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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新文学”虽然已进入大学的课堂，但在特定的学科等级中，位置还相当边缘。出于对自身合法性的辩护，新文学争议最大的部分——新诗，往往成为课堂讲授的重点，它纷繁复杂的历史展开，也非常适合成为系统讲授的对象。在这一过程中，学院的知识生产方式，也潜在地塑造了新诗的历史想象，以“分期”为代表的线性叙述，成为后来新诗讨论的奠基性模式。当然，在知识化、经典化的同时，大学与文坛之间的张力，还是在沈从文、废名等人的新诗讲述中，留下鲜明的个人色彩。他们独特的“问题意识”和对线性历史想象的闪避，为反思模式化的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