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风的《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做到了以一种难得的干净、整饬而又明晰的文风，曲径通幽，从传统“小学”的语言文字所涉范畴着眼，由“文字”而“文章”、而“文体”、而“文运”，构建出一个庞大而又细密的文学史景观，堪称是近代文学研究的补天之作。
　　这本书由若干篇论文组成，其写作时间前后跨了将近二十年，不止是十年磨一剑。其中《为什么要有“近代文学”》一文，代表了作者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通盘看法。通过对“文学”、“新文学”和“现代文学”等基本概念的追根溯源、条分缕析，王风令人信服地指出了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理论困境与同时所蕴含的广阔空间：
　　在经过“资源重组”的古代文学和具有“自足传统”的现代文学之间，有这么一个所谓近代文学，难以被“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叙述框架兼容，仅从这一点看，它有成为独立学术分支的理由。但另一方面，由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叙述策略相距甚远，“近代文学”处于两个远比自身强大得多的学术传统之间，既无法对二者的关系作出合理解释，更不可能从这一领域的思考出发，影响并改变相邻学科的学术路向，这是近代文学研究长期无法取得根本性进展的直接原因。
　　近代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史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给研究者提供的广度是足够的，旧有文体的整合、新兴书面语的崛起，以及文学史的建构，乃至“文学”被作为概念和观念，无不出现在那时，而同时存在的多种可能性作为埋没的资源，可以为我们反思现实提供依据。这些特质使得近代文学完全有可能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区别开来，说得更明确点，有成为独立学术分支的基础，而一旦出现独有的研究思路，上引下联，将影响我们对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看法。
　　王风所谓“独有的研究思路”，迥异于以往各种宏大叙事的研究格局，也不同于任何形式的流派研究或文本细读，而是转而追溯细致、多元、富有深度的“局部空间”，试图寻找能够重新思考“中国文学”，并足以质疑整部文学史的出发点。
　　这样一个非常独特又极具挑战性的思路，大致导源于他对刘师培、章太炎、王国维等人文学观的形成与转变的研究。《刘师培文学观的学术资源与论争背景》是这部论文集中最早问世的一篇。此文从辨析刘师培与章太炎关于“文言”、“质言”的学术论争入手，上溯十九世纪在汉宋、骈散之争背景下阮元的立论，中经刘师培与章太炎从“小学”入手，构建各自庞大而严密的不同文学史观，最后落实在周氏兄弟关于魏晋文章、新文学源流的论述，论述之清晰，眼光之独到，显示出深厚的学术功力。
　　纵观本书，可以发现作者极为注重书写语言问题。书写语言并非语言学领域工作的重心，而同时也为文学研究领域所忽视，但其实极为重要。因而他留意到清末民初的“国语运动”。所谓“国语运动”，据王风所言有广狭两种界定：广义的国语运动可以从晚清拼音化运动算起，一直延续到二十年代国语罗马字、三十年代大众语和拉丁化甚至更晚。此以黎锦熙的 《国语运动史纲》 为代表。狭义所指，则从“国语研究会”始，至国语罗马字运动之前，由当时教育部中人士发动，并组织广泛的同盟，有一系列明确的目标，到二十年代初获得全面成功。
　　“国语研究会”成立之时，正是《新青年》以《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发起“文学革命”的一九一七年。二者之间的关系，在王风笔下，从最初的各行其是，到开始发生联系，到以标举“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为标志，二者合流。在双方的配合下，才有了后来白话对文言的全面替代：
　　二十年代初，国语运动的成功，为白话文争得至关重要的初步的合法地位，使它成为正式书写语言的候选人;然后由新文学不断丰富锻造，到共和国时代，终于依靠政权力量彻底取代了文言。（《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
　　论文不仅能发人所未发，将这个过程叙述得清晰完整，胜义纷呈，而且还颇觉跌宕起伏。艰辛的考证被融入环环相扣的描述、引征和点评，其强大的逻辑性和强烈的真实感，将一个相当艰深的学术问题论述得引人入胜。
　　与“国语运动”相关联，作者还上溯晚清拼音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在纷繁复杂如一团乱麻般的晚清历史语境中，王风以一种难得的冷静和细密抽丝剥茧，因难见巧，以“辨名正词”的“正名”功夫，将晚清拼音化运动、白话文运动的来龙去脉及与国语运动的关系，梳理得清晰而又确凿。正如他自己说的：“事实只有经过描述才能成为历史，而描述必须依赖一定的逻辑。”这个逻辑，由独特的研究思路和详实的史料征引所决定。虽然你很清楚这也只是建构历史的一家之言，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在一个“局部空间”中，他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理清楚了。这种建构能力以及不足两万字的论文背后海量的资料阅读（且不论所涉领域的深度），使得读者除了洗耳恭听之外，无论是想要对话，还是攻错，都相当地困难。
　　王风的论文写作，极其另类。两万字以内的长文，没有小标题，多数也不设章节，围绕问题，从头至尾，一气贯注，全以文章内在的逻辑推进，冥搜孤往，排难决疑。“文气”之强，为论文写作所罕见。这种写作形式的难度和挑战性有目共睹，王风不选择趋易避难，而是迎难而上，背后应是他强大的自信和“做第一流”的自我期许。
　　循此独特的研究思路和写作模式，王风由拼音、国语、文字问题推展到文体研究，其《近代报刊评论与五四文学性论说文》一章，远溯近代报刊之初，从王韬、郑观应，到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到陈冷血、包天笑、章士钊，再到《新青年》时期的周氏兄弟，令人信服地推证了从梁启超的“自由书”到鲁迅的“随感录”，论说性报刊文体在近现代之间的转折与演化：
　　近代报刊文体兴起以来，论说文经历了相当复杂的过程，先是，传统的著作之文被移到报章上，亦即王韬、郑观应时期;至甲午战后，梁启超崛起，他的论说文汲取资源至广，将著作之文演化为报章之文，余力所及，为“自由书”，这种“短论”将“论说”个人化了，但终于并未产生影响，更没有成为现代散文的资源—此为“论”之演变。与此同时，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日益多元化和分野，“短评”开始作为依附于新闻的评论兴起，逐渐发展出独立的“时评”和“闲评”两种体式—亦即“评”之系列。到“随感录”时期，鲁迅扭转了此类文体中新闻与评论的关系，确立了议论的主体性，由此在报章论说文的广泛背景下开始催生先被称为“杂感”，后被称为“杂文”的现代论说文体。（《近代报刊评论与五四文学性论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