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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学古代人行走，深入到一个已经消失的远古世界里，去发现历史的美，让这样的历史给年轻人以梦想，给成年人以智慧，给老年人以慰藉。
9月里，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学部教授李开元回到中国。他背着背包，脚蹬旅游鞋，行走在苏北和皖北。他与一位日本友人一道，每天乘长途车，访当地父老，寻访二千年前秦汉之交在这里发生的一系列战争的遗址。“这半个月，我没看过电视，没读过报纸，没听过广播，不知道胡主席在干什么，也不知道安倍下台了。我从现代社会脱逃了……那也是一种享受啊！”李开元说。
飘泊的华人，历史的行者
李开元是在为他《复活的历史》第二部做准备。他这部书的第一部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他在历史的发生地，一站一站地走，在今天的环境中，体验古人的情境。“你一下去才知道，从韩信的家乡淮阴，到项羽的家乡宿迁（下相），再到徐州（刘邦的家乡丰县沛县都在徐州），中间还有一个下邳，是张良呆的地方，它们都在一条交通线上，前后只有七十公里。也就是说，走都走得过来。这些人物，他们彼此就这么近！”
《复活的历史》是一本不好归类的书。它肯定不是学术研究著作，学术研究著作不会这么好读易懂，简直像是故事书。“（刘邦的）母亲被称为刘媪。刘媪，就是刘大妈，都不是名字，而是下层社会的俗称”。学术研究著作不会这样写的。但《复活的历史》也不像是书店里摆得满满的类似“X朝那些事”的大众通俗读物。它与那些大众话本的最大区别是，它可以读得比较“放心”，也就是说，它的叙述，都是在有史料根据的框架内。如果没有直接史料依据，作者会明白告诉你，这一段，我是一种推理，我推理的根据又是什么。《复活的历史》并不想全知全觉地把历史演绎得“跟真的似的”，让你掉进去，它自始至终都让你以今人的清醒，保持着对古人的评判。它叙述的是今人眼中的历史。所以说，李开元是以行走来体验历史，在同一地点，隔着两千年的时空，与古人对话，笔录成一本复活型的历史叙事。
“新史学”播下种子
“这本来是我青年时代的一个想法，我当初进北大的时候，心目中的历史学家就是这个样子的。应该是像司马迁那样，到处走的。”
李开元是1978年考进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他进校不久就明白，今天的人研究历史的方法，已经与司马迁完全不同。今天的历史学是一门学问，是学者们坐在书斋里做考证、写论文、搞研究的规范严密的历史科学。李开元说他用了好长一段时间才适应下来。
走上学术之路的李开元写下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名叫《司马迁下吏受刑年考》。他的学术生涯也发展得挺顺利：本科毕业后，他留校当助教，师从田余庆先生。后来他考取了田先生的在职研究生。大约是在1984年，田余庆对他说，自己要到美国访问一年，希望这期间他能够研究出土的简牍。
田先生亲自为他选定了老师，领着他去登门拜师。但是回来以后，李开元还是对田先生说：简牍我可以研究，但只能把它作为我要做的历史的史料来用。专门研究它，可能与我的天性不合。这时候的李开元，心里仍然隐隐憧憬着，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全新的史学方法？
快到1985年时，李零来找他，说我们能不能搞一个“新史学”运动？与他们志同道合的，还有当时在人大的高王凌，清华的刘北成，北大的阎步克等人，都是不安分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我们像搞串联一样，在各大院校讲演”，李开元回忆说。其中最震动人的一个口号，就是提出“史学危机”。
“新史学”的一个目标，就是黄仁宇式的写作。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当时不仅在学术圈外引起热烈反响，对这批青年历史学者也产生巨大冲击。他们问：历史为什么就变成只有论文的形式？按这个标准，司马迁根本当不了历史学家。他一篇论文都写不了。“历史学就是从叙事开始的。现在，历史学只把司马迁的叙事作为一种研究材料，把叙事开除出去了。我们的历史学丧失了叙事能力。”李开元说。“新史学”运动试图创建一种崭新的表现历史的形式。
1986年底，李开元赴日本留学。他的“新史学”战友们也各自出国散去。但李开元觉得，“新史学”播下的种子，已经埋在那里，早晚会开花结果。
“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鸟
“日本历史学界对科学主义的追求，比我们更有过之。”李开元这样评价。实际上，李开元在日本受到的是更严格的科学方法训练。在2000年时，李开元出版了一本地道的学术著作《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在圈内也颇受好评。
李开元再次燃起对历史新表现形式的兴趣，是在他到就实大学任教之后。在这所“小大学”里，他需要面对那些只是对历史有兴趣、但不打算从事历史专业的学生。有一次，李开元讲甲骨文，内容很艰深，结果就只有一个学生来听。“这对我有很大压力，很大刺激。我感到需要一个让一般人都听得懂的教法”。而且在日本，学校要求教授们都要给社会上的人开讲座。日本有名的教授，一般都写给普通人看的书。李开元感到，写这种书，对语言文字要求更高。
“我想，我应该用中文写这种书。”到了这个时候，李开元深感只有母语才能让自己从容自由地表达。“我会知道文章的魂在哪里，怎样驾驭它。它的文笔和美怎么体现。”.
