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邬吉成,1927年出生于山西省神池县,1938年2月参加革命。曾担任毛泽东主席的随身警卫,中央警卫处副处长兼中央警卫团副团长、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司令部副参谋长、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并长期从事外宾警卫工作,曾多次为来华访问的外国元首、政府首脑担任卫士长。
2006年12月25日23时26分,邬吉成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逝世,至今已经四年。四年来我曾经多次想起他,想起与他的那些交往,并总想为他写点纪念性的文字。可每当落笔之时,我的眼前就会闪现他那个熟悉、挺拔的身影,耳边就会响起他那亲切、响亮的声音:“刘儿,你怎么不来家里玩啊,刘儿……”每忆及此,我手中的笔就再也无法继续,只能放下,而这笔一放就是四年。
最近,因为要查询一个资料,我又一次打开了邬爷爷亲笔签名赠我的回忆录《红色警卫》。看着他那熟悉的签名,禁不住追忆起他和我的那几次长谈,历史的一幕幕再现眼前。
初见领袖不相识
1945年的春天,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中央保卫部门决定从晋绥军区各部队抽调一批军事过硬、政治可靠的人员,补充和加强会议的警卫力量。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延安的。
从兴县蔡家崖出发,由黑峪口过黄河,经过米脂、绥德、清涧、延川,一路辗转,我们终于到了延安。走过大、小砭沟,我们来到了中央警备团团部所在地——侯家沟。当时中央警备团的团长兼政委是吴烈,副团长是王金,参谋长是刘辉山,张廷祯是政治部主任。在招待所住了两三天之后,政治部副主任张耀祠来给我们讲话。随后,我和其他几位同志被分配到一营一连(手枪连)。
来到一连后,我被分配在二排。我的第一班哨,就是在周恩来家院外当警卫。在延安时期,大家都尊称周恩来为周副主席。而我由于之前一直是在前方基层工作,当时也只是知道党中央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很少听说有关周副主席的事,更别说亲眼见到他了。
周副主席家的院子外面有一口水井,井台上装有辘轳。我第一次站岗时,站了一阵儿,感觉有些困意,就靠在了辘轳旁。这时候,周副主席回来了。
他当时并没有像其他首长一样穿粗布制服,而是穿了件根据地不多见的皮夹克。他步子走得很快,后面跟着两个挎手枪的卫士。我当时很犹豫,不知道要不要拦住他。按规定不认识的人应该先拦住询问一下,可万一他就是住在这里的周副主席呢?最终,我还是没有拦住他。这使得我的心里就一直在犯嘀咕。
下岗后,我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班长石玉玺。石玉玺说:“那就是周副主席,你怎么连周副主席都不认识?”他随后又讲了一些关于周副主席的故事。从那以后,我就认识了周副主席,并因为第一次站岗就犯了迷糊,提心吊胆了半天,所以印象特别深刻。我万万没有料到,几十年之后,在周副主席最后弥留之际,他提出想见的一个人,竟然会是我。
中共七大召开期间,我作为一名普通的警卫人员,只知道这次会议是一个重要会议。至于会议的有关内容,也是通过后来的学习才知道的。具体到我们个人身上的感觉,就是警卫任务量增加了,既要为会议会场做保卫工作,又要继续承担原来在首长家门口站岗的任务。
我们连队主要是负责大会会场和各种晚会的核心警卫任务。此外,还承担了大礼堂各大门的入场证件检验、防空洞的检查维护、杨家岭和延河桥的警卫任务等。一天上午,我正在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外面值勤。这时,一辆首长乘坐的小车从枣园那边经延河大桥开了过来。
那种小车样子比较特殊,有点像现在的工具车。后来我才得知它是抗战期间由海外华侨捐赠的。车子两边的门下面有踏板,警卫人员站在踏板上,威风凛凛。在以往我还没见过这种阵势,所以当时觉得很新鲜,并由此判断是首长来了。
