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诞生于1921年，但政党成立的思想准备，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党的早期领导人，大多也是从新文化运动以及由它蓄积力量推动的五四运动中进入历史舞台中央的。
　　因此要理解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社会背景和思想背景，时间就必须往前回溯几年，和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连缀起来思考。为什么主流思潮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弄清楚这一点，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诞生就具备了逻辑脉络。

灯塔在100年前的破灭

　　新文化运动宣扬的，主要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其启蒙意义在于，把个人从制度、文化控制中剥离出来，让人们认识到自身的独立性，以及理论上天然享有的权利。
　　如果人人都能意识到并且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中国就不再存在奴隶，共和就是反映人民真实意愿的共和，如此“集人成国”。
　　这一运动，也是在当时作为“灯塔”的西欧、北美民主主义国家的光芒折射。中国人受到这一套思想激励，寻求个人自由和人格独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化改造运动，但最终结果却是在主流上折向了马克思主义，强调不计个人得失，团结起来奋斗，把国家民族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先。
　　五四运动，客观上成为了一个转折点—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线。为什么？
　　第一，从洋务运动以来，每一次改革行动，我们都把欧美作为典范，但发生于“灯塔国家”内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把每一个参战者都打得奄奄一息，满目疮痍，民生哀困，饿殍遍野。
　　望着眼前惨况，中国的知识精英在思考：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未来吗？
　　大战前后欧洲的民生艰难，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帝国主义侵略以及彼此之间的斗争乃至大战，只是国内矛盾的外化。
　　资本主义，这种一直自认为、也被外围世界承认为文明进步的制度，由于其运转过分强调经济效率，而在维护社会公平方面无所作为，乃至国家制度本身就支持对底层百姓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其必然结果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这一点，最早看清楚的还是孙中山先生。他在对欧美社会进行过认真考察之后，深感“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开始注意社会主义问题。中山先生在1903年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欧美今日之不平均，他日必有大冲突，以趋剂于平均，可断言也。然则今日吾国言改革，何故不为贫富不均计，而留此一重罪业，以待他日更衍惨境乎？”
　　所以他表示，“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孙中山对社会主义不排斥，甚至“不能须臾忘”。
　　当然，那时候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仍然是意义模糊的，人们只知这一思想流派主张公平，照顾底层，张扬劳动者的价值，希望通向一个无剥削的社会，但对如何实践，却没有概念。
　　当时世界上也不存在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而没有现实的参照系。而资产阶级的共和民主或立宪民主，则遍及欧美，便于举例谈论，也因为这些国家是中国的殖民者、债务人以及对手，其强盛之道就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
　　第二，最后的“灯塔”在眼前破灭，中国人认识到了国际政治的残酷，玫瑰色的异国，不过是自己幼稚的想象。
　　作为光芒最炽烈的“灯塔国家”的领导者，美国总统威尔逊曾带给中国人无限的希望，以为强国的善良立场，可以给被欺辱、被殖民的国家带来正义。孙中山一直就认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成功，离不开外国的帮助。
　　就连陈独秀先生，也曾在文章中称威尔逊是“世界第一等的好人”。但结果是，理想拗不过现实，个人善意无法左右国际政治的力量现实。历史或有偶然性，但其中的必然性，就是“弱国无外交”，这一点毫无疑义。
　　威尔逊总统固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同时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巴黎和会对中国问题的决定，归根到底是国际权势博弈的结果。最后几个强国商量着，把德国占据的中国土地和权益转让给了日本，中国作为战胜国不但一无所获，还受到了严重的羞辱。

