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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南(1927－ )曾用名高庆琏、高庆琮。祖籍山东曲阜，生于吉林省长春市。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文学院哲学系，燕京大学文学院新闻系、外文系。194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后，在中央外事学校学习、任教。新中国成立初，任北京外国语学校(今北京外国语大学)英文部班主任、法文部级主任。抗美援朝战争初期，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俘管团内勤组组长。进入外交部后历任驻巴基斯坦使馆三等秘书、二等秘书，外交部办公厅一科副科长、科长，西亚北非司科长，驻坦噶尼喀使馆二等秘书，驻坦桑尼亚使馆二等秘书、一等秘书等。1971年11月起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历任一等秘书、参赞、副代表(大使衔)。1983年1月起历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副部长，外交学院院长(兼)，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等职。为第七、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委员。我在外交部的最初岁月
韩念龙受到周总理的严厉批评
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后，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管理团政委的韩念龙接到电报，叫他近期回北京。因为我国跟巴基斯坦建交了，确定他到巴基斯坦当大使。韩念龙原来在军调部呆过，是军调部驻淮阴小组的代表，挂的军衔是上校。韩念龙决定要我跟他去巴基斯坦。我当时在朝鲜任志愿军俘管团内勤组组长。
韩念龙是贵州铜仁人，是一个老革命，抗战以前就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抗战以后被编入新四军行列，后来调到华东野战军第三十三军当政委。1949年12月下旬，韩念龙在杭州参加解放定海作战会议时，突然接到调离部队的命令。接到命令后，他向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请求：组织上是否可考虑不调动自己的工作。陈毅的答复直率简单：“少说废话，执行命令，赶紧动身。周总理来电催了。”韩念龙只得离开三野，去向周恩来报到……
从朝鲜回来，在北京休整了几个月，我就跟韩念龙去巴基斯坦了。当时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不多，除了苏联、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其余就是亚洲的几个邻国。
我们去了以后，巴基斯坦要派第一任驻华大使。我们派去的是位将军，他们也要派位将军到中国当大使，就是罗查将军。派出之前的一天，巴基斯坦的礼宾司司长坐在汽车里跟韩念龙聊天，他不知从哪儿得来的消息，说印度潘尼迦大使是向毛泽东主席呈递国书的，我们这位大使，有人说是要安排向朱德副主席呈递国书。这个不合适。还是换毛泽东主席吧。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有6位副主席，朱德排在第一。韩念龙不知原委，当场就答复了一句：根据我们法律上规定，主席不在的时候，副主席照样可以代表国家接受外国驻华大使呈递的国书。这没什么差别。当时还没有颁布宪法，但是政治协商会议已经开过，有《共同纲领》，还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他以为答得很得体，回去就发了封电报，告诉国内，巴基斯坦的礼宾司司长怎么说，他是怎么回答的。隔了一两天，一封电报来了，严厉地批评了韩念龙，说他犯了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这么大的问题，你不请示，不报告，随便回答，应该作深刻检讨，而且要在全馆随员以上的外交官面前检讨。署名是周恩来。周总理还要韩念龙联系历史，检查过去有没有个人主义、骄傲自满。全使馆外交官大概有十几个人吧，他就当着大家的面作检查，还要大家提意见，折腾了一两个星期。最后，一份详尽的检查报回去了。上边没说不可以，这才过了关。这次给大家的震动很大。因为印巴正在闹矛盾，从政治上考虑，我们应该平等对待。后来，罗查来了，果然不是朱老总，而是毛主席接受他递交的国书。随着中巴友谊的进一步发展，说明周总理是很有远见的。
1955年我离开巴基斯坦以后，中巴两国关系开始转变。特别是1960年，中印关系一紧张，这个三角关系就变化了。宋庆龄去访问，巴总理苏瓦拉底访华，就打开局面了。不久，韩念龙也调任中国驻瑞典大使，从此，我和韩念龙就没有再在一起工作过，但是友谊还是一直保存着。“文革”前后，他去琉璃厂去看旧书时还约上我，有时候一起买几本旧书。
我是在1951年8月去巴基斯坦参加建馆工作的，在巴基斯坦前后呆了4年左右的时间。原来是三等秘书，过了2年升为二等秘书。我在办公室秘书处。办公室主任是郑为之，政务参赞。调研室主任是秦慎之，他是一等秘书。还有一个文化组。总务组组长是李玉池，他也是一等秘书，回族。因为到巴基斯坦，穆斯林国家，给他取了个回族名字，叫恩马尔。李玉池后来当了总务司副司长，改革开放初期，担任中国驻索马里大使。其他一等秘书还有丁谷，三等秘书有韦建业。英语翻译除了温业湛，还有韦建业的爱人林蔼丽。
在巴基斯坦这几年，应该算作我的“外交学徒”生涯。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接触外交，外交到底怎么干，一开始大家都很茫然。
新中国成立初期，与印度的关系是“兄弟去，拍一拍”，就是“印度和中国是兄弟”的意思。那时正是两国关系最热的时候，而巴基斯坦是冷的时候。巴基斯坦参加了美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那是包围我们的，是遏制中国的。美国搞“东南亚条约组织”，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又搞了一个“中央条约组织”。把穆斯林国家也搞起来，整个形成了对中国、苏联的包围圈。美国搞军事条约，巴基斯坦也参加了。当时外交很难开展。我记得一次韩念龙在宴会上碰到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弗鲁拉汗时，先伸出手来，他却调转头走了，不理你。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以民促官”，多做群众的工作，多做民间的工作。搞贸易，搞文化交流，办展览会。还派出了第一个伊斯兰朝觐团到巴基斯坦活动，然后到麦加朝圣。
更多的时间我们还是学习外交。1952年4月到5月开第一次使节会议，明确了要团结世界人民结成广泛反帝统一战线的总方针，要区别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就是说“分清敌友”，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也要争取团结。在策略上，要“细水长流”，要“弯弓不发”。这些都是毛主席讲的。策略上“后发制人”比较主动。帝国主义先打我们，先侵略我们，我们再后发制人。“不为天下先”，这是老子的思想，被运用在外交斗争上了。然后，怎么区别对待，要团结大多数，这些思想都在慢慢形成。等五项原则出来以后，经过万隆会议，就更清楚了。
经过第一次使节会议，从政策上、路线上明确了许多东西，组织纪律、业务工作得到了锻炼。在巴基斯坦，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外交授权有限”，要提高纪律性，不能随便讲话，要多请示，多报告。我无论走到哪里，对下面常讲的一个例子就是韩念龙挨批那件事情，用来教育新干部。
从外交部办公厅到亚非司
1955年我因病从巴基斯坦回国。回国后，就回到外交部了，被分配到办公厅工作。办公厅有机要处、档案室等。我们那是办公厅的一科，管翻译，还编了一份外交通讯。这份内部刊物叫《外交业务》，就是从各个司、局组稿，业务上有什么总结、经验交流之类，就刊登在那上面。
刚去的时候我担任秘书处翻译科副科长，负责编辑外交部内部业务交流刊物和管理口、笔译译员的工作。当时秘书处由岳良分管。岳良原来在公安部一部门任局长，差不多在我回国的同时，他担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翻译科里面的人就多了：冀朝铸、过家鼎和邱应觉是搞英文的，还有裘克安，由他来定稿；搞法文的齐宗华和搞俄文的李越然当时不在外交部，后来是一起参加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还请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教授周珏良。后来我们进入联合国以后，也把他调去了。还有后来驻加拿大的大使张毅君。那时候排得上号的大翻译是冀朝铸和过家鼎。
一开始，外交部最忙的，一个是苏欧司，开始是伍修权当司长；另一个是亚洲司。别的司都是冷门，美澳司连一个建交国家也没有。柯柏年司长就坐在那里搞研究，编资料。后来成立的西亚北非司也是这样子。万隆会议后，反殖民主义的浪潮、独立运动的浪潮、民族解放的浪潮席卷亚非大陆。这个时候，这方面的事情就比较多了，就单独成立了一个西亚北非司，一般称为亚非司。