之前我虽然从得过的奖章上看到过毛主席的像,但那只是个很小的头像,和真人有很大差别,并且看不出个头高低。那辆车子在我面前不远处停下后,一位身材高大的人从车子里面走了出来,警卫人员护卫在他身边。班长告诉我,他就是毛主席。
领导人在枣园
进入1946年后,内战的迹象越来越明显,部队已经开始为打仗做准备了。当我从劳山返回连队时,连队已经转移到枣园,开始执行保卫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以及苏联设在枣园西山上的与莫斯科联络的电台安全的任务。
在枣园,毛主席住的窑洞外有院墙。与他的小院紧挨着的东边,是朱总司令的小院。当时只有毛主席和朱老总有单独的警卫班,负责他们院子里面的警卫。我们则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首长的院子外面站岗,负责外围警戒。
在毛主席住所下面,从西往东,有一排共九眼窑洞,西头第一家便是任弼时的办公室兼宿舍。任弼时整天都很忙碌,休息时的娱乐也就是找彭老总下两盘象棋。他若是一躺下睡着了,就会鼾声大作。在这种时候,值勤的哨兵,不仅要注意他的安全,还要注意保持安静,不能影响了他的休息。
中间三眼窑洞,是刘少奇的办公室兼宿舍。我在他院外站了几次岗,发现他有个习惯——每天晚上都在窑洞外面转悠。我推想这大概是在散步,可是他的步履挺快,不像一般人散步都是悠缓地迈着方步。而且刘少奇在转悠时,总是目不旁顾,从来不和哨兵交谈。
最东面是彭老总的办公室兼宿舍。彭老总常常办公到很晚才会休息,并且在办公的过程中,他总是习惯于隔一段时间就出窑洞外溜达溜达,小事休憩。碰到哨兵,他总是会问一下“现在几点钟啦?”遇到公务不是很急的时候,他也会只身出来溜达,顺便和哨兵拉拉家常。
撤离延安
1947年2月,毛主席搬到了王家坪,朱总司令则搬到了距警备团团部不远的侯家沟。侯家沟目标小,比较安全,我所在的班被派到这里担任朱老总的警卫。3月10日,朱总司令离开延安奔赴瓦窑堡,我们班没有跟着走,仍住在原地等待命令。同一天前往瓦窑堡的,还有刘少奇、任弼时、叶剑英等首长。
第二天早晨,我们正在吃早饭,突然响起空袭警报。很多人都跑到窑洞外面去看。过了一阵子,在东南方向的上空出现了一队队的飞机,随后又传来一阵阵的爆炸声。接着,我们团里的重机枪也开始对空射击。
那天的轰炸,从早晨7时到下午4时,断断续续持续了9个小时。敌机对延安飞机场、延安旧城、边区政府、八路军大礼堂、中央党校、中央医院等处,实施了比较密集的轰炸,投下了数以千计的重磅炸弹和凝固汽油弹。看着四处扬起的硝烟,人们都感到:国民党挑起的战争,开始降临到延安了,这里马上就要成为前线,已经没有什么后方了。
从3月11日到18日,敌机对延安的狂轰滥炸接连不断。后来人们才知道,蒋介石把他空军三分之二的轰炸机都投入到对延安的轰炸中来了。
我们班回到王家坪时,毛主席、周副主席还都住在那里。在王家坪桃园处挖有防空洞,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住在防空洞的一北一南。敌机轰炸延安的那几天,他们就在防空洞里办公、休息。洞里比较宽敞,还备了马灯、凳子、行军床。
1947年3月18日的傍晚,延安已成一座空城。中央各机关、边区政府、驻防部队、后勤机关人员及家属,包括幼儿园的保育人员和孩子,都已经撤走了。可毛主席还没撤,因为他曾经说过,他要最后一个离开延安。后来,他又突发奇想,说是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什么样子。据说经彭总一再催促,说“胡宗南的兵有什么好看的?让部队替你看!一分钟也不能呆了!”这才硬把毛主席推上了车。
难忘的转战
毛主席、周副主席、彭老总以及被毛主席、周副主席召来谈话的第二纵队司令员王震等是最后走的。毛主席、江青和警卫排长阎长林及几个警卫,坐一辆吉普车;周副主席和他的几个警卫,坐另一辆吉普车。我所在的班,成为保卫毛主席的两个班之一。我们乘坐一辆美国造的中型吉普车,一辆带拖斗的小吉普车紧随后面。
