三宝”。患者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黎民百姓，不管得过几次病，看过几个科，都记录保存。名人如孙中山、梁启超、张学良、冯玉祥、蒋介石、宋氏三姐妹等的病历，至今有案可查。1935年3月5日的一份病历记载了冯玉祥的病患纪录。冯玉祥患腹股沟疝，术前拒绝局部麻醉：“我是一名军人，绝不怕疼，坚决不用麻药！”他因此成为该校首位不用麻药开刀的病人。该校迄今仍是世界保存病历档案最多的医院，其记载的疑难重症及罕见疾病，不少是中国首例乃至世界首例，犹如珍贵的实例教科书。
协和的精英教育没有辜负洛氏基金会的期望。1929年，美国《时代》周刊称该校毕业生“成了中国医界的大半精华，他们每一位都撑起了中国医学的半个世纪的天空”。事实上，该校培养了中国医学界的一大批巨匠泰斗，而关键即在于精英教育，这使其成为令世界医学界瞩目的医学基地。
中断与延续
从1915年到1932年，为扩大北京协和医学院医预科生源，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向燕京大学等13所大学投资220万美金，用于增设新建筑、添加新设备、高聘名教授等，帮助其发展自然科学基础教育。这些学校提高了理科教学标准后，为协和提供了足够的合格生源。于是到了1925年夏天，协和存在了8年的医预科关闭。这本来是扩大生源的权宜之计，却影响广泛，最终对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了积极影响。
进入国民政府时期后，协和开始其中国化进程。1928年6月教育部在其颁布的第一批政令中，要求高等学府校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绝大多数董事也必须是中国人。1929年，协和的美国董事先后递交了辞呈，新董事会中加入了许多中国知名人士，包括胡适、张伯苓、伍朝枢、施肇基、周诒春、翁文灏、刘瑞恒等。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三天，日军在12月9日武力强占北平协和医学院。校长胡恒德、常务副校长霍顿，还有另两名在协和工作的美国人被捕被囚，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才获释。1942年初，该校被迫关闭，学生大多转到其他学校。有的专家直接投入抗战，如林可胜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即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医疗队深入各战区参与救援，1942年至1944年随中国远征军入缅甸作战，任中缅印战区司令官史迪威将军的军医总监。因战事紧张，他经常每日工作16小时，屡获中、英、美政府嘉奖授勋，并晋升为中将。更多的医务人员则继续医学教育事业，如护校校长聂毓禅在西南重建协和护校，李宗恩南下筹办贵阳医学院，张孝骞率湘雅医学院西迁，林巧稚在北京东堂子胡同开设诊所等。“他们在艰难竭蹶之中，为国家保存和培养了可贵的医疗卫生人才，使中国的医学高等教育在残酷血腥的战争期间也没有中断。”
1945年日本投降后，协和重建复校。1947年1月，洛氏基金会拨款1000万美元资助该校办学，这是洛氏基金会有史以来在单一计划上投入最大的捐款。至此，自1916至1947的32年间，洛氏基金会用于创建和发展协和的拨款总数超过4000万美元。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协和原本1950-1951年度的60万美元预算已获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批准，但12月18日美国财政部正式冻结了所有与中国的金融业务及银行账户。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驻北京协和医学院代表劳克斯博士，设法寻求给该校汇款的特别許可证途径。1951年1月17日，劳克斯致函李宗恩校长，说已克服了第一道障碍，可以解冻用于该校的部分基金。1月20日，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来校宣布：北京协和医学院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卫生部接管。1月23日早上，李宗恩校长致电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1月20日本院收归国有。”这是该校与该基金会最后一次直接通话，来自该基金会的最后一笔拨款也随之停止。
此后，北京协和医学院几经易名，曾用名“反帝医科大学”“反帝医院”。1979年中美建交后，协和与洛氏基金会中断近30年的联系得以恢复，基金会随即给该校拨款155万美元，用于建筑修复和设备添置。
协和与洛氏基金会的关系虽有中断，但延续百年，至今不息。今天，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医务人员仍在提供世界水平的医学教育和医疗卫生保健，这正是其创建者所希望的。
（摘自《同舟共进》2017年第7期。作者为河北大学马列教研部教授）
北京协和医学院被称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王冠上的闪光宝石。打造这颗宝石的主要是大卫·洛克菲勒的祖父老约翰·D·洛克菲勒（下称老洛克菲勒）和父亲小约翰·D·洛克菲勒（下称小洛克菲勒）。
洛氏在华慈善事业选定医学
洛氏基金会是由老洛克菲勒创立。洛克菲勒家族起家于石油，到19世纪末已垄断了美国95%的炼油能力、90%的输油能力、25%的原油产量。老洛克菲勒也因此成为美国乃至世界首位十亿富翁。面对滚滚财源，如何运用巨额财富？老洛克菲勒笃信基督教，是个虔诚的浸礼会教徒，深信行善是“爱上帝”与“爱人”的表现以及进入天国的依据。因此，老洛克菲勒相信只有投身公益事业、造福社会才能使自己的财富实现真正价值。到19世纪90年代，他每年都捐献超过百万美元。