当时是外交部初创阶段，在亚非司是西亚、非洲两个科办事。我是西亚科的科长，孙浩是非洲科的科长。司长是柯华，副司长是何功楷。两个专员，一个是宫达非，一个足李玉池。那时西亚事务不多，我记得只有一个叙利亚是建交国，就管这一个使馆，其他的只好搞调研。当时在黎巴嫩还有个商务代表处，大部分阿拉伯国家都还没有建交。1958年7月，伊拉克政变，以卡塞姆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了费萨尔王朝，建立了以复兴党为主的政权，阿里夫当总统。8月中伊就建交了。所以，我在西亚科里主要就搞些研究。这段时间从外交业务上来说，我觉得受到锻炼的是我们一些领导人出访都点了我的名，要我随访，从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加纳是中部非洲第一个独立的。1957年3月，中央派聂荣臻元帅当特使出访加纳，也要我去，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聂帅。我帮他读报，做一些翻译工作。聂帅也挺有意思，因为他留过法，勤工俭学的嘛，到瑞士的时候，他想到巴黎，但是不能去，因为没有外交关系。他想起当年在法国的情景，想吃顿法国菜，怀怀旧，就让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清客，在洛桑一家很好的法国饭店吃了一顿。他点菜，让大家尝尝地道的法国大餐。然后又绕道到伦敦，住在代办处里，当时还是中英代办级外交关系，宦乡是代办。与苏联大使见了一次面，就是后来在联合国与中国对立的马立克。他介绍了一些情况，晚上看了一场电影。然后就到加纳。加纳的恩克鲁玛是非洲第一个独立国家的民族英雄。与他谈了一次，基本上把建交的原则定下来了。这是我第一次正式参与外交交涉活动。
第二次就更重要了。1960年中印边界已经开始紧张了，那年4月，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去缅甸、印度、尼泊尔等国访问，要我跟着去。后来，陈老总见到我就说“周南，召南”。《召南》是《诗经》第二章的题目。
将军本色是诗人
说到陈老总，在此想多说几句。
1958年2月11日，毛泽东免去周恩来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任命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兼任外交部长。我记得他上任那天，我们科级以上干部到外交部礼堂开会。在会上，他对大家说：“你们外交部的文件我已经看了一些，还是很有水平的嘛。小平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代表中央让我当外长。毛主席让我当外交部长，我这个人讲话容易走火，我说不搞，但还是一定要我干，那我就搞吧。这是党对我的莫大信任。但是，同志哥哟!你们可要记住，巴黎和会上克里蒙梭逼着顾维钧签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是代表站起来的伟大的中国人民的，谁想再欺侮我们，都要坚决顶回去!莫要学李鸿章，也莫要学法门寺里的那个贾桂，在洋大人面前奴颜婢膝，总像是矮了一截，挺不起腰杆子。…我们继承的烂摊子，是一百多年内忧外患造成的。我们这一代人要树立个雄心壮志，使伟大的中华民族重新富强起来!叫做人穷志不短。古人说，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么!”挥洒自如地讲了一些话，鼓励了大家一通。
我对陈老总第一次留有印象还是在朝鲜。宋时轮、韩念龙他们都是华东野战军的，也就是第三野战军，都是陈老总的部下。当年在朝鲜战场志愿军九兵团驻地，我们没肉吃，肉都给美国俘虏吃了。大家馋的话，就弄支卡宾枪，到野外、到山头上去打野狗。打了野狗，开个洋荤，再到宋时轮那儿要点白酒，晚上就坐在土炕上，我们就聊起来了。韩念龙对陈老总很尊敬，他就讲他在新四军时候的事。
陈老总在三野部队的威望是很高的，文化水平比他们都高。他去法国勤工俭学，和总理、聂帅都在一块儿。回来后他又在北京经历过一段文学生涯，还写过稿子，办过小报。后来参加革命，南昌起义的时候，陈老总是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中共委员会书记。1927年8月2日，他和2000多名教导团的战士从武昌东进。8月8月，陈毅在临川(抚州)追上了南下途中的南昌起义军，见到了周恩来。8月12日，周恩来在宜黄分配陈老总担任第二十五师主力团七十三团指导员。周恩来笑着对陈毅说：“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陈老总爽快地回答：“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陈老总在党内算是有文采的。尤其是陈老总喜欢写一些古诗词，出口成章，不加修饰。1964年，陈老总写了《六国之行》(七首)，还写信给毛主席，请他“润饰”。毛主席也果真修改了几个字，而且还回了一封信。那首经毛主席修改过的诗还是不错的：
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
不因鹏翼展，哪得鸟途通?
海酿千钟酒，山裁万仞葱。
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国共合作时期，陈老总曾经对军调部济南第七执行小组美方代表雷克上校说过：“我的兴趣不在军事，更不在战争，我的兴趣在艺术。我愿意做记者。20多年前我就是一个新闻记者。我喜欢写小说，当我的书出版时，我将首先送一本给你。”
在朝鲜期间，有一天晚上，韩念龙坐在炕头上，给我们讲陈老总的《梅岭三章》。那之后我对陈老总就很敬仰，觉得他这个人非常豪放。
1960年4月访问尼泊尔时，周总理在加德满都曾不无骄傲地向数千与会者介绍陈老总：“他是一位元帅，同时又是一位诗人。”
在离开尼泊尔前一天晚上的国宴上，不开灯，用的是蜡烛。陈老 总诗兴大发，即席发言，吟诵了杜牧的一首《赠别》：
多情却似总无情，
唯觉樽前笑不成。
蜡烛有心还惜别，
替人垂泪到天明。
当时是冀朝铸当翻译，他愣了，翻译不出来。我就在旁边提醒他，白话大概是这么个意思：“蜡烛燃烧起来，好像是人掉眼泪的样子。”大意说了一下，这样才过了关，要不然就卡在那儿了。
周总理在印度举行记者招待会
回过头来再讲我随周总理和陈老总率领的代表团出访缅甸和印度等国的事。从北京到昆明，我们休息了两天，住在龙云过去的公馆，此时是省府的招待所了。从那儿出发，第一站到缅甸，很顺利。这一次，中缅边境条约也谈得差不多了，所以大家很高兴。在仰光正好赶上泼水节，缅甸总理邀请我们参加。周总理、陈老总都换上了缅甸的衣服，戴着小檐帽，穿着“沙龙”。“沙龙”就是一块布这么一掖，像女同志的裙子似的，上面一个小褂。天很热，少男少女上街，拿着水，彼此泼来泼去。周总理和陈老总也跟他们一起泼，一边泼一边哈哈大笑，欢快舒畅得很。陈老总高兴地叫道：“好凉快!好凉快!”同周总理一道，端起水盆朝缅甸的青年们身上泼去。
一到印度的新德里，那简直是天壤之别。到印度，陈老总就没有工夫写诗了。印度虽然也派一些主要官员去迎接，但气氛非常低沉，路上也没有夹道欢迎，走了一段还看见有人打着黑旗，抗议我们对西藏如何如何。气氛完全不对。周总理本来下定决心要和尼赫鲁好好谈谈，通过谈判来解决有争议的边界问题。但是，当时尼赫鲁受美国和赫鲁晓夫的鼓励，有恃无恐，根本不想谈。所以那一次访问双方谈得很僵。陈老总跟印度的外交部长兼国防部长梅农谈判，一进会谈的那间房子，梅农指着我头一句就说：“他是什么人?怎么也来参加?”陈老总说：“这是我们自己人啊，我们信得过的人啊。”这样他就没话讲了。在这种气氛下，谈也就是那么一回事，没有什么结果，双方只交换了各自的有关文件。
临走之前，周总理还开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向150多名印度和其他国家的记者详细地阐述了中国合情合理的立场，赢得了很多同情。那是1960年4月25日深夜，记者会上，英国《每日邮报》记者阿特金森问：“你对你在新德里的会谈，是否感到高兴?因为中国没有放弃一寸土地给印度。我愿意提醒阁下，印度在这次会谈的基础，就是要中国洗刷侵略。”周总理回答说：“中国从来没有侵略任何国家的土地，而且在历史上一向被人侵略。现在中国还有土地被别人侵占，例如台湾。我很高兴，中印两国总理在会谈中完全同意双方不提领土要求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这证明会谈是在友好的基础上进行的。至于说到侵略别人的土地，这位先生代表英国报纸，当然会知道，英国到现在还占领着中国什么地方。”北美新闻联盟和妇女新闻社女记者谢巴德问周总理：“你可否考虑邀请艾森豪威尔访问北京，但并不因此约束美国要承认红色中国?”周总理回答说：“你的好意却被你提出的条件打消了。因为既然美国不承认新中国，中国如何能够邀请美国的元首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问北京呢?”谢巴德又俏皮地问：“你作为一个62岁的人看来气色异常好，你如何注意自己的健康?是否经常运动?或者有特别的饮食?”周总理回答：“谢谢你。我是一个东方人，我是按东方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的。”英国广播公司驻新德里记者惠勒问周总理：“在你同印度领袖的会谈中，他们是否提出了中国侵略了印度的问题?对这样一个基本分歧，两国在会谈中如何解决的?如果这个问题在两国总理会谈中没有解决，官员们会谈又如何能解决呢?”周总理回答：“这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想法。在这次会谈中，我们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印度政府的首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不仅不合乎客观事实，而且是不友好的。我只能说，我们两个友好的国家不愿意在这一点上满足西方国家的希望。”回答言简意赅，且话中有话，意味深长。一方面，周总理在当时自然不便在西方国家面前公开暴露中印分歧；但是，另一方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深层分歧在中印两国关系中已存在很久。所以，周总理在批驳西方媒体的同时，不能不含蓄委婉地奉劝印度政府几句。记者招待会一直开到26日凌晨1时。