在写作《复活的历史》之前，李开元已经在秦汉史里浸泡了三十年。他知道真实的史料都在哪里，所有的史料基本都看过，他要尝试的，是表达方法。
“历史学最主要是两个东西：真与美。真，这与科学主义是一致的，科学主义使历史变得更真，这是有很大功绩的，这一点我们要不断地承继下来，可是，如果全部都是科学主义，就丧失了它原来的美，变得味同嚼蜡，篇篇都是八股。”
“《二十四史》的前四史，是人人爱读的，后面的，就没什么人读了，只能翻。前四史，是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陈寿的《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叙事非常优美动人，所以流传久远，不但作为史学，而且作为文学作品来读。后面的，就丢失了它的历史学的美。”
李开元用笼子与鸟，来比喻“真”与“美”的关系。“这鸟笼子，就是真。对史料的研究和解释能到哪里，边界在哪，我是清楚的。史料能够解释的度，我是能够把握的。但是在这史料内，我可以自由地飞。我可以在这个范围里随心所欲，不逾矩。我不逾这个‘真实’。我每一句话，每一个时间和地点，都可以找出根据。我可以有推想，但我会告诉你，这是我的一个合理的推想。”
“现在的问题是，专业的历史学家，他们已经不会叙事，不会飞了。而历史学家不来叙事，说评书的人就会来帮你叙，结果失真。他们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实际是在笼子外面飞，或是干脆就把这笼子框架给拆了。”
拜师司马迁
李开元最崇拜司马迁。《史记》他不知读过多少遍。他把司马迁看作中国历史学的祖师爷。在日本，有一位研究中国史的大师名叫宫崎市定，曾经提出一个相当有影响的看法，他认为司马迁《史记》最精彩部分是虚构的。这样生动的文学性描写，比如鸿门宴，司马迁又不在现场，怎么知道这些对话等等细节？
李开元为此反复研读《史记》。他注意到，在鸿门宴的故事中，实际有一个人物最具英雄气：那是樊哙。在听张良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后，樊哙持盾撞倒卫兵，闯进大帐。项羽赏他喝酒，又给了一条生猪腿，樊哙站在那用剑切开就吃了下去，道：“臣下赴死尚且不退，岂有辞酒不饮之理？”……
李开元说：“为什么实际上主角变成樊哙了？后来我特别注意到，司马迁在‘太史公曰’中提到，他在写这些篇章的时候，到各地去走，访问这些‘老革命’功臣的家乡，他和樊哙的孙子有交往。樊哙和刘邦是最亲密的朋友，是最早跟刘邦上芒砀山的。对于樊哙来说，一生中最光彩的事，就是保驾大功。这也是他家里世代流传的最光荣的家训。实际，司马迁是根据樊哙孙子的口述材料，来写的鸿门宴。当然，这里面可能有添油加醋，但这也是作为当事人樊哙的添油加醋，也有他的史学价值。”
“这样研究了司马迁以后，我大受鼓舞。我也可以这样做：在基于史实的基础上，你完全也可以最大限度地追求它表现的美。”实际上，当李开元沿着司马迁走过的路，行进在中原大地上时，他看到，在那荒草萋萋之下，残垣土冢之间，几千年前人们的金戈铁马，情谊与背叛，机遇与野心，荣耀与幻灭，与那战死的数十上百万人的魂灵，一齐奔涌而来。
他趁着还走得动，还有热血冲动，赶紧行走。林载爵已经报名说，“下次再行走一定要带上他”，提出这同一要求的，还有他的一位韩国朋友。想不到，到了这把岁数，李开元开了个“历史旅游”的时尚之先，要办国际旅游俱乐部。
李开元骨子里有一种浪漫：“这样学古代人行走，深入到一个已经消失的远古的世界里，就是探险，这是每个人心中都有的东西。我们的历史学，应该给年轻人以梦想，同时，给成年人以智慧，给老年人以慰藉。”
李开元，四川成都人。北大历史系毕业，后入东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供职于日本就实大学。景仰司马迁，钦佩罗素。致力于学术创新，追求贯通文史哲的风格。著有《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复活的历史》（长篇系列）、《历史的镜像》，自称“史学三书”。
9月里，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学部教授李开元回到中国。他背着背包，脚蹬旅游鞋，行走在苏北和皖北。他与一位日本友人一道，每天乘长途车，访当地父老，寻访二千年前秦汉之交在这里发生的一系列战争的遗址。“这半个月，我没看过电视，没读过报纸，没听过广播，不知道胡主席在干什么，也不知道安倍下台了。我从现代社会脱逃了……那也是一种享受啊！”李开元说。
飘泊的华人，历史的行者