我们的车队经过了延安飞机场。备战期间,为了不让敌人的飞机在这里降落,机场的跑道已经全部被破坏,挖得坑坑洼洼的。此刻,我们乘坐吉普车走到这里,人被颠得就像筛煤球似的。副班长郭玉占因为坐在车斗最后面,一下从车里颠了出去。我们赶快叫停车,他才又爬了上来。到三十里堡后,周副主席吩咐队伍停下来,进行轻装精简。总部机关撤退时,有些人把一些办公用的桌子、椅子也带上了。周副主席说:“带这些东西干什么,哪还能用得着?今后就得在膝盖上办公啦。”说着,他还拍了拍自己的膝盖。
经过一阵急行军,我们在一个叫刘家渠的小村子宿营,它在现今延川县永坪镇的西南。这是个不足百户的小村子,比较隐蔽。全体人员都到村里歇息,车子放在村外。
第二天下午4时左右,有一架国民党的飞机从村子上空经过。毛主席和我们乘坐的车子,都用地里堆放的高粱垛子做了伪装。可是不知道是哪辆车没伪装好,大概是玻璃没盖严,太阳光射在上面有反光,被国民党飞机发现了,便飞来飞去向汽车俯冲扫射。
在村子里的指战员听到扫射声,就出窑洞支起枪要射击。周副主席连忙制止说:“不能开枪,否则就暴露目标了。都回到窑洞里去!”果然,敌机扫射了一阵子后,见没什么动静,就飞走了。
到了夜晚,我们才又开始行动。行动时保卫人员没有再乘车,而是步行。我听说毛主席乘坐的那辆吉普车,前面的挡风玻璃被打穿了。里面的座位上也有子弹孔。也许,反光的玻璃,就是毛主席这辆吉普车上的。毛主席看见挡风玻璃上的弹眼,风趣地说:“这也不错嘛,给我添了一朵花。”
4月中旬,我们随前委到了三边的王家湾。连里抽调了身体条件好、作战经验丰富的十几个人组成一个班,从毛主席的警卫班接过六七支苏造小转盘冲锋枪,又配备了4支德式手提式冲锋枪,担负跟随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的警卫任务。我被选中了,班长由杜林森担任。
见证领袖战友情
因为跟在毛主席等中央首长身边,我们看到了领袖们之间相互关心体贴的情景,亲眼见证了领袖之间深深的战友情谊。
那是在小河村的时候,毛主席、周副主席和任弼时住在一个小院。院内是三眼相通的窑洞,毛主席住一头,周副主席住一头,任弼时住中间。任弼时睡着了鼾声如雷,经常影响毛主席休息,毛主席就只好起身在院子里面溜达。有一次恰好被周副主席发现了,他就想过去推醒任弼时,可毛主席示意他不要惊醒任弼时,让他好好睡一觉。我们这些警卫战士知道后都特别感动。
转战陕北的那段日子,生活异常艰苦。有时没有粮食接济,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就和全体指战员一起嚼喂牲口的黑豆。此外还经常碰到军情危急的情况:像在白龙庙渡葭芦河时,因为头天夜里骤降暴雨,引发山洪,队伍到河边才发现无法过渡,而后面胡宗南的数万大军,离我们几百人的队伍已不足20华里;另外有一次在田赐湾,我们手枪连守卫在前山,胡宗南的敌军几乎开进到我们的眼皮子底下。
尽管艰难危险,但我们从未感到过消沉,更不曾产生过失望。因为有毛主席在,有毛主席运筹帷幄,部队就会无往而不胜。
护送总司令去华野
1948年3月23日,中央前委机关和部队从吴堡县川口村南的螅蜊峪渡过黄河。毛主席等首长过了河,进入原后委驻地后,就乘车先走了,跟随警卫的任务改由骑兵连担负。我们连以每天80华里的速度徒步行军,在后面跟着。
从神池继续东行,经宁武、阳方口入雁门关,走代县、五台,毛主席一行前往河北省阜平县,我们则直奔河北省建屏县的西柏坡,和毛主席等前委首长暂时分离。在毛主席等前委首长尚未到达西柏坡期间,一连又挑选了七八名精干的警卫战士,组成了一个小分队,护卫朱老总去华东野战军,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朱老总、秘书、机要人员和我们加在一起十二三人,分乘三辆美式吉普,外带一辆拉辎重的四轮大卡车,途经石家庄、邯郸等城镇。到达华东野战军一兵团的司令部所在地后,朱老总就不断地与华东野战军的首长们交谈,并连续召开了几个范围不同的会议。为了防止敌人袭扰,会议都是在夜晚掌灯举行的。在这里,朱老总作了著名的《目前形势和军队建设问题》的报告。