访印之后，我们接着又访问了尼泊尔。4月28日深夜10时30分，周总理、陈老总快要离开加德满都的时候，又举行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在回答一位印度记者提问时，周总理拉出了尼赫鲁：“尼赫鲁总理26日在议会上的讲话对中国不很友好。我25日晚上在德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对印度是很友好的。尼赫鲁总理怎样对待我们呢?他当面不说，可是，我们一走，就攻击中国政府侵略。这不是对待客人的态度。这种态度，使我们非常痛心，特别是因为尼赫鲁总理是我们所尊敬的。”“我们了解尼赫鲁总理可能有困难，但是，中印十亿人民的团结是极为重要的。不是为了友谊和寻求合理解决边界问题的途径，我们不会到德里。难道我们去德里是为了让人家叫我们侵略者的吗?我希望你们把中印人民是兄弟这种感情传达给印度人民。”
在周总理回答问题的间隙，陈老总插话：“我要提醒你们注意：中国是一个受损害的国家。我要强调地说，中国是一个受损害的国家。”陈老总慷慨激昂地说：“我们是以大局为重，对一切挑衅都采取了极大的耐心和克制的态度。我们希望我们的克制不要被误解为软弱的表现。”
刚肠迅雷发叱咤
陈老总和周总理是相反的，作风不大一样。他细节不管，在大的原则问题上，是非、爱憎非常分明，敢讲话，也勇于承担责任。陈老总也有愤怒和咆哮的时候。有一次好像是为了两个超级大国搞核垄断和核讹诈，他在同外国记者们谈话时大发雷霆，义正词严地谴责了霸权主义行径。
1965年9月29日，陈老总从外地返回北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他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坦率地表明了中国人民不怕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压迫、挑衅、进攻的坚强决心。当日本记者问到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情况时，陈老总说：“中国爆炸了两个原子弹，我知道，你也知道。第三个原子弹可能也要爆炸，何时爆炸，请你等着看公报好了。原子技术，运载技术，当然是比较复杂的技术，中国人，亚洲人，非洲人，只要努力，完全可以掌握。中国并不是根据有没有原子弹来决定外交政策。”那时，赫鲁晓夫讽刺我们，说中国人连裤子都穿不上，还要花钱搞原子弹。陈老总就说，我们宁可不穿裤子，也要搞原子弹。结果原子弹搞出来了，裤子也有得穿。你不搞这个不行啊，要受人家欺负啊。
在回答另一个带有挑衅性的问题时，他咆哮了。他大声说： 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中，愿意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今天美国是否要同中国进行大战，这要由美国总统和五角大楼来决定。对于美帝国主义，我们不存任何幻想。为了反对美国侵略，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如果关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英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跟他们一起来吧，让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北面配合他们吧，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不会准许他们的领导作出这样罪恶的决定。究竟是美帝国主义灭亡，还是全世界人民灭亡?肯定是美帝国主义灭亡，全世界人民大翻身。中国有一句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这一席话引起外界很大震动。后来，他对部里的干部说：“古人云，‘文王一怒而安天下’。我陈毅没有什么大本事，但是巴黎和会上克里蒙梭逼着顾维钧签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句话陈毅说过不止一遍。当时，上海有人主张“中国应该做美苏的桥梁”，陈毅听后十分反感，他还和毛泽东谈到这件事。毛泽东非常尖刻地讥讽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要中国人脑壳朝地，背拱起来，让美国人从中国人背上走到苏联去，让苏联人从中国人背上走到美国去。我们能这样干吗?”陈毅说：“主席挖苦得对，谁愿意干谁去干，我这个外交部长是不干的。巴黎和会上克里蒙梭逼着顾维钧签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文革”的时候，陈老总被批得很厉害，因为他敢讲话啊。他曾说过这样的话：
现在把刘少奇的100条罪状贴在王府井，这是泄密!八大的政治报告是政治局通过的嘛，怎么叫他一个人负责呀?
朱老总今年81岁了，历史上就是“朱毛”、“朱毛”，现在说朱老总是军阀，要打倒，人家不骂共产党过河拆桥呀?!
贺龙是元帅、副总理，怎么一下成了大土匪?这不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吗?!
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50-．-"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这11个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11个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
在和“控诉驻外使馆反动路线罪行大会筹备处”的代表谈话时，陈毅愤怒地指出：“现在大字报越写越多，字越写越大，水平越来越低。什么‘打倒大军阀朱德’，朱德同志怎么成了大军阀?这不是给我们党脸上抹黑吗?一揪就是祖宗三代!人家会说，你们共产党怎么连81岁的老人都容不下!”“什么‘打倒大土匪贺龙’，贺龙同志怎么成了大土匪?这是中央根本不能同意的。贺龙是政治局委员、元帅，现在要砸烂狗头，这能服人吗?”
当然，这些话都被报到上面去了。“二月逆流”的时候他们不是面对面地斗了一通么?就陈老总讲话比较厉害。他说：“把毛主席捧得很厉害的，不一定就是好人。”实际上说的是林彪。1968年10月，毛主席在上海会见阿尔巴尼亚客人时，曾直言不讳地说：“对陈毅，我也不高兴他，但找一个外交部长也难呀!所以，我主张对他‘炮轰’，不‘打倒’。”毛主席这里说得十分坦率。后来，在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时，主席终于对张茜同志讲了：陈毅是个好同志啊!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周总理的风格和陈老总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周总理在外交上挥洒自如，他对国际上的问题了如指掌，五项原则也是他提出来的。在重大方针的掌握上很有分寸，在待人接物上又十分细致周到，处处为人家考虑，而要求自己却十分严格，公私分明，十分清廉。我记得后来到联合国的时候，一位孟加拉国的大使跟我讲，他对周总理永远不能忘记一件事。我问什么事，他说，他有一次到周总理那儿吃晚饭，天很冷，他没带外套，周总理就让人把他自己那件大衣披在他身上，让他穿回去。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周总理兼外长。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管外交部管得很严、很细，这也培养、锻炼出一批干部。开始大家都不是干外交的，这些人里有从部队上来的，有长期从事秘密工作的，也有地方上来的。谁也不懂外交，一开始就可能打乱仗，政策思想有时也有点混乱，外交礼节一点也不懂。那时候，周总理就抓组织纪律，抓作风建设。周总理是很受人尊敬的，外国人都很尊重他。他思维敏捷，很有风度。他长期跟外面接触，抗战时期长期在南方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搞统战工作，跟各方人士接触都很多，为人处世都很得体。重要外交宴会周总理管得很细，座位表他要亲自过目，看排得恰不恰当，谁放第一谁放第二，排错了就可能变成个政治问题，被认为是有意贬低你所代表的国家。出席宴会他穿戴很整齐，要求身边人也要穿得很整齐，认为不整齐是对客人的不尊重。有一次在北京饭店举行一个招待会，宴会还没有开始，中国方面的一位相当级别的干部在走廊上让周总理碰见了。他当时穿的是中山装，风纪扣敞着。周总理见着他就训了一通：你这是个什么样子!客人看到你，觉得你蔑视人家，不尊重人家。后来大家在这方面也都很注意。