最后的“灯塔”在眼前破灭，中国人认识到了国际政治的残酷，玫瑰色的异国，不过是自己幼稚的想象。

　　第三，1917年，战争正酣时，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一种新的革命方案出现了。
　　五四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主流思想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但同时，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思潮也占有一席之地。
　　一方面，它反映了中国社会在思想层面的活跃，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对民族前途和国家未来的思考与探索当中。但另一方面，它也同时反映了人们的精神迷茫。
　　打一个浅显的比方，如果一个人总是被另一个人欺负，久而久之，就会以欺人者为榜样，力图成为它的样子，甚至对他又恨又爱，产生某种依赖感。这是心理学上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弱者为寻求安全感而发生的心理畸变。
　　“易卜生主义”是当时个人主义的代表，在他的戏剧作品《玩偶之家》中，女主人公娜拉反抗男权，最终出走，成为个人权利意识觉醒的榜样。
　　但很快，思想就延伸到“出走以后怎样”这一层次。后来，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說中说得非常精辟：
　　“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娜拉是觉醒了，意识到自身的个人权利和价值了，但走向外面那不曾改变的世界，她一样无路可走。 　　从根本上说，问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在象牙塔中的思索探寻，虽然开启民智，但由于不具有现实基础，始终还是不得要领。同时，也没有人真正在行动，因为缺乏行动的纲领和方法论，而这是侈谈自由民主永远也无法指明的。
　　所以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向往，在一个被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严格扼制的社会，没有出路，也不可能持续。帝国主义和中国“交流”的目的，不是要把中国变成它的样子，相反，这恰恰是它要防止的。而进入20世纪，尤其是一次大战发生后，欧美社会的巨大的物质进步与令人战栗的贫困并存，以及无解的矛盾导致的资本主义世界内部血战，让中国人逐渐发现，原来自己一直向往的对象，竟也如此不堪。
　　迷茫反而更其深入了。迷茫的深入，本身就是一种觉醒。
　　就在中国人苦闷于过去的榜样被其自身的行为所反证，不知出路何在的时候，列宁领导俄国人民，在中国人最需要新的出路的时候，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新生的苏俄，被帝国主义国家东西夹击，战争压力重重，经济贫困交加，但它居然坚持了下来，没有被打倒，并且宣布俄国成为一个无阶级的社会。
　　这一事实，对中国人而言是何等震撼。当时的中国，在过去70多年里，一直也是被列强环伺、虎狼啃咬，虽然屡仆屡战，但从未获得独立和统一，底层人民也一直深陷水深火热之中。而在苏俄这样一个并不发达的国家，却做到了。
　　列宁领导的苏俄，在革命成功之前即表示应该放弃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以及在中国攫取的一切特权（尽管后来并未实现），对于中国人而言，这种宣示显然比威尔逊漫无所指的口惠更加实际。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目光，不能不被俄国革命所吸引。
　　人们发现，在多年来孜孜以求、日日探索但却没有实行办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之外，还存在一种新的替代方案。它不但能够避开成为欺负你的那个人的样子，从而避开它身上的所有不堪，而且还能用一种全新的能力，打垮这个欺负你的人。

工人阶级教育了知识分子

　　在俄国革命促动下，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就有了空前的兴趣，四处搜寻可以获得的著作来研读。
　　在1919年，还没有一本马克思的原著被完整翻译成中文，人们要么从图书馆借读少数外文著作，要么通过李大钊等先驱的文章，局部了解马克思主义。
　　阅读马克思的著作难度比较大，但它的脉络是容易掌握的。哲学上，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则是对资本主义运转规律和社会矛盾的深刻分析。
　　这两者都告诉人们，资本主义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阶段，而不是文明的顶点，而且它内部的基本矛盾永远无法在现有框架之下得到解决，这就直接回应了中国人的“灯塔困惑”。
　　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则是强调阶级斗争，通过暴力方式，消灭私有制，消除不公正的根源，从而解放全人类，把世界带进一个无阶级的社会，让国对国、人对人的压迫不再复现于世界。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这又回应了当时中国人的方法论迷茫。
　　就是它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五四运动前后许多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社会精英和青年学生内心的声音。
　　李大钊先生在20世纪初留学日本时，就受到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者、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的影响。

有了理论认知，还需要有实际的社会力量来提供信心和依托。就在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所认定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工人阶级登场了。

　　他的专业是经济学，但对资本主义经济学不感兴趣。“一看到河上肇博士介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著，就手不释卷。”
　　而按照胡适的回忆，陈独秀是在五四运动期间因散发传单被捕后，在狱中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当时的中国最为精深，但他性格温和，谦谦君子；而陈独秀先生虽然研究深度不如李大钊先生，但因为其性情暴烈，极富行动能力，很快就成为了组织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积极活动者。
　　从俄国革命、五四运动的触动之下发生深刻转变的，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人物—毛泽东。
　　有了理论认知，还需要有实际的社会力量来提供信心和依托。就在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所认定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工人阶级登场了。一切就是这么风云际会—历史所能给我们提供的精彩，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5月4日以后，北京、上海等各地都有许多工人同情和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6月3日，军阀政府出动军警逮捕了在街头进行爱国宣传的学生千余人，工人的援助也迅猛而至。6月5日，上海日商纱厂首先举行罢工，随后，各业工人也纷纷投入斗争；6月10日，上海全市罢工工人达11万多人。
　　继上海之后，唐山京奉铁路3000余工人、长辛店京汉铁路工人、天津的人力车夫和杭州、九江等地的工人，也纷纷举行了爱国罢工。
　　其它许多城市，如济南、南京、长沙、武汉、芜湖、无锡、厦门、安庆等地工人，也大多参加了集会、请愿、游行示威和抵制日货等爱国斗争。
　　6月9日，上海军政当局急电北京政府，要求立即接受民众主张，平息工人罢工，以免“铸成大乱”。
　　次日，天津总商会也向北京政府发出急电：“栖息于津埠之劳动者数十万，现已发生不稳之象。倘迁延不决，演成事实，其危厄之局，痛苦有过于罢市者。”
　　后来北京政府被迫释放了学生，撤销了曹汝霖、陸宗舆、章宗祥的职务，并且命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与全国工人阶级的迅速响应和坚决斗争是分不开的。
　　工人阶级，被看见了。他们斗争立场的坚定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以及斗争取得的成果，震撼了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