李开元是在为他《复活的历史》第二部做准备。他这部书的第一部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他在历史的发生地，一站一站地走，在今天的环境中，体验古人的情境。“你一下去才知道，从韩信的家乡淮阴，到项羽的家乡宿迁（下相），再到徐州（刘邦的家乡丰县沛县都在徐州），中间还有一个下邳，是张良呆的地方，它们都在一条交通线上，前后只有七十公里。也就是说，走都走得过来。这些人物，他们彼此就这么近！”
《复活的历史》是一本不好归类的书。它肯定不是学术研究著作，学术研究著作不会这么好读易懂，简直像是故事书。“（刘邦的）母亲被称为刘媪。刘媪，就是刘大妈，都不是名字，而是下层社会的俗称”。学术研究著作不会这样写的。但《复活的历史》也不像是书店里摆得满满的类似“X朝那些事”的大众通俗读物。它与那些大众话本的最大区别是，它可以读得比较“放心”，也就是说，它的叙述，都是在有史料根据的框架内。如果没有直接史料依据，作者会明白告诉你，这一段，我是一种推理，我推理的根据又是什么。《复活的历史》并不想全知全觉地把历史演绎得“跟真的似的”，让你掉进去，它自始至终都让你以今人的清醒，保持着对古人的评判。它叙述的是今人眼中的历史。所以说，李开元是以行走来体验历史，在同一地点，隔着两千年的时空，与古人对话，笔录成一本复活型的历史叙事。
“新史学”播下种子
“这本来是我青年时代的一个想法，我当初进北大的时候，心目中的历史学家就是这个样子的。应该是像司马迁那样，到处走的。”
李开元是1978年考进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他进校不久就明白，今天的人研究历史的方法，已经与司马迁完全不同。今天的历史学是一门学问，是学者们坐在书斋里做考证、写论文、搞研究的规范严密的历史科学。李开元说他用了好长一段时间才适应下来。
走上学术之路的李开元写下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名叫《司马迁下吏受刑年考》。他的学术生涯也发展得挺顺利：本科毕业后，他留校当助教，师从田余庆先生。后来他考取了田先生的在职研究生。大约是在1984年，田余庆对他说，自己要到美国访问一年，希望这期间他能够研究出土的简牍。
田先生亲自为他选定了老师，领着他去登门拜师。但是回来以后，李开元还是对田先生说：简牍我可以研究，但只能把它作为我要做的历史的史料来用。专门研究它，可能与我的天性不合。这时候的李开元，心里仍然隐隐憧憬着，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全新的史学方法？
快到1985年时，李零来找他，说我们能不能搞一个“新史学”运动？与他们志同道合的，还有当时在人大的高王凌，清华的刘北成，北大的阎步克等人，都是不安分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我们像搞串联一样，在各大院校讲演”，李开元回忆说。其中最震动人的一个口号，就是提出“史学危机”。
“新史学”的一个目标，就是黄仁宇式的写作。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当时不仅在学术圈外引起热烈反响，对这批青年历史学者也产生巨大冲击。他们问：历史为什么就变成只有论文的形式？按这个标准，司马迁根本当不了历史学家。他一篇论文都写不了。“历史学就是从叙事开始的。现在，历史学只把司马迁的叙事作为一种研究材料，把叙事开除出去了。我们的历史学丧失了叙事能力。”李开元说。“新史学”运动试图创建一种崭新的表现历史的形式。
1986年底，李开元赴日本留学。他的“新史学”战友们也各自出国散去。但李开元觉得，“新史学”播下的种子，已经埋在那里，早晚会开花结果。
“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鸟
“日本历史学界对科学主义的追求，比我们更有过之。”李开元这样评价。实际上，李开元在日本受到的是更严格的科学方法训练。在2000年时，李开元出版了一本地道的学术著作《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在圈内也颇受好评。
李开元再次燃起对历史新表现形式的兴趣，是在他到就实大学任教之后。在这所“小大学”里，他需要面对那些只是对历史有兴趣、但不打算从事历史专业的学生。有一次，李开元讲甲骨文，内容很艰深，结果就只有一个学生来听。“这对我有很大压力，很大刺激。我感到需要一个让一般人都听得懂的教法”。而且在日本，学校要求教授们都要给社会上的人开讲座。日本有名的教授，一般都写给普通人看的书。李开元感到，写这种书，对语言文字要求更高。
“我想，我应该用中文写这种书。”到了这个时候，李开元深感只有母语才能让自己从容自由地表达。“我会知道文章的魂在哪里，怎样驾驭它。它的文笔和美怎么体现。”.