因为毛主席是晚上办公，但总理不行啊，他白天办公，要处理很多事。但是晚上主席随时要找他，这样，晚上又不能睡觉，他要向主席汇报。他也养成了晚上开会的习惯，很辛苦。我去联合国前夕，他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代表团成员开会。会开得很晚，一直开到凌晨3时。那次，他把我们找去，坐在那儿，从头到尾一件事一件事地问：多少人啊，住什么房子啊，什么飞机啊，沿途情况怎么样啊，很细。而且会没开完，半夜还吃了夜宵，一人一碗面条，吃完继续开会。实在太累了。
我在他中南海西花厅家里也吃过一次饭。1956年7月，埃及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时候，全北京都游行示威，我也参加了。接着，周总理会见埃及首任驻华大使哈桑·拉加卜。拉加卜大使是一位将军，当时周总理还兼外交部长，副部长章汉夫也去了，要我去帮助翻译。周总理跟他交谈，详细问他战情、战况。为表示友好和支持，特意请拉加卜大使吃了一顿饭。周总理表示：“你们在我们的西面，在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最前线。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的英勇斗争。”在饭桌上，总理也问了一下我的情况。去联大那次在人民大会堂也是吃夜宵，面条端上来了，热气腾腾的，有几根肉丝。那次到得很晚，都快12点了，到后来都有点坐不住了。第二天就要出发了。后来我才明白，他的作风恐怕跟他所处的地位有关，不知是不是习惯问题。他宁愿抓这些细节工作。黄华跟他多年，多少也受到了一些影 响。总理也是忍辱负重啊，虽然在“文革”的时候说了一些违心的话，但是也保护了不少干部，真是不容易啊。小平同志抓大不抓小，小事一概不问。他就是抓大KSDS很谨慎，他有个处境的问题。后来主席不是批评他“大事不研究，小事天天送”嘛。但他有他的难处。
在“文革”前，周总理访问坦桑尼亚，那时候他很高兴，因为跟尼雷尔已经交成朋友了。尼雷尔非常尊敬他，把执政党的全体中央委员和主要干部都召集起来，让总理作报告。总理就住在简陋的总统府。我们给总理送去些吃的，他就批评我们，说人家给我们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否则不尊重人家。后来他就抽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到我们使馆，喝了一点绿豆粥，然后跟大家跳舞，一块唱歌。总理跳得特别好。
朔雪炎风俱是家
1961年，继加纳独立之后，东非又实现一个大的突破，就是坦噶尼喀宣告独立。原先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是两个国家，后来两国于1964年4月合并了，叫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这就在东非打开了一个缺口。中央很重视，周总理点将点了何英，何英就当了驻坦桑尼亚大使。他就要我跟他去。那几年非洲大陆正是风起云涌的时候，那里也是当时我们外交工作的重点地区。而坦桑尼亚所处的地位是东中非民族独立运动的主要前沿阵地，非统组织的解放委员会总部设在那里。它周围都还没有独立，正在争取独立，包括肯尼亚、乌干达、赞比亚、纳米比亚、南非、莫桑比克等。它们民族党派的头头都在那里设立办事处，而且经常在那里出没，并找我们使馆联系，寻求中国的支持。
当时使馆有一位政务参赞，一位商务参赞，下边设有研究室、办公室、机要处等。我在研究室，开始是二等秘书，过了一两年就是一等秘书，研究室主任。当时我们的任务一是研究形势，二是开展对周围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
经过在坦桑尼亚的几年锻炼后，我在外交业务上应该说已经入门，大体上能够比较独立地处理一些问题了。
没两年，国内“文革”开始了。1959年反“右派”运动时的灾难，有幸被我躲过了，但是“文革”就不行了。“文革”的时候我在坦桑尼亚，先是发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接踵而来的是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文件。彭真啊、罗瑞卿啊、陆定一啊、杨尚昆啊，这些都是党的老干部，大部分还是长征干部，怎么一下子成了“反党集团”呢?当时以为很快就过去了，没想到接下来问题更严重了。我们在使馆嘛，总认为还是避风港。结果外交部也发了指示，要使馆也开展“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
当时国际上也有一些极左的东西。有一个奥地利人写信给中共中央和恩格斯著作编译局，除了对中国“文革”运动和红卫兵行动表示大加赞赏外，还对中国驻奥地利商务代表处的有关人员衣着、用车过于高级、豪华提出批评，说什么商务代表处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坐着奔驰轿车等等。还有一个坦桑尼亚群众来信，对中国在外事活动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提出尖锐批评。这个坦桑尼亚人批评驻达累斯萨拉姆中国大使馆在外交活动中讲排场、摆阔气，还说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何英夫人“珠光宝气”。他指的是王浩。其实王浩这个人我们很清楚，最土了，也不会打扮。出生在山东胶东地区的贫农家庭，从小很苦，后来到了东北，在四野的时候和何英结婚了。到了外边也不会打扮，文化水平也不是很高，顶多穿个旗袍，参加宴会的时候戴根项链，仅此而已。什么“珠光宝气”啊?当外交官总不能穿得破破烂烂吧。
这封信毛主席亲自批示后退给了陈毅。毛主席认为“写得很好”，还批了一句：“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电报发过来，这下就把火给点起来了。一些干部原来对何英有些意见，他们就和群众联合起来造反，逼着何英说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他检讨。何英被逼无奈，只能左一次检讨右一次检讨。
除了何英之外，我就是被整的第二号人物了。我当时是一等秘书，又是政治助理员。使馆有地位比我高的，觉得何英重用我了，就联合“造反派”批我。我觉得不公道，所以我就抵触，不检讨。我说我要回去向部里领导说明情况。接着1967年初就把我们调回去参加运动。当时回来的时候还抱着这么一个心态：我要向组织上把问题说清楚。但是到了广州，报上就宣传“一月革命”、“上海人民公社”了。我越看越不对劲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党的组织不要了?回到北京一看，你要向部领导讲明情况，部领导除了少数几个，一个一个也在检讨，都是被打倒的对象。各个单位和各个使馆的造反战斗队都已经形成了，我们只好挨批，没有喘息的机会，也没有说理的地方。有关我的大字报上也打叉，拉上我陪斗。我们那个使馆就我们两个人被斗，其他的领导支持“造反派”了，被结合了。很别扭，我们几次检讨都通不过。几次想摆脱，不成功，却被捆得更紧。
1968年底左右，我以“戴罪之身”被下放江西上高县的外交部“五七干校”。当时我的家还在王府井北边的八面槽的一个小杂院里。我准备到了江西就不回来了，当一辈子农民。当时年纪还不算太大，40余岁的样子。
过了两年，大概是1970年底，忽然接到调令，让我回去。当时听说部里有还在工作的老同志对我比较欣赏，说此人不应该埋没在农田里。我不清楚是哪一位的建议。开始的时候战斗队还不同意放人，说此人还没有改造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不积极，读古书，看小猪。我有时候没事干就看猪圈里生下来的小猪崽子吃奶，一坐就是半天，很有兴趣。他们就说我读古书，看小猪，不读书。“不读书”是指不读毛主席的书。
这个时候，英国路透社驻印度分社的原首席记者纳维尔·马克斯韦尔到牛津大学教书，写了一本《印度对华战争》的书。他在印度期间读了大量档案，书中说明当年中印边境的挑衅是印度方面的不对，他们用“前进政策”，怎么样一步步在西藏蚕食中国的领土，都写得很详细。周总理听说了，认为这个很重要，要给中央的一些负责同志看，要内部发行，就得组织一部分人翻译。就借这个名义，把我给“借调”回来了。那是1970年底1971年初的事。
我们在外交部找了一间房子开始工作。当时这个小组搞了一个临时支部，让我当支部书记。小组行政工作让柯柏年负责。柯柏年是最早的美澳司司长。还有龚普生、吴景荣、田进以及韩叙的夫人葛绮云。葛绮云的字写得很好，就请她帮忙抄稿子。大家分头翻译，然后交给我审阅和定稿。因为我跟随周总理访问印度的时候，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原委比较熟悉，翻译这本书自然就比较方便了。大概半年左右时间就把这本书翻译出来了，因为是6个人一起，就署名“陆仁”，在内部发行了。
1971年7月，在基辛格访华前夕，基辛格在哈佛大学的一个朋友、澳大利亚工党的一个顾问罗斯·特里尔要访华。当时外交部非常重视，觉得可以通过他了解美国的政情，同时可以了解基辛格的一些情况，于是特别派我和新闻司的一个处长，还有一个翻译接待他。我们三个人陪罗斯·特里尔参观访问。一天，我们乘车从西安到延安，路上下雨了，道路塌方，我就下车清理石头。特里尔也下车来帮忙。可是在另外一辆汽车上的某国外交官就坐在车里，袖手旁观。路上，他也试探我们对“文革”的态度，我也不好直说，就用一些古诗词给他作一些暗示。他后来在书中描写到我时这样说：“此人是一个身材高大、性情克制、具有中国传统学者风范的官员。他临危不惧的冷静态度，随时可以引述古典诗词的记忆力，以及无法给予我正确答案时，仍然极力避免说谎话。有时会用隐喻，古诗或其他中国式的间接手法，透露一点真相。”他隐隐约约看出了我对“文革”的不满。他回去写了一本书《八亿人口：真实的中国》。这本书在美国很畅销，因为美国当时还没有一个人深入中国内地了解中国“文革”时期的状况。