在西柏坡,警卫班子进行了新的调整,并成立了警卫处,由汪东兴任处长。中央的五位书记,每人都配一个警卫班,合称警卫排,排长由阎长林担任。我被调到了毛主席的警卫班,班里有十五六个人。班长是张瑞岐、武象廷,现在还能记得名字的有杨占竟、李凤华、金悟森、孙勇、王振海、王全喜、张保金、安科兴、张希真,还有一位只记得姓卜。除了我们这些武装警卫外,毛主席身边还有几个生活卫士,如李银桥、马武义等,负责毛主席的饮食起居。
警卫生涯未了情
随着全国战场形势的有利发展,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已成定局。如何提高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以利于政权的接管工作,便提上了日程。中央直属机关成立了业余文化学校,并专门从各部门抽调了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员担任语文、数学教员。学员分高、中、低三个班,每周上三次课,学习语文、数学和一些自然地理常识。
1949年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议一结束,中共中央各机关部门就开始了进京的准备。在这之前,我离开了毛主席的警卫班,调到中央警备团团部工作。
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和中央机关由西柏坡向北平进发,毛主席住香山双清别墅。4月初,在研究北平布防的“西郊治安会议”上,我被任命为副连长。新扩编的五团被调到北平地区担任警卫任务,我所在的二营则主要负责玉泉路到石景山一线的警卫。开国大典后不久,我到师教导队学习,结业后领导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到地方还是留部队,我表示愿意留部队。就这样,我从参加革命到离休,在部队和公安系统干了大半生的警卫工作。
回顾自己的大半生,不论是当司号员还是当战斗员,不论是从延安的核心警卫还是到北京的中央警卫团,我觉得我都没有辜负党和历史赋予的使命,也没有什么抱憾和戚怨,只感到幸福和骄傲。
说到这,老人家回头深情地望了望墙上华国锋同志书赠的四个大字:“贵在忠诚”。
邬爷爷整个警卫生涯是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也是忠诚于信仰的。“贵在忠诚”这四个大字就是对他警卫生涯最好的评价和最高的奖励。○
题图 邬吉成和作者在一起
责任编辑 万 强
2006年12月25日23时26分,邬吉成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逝世,至今已经四年。四年来我曾经多次想起他,想起与他的那些交往,并总想为他写点纪念性的文字。可每当落笔之时,我的眼前就会闪现他那个熟悉、挺拔的身影,耳边就会响起他那亲切、响亮的声音:“刘儿,你怎么不来家里玩啊,刘儿……”每忆及此,我手中的笔就再也无法继续,只能放下,而这笔一放就是四年。
最近,因为要查询一个资料,我又一次打开了邬爷爷亲笔签名赠我的回忆录《红色警卫》。看着他那熟悉的签名,禁不住追忆起他和我的那几次长谈,历史的一幕幕再现眼前。
初见领袖不相识
1945年的春天,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中央保卫部门决定从晋绥军区各部队抽调一批军事过硬、政治可靠的人员,补充和加强会议的警卫力量。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延安的。
从兴县蔡家崖出发,由黑峪口过黄河,经过米脂、绥德、清涧、延川,一路辗转,我们终于到了延安。走过大、小砭沟,我们来到了中央警备团团部所在地——侯家沟。当时中央警备团的团长兼政委是吴烈,副团长是王金,参谋长是刘辉山,张廷祯是政治部主任。在招待所住了两三天之后,政治部副主任张耀祠来给我们讲话。随后,我和其他几位同志被分配到一营一连(手枪连)。
来到一连后,我被分配在二排。我的第一班哨,就是在周恩来家院外当警卫。在延安时期,大家都尊称周恩来为周副主席。而我由于之前一直是在前方基层工作,当时也只是知道党中央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很少听说有关周副主席的事,更别说亲眼见到他了。
