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大运河的贯通，让北京从一个地方城市开始向全国政治中心演变。”著名考古学家刘庆柱的这个观点，也被人们形象地称为“运河上漂来北京城”。
　　2017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北京大运河森林公园时强调，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北京要积极发挥示范作用。
　　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又作出重要批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就地理位置而言，北京在大运河的北端起点上，是大运河的“龙头”。而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北京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上也要责无旁贷地发挥“龙头”作用。

　　“龙头”怎么当？
　　北京市已经列出了任务清单：运河沿岸修文物、挖内涵、治环境等行动正有条不紊地展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规划有望在不久后出台;此外，北京还有着通过大运河文化带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搭建深度交融桥梁的雄心。

把大运河写进城市总规

　　1860年9月23日，28岁的意大利裔英国人费力斯·比托最后检查了一遍笨重的湿版摄影设备，将镜头对准了一座令他心动的千年东方古塔——燃灯佛舍利塔（简称“燃灯塔”）。
　　燃灯塔是大运河四大名塔之一，沿着大运河北上，“一枝塔影认通州”，北京城也就不远了。
　　作为英法联军的随军摄影师，比托和军队在进入北京城之前来到了通州城。北运河秋水荡漾，一片宁静，比托预感到，战火即将打破古都的宁静，他要为这些美丽建筑留下倩影。
　　但比托无法预料的是，一个半世纪后，这张“燃灯塔影”将被公认为最早的北京影像。
　　比托拍摄的北京古建筑中有幸完好遗存的不多，而燃灯塔至今仍矗立在北运河西畔。2017年11月，燃灯塔完成了为期七个月的修缮，重新开放，与北京通州副中心建设的景观遥相呼应。

　　这是北京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缩影，北京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对《瞭望东方周刊》透露，2018年，北京还将启动白浮泉遗址、延庆寺、万寿寺、永通桥（八里桥）等文物腾退及保护工作。
　　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在北京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座谈会上指出：“包括大运河文化带在内的三大文化带，是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重要抓手。近期要首先抓好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北京是全国第一个将大运河文化带写进城市总体规划的城市——《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提出了三个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和大运河文化带。三个文化带从2015年上半年开始酝酿概念和规划，2017年正式推进实施。
　　北京市文物局局长舒小峰回忆，在2015年研究制定相关规划的过程中，北京市文物局提出了有关概念，“最早的提法是西部西山文化带、北部长城文化带、东部运河文化带。”
　　“中央有关部门调研室了解到这一工作设想，他们推而广之，对整个大运河建设作了调研，中央领导也有批示，最终就加了一个‘大’字。”舒小峰说。
　　一个“大”字，意味着北京段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须放在全国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统筹考虑，也彰显出大运河文化带以“世界视野、中国高度、本土特色”为主旨、作为“国家金名片”的文化工程的地位。
　　上述北京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三个文化带的建设，将有利于疏通古都北京的历史文脉，让历史文化景观点线相连，与山水相依的自然生态景观相结合，为全面保护古都风貌奠定基础。”
　　同时，三个文化带周边区域也辐射了津冀，从而带动京津冀社会、文化、经济更好地全面发展。

列出任务清单

　　北京市社科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荣大力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为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北京市委、市政府成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梳理出重点项目。制定了折子工程，把每项任务都细化、落实到具体责任单位，明确了时间节点、标准要求”。
　　2017年7月，蔡奇就推动大运河文化带保护利用工作进行调查研究，他在之后的座谈会上指出：“近期，要本着保护、传承、利用的总原则，聚焦修缮文物、挖掘内涵、整治环境、提升品质等环节，列出任务项目清单，制定五年行动计划。坚持分类推进，重点突破。”
　　一个月后，北京成立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蔡奇任组长。在此基础上，北京成立七个专项工作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组就是其中之一。
　　该建设组由北京市发改委和北京市文物局牵头，25个政府部门和7个区参与，主要负责研究编制大运河文化带保护建设规划、五年行动计划和年度工作计划。
　　对大运河文化带保护建设规划的制定，蔡奇指出：“顶层设计规划要具有较强可操作性，坚持问题导向，做到长短结合、远近衔接，明确具体实施方案，责任落实到区和部门。”
　　前述北京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大运河文化带保护建设在三个文化带中“研究起步时间较早，目前初步规划成果已提交市领导小组审议”。
　　与此同时，北京市各区各部门正在有条不紊地落实2017年7月那场座谈会上列出的任务清单。
　　具体的任务，分为遗产类、挖掘类、环境类、水系类、文创类等不同类别。 　　实际上，2018年将启动的白浮泉遗址、延庆寺、万寿寺、永通桥（八里桥）的文物修缮，正是遗产类任务的重点。
　　挖掘类方面，主要是组织专家研究大运河文化带历史文化内涵，整理出版研究成果，同时收集和保护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讲述更多能够传诵的运河故事。
　　环境类方面，要加快大运河沿线景观提升和生态修复，打造滨水景观，同时，严控沿线建设用地，加强城市设计。
　　水系類方面，采取治水、引水等方式，保护好现有运河河道，创造条件逐步恢复玉带河故道、明清通惠河、北运河故道三条古河道和运河沿岸古码头，同时加紧推进北运河京津冀三地通航工程。
　　文创类方面，相关区要根据规划，因地制宜、布点发展。就整体而言，大运河通州段是重点。要结合副中心规划建设，彰显蓝绿交织、水城共融城市特色;规划建设好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运河博物馆等文化设施，将大运河文化带打造成标志性文化品牌。