罗斯·特里尔还没走，基辛格就来了。我们到南京的时候，澳大利亚工党的代表团正好也在那里。工党主席惠特拉姆是团长，他正巧要参加下一届的竞选，听到我们新华社的广播，知道了基辛格秘密访华这个消息，全团欢欣鼓舞。为什么呢?连基辛格都来了，说明他们来对了，下次大选他们肯定有希望。我们一起坐火车，连夜到上海。他们都不睡觉，喝啤酒，一杯接着一杯喝。
(参加本文撰写及整理的还有：吴惠娟、金筱、傅铮铮、黄丽娜及庄玲玲。谢绝任何形式的转载。)
韩念龙受到周总理的严厉批评
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后，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管理团政委的韩念龙接到电报，叫他近期回北京。因为我国跟巴基斯坦建交了，确定他到巴基斯坦当大使。韩念龙原来在军调部呆过，是军调部驻淮阴小组的代表，挂的军衔是上校。韩念龙决定要我跟他去巴基斯坦。我当时在朝鲜任志愿军俘管团内勤组组长。
韩念龙是贵州铜仁人，是一个老革命，抗战以前就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抗战以后被编入新四军行列，后来调到华东野战军第三十三军当政委。1949年12月下旬，韩念龙在杭州参加解放定海作战会议时，突然接到调离部队的命令。接到命令后，他向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请求：组织上是否可考虑不调动自己的工作。陈毅的答复直率简单：“少说废话，执行命令，赶紧动身。周总理来电催了。”韩念龙只得离开三野，去向周恩来报到……
从朝鲜回来，在北京休整了几个月，我就跟韩念龙去巴基斯坦了。当时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不多，除了苏联、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其余就是亚洲的几个邻国。
我们去了以后，巴基斯坦要派第一任驻华大使。我们派去的是位将军，他们也要派位将军到中国当大使，就是罗查将军。派出之前的一天，巴基斯坦的礼宾司司长坐在汽车里跟韩念龙聊天，他不知从哪儿得来的消息，说印度潘尼迦大使是向毛泽东主席呈递国书的，我们这位大使，有人说是要安排向朱德副主席呈递国书。这个不合适。还是换毛泽东主席吧。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有6位副主席，朱德排在第一。韩念龙不知原委，当场就答复了一句：根据我们法律上规定，主席不在的时候，副主席照样可以代表国家接受外国驻华大使呈递的国书。这没什么差别。当时还没有颁布宪法，但是政治协商会议已经开过，有《共同纲领》，还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他以为答得很得体，回去就发了封电报，告诉国内，巴基斯坦的礼宾司司长怎么说，他是怎么回答的。隔了一两天，一封电报来了，严厉地批评了韩念龙，说他犯了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这么大的问题，你不请示，不报告，随便回答，应该作深刻检讨，而且要在全馆随员以上的外交官面前检讨。署名是周恩来。周总理还要韩念龙联系历史，检查过去有没有个人主义、骄傲自满。全使馆外交官大概有十几个人吧，他就当着大家的面作检查，还要大家提意见，折腾了一两个星期。最后，一份详尽的检查报回去了。上边没说不可以，这才过了关。这次给大家的震动很大。因为印巴正在闹矛盾，从政治上考虑，我们应该平等对待。后来，罗查来了，果然不是朱老总，而是毛主席接受他递交的国书。随着中巴友谊的进一步发展，说明周总理是很有远见的。
1955年我离开巴基斯坦以后，中巴两国关系开始转变。特别是1960年，中印关系一紧张，这个三角关系就变化了。宋庆龄去访问，巴总理苏瓦拉底访华，就打开局面了。不久，韩念龙也调任中国驻瑞典大使，从此，我和韩念龙就没有再在一起工作过，但是友谊还是一直保存着。“文革”前后，他去琉璃厂去看旧书时还约上我，有时候一起买几本旧书。
我是在1951年8月去巴基斯坦参加建馆工作的，在巴基斯坦前后呆了4年左右的时间。原来是三等秘书，过了2年升为二等秘书。我在办公室秘书处。办公室主任是郑为之，政务参赞。调研室主任是秦慎之，他是一等秘书。还有一个文化组。总务组组长是李玉池，他也是一等秘书，回族。因为到巴基斯坦，穆斯林国家，给他取了个回族名字，叫恩马尔。李玉池后来当了总务司副司长，改革开放初期，担任中国驻索马里大使。其他一等秘书还有丁谷，三等秘书有韦建业。英语翻译除了温业湛，还有韦建业的爱人林蔼丽。
在巴基斯坦这几年，应该算作我的“外交学徒”生涯。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接触外交，外交到底怎么干，一开始大家都很茫然。
新中国成立初期，与印度的关系是“兄弟去，拍一拍”，就是“印度和中国是兄弟”的意思。那时正是两国关系最热的时候，而巴基斯坦是冷的时候。巴基斯坦参加了美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那是包围我们的，是遏制中国的。美国搞“东南亚条约组织”，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又搞了一个“中央条约组织”。把穆斯林国家也搞起来，整个形成了对中国、苏联的包围圈。美国搞军事条约，巴基斯坦也参加了。当时外交很难开展。我记得一次韩念龙在宴会上碰到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弗鲁拉汗时，先伸出手来，他却调转头走了，不理你。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以民促官”，多做群众的工作，多做民间的工作。搞贸易，搞文化交流，办展览会。还派出了第一个伊斯兰朝觐团到巴基斯坦活动，然后到麦加朝圣。
更多的时间我们还是学习外交。1952年4月到5月开第一次使节会议，明确了要团结世界人民结成广泛反帝统一战线的总方针，要区别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就是说“分清敌友”，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也要争取团结。在策略上，要“细水长流”，要“弯弓不发”。这些都是毛主席讲的。策略上“后发制人”比较主动。帝国主义先打我们，先侵略我们，我们再后发制人。“不为天下先”，这是老子的思想，被运用在外交斗争上了。然后，怎么区别对待，要团结大多数，这些思想都在慢慢形成。等五项原则出来以后，经过万隆会议，就更清楚了。
经过第一次使节会议，从政策上、路线上明确了许多东西，组织纪律、业务工作得到了锻炼。在巴基斯坦，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外交授权有限”，要提高纪律性，不能随便讲话，要多请示，多报告。我无论走到哪里，对下面常讲的一个例子就是韩念龙挨批那件事情，用来教育新干部。
从外交部办公厅到亚非司
1955年我因病从巴基斯坦回国。回国后，就回到外交部了，被分配到办公厅工作。办公厅有机要处、档案室等。我们那是办公厅的一科，管翻译，还编了一份外交通讯。这份内部刊物叫《外交业务》，就是从各个司、局组稿，业务上有什么总结、经验交流之类，就刊登在那上面。
刚去的时候我担任秘书处翻译科副科长，负责编辑外交部内部业务交流刊物和管理口、笔译译员的工作。当时秘书处由岳良分管。岳良原来在公安部一部门任局长，差不多在我回国的同时，他担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翻译科里面的人就多了：冀朝铸、过家鼎和邱应觉是搞英文的，还有裘克安，由他来定稿；搞法文的齐宗华和搞俄文的李越然当时不在外交部，后来是一起参加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还请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教授周珏良。后来我们进入联合国以后，也把他调去了。还有后来驻加拿大的大使张毅君。那时候排得上号的大翻译是冀朝铸和过家鼎。
一开始，外交部最忙的，一个是苏欧司，开始是伍修权当司长；另一个是亚洲司。别的司都是冷门，美澳司连一个建交国家也没有。柯柏年司长就坐在那里搞研究，编资料。后来成立的西亚北非司也是这样子。万隆会议后，反殖民主义的浪潮、独立运动的浪潮、民族解放的浪潮席卷亚非大陆。这个时候，这方面的事情就比较多了，就单独成立了一个西亚北非司，一般称为亚非司。
