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的“老油画”是指自1887年李铁夫先生留洋专门学习绘画，及至民国时期接受教育的艺术家的作品。在中国百年油画发展史上，第一代、第二代的油画家是重要的开拓者，由于存世量小，价值有待挖掘，所以除了个别艺术家得到了应有的关注，有许多艺术家仍鲜为人知。本刊从1月刊起，将陆续推出“老油画”系列报道，选取独具代表性却并不是耳熟能详的两岸三地的艺术家，讲述他们的艺术之路。
　　台湾的西画发展史不满百年，郭柏川作为台湾第一代西画家，颇具代表性，但他的名字对于大陆仍显得略感陌生。生于1901年的郭柏川，1928年进入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他在接受外光派油画正统训练的同时，又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现代主义的诸流派。1933年毕业后留日继续研习绘画，回国后长居北平12年。
　　留日习画期间，郭柏川认识了画家梅原龙三郎，此人在郭柏川艺术发展的道路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梅原氏生于1888年，卒于1986年，近百年的生命历程横跨明治，大正、昭和三代，完全参与并见证了日本美术的近代发展历程。1908年梅原赴欧洲留学，师从印象派大师雷诺阿。梅原龙三郎的艺术追求在统一的基调中显出色彩的丰富感，作画喜以红色勾勒表现对象的轮廓线，并发展出用油彩画在日本的和纸上，而非常规的亚麻布。其次，梅原龙三郎回到日本后，也受到传统日本和画的影响，并融入在其后来的艺术创作中，这些都对郭柏川的艺术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留日期间郭柏川的经济状况十分拮据，不仅学费没有着落，有时甚至一日三餐都成问题，谈到当时的窘境时，他曾回忆说：“平常我没多少钱，但为了研究人体表现，模特却不能不请。因此只好简单打发三餐问题，日本人习惯上不吃鸡头和内脏，所以能以最少的代价在市场上买到，我常整锅放在供模特保暖的炭炉上煮食，不也是过着食有鸡的高等生活吗？”为补贴生活所需，他还偶尔绘制和服腰带、盘饰，他静物中多作盘碟或许可以从这段经历中看出些许缘由。
　　1937年抗战爆发后，郭柏川离开东京，去往满洲写生，随后来到北平直至1948年，郭柏川在北平从事教学与创作期间，他广泛和当地画家交游，尤与黄宾虹交情甚笃，并受到中国画精神意向的影响，将表达精神内涵作为其艺术的首要追求。1946年郭柏川在宣纸上以油彩创作的《苹果与画布》是他北平时期的成熟之作。在北平期间郭柏川患上了当时几乎是绝症的黑热病，这也成为他艺术上又一个节点。
　　在医生的建议下，为了疗养身体，郭柏川在1948年9月返回了气候宜人的台湾，这离他初次离开台湾已经22年。返回台湾后，郭柏川便在台北中山堂举办了其首次台湾个展。1950年，郭柏川应聘到台南成功大学建筑系任教，直至退休。1952年，他集合一干艺术同道，发起了美术研究团体“台南美术研究会”栽培美术后进，惜因开销过大而难以为继，改由郭柏川在其住处设画室继续从教。除了积极培养台湾本土的美术新生力量，郭柏川还曾向市长谏言，极力主张建美术馆。并曾主张“南美会”的成员捐画作进行义卖来筹集资金，但惜由于少数成员的短见，不愿义捐作品来筹政府项目，最终画家的这一理想还是流产了。
　　郭柏川的作品个人风格十分突出，从1943年开始，他开始采用油画颜料直接在宣纸上作画的方式进行创作，这与他在北平时期受传统中国画意向表达的诉求有很大关系。宣纸是传统中国画表达意境的重要媒介，具有很强的吸水性，水墨渗透迅速，非熟练者不易掌握，而西画作为油性颜料，具有易覆盖，并无水墨所特有的浓淡区别，且下笔即干，无法进行二次修改，所有这些因素均增加了绘者的表现难度，但我们从郭柏川留下的作品中，却发现他很好地调和了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画种，并开创出极富个人特色的绘画风格。他作画喜欢运用笔法迅疾的短线条，这一方面是由于油彩在宣纸上落笔即定，无法再次修改，无法精于细节与质感的描绘，所以郭柏川的作品无论风景，还是静物都以表达大的动势为先。他曾说过：“由于宣纸作画不易修改，运用快速的短笔触较不易失败。”
　　色彩运用方面，郭柏川的作品喜以红色，青色线条勾勒轮廓，用色薄但是却能将表达对象的质感带出，画面整体风格清丽雅致，颇有水彩通透的韵味。其次，郭柏川作品中通常皆为暖色系，高明度，高彩度，使得他的作品虽为油彩，却让人联想到轻快、明朗、格调轻松的水彩画般的清新。其静物画《葡萄》便是一生动例证，葡萄是郭柏川较为偏爱的一个静物创作题材，此作完成于1966年。画面紫红的荔枝配以带蓝色边饰的白瓷盘，粉色的背景，阴影处极为透明清澈，视觉元素单纯但色彩鲜艳，对比强烈，装饰性极强。物象的刻画不求精细，近乎写意。郭柏川早期的静物作品多倾向于细致状写，而1960年代以后的作品则更为注重主观表现与视觉试验。郭柏川作品静物多采用俯视的角度，由少数几组主色组成一个气息绵密，柔和典雅的结构。
　　在台湾的那段时间是郭柏川艺术上的成熟期，尤其是许多以表现台南自然风情的写生最为精彩，其中的代表作《台南孔庙大成殿》（1954年），《凤凰城》（1972年）等，用朱红的色彩构建气势恢宏的建筑，从中仍可见北平时期留给他的深刻影响。早期用色和缓，寓居北平时由于京城皇家建筑的富丽堂皇的朱红，碧绿、金黄完全不同于早年的室内作画经验，偏爱红色，粉色、湖蓝入画。他用大量的松节油大笔刷底色，透过宣纸造成色调渲染，表现出一种柔和的色调。郭柏川作品有一个独特的签名习惯，即中国印章式的署名，在朱文框内署“柏”字，如为纵式，上书中国数目字的年款，如为横式便以阿拉伯数目配纪年，对画面起到了平衡视觉的效果。《台南孔庙大成殿》所表现建筑与印章均是朱红色调，感情浓烈的将深厚的中国绘画特质融入到西画中，并以其极富个人风格的表现来诠释。
　　可以说郭柏川在扩大西画在中国的接受度的同时，更在西洋绘画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点上，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郭柏川曾对学生董日福说到：“我有水彩的特性，也有油画的特性，还有中国的笔法。”台湾评论家王白渊在《台湾美术运动史》中这样概括其艺术：“其画风重感觉，重写不重画，寓繁于简，变化多而极调和，另创一新风格。”
　　关于郭柏川的专著，大陆并没有见有出版。台湾所见的出版物也很有限，包括艺术家妻子朱婉华所著《柏川与我》，不过五六本。郭柏川留日期间所作作品目前几不得见，在北京写生的作品留下的也很少，大量作品存于台湾的美术馆与私人藏家手中，艺术家留下的作品基本分为：人物、静物、风景三大类。郭柏川去世时，其家人忙于丧事，存在其画室中的许多作品连同早年梅原寄赠的画册均不翼而飞，这对于研究资料本就匮乏的艺术家不免是一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