周副主席家的院子外面有一口水井,井台上装有辘轳。我第一次站岗时,站了一阵儿,感觉有些困意,就靠在了辘轳旁。这时候,周副主席回来了。
他当时并没有像其他首长一样穿粗布制服,而是穿了件根据地不多见的皮夹克。他步子走得很快,后面跟着两个挎手枪的卫士。我当时很犹豫,不知道要不要拦住他。按规定不认识的人应该先拦住询问一下,可万一他就是住在这里的周副主席呢?最终,我还是没有拦住他。这使得我的心里就一直在犯嘀咕。
下岗后,我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班长石玉玺。石玉玺说:“那就是周副主席,你怎么连周副主席都不认识?”他随后又讲了一些关于周副主席的故事。从那以后,我就认识了周副主席,并因为第一次站岗就犯了迷糊,提心吊胆了半天,所以印象特别深刻。我万万没有料到,几十年之后,在周副主席最后弥留之际,他提出想见的一个人,竟然会是我。
中共七大召开期间,我作为一名普通的警卫人员,只知道这次会议是一个重要会议。至于会议的有关内容,也是通过后来的学习才知道的。具体到我们个人身上的感觉,就是警卫任务量增加了,既要为会议会场做保卫工作,又要继续承担原来在首长家门口站岗的任务。
我们连队主要是负责大会会场和各种晚会的核心警卫任务。此外,还承担了大礼堂各大门的入场证件检验、防空洞的检查维护、杨家岭和延河桥的警卫任务等。一天上午,我正在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外面值勤。这时,一辆首长乘坐的小车从枣园那边经延河大桥开了过来。
那种小车样子比较特殊,有点像现在的工具车。后来我才得知它是抗战期间由海外华侨捐赠的。车子两边的门下面有踏板,警卫人员站在踏板上,威风凛凛。在以往我还没见过这种阵势,所以当时觉得很新鲜,并由此判断是首长来了。
之前我虽然从得过的奖章上看到过毛主席的像,但那只是个很小的头像,和真人有很大差别,并且看不出个头高低。那辆车子在我面前不远处停下后,一位身材高大的人从车子里面走了出来,警卫人员护卫在他身边。班长告诉我,他就是毛主席。
领导人在枣园
进入1946年后,内战的迹象越来越明显,部队已经开始为打仗做准备了。当我从劳山返回连队时,连队已经转移到枣园,开始执行保卫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以及苏联设在枣园西山上的与莫斯科联络的电台安全的任务。
在枣园,毛主席住的窑洞外有院墙。与他的小院紧挨着的东边,是朱总司令的小院。当时只有毛主席和朱老总有单独的警卫班,负责他们院子里面的警卫。我们则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首长的院子外面站岗,负责外围警戒。
在毛主席住所下面,从西往东,有一排共九眼窑洞,西头第一家便是任弼时的办公室兼宿舍。任弼时整天都很忙碌,休息时的娱乐也就是找彭老总下两盘象棋。他若是一躺下睡着了,就会鼾声大作。在这种时候,值勤的哨兵,不仅要注意他的安全,还要注意保持安静,不能影响了他的休息。
中间三眼窑洞,是刘少奇的办公室兼宿舍。我在他院外站了几次岗,发现他有个习惯——每天晚上都在窑洞外面转悠。我推想这大概是在散步,可是他的步履挺快,不像一般人散步都是悠缓地迈着方步。而且刘少奇在转悠时,总是目不旁顾,从来不和哨兵交谈。
最东面是彭老总的办公室兼宿舍。彭老总常常办公到很晚才会休息,并且在办公的过程中,他总是习惯于隔一段时间就出窑洞外溜达溜达,小事休憩。碰到哨兵,他总是会问一下“现在几点钟啦?”遇到公务不是很急的时候,他也会只身出来溜达,顺便和哨兵拉拉家常。
撤离延安
1947年2月,毛主席搬到了王家坪,朱总司令则搬到了距警备团团部不远的侯家沟。侯家沟目标小,比较安全,我所在的班被派到这里担任朱老总的警卫。3月10日,朱总司令离开延安奔赴瓦窑堡,我们班没有跟着走,仍住在原地等待命令。同一天前往瓦窑堡的,还有刘少奇、任弼时、叶剑英等首长。
第二天早晨,我们正在吃早饭,突然响起空袭警报。很多人都跑到窑洞外面去看。过了一阵子,在东南方向的上空出现了一队队的飞机,随后又传来一阵阵的爆炸声。接着,我们团里的重机枪也开始对空射击。