当时是外交部初创阶段，在亚非司是西亚、非洲两个科办事。我是西亚科的科长，孙浩是非洲科的科长。司长是柯华，副司长是何功楷。两个专员，一个是宫达非，一个足李玉池。那时西亚事务不多，我记得只有一个叙利亚是建交国，就管这一个使馆，其他的只好搞调研。当时在黎巴嫩还有个商务代表处，大部分阿拉伯国家都还没有建交。1958年7月，伊拉克政变，以卡塞姆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了费萨尔王朝，建立了以复兴党为主的政权，阿里夫当总统。8月中伊就建交了。所以，我在西亚科里主要就搞些研究。这段时间从外交业务上来说，我觉得受到锻炼的是我们一些领导人出访都点了我的名，要我随访，从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加纳是中部非洲第一个独立的。1957年3月，中央派聂荣臻元帅当特使出访加纳，也要我去，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聂帅。我帮他读报，做一些翻译工作。聂帅也挺有意思，因为他留过法，勤工俭学的嘛，到瑞士的时候，他想到巴黎，但是不能去，因为没有外交关系。他想起当年在法国的情景，想吃顿法国菜，怀怀旧，就让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清客，在洛桑一家很好的法国饭店吃了一顿。他点菜，让大家尝尝地道的法国大餐。然后又绕道到伦敦，住在代办处里，当时还是中英代办级外交关系，宦乡是代办。与苏联大使见了一次面，就是后来在联合国与中国对立的马立克。他介绍了一些情况，晚上看了一场电影。然后就到加纳。加纳的恩克鲁玛是非洲第一个独立国家的民族英雄。与他谈了一次，基本上把建交的原则定下来了。这是我第一次正式参与外交交涉活动。
第二次就更重要了。1960年中印边界已经开始紧张了，那年4月，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去缅甸、印度、尼泊尔等国访问，要我跟着去。后来，陈老总见到我就说“周南，召南”。《召南》是《诗经》第二章的题目。
将军本色是诗人
说到陈老总，在此想多说几句。
1958年2月11日，毛泽东免去周恩来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任命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兼任外交部长。我记得他上任那天，我们科级以上干部到外交部礼堂开会。在会上，他对大家说：“你们外交部的文件我已经看了一些，还是很有水平的嘛。小平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代表中央让我当外长。毛主席让我当外交部长，我这个人讲话容易走火，我说不搞，但还是一定要我干，那我就搞吧。这是党对我的莫大信任。但是，同志哥哟!你们可要记住，巴黎和会上克里蒙梭逼着顾维钧签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是代表站起来的伟大的中国人民的，谁想再欺侮我们，都要坚决顶回去!莫要学李鸿章，也莫要学法门寺里的那个贾桂，在洋大人面前奴颜婢膝，总像是矮了一截，挺不起腰杆子。…我们继承的烂摊子，是一百多年内忧外患造成的。我们这一代人要树立个雄心壮志，使伟大的中华民族重新富强起来!叫做人穷志不短。古人说，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么!”挥洒自如地讲了一些话，鼓励了大家一通。
我对陈老总第一次留有印象还是在朝鲜。宋时轮、韩念龙他们都是华东野战军的，也就是第三野战军，都是陈老总的部下。当年在朝鲜战场志愿军九兵团驻地，我们没肉吃，肉都给美国俘虏吃了。大家馋的话，就弄支卡宾枪，到野外、到山头上去打野狗。打了野狗，开个洋荤，再到宋时轮那儿要点白酒，晚上就坐在土炕上，我们就聊起来了。韩念龙对陈老总很尊敬，他就讲他在新四军时候的事。
陈老总在三野部队的威望是很高的，文化水平比他们都高。他去法国勤工俭学，和总理、聂帅都在一块儿。回来后他又在北京经历过一段文学生涯，还写过稿子，办过小报。后来参加革命，南昌起义的时候，陈老总是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中共委员会书记。1927年8月2日，他和2000多名教导团的战士从武昌东进。8月8月，陈毅在临川(抚州)追上了南下途中的南昌起义军，见到了周恩来。8月12日，周恩来在宜黄分配陈老总担任第二十五师主力团七十三团指导员。周恩来笑着对陈毅说：“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陈老总爽快地回答：“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陈老总在党内算是有文采的。尤其是陈老总喜欢写一些古诗词，出口成章，不加修饰。1964年，陈老总写了《六国之行》(七首)，还写信给毛主席，请他“润饰”。毛主席也果真修改了几个字，而且还回了一封信。那首经毛主席修改过的诗还是不错的：
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
不因鹏翼展，哪得鸟途通?
海酿千钟酒，山裁万仞葱。
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国共合作时期，陈老总曾经对军调部济南第七执行小组美方代表雷克上校说过：“我的兴趣不在军事，更不在战争，我的兴趣在艺术。我愿意做记者。20多年前我就是一个新闻记者。我喜欢写小说，当我的书出版时，我将首先送一本给你。”
在朝鲜期间，有一天晚上，韩念龙坐在炕头上，给我们讲陈老总的《梅岭三章》。那之后我对陈老总就很敬仰，觉得他这个人非常豪放。
1960年4月访问尼泊尔时，周总理在加德满都曾不无骄傲地向数千与会者介绍陈老总：“他是一位元帅，同时又是一位诗人。”
在离开尼泊尔前一天晚上的国宴上，不开灯，用的是蜡烛。陈老 总诗兴大发，即席发言，吟诵了杜牧的一首《赠别》：
多情却似总无情，
唯觉樽前笑不成。
蜡烛有心还惜别，
替人垂泪到天明。
当时是冀朝铸当翻译，他愣了，翻译不出来。我就在旁边提醒他，白话大概是这么个意思：“蜡烛燃烧起来，好像是人掉眼泪的样子。”大意说了一下，这样才过了关，要不然就卡在那儿了。
周总理在印度举行记者招待会
回过头来再讲我随周总理和陈老总率领的代表团出访缅甸和印度等国的事。从北京到昆明，我们休息了两天，住在龙云过去的公馆，此时是省府的招待所了。从那儿出发，第一站到缅甸，很顺利。这一次，中缅边境条约也谈得差不多了，所以大家很高兴。在仰光正好赶上泼水节，缅甸总理邀请我们参加。周总理、陈老总都换上了缅甸的衣服，戴着小檐帽，穿着“沙龙”。“沙龙”就是一块布这么一掖，像女同志的裙子似的，上面一个小褂。天很热，少男少女上街，拿着水，彼此泼来泼去。周总理和陈老总也跟他们一起泼，一边泼一边哈哈大笑，欢快舒畅得很。陈老总高兴地叫道：“好凉快!好凉快!”同周总理一道，端起水盆朝缅甸的青年们身上泼去。
一到印度的新德里，那简直是天壤之别。到印度，陈老总就没有工夫写诗了。印度虽然也派一些主要官员去迎接，但气氛非常低沉，路上也没有夹道欢迎，走了一段还看见有人打着黑旗，抗议我们对西藏如何如何。气氛完全不对。周总理本来下定决心要和尼赫鲁好好谈谈，通过谈判来解决有争议的边界问题。但是，当时尼赫鲁受美国和赫鲁晓夫的鼓励，有恃无恐，根本不想谈。所以那一次访问双方谈得很僵。陈老总跟印度的外交部长兼国防部长梅农谈判，一进会谈的那间房子，梅农指着我头一句就说：“他是什么人?怎么也来参加?”陈老总说：“这是我们自己人啊，我们信得过的人啊。”这样他就没话讲了。在这种气氛下，谈也就是那么一回事，没有什么结果，双方只交换了各自的有关文件。
临走之前，周总理还开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向150多名印度和其他国家的记者详细地阐述了中国合情合理的立场，赢得了很多同情。那是1960年4月25日深夜，记者会上，英国《每日邮报》记者阿特金森问：“你对你在新德里的会谈，是否感到高兴?因为中国没有放弃一寸土地给印度。我愿意提醒阁下，印度在这次会谈的基础，就是要中国洗刷侵略。”周总理回答说：“中国从来没有侵略任何国家的土地，而且在历史上一向被人侵略。现在中国还有土地被别人侵占，例如台湾。我很高兴，中印两国总理在会谈中完全同意双方不提领土要求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这证明会谈是在友好的基础上进行的。至于说到侵略别人的土地，这位先生代表英国报纸，当然会知道，英国到现在还占领着中国什么地方。”北美新闻联盟和妇女新闻社女记者谢巴德问周总理：“你可否考虑邀请艾森豪威尔访问北京，但并不因此约束美国要承认红色中国?”周总理回答说：“你的好意却被你提出的条件打消了。因为既然美国不承认新中国，中国如何能够邀请美国的元首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问北京呢?”谢巴德又俏皮地问：“你作为一个62岁的人看来气色异常好，你如何注意自己的健康?是否经常运动?或者有特别的饮食?”周总理回答：“谢谢你。我是一个东方人，我是按东方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的。”英国广播公司驻新德里记者惠勒问周总理：“在你同印度领袖的会谈中，他们是否提出了中国侵略了印度的问题?对这样一个基本分歧，两国在会谈中如何解决的?如果这个问题在两国总理会谈中没有解决，官员们会谈又如何能解决呢?”周总理回答：“这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想法。在这次会谈中，我们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印度政府的首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不仅不合乎客观事实，而且是不友好的。我只能说，我们两个友好的国家不愿意在这一点上满足西方国家的希望。”回答言简意赅，且话中有话，意味深长。一方面，周总理在当时自然不便在西方国家面前公开暴露中印分歧；但是，另一方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深层分歧在中印两国关系中已存在很久。所以，周总理在批驳西方媒体的同时，不能不含蓄委婉地奉劝印度政府几句。记者招待会一直开到26日凌晨1时。