但随着向老洛克菲勒呼吁捐款的团体和个人越来越多，每天追踪要钱的人使他应接不暇。老洛克菲勒求助浸礼会牧师盖茨，这位颇有远见的好友告诉他，以他的财富规模，必须“科学式给予”，即采用“永久慈善事业的法人团体形式”。老洛克菲勒采纳了意见，创建了芝加哥大学和资助了众多大学。1901年，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洛克菲勒大学前身）成立，几年之内在医学研究上做出突破性成绩。1913年5月，洛氏基金会注册成立，首批捐资1亿美元。这个美国最早的私人基金会，到1920年代末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慈善机构。
在老洛克菲勒开始打造慈善王国的时候，大洋彼岸正在发生深刻的社会变革。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清末民初的中国从传统社会急速向现代社会转型：经济上，恰是从1863年老洛克菲勒将他的第一桶煤油卖到中国时开始，洋务运动和民国初期民族资本的发展，让传统农业经济经历洗礼，向现代工商业经济转变；政治上，经过戊戌变法、预备立宪和民国初期对民权的保障，延续两千年的专制统治向民主制度转变；思想文化上，因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和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长期的独尊儒术向多元文化转变。
老洛克菲勒也注意到“中国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了机会，空前绝后”，认为让慈善事业漂洋过海的时候到了。1902年，老洛克菲勒唯一的儿子小洛克菲勒资助一个宗教团体到中国考察。考察团提出，教育和社会改革对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中国十分重要。1909年，老洛克菲勒拿出一大笔钱，委派“东方教育考察组”到中国考察，这个考察组则认为虽然科学理性可解中国现代化成功之谜，但办一所像芝加哥大学那样的综合大学尚不现实，建议转向医学。1913年，成立不久的洛氏基金会专门就中国问题进行了讨论，最终决定在中国的项目首选医学。1914年洛氏基金会派出中国医学考察团，遍访北京、天津、上海等十余个城市。洛克菲勒父子根据考察团的报告，拍板决定：首先在北京，建立一所世界一流的医学院。
1914年11月，洛氏基金会设立了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专门负责在华医学项目的管理，并直接建造和运营这所医学院。
“不惜代价”捐建协和
在近代中国，随着国门开放，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兴办报馆、学校、医院、育婴堂、孤儿院等各种公益慈善设施。在洛氏基金会决定在北京创办医学院之前，西方传教士已在北京开办了医院。最早来北京行医的是伦敦宣教会传教士雒魏林，1862年创建了伦敦宣教会北京医院，这是北京第一家西医院。1900年，北京医院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毁，事后伦敦宣教会与美国长老会等五个教会联合成立了华北教育联合会，派英国传教士科克仁在北京医院旧址上创办了“北京协和医学堂”。科克仁在重建医院的同时，其高超医术声誉鹊起，患者不乏朝廷中人。“科克仁大夫最近入宫为李总太监（李莲英）成功医治难症，此实乃向太后展示外国医术效力的宝贵实例”。西方医学得到慈禧的认可，1904年慈禧带头赏银，“特为北京协和医学堂的建立捐赠一万两白银以示褒赏”，王公大臣随即解囊，李莲英也捐赠了一万多两白银。1906年，北京协和医学堂正式落成，在落成典礼上，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40余年的赫德爵士在致辞中希望“这所开风气之先的医学堂”为“许多其他医学堂铺石开路”。果如其然，这所学堂数年之后便为另一所医学院“铺石开路”了。
北京协和医学堂1908年正式开课，到1914年共培养了38名毕业生。但其时医学堂的办学经费已是捉襟见肘、难以为继了。1915年，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用20万美元收购了医学堂全部资产。于是，这里的主人便变为洛氏基金会，一座世界一流的医学院随之崛起。新学校的命名不冠以洛克菲勒的名字，而是保留原名中的“协和”两字，将校名改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的一位官员雄心勃勃地说：“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所不亞于欧洲或美国任何地方的优秀医学院。”
但仅有几座主体建筑的老协和医学堂，并不适应建设“优秀医学院”及配套医院的发展要求。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把注意力集中到老协和医学堂附近的豫亲王府。豫王府位于东单三条至干面胡同繁华地带，第一位主人多铎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五子。豫王府鼎盛时期曾有房屋500余间，此时的主人是生于1909年的端镇，由其母佟佳氏“垂帘听政”。随着大清王朝的终结，豫王府也早已生机不再。1916年7月，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用12.5万美元买下豫王府的地产。1917年9月25日下午，北京协和医学院及附属医院奠基及开工典礼仪式在前豫王府举行。