那天的轰炸,从早晨7时到下午4时,断断续续持续了9个小时。敌机对延安飞机场、延安旧城、边区政府、八路军大礼堂、中央党校、中央医院等处,实施了比较密集的轰炸,投下了数以千计的重磅炸弹和凝固汽油弹。看着四处扬起的硝烟,人们都感到:国民党挑起的战争,开始降临到延安了,这里马上就要成为前线,已经没有什么后方了。
从3月11日到18日,敌机对延安的狂轰滥炸接连不断。后来人们才知道,蒋介石把他空军三分之二的轰炸机都投入到对延安的轰炸中来了。
我们班回到王家坪时,毛主席、周副主席还都住在那里。在王家坪桃园处挖有防空洞,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住在防空洞的一北一南。敌机轰炸延安的那几天,他们就在防空洞里办公、休息。洞里比较宽敞,还备了马灯、凳子、行军床。
1947年3月18日的傍晚,延安已成一座空城。中央各机关、边区政府、驻防部队、后勤机关人员及家属,包括幼儿园的保育人员和孩子,都已经撤走了。可毛主席还没撤,因为他曾经说过,他要最后一个离开延安。后来,他又突发奇想,说是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什么样子。据说经彭总一再催促,说“胡宗南的兵有什么好看的?让部队替你看!一分钟也不能呆了!”这才硬把毛主席推上了车。
难忘的转战
毛主席、周副主席、彭老总以及被毛主席、周副主席召来谈话的第二纵队司令员王震等是最后走的。毛主席、江青和警卫排长阎长林及几个警卫,坐一辆吉普车;周副主席和他的几个警卫,坐另一辆吉普车。我所在的班,成为保卫毛主席的两个班之一。我们乘坐一辆美国造的中型吉普车,一辆带拖斗的小吉普车紧随后面。
我们的车队经过了延安飞机场。备战期间,为了不让敌人的飞机在这里降落,机场的跑道已经全部被破坏,挖得坑坑洼洼的。此刻,我们乘坐吉普车走到这里,人被颠得就像筛煤球似的。副班长郭玉占因为坐在车斗最后面,一下从车里颠了出去。我们赶快叫停车,他才又爬了上来。到三十里堡后,周副主席吩咐队伍停下来,进行轻装精简。总部机关撤退时,有些人把一些办公用的桌子、椅子也带上了。周副主席说:“带这些东西干什么,哪还能用得着?今后就得在膝盖上办公啦。”说着,他还拍了拍自己的膝盖。
经过一阵急行军,我们在一个叫刘家渠的小村子宿营,它在现今延川县永坪镇的西南。这是个不足百户的小村子,比较隐蔽。全体人员都到村里歇息,车子放在村外。
第二天下午4时左右,有一架国民党的飞机从村子上空经过。毛主席和我们乘坐的车子,都用地里堆放的高粱垛子做了伪装。可是不知道是哪辆车没伪装好,大概是玻璃没盖严,太阳光射在上面有反光,被国民党飞机发现了,便飞来飞去向汽车俯冲扫射。
在村子里的指战员听到扫射声,就出窑洞支起枪要射击。周副主席连忙制止说:“不能开枪,否则就暴露目标了。都回到窑洞里去!”果然,敌机扫射了一阵子后,见没什么动静,就飞走了。
到了夜晚,我们才又开始行动。行动时保卫人员没有再乘车,而是步行。我听说毛主席乘坐的那辆吉普车,前面的挡风玻璃被打穿了。里面的座位上也有子弹孔。也许,反光的玻璃,就是毛主席这辆吉普车上的。毛主席看见挡风玻璃上的弹眼,风趣地说:“这也不错嘛,给我添了一朵花。”
4月中旬,我们随前委到了三边的王家湾。连里抽调了身体条件好、作战经验丰富的十几个人组成一个班,从毛主席的警卫班接过六七支苏造小转盘冲锋枪,又配备了4支德式手提式冲锋枪,担负跟随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的警卫任务。我被选中了,班长由杜林森担任。
见证领袖战友情
因为跟在毛主席等中央首长身边,我们看到了领袖们之间相互关心体贴的情景,亲眼见证了领袖之间深深的战友情谊。
那是在小河村的时候,毛主席、周副主席和任弼时住在一个小院。院内是三眼相通的窑洞,毛主席住一头,周副主席住一头,任弼时住中间。任弼时睡着了鼾声如雷,经常影响毛主席休息,毛主席就只好起身在院子里面溜达。有一次恰好被周副主席发现了,他就想过去推醒任弼时,可毛主席示意他不要惊醒任弼时,让他好好睡一觉。我们这些警卫战士知道后都特别感动。