访印之后，我们接着又访问了尼泊尔。4月28日深夜10时30分，周总理、陈老总快要离开加德满都的时候，又举行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在回答一位印度记者提问时，周总理拉出了尼赫鲁：“尼赫鲁总理26日在议会上的讲话对中国不很友好。我25日晚上在德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对印度是很友好的。尼赫鲁总理怎样对待我们呢?他当面不说，可是，我们一走，就攻击中国政府侵略。这不是对待客人的态度。这种态度，使我们非常痛心，特别是因为尼赫鲁总理是我们所尊敬的。”“我们了解尼赫鲁总理可能有困难，但是，中印十亿人民的团结是极为重要的。不是为了友谊和寻求合理解决边界问题的途径，我们不会到德里。难道我们去德里是为了让人家叫我们侵略者的吗?我希望你们把中印人民是兄弟这种感情传达给印度人民。”
在周总理回答问题的间隙，陈老总插话：“我要提醒你们注意：中国是一个受损害的国家。我要强调地说，中国是一个受损害的国家。”陈老总慷慨激昂地说：“我们是以大局为重，对一切挑衅都采取了极大的耐心和克制的态度。我们希望我们的克制不要被误解为软弱的表现。”
刚肠迅雷发叱咤
陈老总和周总理是相反的，作风不大一样。他细节不管，在大的原则问题上，是非、爱憎非常分明，敢讲话，也勇于承担责任。陈老总也有愤怒和咆哮的时候。有一次好像是为了两个超级大国搞核垄断和核讹诈，他在同外国记者们谈话时大发雷霆，义正词严地谴责了霸权主义行径。
1965年9月29日，陈老总从外地返回北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他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坦率地表明了中国人民不怕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压迫、挑衅、进攻的坚强决心。当日本记者问到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情况时，陈老总说：“中国爆炸了两个原子弹，我知道，你也知道。第三个原子弹可能也要爆炸，何时爆炸，请你等着看公报好了。原子技术，运载技术，当然是比较复杂的技术，中国人，亚洲人，非洲人，只要努力，完全可以掌握。中国并不是根据有没有原子弹来决定外交政策。”那时，赫鲁晓夫讽刺我们，说中国人连裤子都穿不上，还要花钱搞原子弹。陈老总就说，我们宁可不穿裤子，也要搞原子弹。结果原子弹搞出来了，裤子也有得穿。你不搞这个不行啊，要受人家欺负啊。
在回答另一个带有挑衅性的问题时，他咆哮了。他大声说： 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中，愿意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今天美国是否要同中国进行大战，这要由美国总统和五角大楼来决定。对于美帝国主义，我们不存任何幻想。为了反对美国侵略，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如果关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英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跟他们一起来吧，让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北面配合他们吧，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不会准许他们的领导作出这样罪恶的决定。究竟是美帝国主义灭亡，还是全世界人民灭亡?肯定是美帝国主义灭亡，全世界人民大翻身。中国有一句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这一席话引起外界很大震动。后来，他对部里的干部说：“古人云，‘文王一怒而安天下’。我陈毅没有什么大本事，但是巴黎和会上克里蒙梭逼着顾维钧签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句话陈毅说过不止一遍。当时，上海有人主张“中国应该做美苏的桥梁”，陈毅听后十分反感，他还和毛泽东谈到这件事。毛泽东非常尖刻地讥讽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要中国人脑壳朝地，背拱起来，让美国人从中国人背上走到苏联去，让苏联人从中国人背上走到美国去。我们能这样干吗?”陈毅说：“主席挖苦得对，谁愿意干谁去干，我这个外交部长是不干的。巴黎和会上克里蒙梭逼着顾维钧签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文革”的时候，陈老总被批得很厉害，因为他敢讲话啊。他曾说过这样的话：
现在把刘少奇的100条罪状贴在王府井，这是泄密!八大的政治报告是政治局通过的嘛，怎么叫他一个人负责呀?
朱老总今年81岁了，历史上就是“朱毛”、“朱毛”，现在说朱老总是军阀，要打倒，人家不骂共产党过河拆桥呀?!
贺龙是元帅、副总理，怎么一下成了大土匪?这不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吗?!
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50-．-"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这11个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11个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
在和“控诉驻外使馆反动路线罪行大会筹备处”的代表谈话时，陈毅愤怒地指出：“现在大字报越写越多，字越写越大，水平越来越低。什么‘打倒大军阀朱德’，朱德同志怎么成了大军阀?这不是给我们党脸上抹黑吗?一揪就是祖宗三代!人家会说，你们共产党怎么连81岁的老人都容不下!”“什么‘打倒大土匪贺龙’，贺龙同志怎么成了大土匪?这是中央根本不能同意的。贺龙是政治局委员、元帅，现在要砸烂狗头，这能服人吗?”
当然，这些话都被报到上面去了。“二月逆流”的时候他们不是面对面地斗了一通么?就陈老总讲话比较厉害。他说：“把毛主席捧得很厉害的，不一定就是好人。”实际上说的是林彪。1968年10月，毛主席在上海会见阿尔巴尼亚客人时，曾直言不讳地说：“对陈毅，我也不高兴他，但找一个外交部长也难呀!所以，我主张对他‘炮轰’，不‘打倒’。”毛主席这里说得十分坦率。后来，在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时，主席终于对张茜同志讲了：陈毅是个好同志啊!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周总理的风格和陈老总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周总理在外交上挥洒自如，他对国际上的问题了如指掌，五项原则也是他提出来的。在重大方针的掌握上很有分寸，在待人接物上又十分细致周到，处处为人家考虑，而要求自己却十分严格，公私分明，十分清廉。我记得后来到联合国的时候，一位孟加拉国的大使跟我讲，他对周总理永远不能忘记一件事。我问什么事，他说，他有一次到周总理那儿吃晚饭，天很冷，他没带外套，周总理就让人把他自己那件大衣披在他身上，让他穿回去。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周总理兼外长。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管外交部管得很严、很细，这也培养、锻炼出一批干部。开始大家都不是干外交的，这些人里有从部队上来的，有长期从事秘密工作的，也有地方上来的。谁也不懂外交，一开始就可能打乱仗，政策思想有时也有点混乱，外交礼节一点也不懂。那时候，周总理就抓组织纪律，抓作风建设。周总理是很受人尊敬的，外国人都很尊重他。他思维敏捷，很有风度。他长期跟外面接触，抗战时期长期在南方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搞统战工作，跟各方人士接触都很多，为人处世都很得体。重要外交宴会周总理管得很细，座位表他要亲自过目，看排得恰不恰当，谁放第一谁放第二，排错了就可能变成个政治问题，被认为是有意贬低你所代表的国家。出席宴会他穿戴很整齐，要求身边人也要穿得很整齐，认为不整齐是对客人的不尊重。有一次在北京饭店举行一个招待会，宴会还没有开始，中国方面的一位相当级别的干部在走廊上让周总理碰见了。他当时穿的是中山装，风纪扣敞着。周总理见着他就训了一通：你这是个什么样子!客人看到你，觉得你蔑视人家，不尊重人家。后来大家在这方面也都很注意。
因为毛主席是晚上办公，但总理不行啊，他白天办公，要处理很多事。但是晚上主席随时要找他，这样，晚上又不能睡觉，他要向主席汇报。他也养成了晚上开会的习惯，很辛苦。我去联合国前夕，他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代表团成员开会。会开得很晚，一直开到凌晨3时。那次，他把我们找去，坐在那儿，从头到尾一件事一件事地问：多少人啊，住什么房子啊，什么飞机啊，沿途情况怎么样啊，很细。而且会没开完，半夜还吃了夜宵，一人一碗面条，吃完继续开会。实在太累了。