“我们也是运河人家”

　　“我主张追求人的主体性，不能只限于物的保护、静态的保护，不能让作为大运河建设者、享用者和文化传承主体的人被代言，被统计在一些冰冷的数字当中。”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北京市政协委员杨利慧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荣大力认为，“发挥人的主体性”的观点，抓住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的根本性问题。而要发挥好人的主体性作用，就需要有一个“认知认同、践行参与、共享成果”的过程。
　　2018年3月9日下午，通州区图书馆举办了一场有关大运河文化的讲座，主讲人是北京史研究会会长李建平。他用自己在北京运河水系考察中拍下的古迹和景观照片，为台下一百多位市民讲述了运河与北京的关系。
　　“原来北京这些河流和大运河的关系这么深。”一位市民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展示了她的笔记，“比如昌平的白浮泉，我知道那儿有个湿地公园，但现在才知道它是运河源头，这儿的水被郭守敬引向昆明湖、积水潭，一直到了大运河里。”
　　经常有人对荣大力说：“我们家就在通惠河边上，我们也是运河人家。”
　　“讲到这一点时，他们是很自豪的。”荣大力说，“过去，通惠河两岸对有些北京人来说就是一个房地产概念，觉得那里地皮很昂贵。随着大运河历史文化内涵的挖掘和普及，大家知道了它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心里就有一种身份认同。”
　　在通惠河畔的高碑店村，与古老的平津闸一街之隔，有一家高碑店村史博物馆，馆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漕运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从改革开放至今”三个展区。
　　其中，漕运展区的老物件有不少都是村民捐献的，这个展区也是村中老人们最爱参观的地方，71岁的村民王培杰对媒体说：“哪怕只是在博物馆里静静地看着那些老照片和老物件儿，也仿佛回到了小时候。那些高跷的鼓点、香甜的井水还有老闸窝起闸板时的劳动号子，仿佛就在昨天。”
　　杨利慧认为，仅有这些静态实物和文字资料的搜集和展示还不够，有必要对运河沿线那些“蕴含着人的智慧、情感和生命体验的有温度的故事”进行搜集整理。
　　在2018年北京市两会上，杨利慧提交了《关于抢救性建设“京津冀大运河口述史影像数据库”的提案》，她建议：由北京市政府牵头，与天津、河北协作，以口述史方式、运用现代影像技术，共同开展“京津冀大运河口述史影像数据库”的建设。

“串珠成链”

　　杨利慧说，若能在京津冀联合建立一个大运河口述史影像数据库，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实施大运河文化带的保护和长远建设，另一方面也能够切实深化、推进北京市“一城三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决策。
　　“运河分段来看很平常，但是连起来就是鸿篇巨制。”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王水法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长期以来，沿线省市在大运河文化带上各自为政、相互竞争，协同发展的态势还未形成，这样的局面亟待打破。
　　多位大运河研究专家都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作为协同发展的高地，在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中，京津冀应该从我做起，率先垂范。
　　“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上，京津冀政府在很多场合都强调了三地联动的重要性，三地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为联动设想的实现创造了非常好的局面。”杨利慧说。
　　京津冀对北运河复航、运河文化旅游带开发的共同推进，就是一个例子。
　　从现实意义讲，三地协同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契合了“地相接，人相亲”的文化地理概念，也为京津冀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厚重文化内涵，从而带动沿线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发展。
　　“文化带建设的专业性非常强，除了政府的主导，学界的智囊作用也很关键。”荣大力说。
　　然而，相关专家也指出，大运河沿线地区的文化资源禀赋各异，就全流域而言，研究开发工作还不平衡不充分，研究成果碎片式分布，缺乏有全域协同发展视野的大型研究成果。
　　“这与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要求不相适应，需要加强交流、融会贯通、串珠成链。”荣大力说，“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上，也要站在京津冀协同这个角度，更多地加强学术上的交流。”
　　从功能和职能定位出发，北京市社科联为适应大运河文化跨地域带状分布的特点，由北京辐射到津冀，再由京津冀辐射到大运河沿线其他省市，牵头建设了跨地域整合学界研究资源的协作平台。
　　2017年12月，京津冀三省市社科联共同召开协同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会，向大运河沿线其他省市社科联发出了携手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倡议。
　　2018年1月，在北京市社科联倡导下，大运河沿线八省市社科联和北京市网信办又联合建立了“八省市社科联 北京市网信办”协同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联席会议机制，由北京市社科联的主要负责人担任召集人，成立了组织机构，明确了协作项目，定期组织信息沟通，搭建起全域协作平台。
　　基于这样的全域协作平台，八省市社科联可以围绕项目提出协同方案，共同研究分析项目推进形式、协调项目执行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而率先开展的项目，就是北京市社科联提出的“我身边的运河故事”征集发布活动和大运河文化词条搜集编纂工作。
　　在荣大力看来，大运河体现了文化的交流、民族的交融，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也要互联互通，“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既是文化聚集的高地，也是文化辐射的高地。大运河文化带线性、开放的特点，利于将北京的文化影响力辐射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