转战陕北的那段日子,生活异常艰苦。有时没有粮食接济,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就和全体指战员一起嚼喂牲口的黑豆。此外还经常碰到军情危急的情况:像在白龙庙渡葭芦河时,因为头天夜里骤降暴雨,引发山洪,队伍到河边才发现无法过渡,而后面胡宗南的数万大军,离我们几百人的队伍已不足20华里;另外有一次在田赐湾,我们手枪连守卫在前山,胡宗南的敌军几乎开进到我们的眼皮子底下。
尽管艰难危险,但我们从未感到过消沉,更不曾产生过失望。因为有毛主席在,有毛主席运筹帷幄,部队就会无往而不胜。
护送总司令去华野
1948年3月23日,中央前委机关和部队从吴堡县川口村南的螅蜊峪渡过黄河。毛主席等首长过了河,进入原后委驻地后,就乘车先走了,跟随警卫的任务改由骑兵连担负。我们连以每天80华里的速度徒步行军,在后面跟着。
从神池继续东行,经宁武、阳方口入雁门关,走代县、五台,毛主席一行前往河北省阜平县,我们则直奔河北省建屏县的西柏坡,和毛主席等前委首长暂时分离。在毛主席等前委首长尚未到达西柏坡期间,一连又挑选了七八名精干的警卫战士,组成了一个小分队,护卫朱老总去华东野战军,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朱老总、秘书、机要人员和我们加在一起十二三人,分乘三辆美式吉普,外带一辆拉辎重的四轮大卡车,途经石家庄、邯郸等城镇。到达华东野战军一兵团的司令部所在地后,朱老总就不断地与华东野战军的首长们交谈,并连续召开了几个范围不同的会议。为了防止敌人袭扰,会议都是在夜晚掌灯举行的。在这里,朱老总作了著名的《目前形势和军队建设问题》的报告。
在西柏坡,警卫班子进行了新的调整,并成立了警卫处,由汪东兴任处长。中央的五位书记,每人都配一个警卫班,合称警卫排,排长由阎长林担任。我被调到了毛主席的警卫班,班里有十五六个人。班长是张瑞岐、武象廷,现在还能记得名字的有杨占竟、李凤华、金悟森、孙勇、王振海、王全喜、张保金、安科兴、张希真,还有一位只记得姓卜。除了我们这些武装警卫外,毛主席身边还有几个生活卫士,如李银桥、马武义等,负责毛主席的饮食起居。
警卫生涯未了情
随着全国战场形势的有利发展,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已成定局。如何提高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以利于政权的接管工作,便提上了日程。中央直属机关成立了业余文化学校,并专门从各部门抽调了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员担任语文、数学教员。学员分高、中、低三个班,每周上三次课,学习语文、数学和一些自然地理常识。
1949年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议一结束,中共中央各机关部门就开始了进京的准备。在这之前,我离开了毛主席的警卫班,调到中央警备团团部工作。
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和中央机关由西柏坡向北平进发,毛主席住香山双清别墅。4月初,在研究北平布防的“西郊治安会议”上,我被任命为副连长。新扩编的五团被调到北平地区担任警卫任务,我所在的二营则主要负责玉泉路到石景山一线的警卫。开国大典后不久,我到师教导队学习,结业后领导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到地方还是留部队,我表示愿意留部队。就这样,我从参加革命到离休,在部队和公安系统干了大半生的警卫工作。
回顾自己的大半生,不论是当司号员还是当战斗员,不论是从延安的核心警卫还是到北京的中央警卫团,我觉得我都没有辜负党和历史赋予的使命,也没有什么抱憾和戚怨,只感到幸福和骄傲。
说到这,老人家回头深情地望了望墙上华国锋同志书赠的四个大字:“贵在忠诚”。
邬爷爷整个警卫生涯是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也是忠诚于信仰的。“贵在忠诚”这四个大字就是对他警卫生涯最好的评价和最高的奖励。○
题图 邬吉成和作者在一起
责任编辑 万 强