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三套商品房、一辆宝来车、过百万元的财产，在沈阳，这应该算得上是个有钱人了。而拥有这些财产的谷娟（化名）不过是名普通的中学老师，其家当也是谷娟在工作短短6年之内赚来的。据9月12日《时代商报》报道，沈阳一些中学老师一个月下来，工资、奖金和私下给学生补课的收入总和超过万元，已不是秘密。
　　据同日《重庆晚报》报道，距主城500余公里的巫溪境内，在重峦叠嶂、沟壑纵横的大山深处，有一群默默坚守的山村教师，他们将许多孩子送出山外，用微弱之力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自己却几十年一贫如洗。其中51岁的山村教师陈银清从教32年，工资总收入为62240元。
　　一边是城市重点学校的富老师，一边是山村学校里的穷老师，从教师这一职业视角审视，我们没有理由将这样的巨大差别视为正常现象。老师收入提高本是令人高兴的事，但如果其中涉及教育体制中的某些问题，则不能不令我们深思。
　　先看富老师，他们大多从教于城市中的重点学校。其工资、奖金自不必说，重点与非重点校的划分使得重点校的教师占据了某些优先权。重点学校的优秀教师之所以“抢手”，当然与其自身条件有一定关系，但更多的还是来自体制上的恩惠。而少量的重点学校教师与大量的教育需求之间所形成的供求缺口，使得一批教师有机会先富了起来。
　　再看穷老师，这些处于拮据状态的老师，尽管事实上构成了支撑乡村教育的脊梁，但他们却连基本的工资都没有保证。结果，同样是教师，乡村的穷教师不仅不能以教师的职业养家糊口，甚至自己还要家人来养。实际上，他们本应获得一份在当地来说相对体面的工资。而地区之间经济差距造成了乡村老师的窘境。
　　假若城市学校的教育资源能够在不同学校之间公平分配，那么本不该出现重点名校与普通校的区别，也不会有一些教师借教育资源的过度聚集而“暴富”。假若教育资源在地域之间得到公平分配，边远地区的山村学校能获得更多的投入，那么，乡村教育就不会如此艰难，一些山村教师也不会几十年一贫如洗。
　　但愿“穷老师、富老师”的新闻能够引起我们更多思索，也期待教育公平能够真正惠及所有的土地。
　　来源：《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