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早期建设阶段，小洛克菲勒是最终决策者，协和是他一手筹划、不惜重金打造的一项慈善事业。1917年，小洛克菲勒正式接替父亲成为洛氏基金会董事长。小洛克菲勒从青年时代起就钟情中华文化，对柯立芝设计的中式建筑细节有着强烈兴趣。他要求“不惜一切代价”，设计建造一所融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和西式先进设备为一体的一流医科大学。 洛氏基金会投入巨资，高标准打造协和。据该校毕业生邓家栋在《协和医学院的创办经过》一文中回忆：“1921年全部建筑完成。原预算为100万至150万美元，结果共耗资750万美元。”美国《时代》周刊记载，从1913年5月开始的十年内，洛氏基金会花费了近8000万美元，其中超过一半的钱用于公共卫生和医学教育，而“最大的单笔礼物是给了北京协和医学院”。
医护人员注重积累经验，探索疾病规律。该校1921年便设立了病案室，与名教授、图书馆并称“协和三宝”。患者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黎民百姓，不管得过几次病，看过几个科，都记录保存。名人如孙中山、梁启超、张学良、冯玉祥、蒋介石、宋氏三姐妹等的病历，至今有案可查。1935年3月5日的一份病历记载了冯玉祥的病患纪录。冯玉祥患腹股沟疝，术前拒绝局部麻醉：“我是一名军人，绝不怕疼，坚决不用麻药！”他因此成为该校首位不用麻药开刀的病人。该校迄今仍是世界保存病历档案最多的医院，其记载的疑难重症及罕见疾病，不少是中国首例乃至世界首例，犹如珍贵的实例教科书。
协和的精英教育没有辜负洛氏基金会的期望。1929年，美国《时代》周刊称该校毕业生“成了中国医界的大半精华，他们每一位都撑起了中国医学的半个世纪的天空”。事实上，该校培养了中国医学界的一大批巨匠泰斗，而关键即在于精英教育，这使其成为令世界医学界瞩目的医学基地。
中断与延续
从1915年到1932年，为扩大北京协和医学院医预科生源，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向燕京大学等13所大学投资220万美金，用于增设新建筑、添加新设备、高聘名教授等，帮助其发展自然科学基础教育。这些学校提高了理科教学标准后，为协和提供了足够的合格生源。于是到了1925年夏天，协和存在了8年的医预科关闭。这本来是扩大生源的权宜之计，却影响广泛，最终对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了积极影响。
进入国民政府时期后，协和开始其中国化进程。1928年6月教育部在其颁布的第一批政令中，要求高等学府校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绝大多数董事也必须是中国人。1929年，协和的美国董事先后递交了辞呈，新董事会中加入了许多中国知名人士，包括胡适、张伯苓、伍朝枢、施肇基、周诒春、翁文灏、刘瑞恒等。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三天，日军在12月9日武力强占北平协和医学院。校长胡恒德、常务副校长霍顿，还有另两名在协和工作的美国人被捕被囚，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才获释。1942年初，该校被迫关闭，学生大多转到其他学校。有的专家直接投入抗战，如林可胜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即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医疗队深入各战区参与救援，1942年至1944年随中国远征军入缅甸作战，任中缅印战区司令官史迪威将军的军医总监。因战事紧张，他经常每日工作16小时，屡获中、英、美政府嘉奖授勋，并晋升为中将。更多的医务人员则继续医学教育事业，如护校校长聂毓禅在西南重建协和护校，李宗恩南下筹办贵阳医学院，张孝骞率湘雅医学院西迁，林巧稚在北京东堂子胡同开设诊所等。“他们在艰难竭蹶之中，为国家保存和培养了可贵的医疗卫生人才，使中国的医学高等教育在残酷血腥的战争期间也没有中断。”
1945年日本投降后，协和重建复校。1947年1月，洛氏基金会拨款1000万美元资助该校办学，这是洛氏基金会有史以来在单一计划上投入最大的捐款。至此，自1916至1947的32年间，洛氏基金会用于创建和发展协和的拨款总数超过4000万美元。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协和原本1950-1951年度的60万美元预算已获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批准，但12月18日美国财政部正式冻结了所有与中国的金融业务及银行账户。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驻北京协和医学院代表劳克斯博士，设法寻求给该校汇款的特别許可证途径。1951年1月17日，劳克斯致函李宗恩校长，说已克服了第一道障碍，可以解冻用于该校的部分基金。1月20日，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来校宣布：北京协和医学院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卫生部接管。1月23日早上，李宗恩校长致电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1月20日本院收归国有。”这是该校与该基金会最后一次直接通话，来自该基金会的最后一笔拨款也随之停止。
此后，北京协和医学院几经易名，曾用名“反帝医科大学”“反帝医院”。1979年中美建交后，协和与洛氏基金会中断近30年的联系得以恢复，基金会随即给该校拨款155万美元，用于建筑修复和设备添置。
协和与洛氏基金会的关系虽有中断，但延续百年，至今不息。今天，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医务人员仍在提供世界水平的医学教育和医疗卫生保健，这正是其创建者所希望的。
（摘自《同舟共进》2017年第7期。作者为河北大学马列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