在写作《复活的历史》之前，李开元已经在秦汉史里浸泡了三十年。他知道真实的史料都在哪里，所有的史料基本都看过，他要尝试的，是表达方法。
“历史学最主要是两个东西：真与美。真，这与科学主义是一致的，科学主义使历史变得更真，这是有很大功绩的，这一点我们要不断地承继下来，可是，如果全部都是科学主义，就丧失了它原来的美，变得味同嚼蜡，篇篇都是八股。”
“《二十四史》的前四史，是人人爱读的，后面的，就没什么人读了，只能翻。前四史，是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陈寿的《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叙事非常优美动人，所以流传久远，不但作为史学，而且作为文学作品来读。后面的，就丢失了它的历史学的美。”
李开元用笼子与鸟，来比喻“真”与“美”的关系。“这鸟笼子，就是真。对史料的研究和解释能到哪里，边界在哪，我是清楚的。史料能够解释的度，我是能够把握的。但是在这史料内，我可以自由地飞。我可以在这个范围里随心所欲，不逾矩。我不逾这个‘真实’。我每一句话，每一个时间和地点，都可以找出根据。我可以有推想，但我会告诉你，这是我的一个合理的推想。”
“现在的问题是，专业的历史学家，他们已经不会叙事，不会飞了。而历史学家不来叙事，说评书的人就会来帮你叙，结果失真。他们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实际是在笼子外面飞，或是干脆就把这笼子框架给拆了。”
拜师司马迁
李开元最崇拜司马迁。《史记》他不知读过多少遍。他把司马迁看作中国历史学的祖师爷。在日本，有一位研究中国史的大师名叫宫崎市定，曾经提出一个相当有影响的看法，他认为司马迁《史记》最精彩部分是虚构的。这样生动的文学性描写，比如鸿门宴，司马迁又不在现场，怎么知道这些对话等等细节？
李开元为此反复研读《史记》。他注意到，在鸿门宴的故事中，实际有一个人物最具英雄气：那是樊哙。在听张良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后，樊哙持盾撞倒卫兵，闯进大帐。项羽赏他喝酒，又给了一条生猪腿，樊哙站在那用剑切开就吃了下去，道：“臣下赴死尚且不退，岂有辞酒不饮之理？”……
李开元说：“为什么实际上主角变成樊哙了？后来我特别注意到，司马迁在‘太史公曰’中提到，他在写这些篇章的时候，到各地去走，访问这些‘老革命’功臣的家乡，他和樊哙的孙子有交往。樊哙和刘邦是最亲密的朋友，是最早跟刘邦上芒砀山的。对于樊哙来说，一生中最光彩的事，就是保驾大功。这也是他家里世代流传的最光荣的家训。实际，司马迁是根据樊哙孙子的口述材料，来写的鸿门宴。当然，这里面可能有添油加醋，但这也是作为当事人樊哙的添油加醋，也有他的史学价值。”
“这样研究了司马迁以后，我大受鼓舞。我也可以这样做：在基于史实的基础上，你完全也可以最大限度地追求它表现的美。”实际上，当李开元沿着司马迁走过的路，行进在中原大地上时，他看到，在那荒草萋萋之下，残垣土冢之间，几千年前人们的金戈铁马，情谊与背叛，机遇与野心，荣耀与幻灭，与那战死的数十上百万人的魂灵，一齐奔涌而来。
他趁着还走得动，还有热血冲动，赶紧行走。林载爵已经报名说，“下次再行走一定要带上他”，提出这同一要求的，还有他的一位韩国朋友。想不到，到了这把岁数，李开元开了个“历史旅游”的时尚之先，要办国际旅游俱乐部。
李开元骨子里有一种浪漫：“这样学古代人行走，深入到一个已经消失的远古的世界里，就是探险，这是每个人心中都有的东西。我们的历史学，应该给年轻人以梦想，同时，给成年人以智慧，给老年人以慰藉。”
李开元，四川成都人。北大历史系毕业，后入东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供职于日本就实大学。景仰司马迁，钦佩罗素。致力于学术创新，追求贯通文史哲的风格。著有《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复活的历史》（长篇系列）、《历史的镜像》，自称“史学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