我在他中南海西花厅家里也吃过一次饭。1956年7月，埃及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时候，全北京都游行示威，我也参加了。接着，周总理会见埃及首任驻华大使哈桑·拉加卜。拉加卜大使是一位将军，当时周总理还兼外交部长，副部长章汉夫也去了，要我去帮助翻译。周总理跟他交谈，详细问他战情、战况。为表示友好和支持，特意请拉加卜大使吃了一顿饭。周总理表示：“你们在我们的西面，在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最前线。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的英勇斗争。”在饭桌上，总理也问了一下我的情况。去联大那次在人民大会堂也是吃夜宵，面条端上来了，热气腾腾的，有几根肉丝。那次到得很晚，都快12点了，到后来都有点坐不住了。第二天就要出发了。后来我才明白，他的作风恐怕跟他所处的地位有关，不知是不是习惯问题。他宁愿抓这些细节工作。黄华跟他多年，多少也受到了一些影 响。总理也是忍辱负重啊，虽然在“文革”的时候说了一些违心的话，但是也保护了不少干部，真是不容易啊。小平同志抓大不抓小，小事一概不问。他就是抓大KSDS很谨慎，他有个处境的问题。后来主席不是批评他“大事不研究，小事天天送”嘛。但他有他的难处。
在“文革”前，周总理访问坦桑尼亚，那时候他很高兴，因为跟尼雷尔已经交成朋友了。尼雷尔非常尊敬他，把执政党的全体中央委员和主要干部都召集起来，让总理作报告。总理就住在简陋的总统府。我们给总理送去些吃的，他就批评我们，说人家给我们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否则不尊重人家。后来他就抽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到我们使馆，喝了一点绿豆粥，然后跟大家跳舞，一块唱歌。总理跳得特别好。
朔雪炎风俱是家
1961年，继加纳独立之后，东非又实现一个大的突破，就是坦噶尼喀宣告独立。原先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是两个国家，后来两国于1964年4月合并了，叫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这就在东非打开了一个缺口。中央很重视，周总理点将点了何英，何英就当了驻坦桑尼亚大使。他就要我跟他去。那几年非洲大陆正是风起云涌的时候，那里也是当时我们外交工作的重点地区。而坦桑尼亚所处的地位是东中非民族独立运动的主要前沿阵地，非统组织的解放委员会总部设在那里。它周围都还没有独立，正在争取独立，包括肯尼亚、乌干达、赞比亚、纳米比亚、南非、莫桑比克等。它们民族党派的头头都在那里设立办事处，而且经常在那里出没，并找我们使馆联系，寻求中国的支持。
当时使馆有一位政务参赞，一位商务参赞，下边设有研究室、办公室、机要处等。我在研究室，开始是二等秘书，过了一两年就是一等秘书，研究室主任。当时我们的任务一是研究形势，二是开展对周围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
经过在坦桑尼亚的几年锻炼后，我在外交业务上应该说已经入门，大体上能够比较独立地处理一些问题了。
没两年，国内“文革”开始了。1959年反“右派”运动时的灾难，有幸被我躲过了，但是“文革”就不行了。“文革”的时候我在坦桑尼亚，先是发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接踵而来的是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文件。彭真啊、罗瑞卿啊、陆定一啊、杨尚昆啊，这些都是党的老干部，大部分还是长征干部，怎么一下子成了“反党集团”呢?当时以为很快就过去了，没想到接下来问题更严重了。我们在使馆嘛，总认为还是避风港。结果外交部也发了指示，要使馆也开展“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
当时国际上也有一些极左的东西。有一个奥地利人写信给中共中央和恩格斯著作编译局，除了对中国“文革”运动和红卫兵行动表示大加赞赏外，还对中国驻奥地利商务代表处的有关人员衣着、用车过于高级、豪华提出批评，说什么商务代表处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坐着奔驰轿车等等。还有一个坦桑尼亚群众来信，对中国在外事活动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提出尖锐批评。这个坦桑尼亚人批评驻达累斯萨拉姆中国大使馆在外交活动中讲排场、摆阔气，还说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何英夫人“珠光宝气”。他指的是王浩。其实王浩这个人我们很清楚，最土了，也不会打扮。出生在山东胶东地区的贫农家庭，从小很苦，后来到了东北，在四野的时候和何英结婚了。到了外边也不会打扮，文化水平也不是很高，顶多穿个旗袍，参加宴会的时候戴根项链，仅此而已。什么“珠光宝气”啊?当外交官总不能穿得破破烂烂吧。
这封信毛主席亲自批示后退给了陈毅。毛主席认为“写得很好”，还批了一句：“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电报发过来，这下就把火给点起来了。一些干部原来对何英有些意见，他们就和群众联合起来造反，逼着何英说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他检讨。何英被逼无奈，只能左一次检讨右一次检讨。
除了何英之外，我就是被整的第二号人物了。我当时是一等秘书，又是政治助理员。使馆有地位比我高的，觉得何英重用我了，就联合“造反派”批我。我觉得不公道，所以我就抵触，不检讨。我说我要回去向部里领导说明情况。接着1967年初就把我们调回去参加运动。当时回来的时候还抱着这么一个心态：我要向组织上把问题说清楚。但是到了广州，报上就宣传“一月革命”、“上海人民公社”了。我越看越不对劲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党的组织不要了?回到北京一看，你要向部领导讲明情况，部领导除了少数几个，一个一个也在检讨，都是被打倒的对象。各个单位和各个使馆的造反战斗队都已经形成了，我们只好挨批，没有喘息的机会，也没有说理的地方。有关我的大字报上也打叉，拉上我陪斗。我们那个使馆就我们两个人被斗，其他的领导支持“造反派”了，被结合了。很别扭，我们几次检讨都通不过。几次想摆脱，不成功，却被捆得更紧。
1968年底左右，我以“戴罪之身”被下放江西上高县的外交部“五七干校”。当时我的家还在王府井北边的八面槽的一个小杂院里。我准备到了江西就不回来了，当一辈子农民。当时年纪还不算太大，40余岁的样子。
过了两年，大概是1970年底，忽然接到调令，让我回去。当时听说部里有还在工作的老同志对我比较欣赏，说此人不应该埋没在农田里。我不清楚是哪一位的建议。开始的时候战斗队还不同意放人，说此人还没有改造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不积极，读古书，看小猪。我有时候没事干就看猪圈里生下来的小猪崽子吃奶，一坐就是半天，很有兴趣。他们就说我读古书，看小猪，不读书。“不读书”是指不读毛主席的书。
这个时候，英国路透社驻印度分社的原首席记者纳维尔·马克斯韦尔到牛津大学教书，写了一本《印度对华战争》的书。他在印度期间读了大量档案，书中说明当年中印边境的挑衅是印度方面的不对，他们用“前进政策”，怎么样一步步在西藏蚕食中国的领土，都写得很详细。周总理听说了，认为这个很重要，要给中央的一些负责同志看，要内部发行，就得组织一部分人翻译。就借这个名义，把我给“借调”回来了。那是1970年底1971年初的事。
我们在外交部找了一间房子开始工作。当时这个小组搞了一个临时支部，让我当支部书记。小组行政工作让柯柏年负责。柯柏年是最早的美澳司司长。还有龚普生、吴景荣、田进以及韩叙的夫人葛绮云。葛绮云的字写得很好，就请她帮忙抄稿子。大家分头翻译，然后交给我审阅和定稿。因为我跟随周总理访问印度的时候，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原委比较熟悉，翻译这本书自然就比较方便了。大概半年左右时间就把这本书翻译出来了，因为是6个人一起，就署名“陆仁”，在内部发行了。
1971年7月，在基辛格访华前夕，基辛格在哈佛大学的一个朋友、澳大利亚工党的一个顾问罗斯·特里尔要访华。当时外交部非常重视，觉得可以通过他了解美国的政情，同时可以了解基辛格的一些情况，于是特别派我和新闻司的一个处长，还有一个翻译接待他。我们三个人陪罗斯·特里尔参观访问。一天，我们乘车从西安到延安，路上下雨了，道路塌方，我就下车清理石头。特里尔也下车来帮忙。可是在另外一辆汽车上的某国外交官就坐在车里，袖手旁观。路上，他也试探我们对“文革”的态度，我也不好直说，就用一些古诗词给他作一些暗示。他后来在书中描写到我时这样说：“此人是一个身材高大、性情克制、具有中国传统学者风范的官员。他临危不惧的冷静态度，随时可以引述古典诗词的记忆力，以及无法给予我正确答案时，仍然极力避免说谎话。有时会用隐喻，古诗或其他中国式的间接手法，透露一点真相。”他隐隐约约看出了我对“文革”的不满。他回去写了一本书《八亿人口：真实的中国》。这本书在美国很畅销，因为美国当时还没有一个人深入中国内地了解中国“文革”时期的状况。
罗斯·特里尔还没走，基辛格就来了。我们到南京的时候，澳大利亚工党的代表团正好也在那里。工党主席惠特拉姆是团长，他正巧要参加下一届的竞选，听到我们新华社的广播，知道了基辛格秘密访华这个消息，全团欢欣鼓舞。为什么呢?连基辛格都来了，说明他们来对了，下次大选他们肯定有希望。我们一起坐火车，连夜到上海。他们都不睡觉，喝啤酒，一杯接着一杯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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